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上編
《黃河邊的中國》是一部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的實證考察著作，作者曹錦清采用“逐日訪談記要”的形式來展現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將每日調查研究的所見、所聞、所感，用短篇日記的方式予以記錄，使人身臨其境，增加了讀者對鄉村社會的了解與認識。在書中，作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以農業現代化，即廣義上的農業、農民與農村現代化最為關鍵，任務也最為繁重，破解鄉村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暴露出來的諸多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是影響深化中國改革與現代化進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讀完本書的上冊內容，我對鄉鎮集體經濟的發展頗感興趣。本文著重對鄉鎮集體企業的發展問題展開論述。
一、改革開放時期鄉鎮集體企業崛起的歷史邏輯
產業興旺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石，鄉村集體企業是鄉村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其中，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得益于“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即人均耕地嚴重不足而歷史地形成的向非農經濟謀生的強大沖動；地利，即同時得國內與海外兩大市場之便利；人和，即有大量“城市親友關系”可資利用，為鄉村企業提供人才、技術與市場。”[1]
以南街村為例，在集體企業的管理上，堅持“集體承包，不搞個人承包制”。“他們之所以積極工作，一是靠王洪彬為首的領導班子的“以身作則”，二是南街村集體通過高福利分配制度已讓他們富得無需要更多的貨幣，三是在南街村發揚光大的毛澤東遺產：學習與斗私會制度。”[2]由此得出：鄉鎮企業發展成功需要正確的指導思想，政府的科學規劃，德才兼備的帶頭人這三個方面的因素。
（一）正確的指導思想
走集體化的道路，首當其沖地需要有正確的思想來引領。臨潁縣南街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走集體化與共同富裕的道路。” 不斷進行思想教育運動，將毛澤東思想中的集體主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深入到人們的“靈魂深處”。[3]在各企業的廠房上，寫著“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信用第一，用戶至上”的標語。間或能看到“用毛澤東思想掛帥一切”的標語。這些口號給人的醒目感，恰恰不在于它們的新穎，而在于它們的“陳舊”。[4] “正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南街人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貧困走向富裕，在南街村開拓出一塊“沒有腐敗，沒有貧富懸殊，沒有精神滑坡的凈土”。”[4]
（二）政府的科學規劃
走集體化的道路，需要村里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需要有一個穩定而頭腦清醒的縣領導班子，他們要將發展經濟的緊迫心理與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則結合起來。這只能是一條緩慢但穩健的發展之路，目標不能定得太高，速度也不能太快。”[5] “總之，如此低下的農民素質，如此狹小的經營規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組織，要快速提高農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地方政府想通過一個“富民工程”，去“激活”鄉村干部，去“激活”農戶，逼他們快速致富，動機善、心愿好，但這個“富”是“逼”不出來的。”[6]政府不僅要通過薪資回報和福利待遇方面激發村干部和農民企業家潛在的工作能力，提高工作的積極性，還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穩健地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大助力。
（三）村干部的積極引領
走集體化的道路，需要村里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和引路人。就像書中董園村的村支書，雖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見識和抱負確實高出普通村民一大截，在創辦的村集體企業上面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緣于他自身秉公辦事，德才兼備，而且還有家族勢力的支援（有很多的兄弟）和政府的支持，為村莊的社會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不僅通過興修水利，提高農業單產；不斷改進技術問題發展工業；修路建房，提高生活品質等具體措施，還積極發展鄉鎮集體工業，建立泡桐板加工廠和窯廠。所以說，在村落內部，需要一個好的帶頭人的誕生，書中的藕池村村干部帶頭栽培香菇，選擇了農民所能承受的投入與能夠掌握的技術，培育技術簡單，且收益率高，這是成功的前提。“他有能力認識全村的共同利益，并有能力帶領村民去實現這種共同利益。這種人物越是無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贏得村民的信賴與尊重，從而凝聚起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他的威望與智慧成為公共事業發展的基本保障。像河南臨潁縣南街村的王洪彬，鞏義市竹林村的趙銘恩，新鄉市小冀鎮的劉志華就是這樣的人物。”[7]
（四）企業家的鄉村情懷
這些農村企業家大多來自于鄉村地主之子代或孫代，“這或許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對改變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會地位，有著更強烈的沖動。”[8]他們在城市里也有著較多可以利用的社會關系，而改革開放又恰好提供了這個發展機遇，所以他們能夠在工商領域率先致富。“在迅速發展的鄉村集體企業的背后，都有一位起主導作用的能人，這種能人有帶領村民共同致富的信念，又有創辦集體企業的能力。”[9]這些農民企業家擁有前瞻性的眼光，比如：蘭考縣著名的農民企業家蔡化幸看到村民在冬季有戴帽子的習慣就辦起了全村第一家村集體企業—私人帽廠，利用集體所得免除村民的大部分農負，能夠帶領村民致富。竹林村的趙銘恩發展了大規模的集體經濟。這個集體企業飛速發展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聘請專家顧問團；二是自身德才兼備，艱苦創業；三是妥善利用社會關系。在竹林村的鄉親們眼中，趙銘恩在推動集體致富上起到了關鍵作用，大家對他充滿了擁戴和崇拜，收獲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隨者。由此可見，他們不僅能夠發現村民的共同利益，還能全心全意代表村民的共同利益。
