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德意志意識形態》文本內容的系統考察與應用分析

摘要：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恩格斯分析城鄉關系的基本方法。他們不僅立足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以此揭示出人類社會經歷了從城鄉無差別統一到城鄉分離對立再到城鄉融合的過程，還緊扣人的解放這一理論主題探討了城鄉關系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內在關系。正是植根于唯物史觀，馬克思恩格斯城鄉關系思想才具有科學性和價值性。馬克思恩格斯對城鄉關系客觀發展規律的揭示和對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立場為當代中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唯物史觀、城鄉關系、城鄉融合發展

城鄉關系是人類社會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之一，城鄉關系的歷史變遷也體現了國家在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所做出的不同的戰略選擇。站在鄉土中國全面轉型城鎮中國的新歷史方位，中國城鄉關系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窗口期。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1]這體現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城鄉關系的有益探索，深化了我們黨對城鄉關系的規律性認識，有利于中國全面現代化的順利推進。

一、城鄉關系的內在邏輯：基于理論和歷史的反思

縱觀人類社會城鎮化的歷史，也正是人類社會城市和鄉村的關系發展史。馬克思、恩格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視野出發，以城鄉分離到對立的現象著手，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逐步解構城鄉關系，深入分析研究資本主義城鄉關系的由來、未來發展趨勢及其演進方向，深刻揭示了城鄉關系發展的基本規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

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理論要義和科學方法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2]那么，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從“物質實踐”出發來梳理城鄉關系的內在邏輯，不難看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決定力量，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形態。正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關系的不斷調整，人類社會經歷了從城鄉無差別統一到城鄉分離對立再到城鄉融合的發展過程，城鄉關系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最基本的關系。

（一）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導致城鄉關系不斷演進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3]因此，唯物史觀的一條主線就是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這種生產第一次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開始的。而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物質生產是歷史的基本條件，是社會活動中最為基礎的內容，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生命的生產……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社會狀況。”^[4]物質生產活動既面向自然又面向人與人的關系，因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成為人類社會最為基礎的一對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由此可見，在物質生產中，生產力是決定因素，生產力始終制約著交往形式。在人類社會演進的各個歷史階段，都有同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特定交往形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原來與生產力相適應的交往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從而必然由新的交往形式來代替。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如沖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政治斗爭，等等。”^[5]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交往形式、生產關系適合生產需要的時候，它是生產的必要條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當交往形式、生產關系成了生產力的桎梏時，就必然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邏輯來考察城鄉關系的歷史演變，我們有理由相信，城鄉關系是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升而不斷發展變化的，城市對鄉村并非具有天然的優勢，城市對鄉村的統治也不會長久，城鄉對立必然有一天走向消亡。

（二）城鄉融合是城鄉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

為了更好地厘清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引入了分工的概念。“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6]“分工從最初起就包含著勞動條件——勞動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就包含著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各個所有者之間的劈分，從而也包含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種不同的形式”。^[7]這說明，分工意味著生產資料的分配和所有制的出現。正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大分工的出現，城鄉關系開始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最基本的關系，依次經歷城鄉依存、城鄉分離、城鄉融合三個辯證發展階段。

在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出現在前農業革命時代，生產方式由以狩獵、捕魚為主逐漸轉變為以畜牧、耕作為主，出現了畜牧業和農業分離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從生產的角度來看，農業剩余產品產生了交換的需要；從生活的角度來看，生活方式逐漸由居無定所到定居于鄉村聚落。最后，形成了以農業生產為生存基礎的鄉村，鄉村的形成又導致了交換剩余產品的場所——市的產生，成為城市起源的物質基礎。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出現農業革命時代，隨著生產工具的進步和小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業所提供的剩余產品和勞動力不斷增加，勞動生產關系日益緊密，出現了手工業和農業、畜牧業分離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和階級的產生，并形成了不斷擴大的商品交換市場與不具有生產功能的消費中心——城市。這兩次社會大分工都處于農業社會時代，城鄉呈現出相互依存的關系。

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在工業革命時代，出現工商業勞動與農業勞動分離的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引發了城市和鄉村的分離與對立。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8]“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9]在城鄉分離、對立階段，不斷發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了城鄉的空間分離與利益對立，形成了城市統治鄉村、鄉村從屬于城市的二元發展格局，形成了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依附的城鄉關系。

