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和細化，對于振興鄉村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把自治擺在法治和德治的前面，是對我國古代治國理念與制度的現代化活用。我國具有五千年不曾中斷的文明史。由此可以推斷，我國古代的國家治理相對于同期其他國家而言，必然是高效率的。這種高效率，主要是基于中國獨特的鄉村治理模式取得的。自秦漢將郡縣制鞏固完善之后，“皇權不下縣”就成為國家與鄉村關系的基本制度安排，即鄉村治理主要不是靠政府官僚的直接統治，而是靠以鄉紳為管理主體的鄉村自治，大大節約了政府管理整個國家的成本。我國古代鄉村自治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鄉村基本上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具有濃厚的家族文化氛圍。這樣，古代鄉村自治的主要方式是德治，用道德教化鄉民，即使鄰里之間有矛盾，盡量不采用到官府訴訟的辦法來解決，而是付諸于“讓大家評評理”的鄉規民約。在我國古代的鄉村中，人們守望相助，充滿人間溫情，彼此成為“鄉親”。
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意味著我國鄉村已經具備這樣的治理體系框架，并需進一步完善。這種治理體系不僅是對我國古代優秀的治國理念和治國模式的傳承，更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實際需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對鄉村生活越來越廣泛的滲透，我國鄉村社會從相對封閉逐步轉化為開放流動，農業生產方式日益變革、農村社會結構日益分化、農民思想觀念日益多元。雖然物質財富總體上大幅度增加了，卻讓一些農民面臨著不小的生存壓力和競爭壓力。在這一歷史性進程中，出現了鄉風敗壞的現象。一些基層干部以權謀私，一些農民唯利是圖。在一些人看來，這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現象。其實是極大的誤解。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市場主體基于等價交換的互通有無，是人們立足于社會分工的相互幫助。沒有互惠互利，就沒有市場經濟。浙江省桐鄉市烏鎮擁有祖先留下來的獨特江南鄉村風貌，是發展鄉村旅游的豐厚資源。但是，在發展旅游業的最初幾年里，坑人蒙人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烏鎮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從根本上損害了旅游經濟。為了整頓旅游市場，當地黨委、政府以“人”為核心，創造了鄉村自治、法制、德治相結合經驗。實現了善治之后的烏鎮，游客不僅感受到了景色優美，更由衷地贊嘆人心更美。如今，烏鎮的旅游品牌不僅名揚全國，也享譽世界。桐鄉的鄉村善治在全國并非絕無僅有。他們的經驗表明，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是完全吻合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它提升到國家治理體系的高度，具備深厚的群眾基礎，必將為我國廣大農村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提供強大推動力。
我國形成健全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比古代中國具有了更好的條件。
首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條件。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且，中國共產黨就是靠為億萬農民謀幸福創建新中國的。我們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并不是由政府下派到農村的官吏構成的，幾乎百分之百都由村民中的先進分子組成。農村基層黨員和農村基層干部本身就是鄉村一員，不僅具有古代鄉賢服務鄉里的情懷，更具有古代鄉賢不可能具有的共產主義理想和情操。
大量實踐早已證明，凡是黨支部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充分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的農村，必定是鄉風最文明、干群關系最和諧的農村。所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最關鍵的是要加強農村基層黨的建設，把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揮出來，讓每一位黨員都成為新時代的新鄉賢。
其次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制度條件。我國古代鄉村的土地歸私人所有，治理鄉村的鄉紳角色基本上是由地主擔任。這樣，鄉紳也往往與無地少地的農民具有難以調和的階級矛盾，善治難以徹底。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農民創立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保障了鄉村土地權利的人人平等。大量實踐證明，凡是集體經濟鞏固壯大的農村，在自治、法制、德治相結合方面也做得很好。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我國鄉村治理指明了前進方向。只要充分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和集體經濟優勢，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一定如爛漫山花，開遍祖國的東西南北中。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