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贊奇的《文化、權利和國家》

長期以來，我們在解釋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和的運行模式時，傾向于用“鄉紳社會”來說明，即將封建文人作為國家與鄉村之間的中介，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但隨著對鄉村區域史的研究加深，這種模式的弊端也愈發顯現。杜贊奇正是不滿于單一的社會體系去理解中國，也反對用認為價值觀點交互感應的功能主義的學說，于是建構起了文化權力網絡這一概念，希冀能夠解釋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在舊的封建社會，國家的行政法令是如何傳達到鄉村之中；在20世紀之初就開始的國家權力的擴張，到40年代時卻使華北鄉村社會改觀不小，事實上，它改變了鄉村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聯系。^[1]

一、寫作背景

20世紀上半葉，正處于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激烈變革的時代，在此背景下，國家希望能夠把自己的觸角深入鄉村，建立正規的官僚化機構，以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同時能夠盡可能的多收稅?？墒聦嵣希瑖艺嘣缴钊豚l村，非但沒有提高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伴隨而來的是國家政權的內卷化，即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如中國舊有的營利型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2]

國家政權無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機構而取締非正式機構的貪污中飽，而后者是國家政權向鄉村榨取的必然結果。要了解這一過程，就必須對權力的文化網絡體系中的象征性符號進行剖析，因為鄉村的政治權威體現在宗族和宗教之中。與此同時，國家現代化的推進，必然會破壞鄉村原有的政治權威，那么，鄉村的保護型經紀就不得不退出政治舞臺，取而代之的是營利性經紀，而對于這種營利性經紀，國家無法控制他們的收入來源，從而失去對官僚機構的監督，所以當這種營利性經紀的再生阻礙了國家機構的合理化，這表明國家政權內卷化已經達到了極點，它預示著國家權力的延伸只能意味著社會的進一步被壓榨和破產。^[3]

二、文章的主要觀點

關于本書的主要內容，我認為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論述原有的鄉村治理體系是怎樣的，內部權力機制和運行模式又是怎樣的，也就是本書中所建構的權力的文化網絡體系，原有的鄉村社會正是通過這一體系維持其穩定性，而國家政權通過權力的文化網絡中的象征符號來確定其合法性，鄉村社會則通過其來達到對國家正統意識的認同。第二部分論述在現代化建設的浪潮中，國家政權是如何破壞原有的權力文化網絡體系的，國家官僚正規化進程是如何推行的，如何破壞了鄉村的宗族和宗教，使得國家政權內卷化。毫無疑問，本書內容是是圍繞著“權力的文化網絡”和“國家政權內卷化”兩個概念來進行論述和展開的。

1、權力的文化網絡

本書利用滿鐵資料，對華北地區具有典型性的6個村莊進行了深入研究，試圖吸收其它理論體系來解釋鄉村社會。權力的文化網絡，包括不斷相互交錯影響作用的等級組織和非正式相互關聯網。諸如市場、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級組織以及諸如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朋友之間的相互關聯，構成了施展權力和權威的基礎。^[4]它包容非常廣泛，是由各集團和組織交織而成的一種網絡，是地方社會獲取權力的來源，也是上層社會溝通基層的基本途徑。用這一概念來闡釋鄉村間的權力模式，它既不同于施堅雅市場理論體系，也不同于“鄉紳社會”模式，而是把這些理論包含其中，來對鄉村進行全面性的概括，因為在這權力的文化網絡中，各種內部因素相互聯系，權力資源相互配合，共同形成鄉村社會的權威代表。并通過注意到權力關系存在的文化基礎， 通過文化闡釋去理解華北鄉村結構中的權力表達，國家和社會對立、靜止關系的態勢分析就被動態的權力滲透和結構變遷分析所取代， 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就在其文化視角下得以化解。

2、鄉村社會的經紀統治

為了更好地理解國家是如何治理鄉村？鄉村又是如何與國家打交道的？作者建構了“經紀”模型，也就是將其分為營利性經紀和保護型經紀，前者視其職權為牟利的手段，通常是我們所說得吏役和地方等，上級政府利用下層吏役進行治理、收稅。后者是村社之間資源組織起來完成國家指派的任務了，以避免和營利性經紀掠奪，也就是書中所說得義圖和半牌。^[5]通過這兩種經紀有利于我們觀察鄉村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當國家權力試圖向基層滲透的同時，不可避免地給鄉村帶來了災禍，因為國家無法完成官僚吏役的正規化，致使他們只能利用職位便利來壓榨鄉民。而鄉民為了反抗他們的剝削，不得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他們，兩種經紀之間的權力斗爭，即是鄉村社會治理體系的反映。

