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我國已經進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發展階段，“全面”既強調五大振興要全面推進，更著眼于整個鄉村振興范圍的覆蓋拓展。岳陽臨湘市下轄的東湖村，既沒有位于城郊的區域優勢，又不屬于脫貧攻堅時期的重點扶持貧困村，長期以來沒有政策傾斜。正是這樣一個“離貧困村很近、離富裕村很遠”的處于貧困邊緣的東湖村，是絕大多數中部村莊的典型代表，她們就像是鄉村振興的一面面縮影，只有讓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的貧困邊緣村發展起來，全面鄉村振興才能成為可能。
關鍵詞：東湖村 貧困邊緣村 鄉村振興
陽光晴朗的正午，洞庭湖畔的村莊，三三兩兩的人家，一棟棟彼此獨立的樓房點綴道路田間，宛若一幅江南水墨畫，顯得既熟悉又陌生。這是我記憶中的家鄉——岳陽臨湘市桃林鎮下轄的東湖村，她依山傍水，溫暖而安寧；她所處地理位置較偏遠（距臨湘市26km)，既沒有位于城郊的區域優勢，又不屬于脫貧攻堅時期的重點扶持貧困村，長期以來沒有政策傾斜。正是這樣一個“離貧困村很近、離富裕村很遠”的處于貧困邊緣的東湖村，可以說是絕大多數中部村莊的典型代表，她們就像是鄉村振興的一面面縮影，只有讓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的貧困邊緣村發展起來，“不讓一個村莊落下”，全面鄉村振興才能成為可能。
2016年，由原來東湖村和塘下村合并而成的東湖村，共有39個村民小組，1108戶，人口5019人，現在大約30%的人口留守在家。可以說東湖村基本符合農莊型村落的典型特征：人氣衰微，常住人口明顯少于戶籍人口，在家人口的年齡結構不完整；農業勞動力短缺，缺少有活力的自發組織，社區功能基本依附于附近集鎮。在村很少看見年輕人，尤其沒有年輕男性。他們大都在城里創業或打工，留在鄉下的以中老年人為主，以及少數被外出打工父母留在家鄉的留守兒童。以王塘組為例，原本村民小組有村民170人，現在僅20多人在家，不足十戶，且都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46歲的李明（化名）是該組最年輕的成年男性，他家8歲的兒子是該小組在村的唯一未成年小孩。李明也并不是一直在老家生活，20歲外出打工后，在岳陽市從事過經商、運輸、汽車美容等多種職業，10年前回到老家用打工賺來的錢重新翻修了老房，現在雖然老家居住，仍然在城市兼有一份工作，一直在村里和岳陽兩頭跑。
因為人少，且居住較分散，村里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很安靜的，除了逢年過節或辦宴席的時候除外。作為傳統生活方式的延續，村里人現在依然很喜歡請客，雖然規模不算大，但頻率不低。涉及老人的壽辰、喪事，有關年輕人的結婚、建房，有關小孩的滿月酒、一歲酒、十二歲生日、升學宴等……總之請客辦酒是村里較為重大的一次社交場合，名義上是請客、找機會與親朋們相聚，收禮卻是實質內容。一旦收到邀請，不去的話就會被認為不講情誼，今后雙方也再不來往走動了。這樣的習俗也帶動了一條龍產業的發展，與過去親力親為準備宴席不同，現在紅白喜事大多是社會化服務，從食材準備、料理烹飪、桌椅擺放、氛圍布置、衛生打掃、樂隊演奏等一系列環節都有專門的從業者安排，不用鄉里鄉親互相幫忙，大家只用準備好禮金，舒舒服服地來做客就好。
村里的留守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大部分會選擇和子女住在一起，尤其是上了年紀、配偶已去世的老人。但子女一般正值壯年，或外出打零工、或從事小買賣，在家的時間很少，老人平常白天很少可以見到子女，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兩代人住在一起久了難免會產生的小摩擦。村里沒有養老院、也沒有學校，只有一名上了年紀的村醫，現在村民們小病小痛會去鎮上的醫院看病買藥，大病的話就去臨湘市的醫院進行治療。
在我以前的印象中，東湖村的娛樂生活較單調、乏味，農忙時整日在田間地頭干農活，閑暇時就坐在一起打麻將、曬太陽，你一言我一語地交流著彼此的家長里短。如今互聯網為村民們打開了新世界，他們的生活也已經完全離不開抖音和微信，甚至幾歲大的小孩都能快速地打開手機找到常用的應用軟件。受到網絡的碎片化沖擊，東湖村的公共文化活動日益分化，越來越傾向于私人小群體化，大家對村里“送戲下鄉”或“送電影下鄉”等活動并不是很感興趣，參與率較低。“每家每戶都有電視，各人在自己家里看電視劇比去外頭廣場看電影舒服得多。”一些村民告訴我。大家農閑時一般各忙各的，有的打打牌，有的看點劇，有的在手機上唱唱歌，碎片化的社交活動也導致村莊共同體意識逐漸消解，同一個村莊里村民們之間的關系日益淡漠。當然，村里還是有一些能夠拉近彼此感情的公共活動，廣場舞就在其中。每到晚上7點街燈亮起，65歲的李蘭（化名）會準時前往村里的活動廣場，與同村的婦女們一起踏上廣場舞的歡快節奏，他們的舞步一點也不比城市的居民差。李蘭告訴我，她們成立了廣場舞隊后還多次到鎮里參加演出比賽，極大的豐富了村民們的業余生活。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大量農民涌入城鎮成為農民工，共同參與城市的現代化建設。與大多數村莊類似，東湖村外出打工人口一般為青壯年，年齡集中在26-50歲，打工地點既有選擇在附近城鎮的，也有省外沿海城市比如廣州、惠州等地，據當地村干部的大致估計，80% 的外出人口流向省外，岳陽市區的占比可能不到兩成。
