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之情與郁悶之感齊來
看到杜老仙逝的消息，他清秀而智慧的臉龐以及溫文爾雅的身影立即浮上筆者腦海，內心深處也隨即涌出對他的無限悼念。對他的人格和理念充滿敬意的同時，卻又感到仿佛有無數塊壘在撞擊我的肺腑，因之感到莫名的郁悶。照理說，在秋葉漸紅，寒意未深的季節，杜老以102歲的高齡駕鶴西去，似乎不應過于傷感。他為之深深擔心的，困擾近代中國幾百年之久的饑荒，在他大力推動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普遍為農民接受、農業生產力已大幅提高的今天，早已成為遙遠的往昔。如此一想，不是應該為他的美夢成真高興嗎？古話說，“雁過留聲，人走留名。”杜老一生命運多舛，但到了晚年，能以自己的睿智和練達，左沖右突，合眾連橫，克服今日難以想象的各種思想和制度阻力，幫助農民實現溫飽的夢想，用分田到戶取代了人民公社的烏托邦狂想，結束了在非自愿的集體化制度之下農民辛苦一年、常常無以果腹的咄咄怪事。就為成就了這一件好事，在民以天為食的中國，他的名字也是會被子孫萬代永遠銘記在心的。
但是，為何自己又會不由自主地感到郁悶呢？仔細想來，可能是因為從我和他的幾次接觸中，他有幫助農民走得更遠的理想。以他對中國農民發自肺腑的深愛和同情，卻目睹農民至今未能對自己的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擁有完整的產權，未能有成立農會或農協的自由，因而未能成為完全平等的共和國公民，城鄉收入差卻不斷擴大，會作如何的感想呢？面對上述的尷尬，杜老是否會帶著深深的遺憾和未竟之愿離開人世呢？這是我深感郁悶的原因，也是決定趕寫這篇悼文的動機。
從杜門弟子到杜老本人
說起我和杜老來往的淵源，還要追溯到我和杜老的許多弟子和學生的關系。 上世紀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四人幫雖已粉碎，但環顧神州大地，到處是文革留下的經濟凋敝，民生凄苦的景象。千頭萬緒的棘手問題中，最急迫的是如何挽回人心，重振社稷。而其中最迫切的又是如何復興經濟，改善民生。此刻的農業仍被假大空的大寨模式所籠罩，死氣沉沉。在學大寨的鼓噪聲中，全國的食品卻普遍匱乏。一切憑票供應，似乎不分貧富，一律平等，但畢竟大部分人終日饑腸轆轆。日子之苦，不亞于今日的北朝鮮。難怪陳云感概，“手中無米，雞都不來”。這句話用來描繪當時中國朝野內外的窘境，可謂一語中的。然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仍是左右人們思維的圭皋。
知青中的各路英雄此時紛紛返城。雖然是赤手空拳，身無分文，卻不僅帶回歲月的滄桑，更帶回對中國社會底層的觀察和深刻反思。本來使涉世不深的學生一聽就會熱血沸騰，五體投地的說教和神話，此時已失去舊時的魔力。在江湖中闖蕩了十來年，滾了一身泥巴，也留下滿身傷疤的知青，如果再聽到對世界革命和拯救人類的召喚，不但覺得空洞無物，而且覺得偽善而可笑。他們目睹了社會底層的赤裸裸的貧困和不公，以及自己的虛擲光陰，一事無成，太知道急需挽留的應是自己正在迅速逝去的青春；急需解救的應是命運多桀的祖國，以及比自己命運更為慘烈的農民，而不是周邊的國家以及更為遙遠的大洋彼岸。新觀念，新思路，新的救國之道一時成為最新的時尚。本來萬馬齊喑的京城，此時沉悶空氣被一掃而空，為新的符號，新的理論，和新的概念所帶來的激動和震撼所代替。幾乎一夜之間，躲過文革而幸存下來的中外禁書重新浮出，為人們爭相閱讀。各色沙龍噴涌而出，熱門話題不是對文革慘痛教訓的總結，便是對如何走出文革敗局的可能途徑的探討。這是一個人人面對文革帶來的暴虐和困惑，急著尋求答案和尋找自己的知音和同類的年代。
這也是歷來老人治國的中國社會很少出現的年代，老年人竟然一時失去了話語權。如果他們搬出舊的概念和口號，年輕人就會反唇相譏，說正是聽了這種空話和套話，國家才步入可怕的深淵，去地獄走了一圈。既然過去的老經驗已經不再管用，老年人也愿意靜下心來，放下身段，傾聽讀了很多禁書，由新的理論和新的概念武裝起來的年輕人的心聲和訴求。所以，這是一個老年人反而向年輕人征求救國之道的非凡年代。這也是一個社會流動性空前高漲，社會秩序得到重塑的時代。昨天還據廟堂之高，不可一世的人物，頃刻之間被考上手銬腳鐐，成為階下之囚。大學的重新招生在年輕人中不啻為一次全面的洗牌。昨天還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茫茫前途不知何在，一夜之間成了意氣風發的大學英才，或成了指點江山的政府高參。
