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

由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合作撰寫的《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一書 ，書是對浙北一個鄉村所作的文化人類學上 的個案研 究 ， 不同于西方所流行的實證研究通常所采用的同時性的抽樣研究，而是對一個鄉村從 土地改革到當前的在社會文化上全方位的歷時性的整體研究 。全書研究的范圍包括鄉村的生態環境、土地制度、人口與生育制度、農業生產的組織與分配 、鄉村企業的興起與社會分層趨向、村民生活水平與消費結構、婚姻與家庭、教育與衛生、鄉村市場、村落文化、鄉村政府等等各個方面，是一幅全景式的鄉村社會文化自解放以來的變遷史。本月的讀書報告我將圍繞鄉村組織建設與文化建設的關系，以“延續村規民約傳統與現代村民自治相結合”為主題，結合作者在書中所描繪的傳統鄉民和行為方式的基本特征，從鄉村組織和村落文化兩章展開思考，探討如何把村規民約與村民自治結合起來，從而提高村民的自組織能力，推進現代村民自治。

一、鄉村組織振興及其重要意義

人們總是生活在有組織的群體之內的。人們借以謀求經濟、政治、宗教及日常生活各種便利而結成的組織，反過來給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以重大影響[1]

鄉村組織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組織保障和堅實堡壘，是實現產業興旺、 生活富裕、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抓手和載體。因此，一般來講，鄉村組織主體主要包括四個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鄉村振興,組織振興是根本和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鄉村組織振興，打造千千萬萬個堅強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培養千千萬萬名優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深化村民自治實踐，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安定有序。”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既要堅持黨組織的領導，提高鄉村地區的政治站位，又要通過村民自治組織，激發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提升鄉村振興戰略的適應性，最終構建現代鄉村組織體系，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提供組織保障。

二、傳統鄉民思想及其行為方式的特征

曹錦清認為，傳統中國只有家和國兩種組織資源，由于在家、國之間缺乏其他類型的社會中間團體，無論是政治自治的、宗教的、還是經濟的，這就決定了傳統鄉民和行為方式的如下特征:

其一：在家庭和村落范圍內，村民只服從習慣與尊長

其二，對家、國之間的公共事務，確切得說對鄉村地方公共事務，村民的一般態度是漠不關心，因此缺乏共同議事、決事的習慣；所以村民只有服從和尊重自然尊長（家長、兄長、族長或皇權）而缺乏聯合團體生活所必須的、尊重和服從自覺制定的制度、紀律和選舉產生的領導及其意志的習慣。對于缺乏自組織習慣和能力的傳統村民來說，一旦需要組織時，一般只能走被組織的道路。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村民絕不可能學會適合團體生活所需的新觀念和新的行為方式，當商品經濟深深地卷入鄉村經濟時，通過宣傳教育和典型示范，通過經濟的逐步發展，文化素質地提高，通過組織地實踐，他們是會逐步掌握這一切的[2]。

三、文化維度：延續村規民約傳統與現代村民自治相結合

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鄉村改造和變化的歷史，就是一部引進并發展各種新的經濟、政治、組織以及其他民眾團體形式的歷史;次第引入的各類新組織形式若要發揮其正常的功能，需要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觀念和行為方式[3]。

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從外部引入鄉村，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移植。因為一種組要正常地發揮其功能比有一套與之相適應地制度和原則，要使參與組織的人們理解、掌握、運用并遵守這些制度和原則，必須要有相適應地觀念和行為方式，或說一整套該組織賴以生存的文化。恰如魚兒離不開水一樣，在一種文化中發育成長得組織形式離不開他的文化環境。在缺乏任何中間組織鄉村引入一種組織，只通過行政手段加以推廣，無異于把魚從水中移到空中，魚雖然還是魚，但只是一條死魚。[4]所以，組織建設的實質就是一種文化建設。[5]

村莊文化是鄉村社會基礎的精神面向, 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精神保障, 繁榮的鄉村文化生活與良好的鄉村風氣是實現鄉村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礎。鄉村振興，文化先行，文化是依賴于民族共同記憶而維系的社會共同經驗。鄉村文化在鄉民的農業生產與生活實踐中逐步形成并發展，包含道德情感、社會心理、風俗習慣、精神追求等，表現為民俗民風、行為準則、社會心理等，它是一種村莊內生的傳統公共價值以及非正式制度規范。作為村民自我規范的價值體系, 非正式制度規范一方面起到了規訓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引導集體行動的作用。

村規民約是我國千年鄉村文化的傳承，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中，組織振興處于高屋建瓴的地位，而村規民約的作用在組織振興中也逐漸凸顯。它作為法律制度在鄉村社會的重要補充，同時也是村內價值觀和特色的集中代表，是村民表達需求和基層政府了解村民需求的窗口和媒介。我們要充分發揮村規民約等村莊內生秩序的的作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的完善。