到了后工業社會時代，城市化進一步發展，城市輻射、反哺鄉村，鄉村對城市產生逆向輻射，城鄉實現互助共榮與融合。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10]那么，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邏輯來分析，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生，創造出了足夠的物質基礎，進而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徹底消滅私有制，最終能實現城鄉融合。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又強調，“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反谷物法同盟）。”^[11]由此可見，我們必須要有絕對的歷史耐心，充分認識到城鄉分離和對立只是暫時的，消滅城鄉對立、實現城鄉融合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堅信在未來社會城鄉必然走向融合。

（三）城鄉融合的本質內涵在于構建自由人聯合體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證唯物史觀的方式是首先確定一個歷史坐標，從這個坐標出發觀察歷史。因為觀察歷史總離不開歷史觀察者本身，而歷史觀察者總是一定歷史時代的人，確立歷史標尺的實質是確立人的真實存在。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道德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12]“現實的個人”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是一切人類歷史活動的起點，也是城鄉融合提出的現實出發點。歷史唯物主義要求人們從一定社會中從事一定活動的人出發來認識其政治現象和政治生活。對歷史的考察必須從現實前提出發，并在實踐中發現實現人的解放的現實手段。城鄉關系的背后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對“現實的個人”予以深切關懷的基礎上詳細考察了城鄉關系的演變歷程，犀利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把人分割成某種局部勞動的“自動機器”的滔天罪惡，進而提出未來社會實現城鄉融合的要求。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于分工、屈從于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13]資本主義私有制出現，使得資產階級為追求更高額的利潤，將生產工廠建于繁華便利的都市，把勞動人民固定在工廠，整天從事繁重又機械的工作，迫使他們成為流水生產線上的一個勞動工具，使其變成“受局限的城市動物”。與此同時，城市爆發式發展，隨之產生了交通、資源、環境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鄉村則日益“空心化”“邊緣化”，鄉下人也成為了“受局限的鄉村動物”，“鄉巴佬”成為罵人的負面詞匯。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消滅城鄉對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呢？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14]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逐步改變舊式分工對人從事勞動活動的限制，使得作為城鄉融合主體的“人”擺脫一切枷鎖、束縛，充分占有現實世界的各種關系，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地進行生產。最終由社會全體人員組成自由人的聯合體，使所有人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二、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審視我國新型城鄉關系的目標要求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堅決破除體制機制弊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15]這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發展趨勢與城鄉關系作出了一個劃時代的戰略判斷，深刻回答了如何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重大時代課題：要建立什么樣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農城鄉關系，怎樣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農城鄉關系。

（一）從根本動力層面來說，應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物質前提，必須要高度關注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的升級。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城鄉關系思想，城鄉融合必須要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物質基礎上，這也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然而，現階段，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發展不夠高，尚未達到城鄉融合發展的物質條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同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相比，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步伐還跟不上，‘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問題比較突出。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下決心調整工農關系、城鄉關系，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推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為了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來把握和處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16]因此，要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強化農業科技支撐和培育農業人才，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走好城鄉融合發展之路。

（二）從直接動力層面來說，應深化農村體制改革，不斷調整社會關系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生產關系始終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17]事實上，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農村體制的改革。“要向改革要動力，加快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要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機制，增加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快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要建立健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機制，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強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18]

（三）從主體動力層面來說，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握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從廣大農民的需求方面來看，其一在于表現為從物質到精神的提升。“當人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19]因為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20]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廣大農民“吃、喝、住、穿”等基本的物質生存需要逐漸得到滿足，他們的需求進一步提升為“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的精神需要。其二在于體現了從內涵到外延的擴展。新時代農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對物質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在內容上呈現出廣泛化的發展態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21]在社會生產滿足人的需要從而解決矛盾之時，新的需要由此孕育而生，以至于滿足了原有需要的社會生產與新的需要又形成了矛盾，社會生產進入到滿足新需要的過程。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的實質正是通過發展生產力、變革生產關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進而解決需要所展示的“人—自然—社會”間的不平衡問題，更好滿足人民的美好物質、精神、道德、政治等需要，最終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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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