當時京城的活躍分子，北大高才生何維凌正好是我的近鄰，每隔幾天就會來我家高談闊論，并請家父回憶民國往事，聽得津津有味。他上達天聽，下結江湖，串聯于各個沙龍，口若懸瓠。由他推薦，我認識了大名鼎鼎的領袖式人物陳一咨，并應他們的邀請去旁聽過一些討論會。其中的一次在我印象中留下特殊的記憶。那天雖是三九寒冬，討論會卻在一個沒有暖氣的冷屋中舉行。不過，場所的土氣和簡陋倒與農民和農業在中國的卑微地位十分相稱。記得當時名振京城的翁永曦、朱嘉明、黃江南和王岐山四君子中的前三位在會上作了精彩發言，又有與會者的隨時發問和評論，討論會的氣氛十分生動、活潑、無拘無束，而又緊緊圍繞農業和經濟發展的主題。
我這個旁觀者雖然冷得有些索索發抖，卻對與會者的救國救民的熱誠和執著留下美好的印象。自己在公社插過隊，和農民共同生活過好幾年，熟知農村的各項弊病和癥結。以四君子為代表的發言者能對丑陋的現狀不加粉飾，對農民的疾苦不留情面地予以揭示，對救國救民提出真知灼見，使我十分認同，更十分佩服。原來這些與會者就是杜老麾下的農村發展組的骨干。我和其中的好幾位后來成為終生朋友，也因此對杜老產生了最初的好奇。文革前和文革中見慣了對青年人不是訓斥一通、便是不屑一顧的官員，杜老竟能容納這群言辭犀利、觀點激進的年輕人，敬仰之心油然而生。這些年輕人當時個個覺得已經尋到救國真理，有舍我其誰的氣勢，卻個個對杜老五體投地，使我對杜老產生很多神秘感。雖然感受杜老本人的魅力還要在好幾年之后，但既然他的弟子和學生們對他如此贊不絕口，在自己的腦海中便慢慢將杜老想象為一個開明、豁達、求賢似渴、喜歡并懂得和年輕人打交道的長者。
80年代后期的幾次近距離交往
我于1979年下半年離開北京，去復旦攻讀碩士。畢業不久又去芝大，拜在農經大師約翰遜的門下，好幾次約翰遜教授和舒爾茨教授向我了解杜老。真正見到杜老本人，并有機會近距離對他有所觀察，進而了解他的觀點和為人，則要到1980年代的后期。其中一次是他到北美考察農業，路過芝加哥，特地來芝大拜訪諾獎得主舒爾茨和約翰遜教授，并受到他們的宴請。我有幸忝陪末座，躬逢其盛。此事可能是1988年或1989年。記得杜老詳細詢問了美國如何快速從幾乎是一個純農業國轉型為工業國，又進而成為后工業國的歷程。這個過程正好為舒爾茨和他的高足約翰遜兩人所熟悉，兩人甚至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曾聯手反對國會出于保護農業的良好愿望，一味補助和挽救在競爭中失敗的小農戶。兩位農業大師認為，這種做法反而會延長小農戶的悲慘命運，降低農業的整體效率，擴大城鄉收入差。他們主張幫助競爭中失敗的農戶盡快脫離土地和農業，進入制造業和服務業，分享城市繁榮。幸好美國政府基本采納了他們的觀點，雖然推行了某些農業保護，但并沒有阻止美國農場的相互兼并，以及隨之而來的平均規模的不斷擴大。結果，美國既有發達的工業和服務業，又形成有高度競爭力的農業。記得杜老兩眼放光，聽得津津有味,并與芝大的兩位學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2004年約翰遜教授去世，在留美經濟學會與浙江大學合開的年會上，我曾主持了一場悼念約翰遜教授的追思會。想到杜老和約翰遜教授的深厚友誼，盡管知道他年事已高，不便遠行，還是向他發出邀請。杜老果真接受邀請，親臨會場，高度贊揚了約翰遜教授的學術貢獻和對中國的深厚感情，使聽者無不動容。
還有一次，大概是1987年夏，約翰遜教授路過北京，去山東鄒平縣農村建立一個觀察站，準備長期跟蹤包產到戶后當地農村的各種變化，以考察這項制度對農業和農村的長期績效。我當時正在國內收集博士論文所需的資料，林毅夫則已正式回到國內，在王岐山的大力動員下出任農村發展所的副所長。杜老在人民大會堂北門進去的一個小宴會廳宴請約翰遜教授，讓毅夫和我做陪，兼做翻譯。我覺得杜老溫文爾雅，態度誠懇而慈祥，思路清晰，觀點鮮明，話音十分委婉，用詞更經過仔細斟酌，使聽者十分受用。他同芝大來的、以思維敏捷、話鋒犀利著稱的這位大學者對話，顯得從容不迫，不慌不忙，不卑不亢。現在想來，他的這種儒雅的風度不僅僅反映了他的長期修養，也為他的淵博知識和深思熟慮所支撐。記得約翰遜教授和他交談中，提到了當時國內的熱點話題，即現行土地制度無法回避的臨時性和短效性問題。包產到戶相對人民公社固然是一大進步，不然全國的食品供應不會有立竿見影的改善，但是，中國面臨急速到來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這種包產到戶的臨時性制度根本無法適應由此而來的巨大的社會變動。