四、主體維度：破除組織與村民的認知屏障，提高村民“自組織”意識和能力

作者在書中寫道在書中寫到：當我們著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更重要的在于教育農民。這就是說進行鄉村文化的改造，讓他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的實踐真正學會協商、決議、選舉、監督。[6]p575如果政府一直代行人民的意愿，那么人民永遠不會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現行的政治制度必須隨著經濟制度的改革和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和民主能力的提高而改革[7]。P616馬克思曾說：“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8]。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人是鄉村振興的主體，鄉村振興也是人的全面振興。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強調指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 治理體制”“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其中的公眾參與，從狹義上講，即指農民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的參與。在農村基層，農民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力量。如何增強農民的主體意識，激發其主觀能動性，使其更好地參與到鄉村治理活動中，是新時代鄉村治理的重要課題。因此，在實現鄉村組織振興的過程中，我們要始終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最大限度地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作用。

（一）最大限度地增進農民村民的公共利益。馬克思說“人們的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9]，農民與其他社會群體一樣，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追求者。鄉村是每一個農民賴以生存的棲息地，鄉村建設與治理事關農民的根本利益。而農民能否積極、主動、心悅誠服地參與其中，關系到最終能否實現農民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鄉村治理直接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在實現自身利益時，農民比其他任何試圖替代他們來決策的人和組織都 有著更強烈的動機，也更了解自己的偏好和需求以及自己所面臨的局限條件。由此可見，農民也是具有強大主體意識的社會群體，在鄉村治理中我們需要激發農民尋求改善主體意識的條件，激勵農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指引下，自覺地承擔主體作用，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深入貫徹落實強 調農民的主人翁意識這一基本論調。在各主體參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樹立為農民服務的治理理念，將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進而激發農 民主動參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意愿

（二）提升民眾對村規民約的心理認同、增強村規民約推行的群眾基礎。村規民約的遵守離不了群眾的關注和遵守，離開村民，村規民約就是一紙空文，是無源之水，無根之苗，是無法服務于村內政治生態環境，無法滿足村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的。因此村規民約的制定必須擁有堅定的 群眾支持，有著厚實的群眾土壤。要加強“村 兩委”之間的信任關系，“村兩委”與村民之間的信任以及村民之間的信任，只有將信任關系打通，將信任的脈絡連接起來，村內的村規民約 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村規民約的推行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村規民約只有擁有堅定的群眾 基礎才能在利益沖突逐漸加劇的鄉村得以順利 推行，才能起到相互協商的作用，村規民約才能真正體現群眾的訴求。我們要縮短民眾與村規民約的認知距離，營造相互影響的良性群體氛圍。增強參與體驗，將參與感和體驗感融入到村規民約的制定中去，讓村民既做規則的遵守者，又做規則的制定者。有利于村民主動性和積極性的提升。

（三）以科技賦能，提高民眾參與度，促進鄉村組織振興。傳播工具的更新換代為村規民約的推行提供了新思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 QQ、微信為代表的新型通訊工具也應當走進尋常百姓家，成為提升村民政治素養，提高村民自治高度的新工具。村民通過積極引導，在組織帶領下深入挖掘村內秩序傳統，通過這些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為村規民約的制定建好言獻良策。對提高村民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度，規范村內秩序，從而促進鄉村振興有序進行起到積極作用。

（四）巧用熟人關系來營造相互影響的良性群體氛圍。中國社會是一個以血緣或親緣關系為紐帶的圈子社會，村內仍然是一個有著固 定人際交往的熟人圈子，圈子中的村民仍然有 著深深的鄉土情結，是千千萬萬個普通中國人 的代表想要村規民約更好地起到作用，必須利用村內村民的心理，巧用熟人關系來營造相互影響的良性群體氛圍能夠提升村規民約的執行效力，凸顯鄉村內生秩序的作用，才能推動鄉村治理體系的完善。

村規民約的完善對于鄉村組織振興而言，具有強化組織領導、實現德治法治相結合的重要意義。因此，我們要著力將村規民約等鄉村的內生秩序納入法治化道路，以此深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內涵，豐富基層群眾自治的底蘊，豐富基層治理體系。搭建自下而上的民意反映渠道，將村內規范與國家意志進行融合，以村規民約等村莊內生秩序滋養法治精神，推動鄉村組織振興。

參考文獻：

[1]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26頁。

[2]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42頁。

[3]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26頁。

[4]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35頁。

[5]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36頁。

[6]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75頁。

[7]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16頁。

[8]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頁。

[9]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82頁。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