外出打工是東湖村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一些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年輕人更青睞一些服務業崗位，如城市家政服務、網約車司機、快遞行業等，因為就業形式靈活，勞動強度又比制造業、建筑業總體上輕一些，但月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有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制造業和建筑業。今年28歲的李一（化名）就在深圳市打工，除了過年可以放幾天假，其他時間很少回來，他說大城市的賺錢機會要比留在鄉村大的多，雖然自己學歷不高，但他對于工作的選擇有自己的考量。不同于父輩只看工資高低，作為外出務工第二代的李一認為找一個“看上去相對體面的活兒”似乎更重要。
與城市居民一樣，如果東湖村人在他鄉工作獲得了較多的工資性收入，第一時間也會想到買房。通過與當地村民閑談了解到，外出務工的村民中有相當大比例已在桃林鎮或臨湘市購置房屋，主要是為了小孩的教育。因為不少東湖村人雖然進城了，但距離“能在城市體面生活”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僅靠務工收入，一般家庭很難在務工的大城市定居。于是往往舉全家之力在東湖村附近的鎮上或縣城買房，這里的房價不高，教育和醫療條件還比較完善。
在東湖村，回鄉重新翻修老屋也是一個潮流，在他鄉漂泊久了的東湖村人回到家鄉總有一種落葉歸根之感。村里建了不少外觀造型與城市樓房相差無幾的房屋，雖然平日里大多閑置，但逢年過節還是會回去看看。這些在他鄉的東湖村人看到自己在老家的“豪華”房屋，似乎有一種“衣錦還鄉”的榮耀。
在他鄉的東湖村人如果發展的好，大多會將家中父母長輩也接出村，只要父母原意。但有的老年人并不愿意離開，一是擔心不適應城鎮的生活，自己在東湖村生活了一輩子，而城鎮是一個太陌生的地方，“找個人說話都找不到”；二是為了緩解子女在城鎮生活的高成本壓力，選擇留守在家幫忙照顧孫輩，為進城子女提供支持，減少負擔，讓飄在他鄉的子女心靈有個安身之處。
不管在他鄉生活工作多長時間，在老一輩東湖村人心中，回鄉是一種安全的退路。李東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廣東漂泊十五年后，仍然找不到家的感覺，不能完全融入城市，還惹了一身病痛，于是和老婆商量后，毅然決定回鄉村生活，他說自己很喜歡鄉村的舒適的自然風光，不同于城市緊張的節奏，鄉村的慢生活讓整個人都會放松下來。
東湖村的種地主力軍以50歲以上的留守老人為主，他們耕種主要以滿足家庭需要為主，剩余一點農產品就拿去附近集鎮賣，農閑時也在附近打些零工。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狀況已經不復存在，現在機械化程度比較高，基本上都不用插秧了，田地的翻耕和稻谷收割都是機械。村里一些人買了機械放在家里租賃，因此年紀大的老人種地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東湖村年紀最大的李爺爺已經快90歲了，種了一輩子地，現在依然每天都要去自家菜地里打理，一天不去看都不放心，李爺爺身體很硬朗，種的豆角、南瓜、絲瓜家里人都吃不完，經常送給鄉里鄉親吃。
這就是老一代的農民，他們對土地依舊懷有深深的感情，即使年紀再大，都不會放棄種地，似乎地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費孝通曾說：“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了。”我們是從土里來的民族，在老東湖村人祖祖輩輩的心里，土地是財富的來源，也是精神上的重要寄托。
