——讀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

中華民族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的農業經營，為悠悠五千年的東方農業大國奠定了夯實的物質基石。時至今日，“大國小農”也仍是我國最基本的國情。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農業經營戶20743萬戶，農業經營單位204萬個。在農業經營戶中，規模農業經營戶398萬戶。^[1]由此可見，在農業實現現代化轉型的今天，小農戶仍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的絕對主體。

一、“農民的終結”

“在19世紀，較之工業的高速發展，農業的緩慢發展可以給人一種安全穩定、千年平衡的印象。與工業的狂熱相對照，農民的明哲適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業吸引著所有的能量，但鄉村始終哺育著恬靜美滿、安全永恒的田園牧歌式夢幻。”^[2]正如孟德拉斯所言：“農業作為特殊的經濟類別，有它的約束、它的風險、它的勞動力條件和它與其他職業所不同的特殊需求。因為人們極力想把農民當做勤雜工、無名公民、萬金油以及適合于什么都干的二流人物。因為人們拒絕承認農業職業的個性。”^[3]農民該何去何從，這一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深思。“工人認為自己的黃金時代在未來，而農民則認為自己的黃金時代在過去。想把自己的黃金時代建立在明天的年輕人還只是特例。”^[4]處在歷史的轉折期，廣大農民不僅面臨著自身的危機，更深受農村外部的嵌入性影響。“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長久以來，馬爾薩斯的憂慮首次重新變得如此現實。在所有的大陸，人口都比生存的必需品增長得更快。從全球來看，農業的生產過剩不再會是令人恐懼的了，食品的欠缺變得令人焦慮不安，只有工業社會的管理和生產技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5]

1、何謂“終結”

在本書中，孟德拉斯認為傳統意義上的自給自足的農民已經不存在了，“農民是即將消亡的群體”。^[6]目前在農村從事家庭經營的是以營利和參與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的現代農業經營者或生產者。“農業生產者既不是一些并列的自治小社會（如馬克思所說的‘一個布袋里的馬鈴薯’），也不是一個階級。他們僅僅是許多職業群體中的一個群體，但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自身的利益。他們是獨立的生產者，以生物材料作為勞動對象；他們分散在鄉村，與自然打交道；他們委托一些高層合作機構代行自己的一部分決策權。他們大概將會非常接近于某些統計理論上所說的‘中間群體’：這是一些新的中等階層，匯集了受薪的高級管理人員、自由職業者和某些商人。”^[7]因此，孟德拉斯在本書中所指的農民的終結，指的就是現代化過程中傳統小農大規模減少并轉變成現代農業經營者的過程。

另外，孟德拉斯還指出，農民的終結方式有兩種，一是農業人口的減少。“不管怎樣，目前的演變將會持續下去，農村中的農業勞動者將越來越少，因為農業就業人口比鄉村人口減少得更快。”^[8]二是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當然，在農民剛剛實現了他的最大抱負——成為自己的祖傳地產的主人的時候，宣告農民經營的死亡是令人悲痛的。但是，憑什么要迫使農業勞動者繼續生活在過時的生產結構中呢？這種結構使他們無法得到勞動分工的好處，注定要走向貧困。”^[9]因此，必須要進行生產方式的變革與生產結構的優化，才能擺脫貧窮。而這一革新，也就直接宣布的農民的終結，使農民變成現代農業經營者。“農業不再僅僅是一種生產的技術，也是對市場需求的一種適應。當農業勞動者不再把自己僅僅看做生產者，并開始考慮自己的生產銷路時，他的整個世界都改變了。”^[10]“當農業勞動者冒險做出現代化的抉擇、決定按市場的經濟規則辦事的時候，他們可以說是‘被卷入了’。他們產生了一些渴望和需求，并竭盡全力得到滿足。人們有了經營核算，掌握了從自己的農業顧問和各種組織那兒得到的經濟信息和技術信息，進而開始不斷地去謀求減輕勞動負擔的機器、提高產量的技術和價格更好的產品。”^[11]

2、為何終結

縱觀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發展歷程，農民的終結似乎是在歷史洪流裹挾下的的必然發展趨向，所不同只不過是伴隨著暴力革命還是和平變革的不同方式罷了。

（1）技術的進步

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的導論中曾經敏銳地指出：“經驗證明，技術在工業國家農業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其它地方快得多。法國或美國的農業生產增長1倍要比印度農業生產增長10％更為容易，蘇聯在半個世紀中取得了工業生產的巨大成就，但難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農業國家更缺少解決自己吃飯問題的能力，他們反而要向工業國家乞食。”^[12]那么，如何解決農業國家的吃飯問題？孟德拉斯給人們樹立了一個樣板，他說：“要想知道怎樣使全世界的農民進入工業文明，以便使他們能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和走向繁榮，難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國家已經完成飛躍的農民嗎？”^[13]