約翰遜教授對此十分憂慮，認為中國應該未雨綢謬，優先推動土地制度的改革。杜老對此雖然沒有直接的回應，但我隱隱感到，他對土地制度改革的市場導向似乎已有自己的腹案。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當時在他領導下的中央農研室已經專門成立了一個試驗區辦公室，在全國統籌設立幾個農田制度試驗區。記得其中有貴州遵義的湄潭縣、山東的平度和江蘇的同里等處，實驗不同的農田制度的優劣。1987年我除了陪約翰遜教授去鄒縣蹲點外，又得到杜老的弟子、當時的試驗區辦公室主任盧邁的熱情接待。他親自陪同我去蘇南一些實驗區考察。因為鄉鎮企業發達，當地農民大多進了企業打工，所以正在實驗的是農業大戶或農業車間的制度。記得遇到一位頗為機巧、伶俐的農業大戶。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并非通過在土地市場的自由競爭而勝出，而是被當地的鄉鎮領導相中，指定成為大戶，并獲得鄉鎮企業的重點扶植（補貼）。我趁陪同的干部走開的間隙，私下悄悄問他，有什么長期打算？他倒很干脆地說：“地不是我的，走著看吧，也許打一槍就走。”他的話引起我的深思，并事后告訴了盧邁，相信他也會轉告杜老。
我當時在想，沒有土地所有權的所謂農業大戶，也許沖著鄉鎮企業的補貼，也許沖著有鄉鎮領導做后臺，會按他們的設想搞幾年農業規模經營。但是，哪天鄉鎮領導基于某種理由不再支持了，或者鄉鎮企業倒閉了，或原來進廠務工的農民因為某種原因突然回來了，要求討回自己承包的土地的時候，則不管這個大戶已發展到多大的規模，效率有多高，頃刻之間不就可以不留痕跡地被雨打風吹去？這種農田制度會有穩定的前途嗎？寫到這里，不由想到最近不少地方又在搞政府主導的土地流轉，卻造成很多農業大戶的破產，心中不禁充滿憂愁。
話說1988年我再次回到國內，繼續收集博士論文所需的資料。除了接受周其仁和劉守英的邀請，跟著他們去貴州湄潭實驗區蹲點半月外，還糊里糊涂地跟著他們去遵義出席由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組織的農業會議。到了遵義，安頓下來之后，又被臨時指定在大會做正式發言，我推也推不掉。記得會議主要組織者之一朱厚澤還特地來到我的旅館房間，同我簡單交談，鼓勵我一定要暢所欲言。由于是面對國內頂尖的農業專家和農業決策者做發言，不敢怠慢，連夜趕出發言稿，將我平時的思考和在芝大學習的心得向大會作了匯報。記得除了介紹美國如何快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路徑外，特別推薦通過土地私有和土地市場上的競爭，加速土地向種地能手集中，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向城市轉移,以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縮小城鄉收入差別。我并明確反對由政府人為扶植大農場的所謂農業現代化的道路。這篇發言修改后發在1988年的《科技導報》上，算是自己的土地私有觀點在國內的正式亮相。
后來知道，其實杜老也全程參加了這次會議。現在猜想，我和其仁及守英在湄潭長達半月的蹲點和討論，也許杜老也風聞了，并知道了我的觀點。
不管是否確實，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當時沒有他的首肯，估計我不可能去出席這次會議，更不可能受邀在大會上作鼓吹土地私有的發言。他能如此不拘一格，包容不同觀點，難怪他的弟子和學生對他的雅量和胸懷如此佩服。同時，也覺得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對不同的地權安排背后的不同邏輯及其產生的不同結果，一定已有深入的思考和權衡。基于中國在土地制度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以他反復強調的“兩害相較取其輕”的智慧，一定已作出了自己的傾向性結論，只是出于平衡左右的考慮，將自己的主張深藏不露。