但年輕一代的東湖村人則完全不同，他們對于土地有更強的功利性態度，種田還是不種田，一般要考慮種田與其他行業相比劃算不劃算的問題。當然，東湖村“種地年齡老齡化”現象是大多數村莊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和外出務工相比，種地的收益太低，吸引力明顯不足，因此，常住在村里的人們大都以副業為主，種地反而是兼職。原本大多數青壯年傾向于外出務工，留在村里的勞動力本就比較少，而為數不多的年輕人又都不愿務農：“單純種地不掙錢呀，每畝能賺幾百塊錢了不得了。”
還有村民認為現在田太少了：“地每個人分到手只有一點點，又分散。要有個幾十畝田就太好了。”東湖村土地過于細碎，單靠種田沒辦法維持日常生活。不愿種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種地獲得的收益并不穩定，往往與當年的雨水氣候變化密切相關，靠天吃飯的感覺讓東湖村人無法專一務農，必須找到另一條相對穩定的副業維持生計。
由此看來，收益是農民是否有意愿種地的關鍵。據了解，一些留守在東湖村的中年人慢慢荒廢了菜園,竟然也開始學著和城里人一樣去鎮上買菜吃。不僅自己不想種地，東湖村人也不愿子女務農，務農辛苦且收入低，他們希望兒女將來最好能離開農村，進到城市工作生活。“那才可以賺錢，過的體面。”因此他們對子女的教育都十分重視，基本都將小孩送進鎮上、市里學校讀書。
四、發展：為何吸引不了人才返鄉？
東湖村現在共有113名黨員，8名村干部，村干部年齡都在40歲以上，學歷基本是高中及以下。村干部大多有副業，或做點小買賣，或在鎮上打零工，因為光靠村干部的基本工資是難以養家的。
由于村部要經常迎接上級的檢查和考核，村干部在各種繁雜的日常工作中自顧不暇，根本沒時間認真思考村莊未來的發展規劃。“雖然是坐班制，早九晚五，但周末也經常加班，平時的事又多又雜，處理的事情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有意思的是，雖然村干部基本都在村部，是各個生產組的人，大多數村民卻并不清楚他們日常所做的事情：“自己很少去村委會，與村干部一般沒有什么接觸，村里也很少開會，確實不太了解。”正在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鄉村實質上是一個“半熟人社會”，尤其近年來的村莊合并加劇了共同體意識的消解。當前村干部與村民之間不僅僅是“半熟人”關系，有的甚至是“陌生人”。有的村民說，“自從我們村和隔壁村合成一個村了，我們村的不認識他們村的干部，他們村的不認識我們村的干部。”
關于東湖村的發展，當地村干部常常訴苦：經濟落后，又比較偏僻，村里沒有任何企業，缺乏產業發展。歸根結底，留不住人、吸引不來產業是制約東湖村發展最關鍵的因素。雖然近幾年，東湖村的硬化道路已經通到各個小組，家家戶戶都有自來水，生活條件也大幅度的改善，但工資薪水與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資源與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大部分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中青年農民都往外省大城市發展，尋求新機遇，而在外獲得成功的人士，愿意回村發展的比例不高。
當然，近些年村里也陸陸續續有過幾名返鄉創業者，但由于農業、養殖業的抗風險能力較弱，導致結果并不如意。本在外務工返鄉的李龍就是其中一員，五年前他決定返鄉，在家喂養鴿子，規模也不小，本想扎根養殖業慢慢做大，但由于沒有掌握到核心養殖技術，再加上突如其來的一場瘟疫就讓他前期的全部成本石沉大海，自這以后李龍再沒有大規模進行農業養殖的打算，又重回鎮上打工撿起老本行，雖然收益也不高，但至少不會虧損。
反觀還留在東湖村的人口結構分布極度不合理，具有高中以上學歷教育的村民在東湖村屈指可數，大部分都是初中及以下學歷。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又沒有接受過正規的農業技術與職業培訓，導致大部分村民沒有辦法掌握最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遠遠不能滿足農村現代化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
“離農”教育傾向也導致一部分本土人才流失。東湖村人從小教育小孩就是要“好好讀書，以后去城里工作。”城鄉之間巨大的資源不對等性，讓農民們只好將希望寄托到下一代，也導致從東湖村走出去的小孩對城市無比向往，而對家鄉越來越陌生。東湖村龐大的主體人群是“流動性”的，就像候鳥一般，只在村作短暫停留，誰來重建我們的鄉村共同體？已經成為東湖村眼前最為迫切需要得到解決的問題。
在當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城鎮化的大趨勢難以逆轉，從長遠來看，鄉村人口必然會逐漸減少，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不斷進入城市；但這并不意味著就所有鄉村都會衰落或者消失，依然會有人會選擇留守家園，那么如何縮小城鄉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應該是當代中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命題。
