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9年下半年離開北京，去復旦攻讀碩士。畢業不久又去芝大，拜在農經大師約翰遜的門下，好幾次約翰遜教授和舒爾茨教授向我了解杜老。
真正見到杜老本人，并有機會近距離對他有所觀察，進而了解他的觀點和為人，則要到1980年代的后期。
其中一次是他到北美考察農業，路過芝加哥，特地來芝大拜訪諾獎得主舒爾茨和約翰遜教授，并受到他們的宴請。我有幸忝陪末座，躬逢其盛。此事可能是1988年或1989年。
記得杜老詳細詢問了美國如何快速從幾乎是一個純農業國轉型為工業國，又進而成為后工業國的歷程。這個過程正好為舒爾茨和他的高足約翰遜兩人所熟悉，兩人甚至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們曾聯手反對國會出于保護農業的良好愿望，一味補助和挽救在競爭中失敗的小農戶。兩位農業大師認為，這種做法反而會延長小農戶的悲慘命運，降低農業的整體效率，擴大城鄉收入差。
他們主張幫助競爭中失敗的農戶盡快脫離土地和農業，進入制造業和服務業，分享城市繁榮。幸好美國政府基本采納了他們的觀點，雖然推行了某些農業保護，但并沒有阻止美國農場的相互兼并，以及隨之而來的平均規模的不斷擴大。
結果，美國既有發達的工業和服務業，又形成有高度競爭力的農業。
記得杜老兩眼放光，聽得津津有味，并與芝大的兩位學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2004年約翰遜教授去世，在留美經濟學會與浙江大學合開的年會上，我曾主持了一場悼念約翰遜教授的追思會。
想到杜老和約翰遜教授的深厚友誼，盡管知道他年事已高，不便遠行，還是向他發出邀請。杜老果真接受邀請，親臨會場，高度贊揚了約翰遜教授的學術貢獻和對中國的深厚感情，使聽者無不動容。
還有一次，大概是1987年夏，約翰遜教授路過北京，去山東鄒平縣農村建立一個觀察站，準備長期跟蹤包產到戶后當地農村的各種變化，以考察這項制度對農業和農村的長期績效。
我當時正在國內收集博士論文所需的資料，林毅夫則已正式回到國內，在王岐山的大力動員下出任農村發展所的副所長。杜老在人民大會堂北門進去的一個小宴會廳宴請約翰遜教授，讓毅夫和我做陪，兼做翻譯。
我覺得杜老溫文爾雅，態度誠懇而慈祥，思路清晰，觀點鮮明，話音十分委婉，用詞更經過仔細斟酌，使聽者十分受用。他同芝大來的、以思維敏捷、話鋒犀利著稱的這位大學者對話，顯得從容不迫，不慌不忙，不卑不亢。
現在想來，他的這種儒雅的風度不僅僅反映了他的長期修養，也為他的淵博知識和深思熟慮所支撐。記得約翰遜教授和他交談中，提到了當時國內的熱點話題，即現行土地制度無法回避的臨時性和短效性問題。
包產到戶相對人民公社固然是一大進步，不然全國的食品供應不會有立竿見影的改善，但是，中國面臨急速到來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這種包產到戶的臨時性制度根本無法適應由此而來的巨大的社會變動。
約翰遜教授對此十分憂慮，認為中國應該未雨綢謬，優先推動土地制度的改革。杜老對此雖然沒有直接的回應，但我隱隱感到，他對土地制度改革的市場導向似乎已有自己的腹案。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當時在他領導下的中央農研室已經專門成立了一個試驗區辦公室，在全國統籌設立幾個農田制度試驗區。記得其中有貴州遵義的湄潭縣、山東的平度和江蘇的同里等處，實驗不同的農田制度的優劣。
1987年我除了陪約翰遜教授去鄒縣蹲點外，又得到杜老的弟子、當時的試驗區辦公室主任盧邁的熱情接待。他親自陪同我去蘇南一些實驗區考察。因為鄉鎮企業發達，當地農民大多進了企業打工，所以正在實驗的是農業大戶或農業車間的制度。
記得遇到一位頗為機巧、伶俐的農業大戶。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并非通過在土地市場的自由競爭而勝出，而是被當地的鄉鎮領導相中，指定成為大戶，并獲得鄉鎮企業的重點扶植(補貼)。
我趁陪同的干部走開的間隙，私下悄悄問他，有什么長期打算？他倒很干脆地說："地不是我的，走著看吧，也許打一槍就走。"他的話引起我的深思，并事后告訴了盧邁，相信他也會轉告杜老。
我當時在想，沒有土地所有權的所謂農業大戶，也許沖著鄉鎮企業的補貼，也許沖著有鄉鎮領導做后臺，會按他們的設想搞幾年農業規模經營。