二、改革開放時期鄉鎮集體企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鄉鎮集體企業的不斷發展給村民提供了近百來個就業機會，也給全體村民帶來一定的經濟實惠，企業利潤在不斷生長。但實際上，正如“舞陽縣委書記坦誠報告：近幾年來，雖然上下努力，全力推動，但由于原始積累不足，興辦鄉村企業的資金、項目、技術、人才條件不具備，下功夫不少，辦起來的企業卻寥寥無幾。”[10]在鄉鎮企業內部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一）缺乏相關管理經驗
鄉鎮集體企業大多是中小型企業，這類企業基礎差，規模小，設備簡陋，結構簡單，便于管理。“雖然這些企業規模很小，管理上、技術上都比較差，但這是我們這些祖祖輩輩土地生活的農民第一次辦起企業，第一次走出村莊，與外部世界發生廣泛的聯系。”[11]就像董園村的村支書為了辦企業，為了推銷產品，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但是村民對市場需求把握的不準確和技術管理跟不上，也是引發滯銷的一大原因。鄉鎮企業的員工和管理者基本上是土生土長的農村人，他們缺乏與外界的溝通和交流，具有較強的從眾心理，看到市場中什么產品盈利高，就會去生產那個產品，并沒有具體地分析企業盈利的原因，看看市場需求是否已達到飽和，否則就會導致企業得不償失，甚至負債累累。
（二）資金收益回籠較慢
在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下，資源會不斷地向優質企業流動，而中小型的村集體企業在資金方面處于市場劣勢的地位。鄉鎮企業普遍面臨著資金回籠較慢、流動資金少等困難。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需要投資太多。“在縣、鄉政府的一再督促之下，都試辦過各種各樣的村集體企業，但或由于缺乏資金、技術或產品沒銷路或內部不團結等原因，皆失敗。”[12]二是周期太長。中間時局多變，風險系數會增加。三是效益太低。企業利潤低或者沒有利潤。導致企業虧損、沒有盈利。如果辦企業的產品賣不出去，就得倒閉。
（三）地方政府的巧取豪奪
在承包地中種植高產高效的經濟作物，要想盈利，關鍵在于品種優良，管理有效，質量優益。生產經營者擔心的不是市場風險，而是地方政府各部門官吏的百般索取。“在歷史上，橫征暴斂，苛捐雜稅，從來是引發農民集體抗議的主要原因。”[13]地方官吏的貪污腐敗與濫用職權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四）農民小富即安的傳統思想
鄉鎮企業發展的目的是帶領農民脫貧致富，以一企帶動一村發展，但是農民“小富即安”的傳統觀念極大地限制了鄉鎮企業的長遠發展。廣大農民之弊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具有強烈的善分性。“中國農民的天然弱點在于不善合。他們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長遠利益。更看不到在長遠利益基礎上形成的各農戶間的共同利益。”[14]馬克思恩格斯的小農思想也認為，小農經濟是建立在小塊土地私有制基礎上分散、孤立經營的農業生產方式。這種相對封閉的生產方式便決定了小農思想的封閉保守性，他們排斥社會分工與協作，安于現狀，這種思想狀態難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是發展社會現代化農業的最大障礙。在全國所有的行政村中，能夠創辦村集體企業的少之又少。由于農民缺少一種平等協商合作的精神與經驗，所以在鄉村小企業抑或是合伙、股份制企業大多以散伙而告終。
三、鄉村振興下鄉鎮集體企業發展的經驗啟示
鄉鎮集體經濟從之前的一度輝煌到現在的歸于黯淡；從之前的社隊企業到現在的股份制企業；從之前的偷工減料到現在的生產熱情高漲；從之前的平均主義到現在的新型集體經濟，這一發展過程需要我們不斷反思，總結經驗教訓。
1992年7月，鄧小平的“兩個飛躍”理論鮮明地提出：“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2018年9月21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謂的新型集體經濟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動搖的基礎上，把農民組織起來，面對市場發展多種生產經營，開發農村市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村經濟制度的主要形式。憲法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帶給集體經濟發展亮色的是集體所有制下的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集體企業的發展經歷了一段漫長而曲折的歷程，從長期停滯不前到改革開放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將蘊藏在億萬農民之中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極大地激發出來，使農村的生產力得到迅速地發展。要辦好鄉村集體企業，需要許許多多內部外部條件，將內因和外因要有機結合，單單依靠政府指令是不行的。“要選好項目，要有好設備，要出好產品，要選好人，選懂經營、會管理的能人。”[15]
（一）堅持黨的領導和正確思想的引領
著力推進“村社合一”“組社合一”，建設一個好的基層黨組織。通過黨建引領加強黨的領導，旗幟鮮明地突出基層黨組織在農民合作中的領導者角色。
從理論依據上來看，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確立和維護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核心，始終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個基本觀點，也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鄉鎮企業也迎來了新的春天。這一戰略的提出，標志著我國鄉村發展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這次機會就像上世紀改革開放給鄉鎮企業提供發展的機會一樣寶貴，能夠讓農村再次成為企業家一展身手、企業快速發展的一片舞臺。