（2）制度的革新

先進的技術是萬能的嗎？是否只要有先進的技術就一定能直接提高農業生產率呢？答案恐怕不讓人樂觀。孟德拉斯認為，“一種技術，盡管十分先進，當它沒有被農業勞動者接受和使用時就不會有任何幫助。”^[14]那么，再進一步思考，如果依靠農民自組織是否一定能改變農業落后的情況呢？答案同樣不樂觀。“為什么幾個世紀以來，雖然在農村中有一些具有現代意識的杰出農業勞動者，但他們周圍的人卻視而不見，沒有模仿他們做出的榜樣”。^[15]因為，農村產業升級的創新和農業技術普及的“擴散”效應只有通過制度性的保障才能得以有效實現，而不是農民的個人行為。制度和習慣本身具有的歷史慣性使得現有的制度安排也很難將新產生的組織納入原有的體系之中，反而造成一定的混亂與失序，“所有這些多種兼業活動的形式只是整個社會的一種更為普遍的演化表現之一，即人們恰當地稱為地下經濟或未定形經濟的發育。它使所有的經濟學家感到憂慮，因為他們無法分析無法把握這種現象；它也使政府感到憂慮，因為它避開了政府的直接抽稅”。^[16]因此，必須要通過制度的革新才能將新的經濟形式納入到社會體系當中，這也體現了生產關系的變革必須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的原理。如：“應該制定一項包括許多特殊措施的政策，以便促進花費很多勞力的手工型高級生產。”^[17]

（3）對農民的判斷認識

“農民是一種存在，是對自我的一種整體的和靜態的規定，而其他的職業是人們獲得的和占有的‘所有物’。農民‘擁有的’或占有的東西是他的田地，他的繼承物，就像別的人‘擁有’職業，‘具有’一種才能。”^[18]“自然條件、技術習慣和現有的機構決定著農業勞動者對一切事物的觀察方式。”^[19]“沒有選擇是整個農民生活的特點，這在生活開始的時候特別明顯，因為農業勞動者的職業從來就不是選擇的。”^[20]正是因為當時整個社會都持“農民無用論”，在這種思維下的終結，幾乎都是等同于將已經垂死的農民和農村一并送入深掘的墳墓。

二、現實的映照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裹挾卷入工業化浪潮，隨之而開啟的還有城市化進程。鄉土中國開始瓦解，傳統的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戶經濟逐漸被削弱。根據2021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的數據顯示，全國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1991162人，占63.89%（2020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5.4%）；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9787562人，占36.11%。^[21]城鄉人口的急劇變化這標志著我國已邁入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發展階段。這種變化不是簡單的城鄉人口百分比的數值變化，它意味著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職業結構、消費需求、思想觀念等都將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革。在已邁入新發展階段的中國，小農戶動態地存在于一個更為廣義的生產關系里面，并納入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體系之中。

1、辯證的否定觀

正如1984年，當孟德拉斯的《農民的終結》一書再版時，作者在后記中沉痛地寫道，“這本書是一個文明的死亡證明書，這個文明在生存了10個世紀之后死去了。它是科學的診斷，而不是思辨的發問。20年之后，結局證明我是有道理的：在一代人的時間里，法國目睹了一個千年文明的消失，這個文明是它自身的組成部分”。^[22]當孟德拉斯寫下這段話時，他承認法國還存在一些為社會“提供著充裕的食品和引起反響的農業勞動者，雖然他們的數量僅為30年前的1/3。當然，鄉村居民始終是那么眾多，或幾乎是這樣，而且正像我們看到的，鄉村社會獲得了驚人的復興。但這兩者都不再是農民。”^[23]孟德拉斯認為，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否定觀告訴我們，辯證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過程，同時它又是事物發展的環節和聯系的環節是“揚棄”。“經過這樣的否定，它同時就獲得發展，每一種觀念和概念也是如此”。^[24]孟德拉斯在此書中恰恰缺乏這樣辯證地否定觀，他只一味地看到小農的短處，片面地進行否性。李培林先生在本書的譯者前言里一針見血地指出，“孟德拉斯所說的‘農民的終結’，并不是‘農業的終結’或‘鄉村生活的終結’，而是‘小農的終結’。在孟德拉斯看來，從‘小農’（paysan）到‘農業生產者’（agriculteur）或農場主（famier）的變遷，是一次巨大的社會革命。在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過程中，農民的絕對數量和人口比例都會大幅度減少，但農業的絕對產出量并不會因此大幅度減少，這是一些發達的工業大國同時也是農業產出大國的原因，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西班牙等。而且，無論社會怎樣發展，無論鄉村怎樣變化，農民不會無限地減少，作為基本生活必需品原料的生產供應者——農業的從業者——也不會消失。”^[25]重新審視小農的歷史地位與生命活力可以發現，中國小農雖然脆弱，但能夠在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中，特別是在各種壓力下表現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具有強大的生命力。^[26]“小農戶”的本質屬性是以家庭生產經營為基礎的生產力屬性。實踐證明，小農戶的減少或消失勢必直接導致鄉村的衰落，并不能促進鄉村振興，更不利于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鄉村振興具有總體性，鄉村振興戰略內含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傳承和保護優秀農耕文化、發揮鄉村和農業的獨特價值和多元功能、重塑鄉村治理關系以及改善農村生活方式等內容，而小農戶本身可以牽動豐富的自然社會關系，這與鄉村振興的基本內容具有高度的互嵌性。盡管小農性質發生變化，但小農依然保有與土地耕作、家庭關系、社會生活和獨特文化共構關系的多維特性，這些與鄉村生產關系的全面振興具有高度契合性。如果說空心化、規模化和逆城市化都不是鄉村振興的目標，鄉村振興的實現必然要伴隨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那么小農戶的現代化就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

