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先生逝世了。人們都在緬懷著他的許多往事，特別是他對中國農村改革的貢獻。而對我這樣一個出身于底層社會、成長于80年代改革時期的“青年學者”（以杜潤生先生的高齡為參照系）而言，80年代即為中國工農及其子弟鼓與呼的杜潤生先生，就有著一種今日一些“青年學者”難以理解的深厚感情。
我出生于1962年。當今中國很多知名學者，都出生于1962年。我曾經尋找在1959-1961年出生的同輩學者，幾乎失敗了。原因就在于那三年中國的變故。這與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密不可分。1957年戶籍政策出臺以后，我這個游擊隊隊員的孩子，因為“極左”政策，整整八年沒有戶籍。母親帶著兩個孩子開始心驚肉跳的盲流生活，三口人以母親撿破爛為生。后來風聲日緊。母親沒有辦法，盡管沒有戶口，1967年還是帶著我們回到家鄉湖南永州，希望家鄉能夠念在故人情分上予以收留，卻因為一床棉被被盜而輾轉到“岳村”討生活。
因此，杜潤生先生參與的改革事業，改變了我這一代工農子弟的命運。毫無疑問，杜先生對近30多年中國農村發生的巨大變化是有非常大的貢獻的。這起碼有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他參與甚至主導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的制定。“文革”結束后，中國農村如何發展，是擺在當時中國領導人面前的重大問題。這一問題的破局，是由那些為了吃飽的農民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變的。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主導農村政策的杜潤生等人，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讓民休養生息的情懷有關。
其二，他培育了一大批同樣具有關懷、求真務實的農村改革者和研究者。當年杜潤生先生將天下有改革精神的青年學子團結在周圍，教他們如何研究問題，如何在約束條件下提出解決方案。他們中的許多人，要么成為了今天仍然是主導農村發展的要員，如陳錫文等人，要么成為了讓人尊敬的農村研究方面的主帥，如周其仁等人。杜潤生先生雖然離開領導崗位許多年，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張仍然在影響著中國農村的發展。
可以說，杜潤生先生較好地完成了他那一代人的歷史使命。這不僅僅得益于那個改革開放朝氣蓬勃的時代，更在于他們那一代經歷過土地改革、農村集體化及“文革”種種運動后的反思。沒有時代的迫切需要，沒有為適應這些需要而產生的具有改革開放意識的國家領導人，沒有對各種苦難的深刻反思，沒有對處于饑餓貧困農民的深切關懷，也就沒有杜潤生他們這一代人的歷史性的成就。
正是在此意義上，紀念這位為中國農村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人，就要求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面對當今農村存在的現實問題。我們需要去了解并解決：這么多年來，農民的收入增長為何趨緩，城鄉差距為何增大，農民工的權利為何得不到保障，農村生態環境為何變得如此嚴重，征地拆村中農村得到了什么。也許，我們再也找不到了杜潤生時代所能找到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這類“奇招”，但腳踏實地去了解真實的中國社會，在目前約束條件下去解決中國農村甚至全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正是杜潤生先生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吸取百年中國變遷的各種經驗教訓，在杜潤生式改革開放思想幫助之下，我們這一代學者正值壯年還在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鼓與呼、為中國幾億工人農民的生存權和幸福權而奔走，立定心志一輩子腳踏實地研究。之所以毫不敢懈怠，根本動力就在這一份底層情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轉自：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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