可惜的是，政治風波后，杜老及其領導的機構不是被解散，就是被邊緣化。其后的十年，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處于停頓狀態。2013年通過的18屆3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盡早建成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這實際上承認了中國要素市場發育的嚴重滯后。我想加一句的是，土地市場的發育尤其滯后。面對1990年代開始的大大加快的城市化，對非農用地的需求急劇上升。在土地市場缺位而無法發揮配置功能的情況下，土地的配置權基本落入政府之手。各地政府只要通過擴大城市邊界，便可廉價征收農民土地，名正言順地將農民土地收歸國有，并根據自己的偏好，大部分低價批給中外投資者，建設工業園區，卻高價拍賣給營建商住樓盤的開發商，賺取高額壟斷地租，構成土地財政的主要來源。但商住樓盤的地價騰貴，其上的房價必然水漲船高，工資和租金因而也必須跟著上漲，使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本應有的比較優勢提早結束。同時，房價騰貴，必然使進城而無法定居的農民工人數一路飆升。郊區農民因征地補償過低，與政府的矛盾也日益加劇。所有這些現象的背后都忽隱忽現地有著現行土地制度的丑陋身影。中國已經無法繼續回避現行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
世紀之交在海口會議上的風波
可是，當時國內的氣氛并不允許討論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正在對此憂心忡忡之間，大約2000年前后，收到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的邀請信，說將在海口舉辦一個有學者和官員參加的三農問題內部研討會，出席者包括大家熟悉的三農問題專家杜潤生，陳錫文，韓俊，劉守英，溫鐵軍，和黨國英等。考慮到這次會議是一個層次較高的內部討論會，所以我在發言中沒有回避自己的一貫主張，即基于以下理由，中國要允許土地私有，以化解三農問題。其一，全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實行這種土地制度。少數實行土地完全公有的國家中沒有一個解決了三農問題的。北朝鮮，古巴，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解體前的蘇聯等國家在土地公有制下無不發生食品的普遍匱乏，甚至大面積的饑荒。可見，中國一國的智慧不可能高于全世界的集體智慧。其二，1984年后中國正式允許將土地使用權有期限地承包給農民，農業生產突飛猛進，農民的收入相較于公社時期大幅增長。但是，由于強制性地保持土地公有制，農民沒有權利擁有，積累，和處置土地，所以三農問題浮出水面，日益惡化。中國不應再刻意回避對農業和農民來說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問題。其三，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看，既然土地私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種土地制度安排，未經實踐，也未經反復論證，便刻意對此排斥，必然滑入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中去。這種做法既罔顧本國和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也無視現代經濟學理論關于產權清晰的基本結論。
為了避免這種錯誤，我建議將海南開辟為一個完整的，全方位的土地制度實驗特區，允許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要素的自由買賣和在滿足城規和區劃的前提下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為了緩沖我的建議的沖擊力，我甚至用幽默的口吻說，如果這項實驗真的導致海南農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可以組織全國農民到海南參觀土地私有的危害性，這樣可以杜絕他們對土地私有的向往。反正海南和大陸不直接相連，實驗的負面效應不會馬上波及大陸。但是，萬一海南土地制度的改革實驗成功，出現了繁榮而現代化的農村和高度繁榮的城市的并存，則海南經驗可不失時機地向全國推廣。