但是，哪天鄉鎮領導基于某種理由不再支持了，或者鄉鎮企業倒閉了，或原來進廠務工的農民因為某種原因突然回來了，要求討回自己承包的土地的時候，則不管這個大戶已發展到多大的規模，效率有多高，頃刻之間不就可以不留痕跡地被雨打風吹去？這種農田制度會有穩定的前途嗎？
寫到這里，不由想到最近不少地方又在搞政府主導的土地流轉，卻造成很多農業大戶的破產，心中不禁充滿憂愁。
話說1988年我再次回到國內，繼續收集博士論文所需的資料。除了接受周其仁和劉守英的邀請，跟著他們去貴州湄潭實驗區蹲點半月外，還糊里糊涂地跟著他們去遵義出席由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組織的農業會議。
到了遵義，安頓下來之后，又被臨時指定在大會做正式發言，我推也推不掉。記得會議主要組織者之一朱厚澤還特地來到我的旅館房間，同我簡單交談，鼓勵我一定要暢所欲言。
由于是面對國內頂尖的農業專家和農業決策者做發言，不敢怠慢，連夜趕出發言稿，將我平時的思考和在芝大學習的心得向大會作了匯報。
記得除了介紹美國如何快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路徑外，特別推薦通過土地私有和土地市場上的競爭，加速土地向種地能手集中，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向城市轉移，以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縮小城鄉收入差別。
我并明確反對由政府人為扶植大農場的所謂農業現代化的道路。這篇發言修改后發在1988年的《科技導報》上，算是自己的土地私有觀點在國內的正式亮相。
后來知道，其實杜老也全程參加了這次會議。現在猜想，我和其仁及守英在湄潭長達半月的蹲點和討論，也許杜老也風聞了，并知道了我的觀點。
不管是否確實，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當時沒有他的首肯，估計我不可能去出席這次會議，更不可能受邀在大會上作鼓吹土地私有的發言。
他能如此不拘一格，包容不同觀點，難怪他的弟子和學生對他的雅量和胸懷如此佩服。同時，也覺得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對不同的地權安排背后的不同邏輯及其產生的不同結果，一定已有深入的思考和權衡。
基于中國在土地制度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以他反復強調的"兩害相較取其輕"的智慧，一定已作出了自己的傾向性結論，只是出于平衡左右的考慮，將自己的主張深藏不露。
可惜的是，政治風波后，杜老及其領導的機構不是被解散，就是被邊緣化。其后的十年，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處于停頓狀態。
2013年通過的18屆3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盡早建成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這實際上承認了中國要素市場發育的嚴重滯后。我想加一句的是，土地市場的發育尤其滯后。
面對1990年代開始的大大加快的城市化，對非農用地的需求急劇上升。在土地市場缺位而無法發揮配置功能的情況下，土地的配置權基本落入政府之手。
各地政府只要通過擴大城市邊界，便可廉價征收農民土地，名正言順地將農民土地收歸國有，并根據自己的偏好，大部分低價批給中外投資者，建設工業園區，卻高價拍賣給營建商住樓盤的開發商，賺取高額壟斷地租，構成土地財政的主要來源。
但商住樓盤的地價騰貴，其上的房價必然水漲船高，工資和租金因而也必須跟著上漲，使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本應有的比較優勢提早結束。
同時，房價騰貴，必然使進城而無法定居的農民工人數一路飆升。郊區農民因征地補償過低，與政府的矛盾也日益加劇。所有這些現象的背后都忽隱忽現地有著現行土地制度的丑陋身影。
中國已經無法繼續回避現行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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