總的來說，作為貧困邊緣村代表的東湖村兩不靠，自身基礎薄弱，現在面臨的困境可以歸納為“四沒有”：沒錢、沒人、沒產業、沒政策扶持，如果在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下，還不重視貧困邊緣村的發展規劃，會很容易滑為貧困村系列，給鄉村全面振興帶來巨大挑戰。東湖村的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現象不僅僅是中國大部分鄉村的現實圖景，也是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繞過的困境。需要警惕的是，村莊規劃不能運用城市思維來簡單看待，城市與鄉村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發展路徑，要著眼長遠，把握東湖村未來走向，明確村莊發展定位，從而科學預測人口集中趨勢。長遠來看，單獨討論某個村莊的發展并沒有意義，未來世界的“連接”最重要，因此要緊跟臨近鎮、縣的發展步伐，推進縣鄉村公共服務一體化，在整個縣域經濟發展的大舞臺下，實現東湖村不斷向前發展。
中國鄉村社會一直處于變遷之中，也不可能倒退而回到過去。只有當鄉村和城市重新建立親密的關系，才能真正走向未來。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了“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我國已經進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發展階段，“全面”二字既強調落實到單個村莊層面的五大振興要全面推進，更著眼于整個鄉村振興范圍的覆蓋拓展，不能僅僅只針對單個貧困縣、貧困村的振興，要從支持貧困戶擴大到非貧困戶，從支持貧困村擴大到非貧困村。東湖村作為處于貧困邊緣的“中間村”代表，要緊緊抓住鄉村振興這一歷史性發展機遇，不斷推動規劃下鄉、教育下鄉、醫療下鄉、產業下鄉、數字下鄉、自治下鄉，在縣域內實現城鄉融合，打造東湖村社會共同體，從而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作者手記：
雖然不是農村長大的小孩，但在父母老家度過了我最快樂的童年暑假時光。夏夜前坪上最涼快舒適，晚飯后，大人們將竹椅竹床搬到寬寬的坪上吹涼風，小孩們忙著數星星追月亮，玩累了躺在竹床上聽大人們講長長的故事，外婆給我們搖扇趕蚊，小孩就聽著故事迷迷糊糊睡著了。那時的東湖村仿佛我夢中的寶瓶，是幸福之源。
現在我已長大，家鄉的老村莊卻似乎愈發年輕，洋溢著現代化的青春氣息，仿佛擁有返老還童的魔力：通往村村隊隊的寬闊水泥路，為家家戶戶的出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鄉親們不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勞作，機械化種田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遠去或許是另一種超越，寫下這篇田野觀察，不僅僅是對家鄉村莊的情感記錄，更是面向未來的展望，希望處于時代浪潮下不斷變遷中的東湖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加快現代化演進歷程，鄉村興則國家興，畢竟每一個鄉村都代表著中華文明的未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3.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陳文勝：《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治理秩序的變遷》，《浙江學刊》2020年第5期。
5.賀雪峰：《未來農村社會形態：“半熟人社會”》，《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4月19日。
6.熊萬勝：《村落的未來形態：在農莊與社區之間》，《學習時報》2014年9月29日。
7.奉清清：《進入向鄉村振興全面推進的新發展階段》，《湖南日報》2021年2月23日。
8. 朱遠洋等：《當前鄉村發展存在的六大困難和問題——來自17個省39個村的調查》，《中國發展觀察》2020年第19-20期合刊。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