2、土地所賦予小農戶的生計彈性

土地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中最重要的資本，不僅是農作物生產的自然資源，更是農民安身立命的社會資源，因此“所有的農業文明都賦予土地一種崇高的價值，從不把土地視為一種類似其他物品的財產。”^[27]“對農業勞動者來說，土地這個詞同時意味著他耕種的田地、幾代人以來養活著他全家的經營作物以及他所從事的職業。”^[28]“傳統的農業經濟使土地成為重要的資本和唯一可靠的財富。……土地的占有是社會等級制的基礎和聲望的標記。”“傳統的農業經濟使土地成為重要的資本和唯一可靠的財富。……土地的占有是社會等級制的基礎和聲望的標記。”^[29]在高度肯定土地在傳統農業生產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孟德拉斯作出預判，“長期來看，隨著技術的改進，土地將失去它所扮演的具有特殊地位的生產角色，重新成為土壤、空間面積、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農業將集中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和經濟位置最有利的地區。”^[30]時至今日，這一預判并無成真，土地依舊在鄉村振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國際經濟下行影響，一度有近3000萬農民工留鄉返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大局能夠保持穩定，沒有出什么亂子，關鍵是農民在老家還有塊地、有棟房，回去有地種、有飯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一個長期過程，農民在城里沒有徹底扎根之前，不要急著斷了他們在農村的后路，讓農民在城鄉間可進可退。這就是中國城鎮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們應對風險挑戰的回旋余地和特殊優勢。”^[31]可見，土地在當下依舊扮演著生產資源、社會保障的雙重角色。在以小農為主的傳統農業社會中，農事系統和鄉村社會關系都服務于家庭生計安全這一目標，在整體上呈現出明顯的農本特征。工業化、現代化所產生的“去農化”新業態打亂了這一系統，農民開始遠離土地外出打工謀生。受全球經濟下行壓力與疫情的雙重影響，新業態受阻，幸好農民老家有土地，腦中有農事知識，手上有農事技能，他們能夠迅速回歸農本生產系統，這也體現了小農戶的生計彈性，更以事實否定了孟德拉斯的“農民終結”論。

3、順應市場需求的靈活小農戶

2022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出要樹立大食物觀，要“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32]邁入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大食物觀”的提出是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準確掌握了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缺了哪樣也不行。這是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國家糧食安全由“吃得飽”向“吃得好”轉變，以滿足人民群眾對食物消費多元需求的更高要求。正如孟德拉斯在書中所說的，“不管經濟學家們怎么說，人們有一定的理由認為，一種‘邊緣的’、生計的、消遣的或奢侈的農業將依然存在。……在人們向我們保證將會到來的物品充裕的社會里，這些美味的和供炫耀的食品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買主。”^[33]“我們的社會越來越以消費為軸心，而不是以生產為軸心。”^[34]面對當前消費市場對食物多樣性的需求，小農戶分散多樣、靈活多變的生產方式就成為巨大的優勢并得到綜合、立體的發揮，小農生產方式中的生態和文化意義也逐漸被廣大人民所認識。

參考文獻：

[1] 國家統計局.《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 （第五號）》，（2017-12-16），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99.html.

[2]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

[3]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24．

[4]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22．

[5]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

[6]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69．

[7]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70．

[8]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59．

[9]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51．

[10]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58．

[11]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09．

[12]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

[13]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

[14]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

[15]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0．

[16]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92．

[17]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306．

[18]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77．

[19]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74．

[20]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79．

[21] 國家統計局.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1]（第七號）——城鄉人口和流動人口情況［EB /OL］．（2021-05-11）.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6.html。

[22]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69．

[23]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69．

[2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2.

[25]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譯者前言）．

[26] 陳軍亞.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換——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J]. 中國社會科學, 2019, (12): 82-99, 201.

[27]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1．

[28]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3．

[29]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4．

[30]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48．

[31] 習近平.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J].求是,2022(07).

[32] 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強調 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動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上持續用力 汪洋參加看望和討論，[N].人民日報,2022-03-7(001).

[33]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60．

[34] H·孟徳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61．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