不料我的發言一結束，會議主持者，一位來自中央黨校的高層領導，馬上將我的建議斥為反動，認為我的建議會使農民受二茬罪，千百萬人頭會落地, 實質是要共產黨下臺。在離文革結束已經二十多年的內部學術會議上，這位領導竟將我的觀點如此無限上綱，也不讓我在會上獲得公開申辯的機會，這種粗暴的態度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令人寬慰的是，出席這次會議級別最高的杜老的態度明顯不同于這位黨校領導。第二天由杜老總結會議的主要觀點時，雖婉轉提到我的觀點，卻并沒有對我有任何指責。記得他在臺上以親切的語調，面露微笑地看著我，似乎在專門對我的觀點做回應。他說，大概用15年的時間，使大批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屆時，由于大大減少了農村的人口，就有條件實施具有較大土地經營規模的家庭農場，也就水到渠成地實現了農戶對土地的所有權。會后有位與會者跟我說，不要不高興了，杜老對你的觀點已經專門作了回答。雖然我至今還是認為，理清地權應該是土地市場發育的前提，而不是土地市場發育的結果，但杜老作會議總結時和風細雨的態度，以及對土地制度改革的樂觀預測，還是化解了我心中的寒意和不快，并對他關于15年后的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憧憬留下深深的印象。尤其使我深感幸運的是，對我關于將海南島開辟為試驗區的超前主張，杜老沒有模仿官場上的慣例，出于自保，落井下石，以便劃清界限，站穩立場。杜老善解人意，雪中送炭，使人在寒流中感到溫暖。面對不同意見，杜老力圖以理服人。對這樣的諄諄長者，我如何能不深深感佩其高尚人格和寬廣的胸襟呢？
當然，現行土地制度的種種弊病和惡果并不會因為堵了別人的嘴而自行化解, 隨風而去。對地權問題設立禁區，反而大大延誤對現行土地制度的認真檢討和改革。上面這個插曲顯示，在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上，學者面臨的不僅僅是同行間不同的觀點，還有居高臨下者的以勢壓人，蠻不講理。所以不難理解，國內不少學者為何一度在這個問題上噤若寒蟬，甚至曲意附和。只是三農問題的惡化使越來越多的學者無法對現行土地制度的弊病繼續視而不見。
其實，如果以平等的態度討論問題，為了農民的利益以及國家長遠利益，反對土地私有的理由其實是無法成立的。理由如下。其一，如果中國真要讓市場起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功能，必然要允許要素的自由交易。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通過自由交易所產生的均衡價格來配置資源，沒有交易，何來價格？沒有價格，何來資源的市場配置？但為了自由交易，產權必須嚴格界定，不然如何交易？其二，中國現行土地制度和各國的根本區別，不在是否允許土地公有，而在是否允許土地私有和自由交易。允許土地私有的國家都有公有土地，連美國也有多達40%以上的土地為國有。將城市化變為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剝奪才是世界罕有的不合理制度安排，難怪后果越來越嚴重。其三，如果自愿原則是黨所珍視的最高原則，農業集體化應該是農民自愿選擇的結果。如果某個集體效率太低，或其領導過于濫權，又不允許任何成員退出，另組新的集體，乃至單干，如何減少濫權，提升效率？不準農民有退社自由，集體化必然是強制性的，違反自愿原則；土地交易也必然是強制性的，違反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自愿交易原則。其四，從意識形態來說，五十萬家國營企業都已私有化，理由是中國現有的落后的城市生產力尚不需要公有制這種生產關系。既然這種理由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為依托，那么，這種理論如何解釋生產力遠較城市更為落后的農村卻必須實行強制性的土地公有制這種更為超前的生產關系？我多年來提出這些嚴肅的理論問題，卻始終未見有官方的回應和解釋。因此，也就更加懷念杜老的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態度和以農民的利益為己任的胸懷。
和杜老的最后心靈交流