3、國家政權的內卷化

當國家試圖將地方政權現代化，用來榨取更多的稅收，完成他們其它地方現代化的步驟，實際上，讓國家沒能想到的是，當國家的觸角每深入鄉村一分，伴隨而來的是營利性經紀的擴張，國家對鄉村的控制不但沒有增強，反而削弱了，因為村民們往往會團結起來保護自己免受掠奪，這就使得國家政權陷入內卷之中。盡管建立了很多現代化機構，不過只是有名無實罷了，與舊有的組織層層重疊，經費不足，職責不明，是這些所謂現代化機構的通病。事實上，國家也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夠支撐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結果只能事與愿違，破壞了原有鄉村的穩定性，又沒有提升自己的行政效率。其實，造成國家內卷化的原因，也是不同利益集團壓力和沖突所致，正式機構與營利性機構有矛盾，省縣之間也有爭奪。鄉村中的政權內卷化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國家捐稅的增加造成了贏利性經紀的增生，而贏利性經紀的增生，則反過來要求更多的捐稅。^[6]

4、鄉村社會的宗族和宗教

接著，作者從宗族和宗教兩方面來分析，它們是如何鄉村社會發揮作用的？鄉村社會中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權威則體現在宗族和宗教組織中。^[7]地緣組織和血緣組織相重合，宗族通過保甲制和里甲來控制鄉村，即使這兩種制度崩潰后，宗教依然能夠發揮它的作用，維持鄉村的穩定性，作為文化權力網絡中的重要因素，在管理下層組織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可是隨著國家政權的深入，宗族政治之間不斷地競爭，促成了其最后的轉化，最終閭鄰制和保甲制取代了宗族代表組織，直接切斷了宗族和鄉村政體的紐帶，使得新生政權在舊有文化網絡中失去了合法性。同樣，國家政權也失去了向鄉村傳達自己旨意的渠道。關于宗教方面，鄉村精英努力使自己參與到宗教生活中，并通過宗教來控制鄉村社會。而大多數宗教活動是國家鼓勵和支持的，比如祭拜“關帝”活動，使得鄉村精英能夠在舊的等級秩序中找到合適的位置，也能夠順利進入20世紀政治體制中，宗教以前把鄉村精英和國家政權聯系在一起，現在又形成了以民族國家為目的的初步認同。綜上，我們可以看出，作為權力的文化網絡中的重要因素，在維護鄉村穩定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那么，國民政府是如何破壞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呢？隨著攤款和稅收的加重，原為保護型經紀的鄉村精英不堪重負，要么破產，要么逃離公職。取而代之的是以營利性經紀為代表的土豪劣紳，他們把握了鄉村的政權，使得鄉村陷入了混亂之中，國家也喪失了對鄉村加強控制和推行現代化的機會，因為當國家政權深入鄉村的時候，離不開鄉村精英的密切配合。于是，對于大多數村民來說，新生的鄉村領導機構并不是全心全意的為他們服務，甚至和他們作對，在土地清丈、新商稅及其他捐費甚至劃定村界等措施，不僅沒有給村民帶來利益，反而帶來了麻煩和損失。

概括起來，就是國家政權破壞了原有的權力的文化網絡，而無法建立起新的途徑來加強對鄉村的控制，所以使得國家政權陷入了內卷化之中。

三、本文的不足之處

這本書曾先后榮獲1989年度的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以及1990年度的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可以說，本書對華北鄉村的研究獲得了學界的肯定也提供了我們研究華北農村新的視野。 但也不是盡善盡美的，在我看來，有以下四點不足，不過這并不影響本文的學術水平。

一是過分重視對文化現象的闡釋，對經濟問題分析不夠深入。杜贊奇在寫作此書的時候，就對中國學者采用馬克思經濟決定論來分析鄉村問題頗有微詞，覺得這樣研究分析太過于生硬，因為除卻經濟因素外，其它方面的因素依然很重要，比如文化方面。這也造成了本書對于世界資本主義和自然條件對華北的影響較少提及。眾所周知，20世紀的中國已經被迫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世界經濟的沖擊使得華北地區農業商品化進程加快，而這又造成了小農經濟的分化，這一影響對華北地區權力的文化網絡的沖擊帶來影響是怎樣的？它又是如何引起連鎖反應的，使得村莊被營利性經紀所把持呢？很顯然，作者把視角更多的集中在文化現象的闡釋，對于這一經濟的變化，鮮有提及。也可能是作者認為黃宗智的《華北地區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對于這方面描述得很詳細，因此，出于對本文重心的把握，從而對這一部分進行了省略。

二是作者對于如何杜絕營利性經紀貪污中飽、欺上瞞下的行為并沒有作出強有力的解釋。作者將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原因歸結為營利性經紀的再生，只是闡述了國家政權無法實現官僚的正規化，因為當時的財政制約了國民政府進行改革的效果。一方面不斷的設立現代化機構，一方面這些機構因為經費很少，不得不向百姓進行剝削，從而使得國家政權陷入內卷化之中?？墒窃诋敃r的環境下，是否有更好地辦法來杜絕這些營利性經紀的種種行為呢？作者并沒有進行深入分析，反而是日本人在華北地區推行了大鄉制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土地改革獲得了成功，因為他們毫無顧忌的打破了原有權力的文化網絡，重建了新的鄉村秩序。這里，我們不禁要思考，難道國民政府沒有更好的辦法來推行他們的改革嗎？本書對這一方面描述較少。

