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此，國家權力并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產的王朝，奧爾良王朝是金錢的王朝一樣，波拿巴王朝是農民的王朝，即法國人民群眾的王朝。被農民選中的不是服從資產階級議會的那個波拿巴，而是驅散了資產階級議會的那個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選舉的意義和辜負了農民對恢復帝國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選舉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變中才得以實現。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于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數百萬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
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于是就出現了一個人來冒充這個人，只是因為他——根據拿破侖法典規定：“不許尋究父方”——取名為拿破侖。經過20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后，預言終于實現了，這個人成了法國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觀念實現了，因為這個觀念是和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階級的固定觀念一致的。
但是，也許有人會反駁我說：在半個法國不是發生過農民起義嗎？軍隊不是圍攻過農民嗎？農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嗎？（注：1851年12月共和派在巴黎舉行了反對波拿巴政變的起義。外省農民、小城鎮手藝人、工人、商人和知識分子等也紛紛起義。反抗波拿巴的運動波及法國東南部、西南部和中部20多個省，將近200個地區。但是，由于缺乏統一領導，起義很快就被警察和政府軍隊鎮壓下去。
馬克思在這里把波拿巴當局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共和派運動采取的報復措施，同19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當局對所謂蠱惑者采取的迫害行動作了類比。——678。）
從路易十四時起，在法國農民還沒有“因為蠱惑者的陰謀”而遭到過這樣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其社會生存條件即小塊土地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種條件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塊土地并賜給自己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不是農民的現代的塞文（注：塞文是法國南部朗基多克省的一個山區，1702-1705年爆發了農民起義，被稱為“卡米扎爾”（“穿襯衫的人”）起義。由于新教徒遭受迫害而引起的這些起義具有明顯的反封建性質。個別地方直到1715年還有這類起義發生。——678。），而是農民的現代的旺代（注：旺代是法國西部的一個省，1793年春季，該省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在貴族和僧侶唆使和指揮下舉行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暴動，圍攻并奪取了共和國軍隊所防守的索米爾城。暴動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試圖叛亂。旺代因此而成為反革命叛亂策源地的代名詞?！?/span>314、554、678。）。
議會制共和國的三年嚴酷統治，使一部分法國農民擺脫了對于拿破侖的幻想，并使他們（雖然還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當他們發動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就用暴力把他們打回去。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法國農民的現代意識和傳統意識展開了斗爭；這一過程是在教師和教士的不斷斗爭的形式下進行的。資產階級壓倒了教師。農民第一次力圖對政府的行動采取獨立的態度；這表現在鎮長和縣官之間的不斷沖突上。資產階級撤換了鎮長。最后，法國各地農民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曾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產物，即軍隊。資產階級用宣布戒嚴和死刑懲罰了他們。這個資產階級現在卻公然叫喊什么群眾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說這些群眾把它出賣給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強了農民階級對帝制的信賴，它曾把這種農民宗教產生的條件保留下來。當群眾墨守成規的時候，資產階級害怕群眾的愚昧，而在群眾剛有點革命性的時候，它又害怕起群眾的覺悟了。
在政變以后發生的各次起義中，一部分法國農民拿起武器抗議他們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決。1848年以來的教訓，使他們學聰明了。但是他們已經投身于歷史的地獄，歷史迫使他們履行諾言，而大多數農民當時還抱有成見，以致恰恰是在最紅的省份中農村居民公開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們的意見，國民議會妨礙了波拿巴的活動。波拿巴只是現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鄉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農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侖身旁建立一個國民公會。
第一次革命把半農奴式的農民變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侖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保證農民能夠自由無阻地利用他們剛得到的法國土地并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國農民現在沒落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土地的分散，即被拿破侖在法國固定下來的所有制形式。這正是使法國封建農民成為小塊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侖成為皇帝的物質條件。只經過兩代就產生了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業日益惡化，農民負債日益增加。“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紀初期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而在這個世紀的過程中卻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窮化的法律了。而這個法律正是第二個波拿巴必須維護的“拿破侖觀念”中的第一個觀念。如果他和農民一樣，還有一個錯覺，以為農民破產的原因不應在這種小塊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應在這種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況的影響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實驗一碰上生產關系，就會像肥皂泡一樣地破滅。