2008年夏，正在貴州從事扶貧工作的羅小鵬和張曉波熱情邀請我加入他們一行，走訪了貴州的不少窮鄉僻壤。貴州多山，因而當地農民修有不少梯田。我一路觀察，見有些梯田的田埂由整齊的巖石砌成，十分氣派，也十分耐用，可傳至子孫后代；有些卻由泥土草草砌成。由于風吹雨淋，泥埂多已消損，高低不一，不但難看，也很難擋住水土流失。為何修田埂的材料如此不同? 內心十分好奇。途中進村歇腳，正好遇到一位村支部書記。見他有些歲數，又有很強的語言表達能力，便向他請教上述現象。他的回答頗有意思。在有地主老財的年代，地主老財是一定雇人修石頭田埂的，修了田埂的梯田才是真正的梯田，才能租出去。在公社時代，我們也會動員社員在農閑時開采石頭，修起田埂，所以是不會有土埂的。但是包產到戶后，沒人愿意花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因為誰也不知道自己能種多久。但是完全不修田埂也是不行的，一下雨不但肥力流到外人田，種子都會被沖走。所以農民就用泥土筑起田埂，糊弄糊弄，自欺欺人。我問這位支書，有地主老財的年代，不是也有自耕農嗎？他們會用石頭修建田埂嗎？他聽了一愣，回答說，當然也會，不然還是梯田嗎？他的這番話印證了孟子所言，“人有恒產，始有恒心”的教誨。聽了支書的解釋，在表示感謝之余，只有對天長嘆。很明顯，包產到戶所代表的土地制度雖然產生短期的優越性，卻不能長期保持。呼吁回到公社去的左派們，主要論據之一也是基于在包產到戶下農戶對土地投資的短期行為。
回到北京。遇到姚監復老師，他覺得我應該去找杜老聊聊。當時杜老已經耳背，但他對我來訪十分熱情，示意要我用筆寫下自己想講的事或問題，由他口頭回應。我便將貴州考察的見聞以及我平時的一些思考向他作了筆頭匯報。我特地提到貴州農民在實行包產到戶之后，由于沒有穩定的地權，因而不肯花力氣修建石頭田埂的事。他邊讀邊搖頭，臉上的表情也越來越凝重。我又和他談起不少地方農民因土地被政府暴力征收，有自焚的，有喝農藥的，有長期上訪的，甚至有結群反抗的。這種用政府之手直接從農民手里剝奪土地，并加以配置，總不是長久之計。他點頭表示同意。最后，他說，他很后悔，當年在推包產到戶的時候，沒有臨門一腳，索性把土地的所有權給了農民，農民今日的處境就會好得多。我十分贊同。如果農民獲得完整的地權，他們就成為有獨立人格的公民，并有權自由買賣土地，則土地市場也就早發育出來了。這樣，政府也就無從處處與民爭利，土地配置可基本讓位給土地市場。杜老對我的判斷表示十分同意。這是我和杜老最后的一次心靈交流。臨別時，我們雙目對視良久，我請他多多保重，他要我寄希望于未來。我覺得他雙目炯炯，仍習習生輝。
廟堂和江湖的一次罕有的結合
杜老本人十分謙虛，一直堅稱包產到戶是農民的首創。這項首創起于青萍之末，而且一開始偷偷摸摸，猶如地下活動，也是事實。在毛所欽定的大寨模式的高壓之下，冒頭推動這種制度創新的人是要準備被抓被關，與家人分離的悲慘下場的。可見人民公社此時已成為一種何等可怕的社會桎梏。對公社略有微詞的人，無論地位多高，甚至像劉少奇，彭德懷這種身居高位的人，都遭遇粉身碎骨。這種可怕的結局使人不寒而栗。因此，農民的首創無論如何有效，還必須有人挺身而出，克服黨內凡是派的阻力，才能最后為高層普遍接受而成為新的正統。
現在看來，以下的幾個因素陰錯陽差地同時起作用，使本來格格不入，互相漠視的江湖和廟堂在一個特殊的年代里竟情投意合，發生了一次罕見的結合，使包產到戶由民間的非法地下活動一躍而為官方追認，乃至追捧的新的典范。首先，文革雖然摧毀了舊的秩序，想要建立的秩序因其猙獰和暴虐，成為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夢魘。大家的最大共識雖是盡快逃離，但逃向何方，意見卻十分紛紜，給各派留下廣闊的想象空間。在這段文革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塑就之時，杜老以曾經反對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冒進而長期受累，一身清白地重返農口，為各方欣然接受。其次，杜老不但愛才如命，禮賢下士，而且對農口的新老問題早已深思熟慮。年輕人的新理論和新概念并沒有使視野廣闊，見多識廣的杜老驚恐失措，無以招架。他對這些剛從江湖草莽回到都市，可說野性未脫的青年俊才極為欣賞。投入他麾下的各式英才，既是受他高尚人格的感召，也是機遇巧合，正逢其時。其三，杜老和他的弟子們要突破的，不是層級森嚴，