三是對宗族的作用未能詳盡描述。自古皇權不下鄉，這是君主與士紳們的政治默契。但華北地區靠近中國的政治中心，這里的宗族是否和南方的宗族一樣，對鄉村具有很強的管理權。作者通過研究得出，在華北的有些地區，血緣組織與地方組織相互重合，使得宗族領袖成為鄉村的領導者。不過這樣是否能說明宗族領袖對鄉村的管理權限很大？是否和南方的宗族一樣，具有一定的民事裁判權？這些都沒有指出。

四是文化網絡的價值指向是“非利益化”的，在文化網絡中出任鄉村領袖的目的是出于提高社會地位、威望和榮耀的考慮，而非物質利益，很顯然，作者忽視了其中的經濟因素。

以上四個看法僅僅是我個人的愚見，第一點和第三點可能是作者出于對本文行文布局的安排，有所省略。盡管如此，本書仍舊是鄉村社會研究的經典之作。

四、本文的創新之處

我認為本書有兩大創新之處，一是本書建構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經紀型”模式、權力的文化網絡、國家政權內卷化，都屬于作者首次提出并分析鄉村社會的概念。二是本書是學界首次從文化的角度來闡釋鄉村社會的變遷，來透視中國革命的成功。

第一，杜贊奇在分析中國鄉村社會的時候，并不滿足于以往的種種研究，認為那些的理論都不能很好地描述鄉村社會，或多或少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于是，他建構了很多新的概念來分析鄉村內部的運行機制。如“經紀型”模式則是用來理解國家政權是如何在鄉村實現自己的統治職能?！皣艺鄡染砘眲t是用來說明20世紀國民政府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的弊病?！皺嗔Φ奈幕W絡”則是吸收了施堅雅的市場理論體系，用來理解鄉村內部的權力斗爭和分配，從而維持鄉村社會的穩定。精準的建構，縝密的分析，嚴謹的邏輯，是本書的一大亮點之一。

第二，對于以往國內外學者從經濟角度來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本書則是從文化角度來透視20世紀初中國鄉村的巨大變遷。不得不說，文化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但以往的學界把角度更多關注在經濟因素上，從而忽視了本土文化對社會變遷的作用，視角的轉移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之二。文化研究的取向雖然拓寬了歷史學的視野，但它不能作為闡釋問題的唯一取向，否則有陷入“文化決定論”的危險。此外，由于作者重視對區域文化內生性的研究，打破了“西歐—沖擊回應論”，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柯文所說的 “在中國發現歷史”。

五、現實啟示

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國家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它從基層開始建立了與國家政權相聯結的各級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近年來中國的“開放搞活”又使得一些歷史弊病重新出現，一些學者開始將鄉村干部視為國家政權與村民之間的承包者或經紀人。管理機構與機體結構的分離，土地的逐漸私有化以及基層政權的削弱，肯定會造成國家的地方社會的失控。^[8]那么怎樣才能夠加強國家與基層的血肉聯系呢？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兩點入手：

1、重新建立新的文化網絡

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深入開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教育。拓展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建強用好縣級融媒體中心。在鄉村深入開展“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宣講活動。深入挖掘、繼承創新優秀傳統鄉土文化，把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結合起來，賦予中華農耕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持續推進農村移風易俗，推廣積分制、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等做法，加大高價彩禮、人情攀比、厚葬薄養、鋪張浪費、封建迷信等不良風氣治理，推動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加大對農村非法宗教活動和境外滲透活動的打擊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預農村公共事務。辦好中國農民豐收節。^[9]讓農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

2、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

強化縣級黨委抓鄉促村職責，深化鄉鎮管理體制改革，健全鄉鎮黨委統一指揮和統籌協調機制，加強鄉鎮、村集中換屆后領導班子建設，全面開展農村基層干部鄉村振興主題培訓。持續排查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發揮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隊抓黨建促鄉村振興作用。完善村級重要事項、重大問題經村黨組織研究討論機制，全面落實“四議兩公開”制度。深入開展市縣巡察，強化基層監督，加強基層紀檢監察組織與村務監督委員會的溝通協作、有效銜接，強化對村干部的監督。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推行網格化管理、數字化賦能、精細化服務。推進村委會規范化建設。深化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開展村級議事協商創新實驗。推廣村級組織依法自治事項、依法協助政府工作事項等清單制，規范村級組織機構牌子和證明事項，推行村級基礎信息統計“一張表”制度，減輕村級組織負擔。^[10]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發揮黨的橋頭堡的作用，加強上級與下層的聯動聯通。

參考文獻：

[1]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1.

[2]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67.

[3]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68.

[4]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4.

[5]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41-45.

[6]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238.

[7]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233.

[8]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240-241.

[9]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2021年1月4日。

[10]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2022年1月4日。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