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經濟發展根本改變了農民對其他社會階級的關系。在拿破侖統治時期，農村土地的小塊化補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競爭和正在興起的大工業。（注：在1852年版中這之后還有如下幾句話：“對農民階級實行優待本身有利于新的資產階級制度。這個新造就的階級是資產階級制度向城市以外的地區的全面伸延，是資產階級制度在全國范圍內的實施”。——編者注）農民階級是對剛被推翻的土地貴族的普遍抗議。（注：在1852年版中這之后還有如下一句話：“如果說它首先受到優待，那么它還首先為封建領主的復辟提供了進攻點”?！幷咦ⅲ┬K土地所有制在法國土地上扎下的根剝奪了封建制度的一切營養物。小塊土地的界樁成為資產階級抵抗其舊日統治者的一切攻擊的自然堡壘。但是在19世紀的過程中，封建領主已由城市高利貸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義務已由抵押債務所代替；貴族的地產已由資產階級的資本所代替。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只是使資本家得以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農民自己考慮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借口。法國土地所負擔的抵押債務每年從法國農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國全部國債的年債息。受到資本這樣奴役的小塊土地所有制（而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這樣的奴役）使法國的一大半國民變成穴居人。1 600 萬農民（包括婦女和兒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個洞口，有的有兩個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個洞口。而窗戶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腦袋一樣。資產階級制度在本世紀初曾讓國家守衛新產生的小塊土地，并且盡量加以贊揚，現在卻變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腦髓并把它投入資本的煉金爐中去。拿破侖法典現在至多也不過是一個執行法庭判決、查封財產和強制拍賣的法典。在法國，除了官方計算的400萬（包括兒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還有500萬人瀕于死亡，他們或者是居住在農村，或者是帶著他們的破爛和孩子到處流浪，從農村到城市，又從城市到農村。一句話，農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侖統治時期那樣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資本相協調，而是和它們相對立了。因此，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墒牵瑥娪辛Φ暮筒皇芟拗频恼ㄟ@是第二個拿破侖應該實現的第二個“拿破侖觀念”）應該用強力來保衛這種“物質的”秩序。這種“物質秩序”也是波拿巴反對造反農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號。
小塊土地除了肩負資本加于它的抵押債務外，還肩負著賦稅的重擔。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一回事。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范圍內各種關系和個人的劃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個最高的中心對這個劃一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發生劃一的作用。它消滅人民群眾和國家權力之間的貴族中間階梯。所以它也就引起這一國家權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屬機關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沒有職業的過剩人口，使他們無論在農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們鉆營官職，把官職當作一種體面的施舍，迫使增設官職。（注：在1852年版中這后面還有如下一段話：“在拿破侖時期，這一大批政府人員不僅僅直接提供生產成果，因為他們在公共工程等等的形式下采用國家的強制手段為新形成的農民階級做出了資產階級在私人產業的道路上還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國家賦稅是維持城市和農村之間交換的必要的強制手段，否則，小塊土地所有者就會像在挪威和瑞士的一部分地區那樣由于農民的自給自足而破壞同城市的聯系”。——編者注）拿破侖借助于他用刺刀開辟的新市場，借助于對大陸的掠奪，連本帶利一并償還了強制性賦稅。這種賦稅曾是刺激農民發展產業的手段，而現在賦稅卻使這些產業失去最后的資源，失去抵御貧窮化的最后的可能性。大批衣著華貴和腦滿腸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個波拿巴心意的一種“拿破侖觀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創造一個和社會各真實階級并列的人為等級，而對這個等級說來，保存他的制度又如同飯碗問題一樣地迫切，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這樣呢？正因為如此，他的最初的財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來的水平，并添設了領干薪的新官職。（摘自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之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我家農村的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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