論資排輩的各部，或老氣橫秋的中央各機關，而是計劃經濟最為脆弱，處于自生自滅的農業。況且包產到戶的成功已由農民的試驗所證實。這些俊才久居社會的最底層，突然有資格進出廟堂，參與高層決策，本來因身懷絕技，無人知曉而倍感委屈，現在有機會脫穎而出，找到知音，萌發了為知己者而死的忠誠。籠罩在當年農業上空的恐怖氣氛，正好有賴于這些從農村回來，對公社和農村的丑陋和貧困一清二楚的人，去做無所顧忌的沖鋒陷陣。只是當這種突破進到黨內，就非需要像杜老這樣有深厚人脈，懂得堅持，更懂得妥協的人，才能將年輕人的曠野吶喊轉為正統的官方語言，納入黨的文件。最后，改革的第一炮在農業打響并取得奇跡般的初期效果，又恰恰和千家萬戶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相聯系，因而杜老的英名不脛而走，家喻戶曉。
但杜老在64事件后被邊緣化，其原因也是今日的年輕人所難以理解的。在將集體化等同于革命和共產主義狂熱政治氣氛中，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氣和正義感，才能拒絕為了謀取官位而不惜謊言媚上，拒絕為了隨波逐流而四處阿諛奉承，結黨營私。需要冒何等的風險，才能堅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以黎民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福祉為自己的最高追求的做法。這也是為何歷經幾起幾落的他，猶能贏得黨內開明派和國內外有識之士的高度贊賞的主要原因。
杜老生命的最后幾年，每每仍想發聲，推動土地制度改革的另一半工程的完成，但此時的廟堂已和江湖漸行漸遠。廟堂漸漸恢復固有的傲慢和教條，操心的是如何駕馭江湖，對江湖新的首創往往熟視無睹，甚至深抱敵意。例如，面對幾億農民工進城，并不見政府提供了多少廉租房或廉價房。江湖只能自己悄悄發展小產權房，建設城中村，雖然非法，卻猶如雨后春筍，為外來農民，甚至外來小白領所歡迎。然而，這種出于無奈的民間自發創新卻被廟堂一律視為洪水猛獸，不但判為非法，而且力圖趕盡殺絕，似乎全然不顧外來農民工和小白領何處安身的問題。這種“寧要社會主義的破瓦斷墻，不要資本主義的小產權房”，和當年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已有異曲同工之妙。盡管土地制度走入這種違背民眾意愿的死胡同，但是面對強大的習慣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杜老以垂垂老矣的身軀，畢竟無力回天。目睹今日中國農業深陷于由老弱病殘組成的小農經濟之中，和15年前他關于現代農場將在中國普遍涌現的樂觀預測，反差何其之大。這不由得不使我暗暗猜想，他是否是帶著深深的遺憾離世而去的呢？
結語
杜老受過高等教育，又智力和情商過人，對事物的內在邏輯洞若觀火。他幾上幾下，有豐富的閱歷，因而有智慧不但能保護自己，更能借勢而進，力排左右之爭，將改革向前推進，落到實處。他內心慈悲，對民間疾苦，尤其是農民的處境深懷同情和憐憫，并有為了解救他們的困苦敢下地獄探索真理和真相的勇氣。他克服各種阻力，推動農業制度改革，將中國農村從人民公社這個被董輔礽稱為農奴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包產到戶的制度下，農民幾百年來吃飽飯的夢想總算實現，這是杜老最大的遺澤。
令人傷感的是，和杜老最后的一次心靈長談，已是八年前的事了。期間多次想再去拜訪，征求他的意見，但被告知，身體的衰弱和腦子的老化已使他不再適合接待訪客，引為遺憾。更遺憾的是，這8年期間土地制度的改革未見有任何實質性進展。唯一可告慰杜老的是，一群志同道合者從2008年起以上海財大的高等研究院為舞臺，每年聚會一次，商討如何改革中國的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大家明知阻力很大，甚至還有某種風險，但是只要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革，農民作為一個群體其應有的公民權利未能實現，城鄉收入差還在惡化，再加上農村累計高達幾千萬的留守兒童和幾千萬的留守老人，更將成為中國未來揮之不去的社會隱患，徹底改革現行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的努力就勢在必行。我想，將杜老的未竟之愿在我們這一代實現，也許是我們告慰杜老的在天之靈的最好辦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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