從政策依據上來看，2015年通過的《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進一步提出“三權分置”的主張，即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十八大報告提出：“壯大集體經濟實力”；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集體經濟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載體，具備了重大發展的機遇。2018年11月26日，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審議《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提出要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提升黨組織凝聚服務群眾的能力。集體經濟在經濟功能之外的政治功能作用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央政策的頂層規劃設計對集體經濟的支持逐漸加大。所以我們要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下，將產業扶貧作為重要抓手，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上。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富民興鎮，富民興縣。
（二）加大政策支持和完善市場機制
一方面，政府要對鄉鎮企業持鼓勵支持的態度。鄉、村企業，從無到有，需要地方政府去組織和落實。地方政府需要做的是：一要精兵簡政，轉變政府觀念和職能。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行政服務能力。二要加強對人才、資金、技術的緩慢積累。鄉村要振興，人才是關鍵。要積極培養本土人才，鼓勵外出能人返鄉創業，引導青年返鄉創業，鼓勵大學生村官扎根基層，與科研機構、高校等建立長效培養“三農”人才的機制，培育愛農村、愛家鄉、懂經營、善管理的治社接班人，為鄉村振興提供人才保障。 “人是決定一切發展的根本力量。人才不振興，鄉村難振興。除了積極落實吸引人才的相關政策，還要通過地方財政和金融機構給鄉鎮集體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促進其不斷發展。還要不斷加強對人才技術的培訓，促進本地經濟的發展。三要積極學習其他村莊發展鄉鎮企業的經驗和做法。加強品牌的管理，夯實鄉村振興發展的基礎，提高治理效能。不能置農業于不顧，也不能操之過急。
另一方面，鄉鎮企業自身也要充分發揮市場調節機制的作用。因為“缺乏此類“原始積累”的長期儲備，單靠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動，或可辦起一個企業，但很難使這一企業有效地馳入競爭性的商海。”[16]所以不能單純地依靠行政命令去搞鄉村集體企業，這樣只能建立起一個企業的“硬件”，還要創造出企業正常運轉所需要的“軟件”。進入新時代以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長，需求也更加的豐富和多元，不僅更加追求產品和服務，而且對農民自我實現的需要也日益增加。
（三）發揮企業家精神
習近平在2020年7月21日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弘揚企業家精神，推動企業發揮更大作用實現更大發展，為經濟發展積蓄基本力量”；在2018年11月1日《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到，勉勵民營企業家“弘揚企業家精神，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在地方考察調研時，囑咐要發揚企業家精神，“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推動企業發展更上一層樓，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弘揚企業家精神，鼓勵廣大企業家更加積極進取、奮發有為。
鄉鎮企業家不僅具有傳統農民吃苦耐勞的精神，更是將現代市場中的知識和技能運用到鄉村，發掘和把握市場機會，成為新時代鄉村工業發展的引領者。他們所擁有的創業精神充分體現了中國企業家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崇高理想。在鄉村振興新的發展階段，需要重視農民在實現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重視對“生于斯長于斯”企業家回流的吸引力，重視農民企業家精神的進一步發揮和本地創新創業熱情的激發，推動企業在新時期鄉村工業發展中的核心作用。曹錦清先生認為可以大力培育德才兼備的能人，提供這些能人產生的文化前提與制度保障，通過發揚傳統美德、集體主義道德與民主集中制的建設達到這一目的。就要加強對企業管理者的精神文化建設，反對市場經濟中的利己主義對集體內部的侵入，還要反對村落內部的家庭利己主義。唯此，才能打造一支強大的鄉村振興人才隊伍，鄉村才有未來，振興才有希望。
（四）帶動村民實現合作共贏
習近平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
中國小農具有善分與不善合的特點，內地村民總體素質低下，思想觀念落后，知足常樂的觀念根深蒂固，重農抑商的觀念十分嚴重，缺乏求富欲望和風險意識。這就需要我們轉變農民的觀念，通過平等協商形成共同利益，并建立各種合作組織來實現共同利益，這也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真正起點。發展鄉村集體經濟，要有集體主義精神，“集體企業賺到的錢，如何保證落到集體手中，而不流入私人腰包，這不僅僅是一個規章制度的問題，更是一個集體主義的思想文化建設的大問題。”[17]“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在村范圍內行使他們的民主權利，通過村級公共事務的管理，培養他們所缺乏的合作協商的能力，然后逐級向上擴大。”[18]通過建立平等的協商達成一種脫離血緣關系的契約性合作，引導廣大村民走向能夠自我表達與自我組織的現代公民之路上去，這既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真正起點，也是農村現代化的基本發展目標，不斷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總之，發展鄉鎮集體企業不能盲目的模仿和追趕，要走一條穩妥又緩慢的經濟發展之路。妥善處理好“縣鄉地方政府，承包制下的千百萬小農，與市場經濟三者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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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74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