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聚福緣公寓火災招致北京市政當局在全市強力清退低檔居住區的租客，引發舉世嘩然。慮及近一年來全國各大城市都推出了種種清退“進城打工者”的舉措，想來這樣的做法不是個別城市當局的自作主張，怕是反映了某種“頂層設計”吧。
目前中國城市中的“進城打工者”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屬于我國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轉移勞動者及其家屬。堅持城市不應拒斥農業轉移人口的論者大多著眼于人權、平等、正義等倫理視角，這完全正確。但在我看來，目前中國城市清退“進城打工者”的做法所以不妥，還不僅僅因為它體現了某種階層歧視和利益偏袒，更在于它明顯違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實際上是在阻礙中國的農業轉型和經濟現代化。
中國當前面臨的農業轉型
說起當前大批農業人口進城的原因時，人們往往想到，這是因為城市收入機會多，生活水平高，農村居民向往現代城市生活。這自然不錯，但僅看到這一層是不夠的。實際上，大批農村勞動者進城打工或經商，除了向往城市的“高端生活”外，還有一個更基本、更不得已的背景，就是目前的農村中，普通農戶僅靠分得的那點承包土地已無法維持全家的基本生活了。
為什么會如此呢？這是因為，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偏低，一個社會對農產品的需求不 會隨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步增長。這導致農產品的價格難以提高，農業收入增長緩慢。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農業生產和農家生活卻在迅速變化。目前農村居民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獲取上高度依賴市場，他們已不是自給自足的傳統小農，而 是深度卷入市場經濟的“社會化”小農。這使得農村居民的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都在隨著經 濟、社會發展而不斷上升。與此同時，我國農產品的供過于求已有多年，而農村農戶的承包地面積又常年穩定，由此導致農戶僅靠務農不但難以提高收入，還易蒙受虧損。這就與農戶家庭不斷增長的支出需要形成尖銳矛盾。種地不賺錢，種地難養家，已是當前中國多數農戶 面臨的常態。
在這種背景下，農戶要想擺脫收入不足和易于虧損的被動境地，出路只有兩條：要么擴大土地經營規模以提高務農的總收入；要么離開農業，就地或者離鄉轉入非農產業。這兩條出路看似大相徑庭，但對于農戶生存的實質意義是相同的。即它們都能使農戶擺脫傳統小農的低勞動生產率，提升個人的收入競爭力。然而，在一定時期內，農地總量是個定數，要想 擴大單個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就得減少耕種土地的農戶總數。這意味著，能夠靠規模化農業經營實現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的只能是在現有農戶中占少數的種田能手，而多數現有 農戶的脫貧和收入提升必須靠就業的非農化。眾所周知，非農產業在發展上都有賴于集聚效應，因而在空間布局上傾向于城鎮，由此而來，大批農業勞動者的就業非農化必然會表現為農村人口的城鎮化轉移。
這不是當代中國特有的問題。當今世界上，凡已完成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國家或經濟體都經歷過這樣的結構轉換。它與城市化和工業化共同構成了一國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不同側面。 農業在這一過程中經歷的結構轉換被學界稱為“農業轉型”（Agriculture Transition），中國農業目前正處于這樣的深度轉型期。
從表面來看，農業轉移人口轉向城鎮非農產業的主要動機是追求城市生活和較高的收入， 但實際動因要比這嚴峻得多。因為，從宏觀上來講，農產品價格的上升空間有限，全國現有農地的總產出難以覆蓋和抵償現有農業人口的全部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如果不能顯著減少全國靠農業為生的人口總數，中國農業將注定是一個整體虧損的產業。這意味著，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上，如果不能使大量農村勞動者離開農業，轉入非農產業，農村將出現日益普遍的貧困化和農戶破產。
需要注意的是，如此背景下的農村貧困化并不意味著絕對數量上的生存資源匱乏，它是產業結構失衡、要素價格扭曲和城鄉制度分隔的產物，它是在生產和生活上都已市場化的農村家庭因難以做到收支相抵、有所盈余而產生的運營危機，它是市場的資源再配置功能失靈的表現。這樣的農村貧困化完全可以與土地閑置和農產品過剩同時并存。目前，我國多數農村居民的生活狀態離貧困化和破產境地固然還有明顯距離。但這都是因為傳統的城鄉分隔體制已經大為松動，眾多農村家庭已經可以將自己的主要勞力轉入非農產業。但是，農業人口 的這種城鎮化和非農化轉換遠未全面完成，其前景仍充滿不確定性。在中國，同一區域里的同一人群，僅僅因為政策和制度的變化就在境遇上呈現貧富兩重天的現象并不少見。對于現階段的中國農村而言，發生廣泛貧困化和農戶破產的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弄清這一點后就不難認識到，目前龐大的農業轉移人口進城打工、經商首先是為了求生存，減貧困，其次才 是尋求個人發展和家庭致富。
由此還有助于澄清現行農村政策中另一個常見的認識誤區。許多人在考慮農村脫貧方略時，習慣聚焦于農牧業本身，希望大量農戶能在不離開農業和農村的情況下實現脫貧。但如果目前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人地比率過高導致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則在大量農業人口繼續留守于幾畝或十幾畝承包地的情況下是很難實現大面積農戶脫貧的，更不可能保證多數農戶的長期穩定脫貧。因為，那樣的土地耕作規模所能創造的總產出太少。真能使大量農戶根本脫貧的政策應將重點置于扶助農業勞動力的城鎮化和非農化。
農業轉型與中國的農業現代化
中國的農業轉型在三個方面決定著中國農業的現代化。
第一，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培育中國農業的國際比較優勢。 計劃經濟時期，嚴厲的城鄉分隔體制將大量農村勞力限制在農業領域，使中國農業陷入深度“內卷化”，它表現為農業生產中的勞動投入增量帶來的產出增量不斷下降甚至為零。 其結果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低下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微薄。始于八十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和非農產業發展打破了中國農業的這一長期趨勢，提高了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但是，與世界發達農業國相比，中國農業中人地比率仍然過高，農戶經營規模還是偏小。這導致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中國農業仍然效率偏低，成本過高，缺乏國際競爭力。不僅如此，農業是基礎產業， 農業生產的低效率和高成本還直接制約著中國制造業（尤其是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制造業）的市場競爭力。
與此相關還有另一個尖銳的問題，即當前我國政府在一些大宗農產品的價格上左右為難。 由于國內農產品價格顯著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國內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制造業和消費者傾向于購買進口農產品，這對國內農產品的價格水平形成打壓。為了避免農產品價格過低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國家每年都用財政補貼來托舉國內大宗農產品的收購價，這成為國家財政的一大包袱。而且，這樣做的結果是，一方面，靠國家財政補貼維持保護價的國內農產品嚴重過剩，形成脹庫，另一方面，優質廉價的國外農產品蜂擁而入。這是一種財政不堪重負、農民增收緩慢、制造業成本難降、農業比較優勢弱化的四輸局面。
十九大政治報告中要求：“……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誠哉斯言，國人于此當有廣泛共識。可是，已置身于開放環境里的中國農業，若非提高生產效率，培育成比較優勢，憑什么確保中國人把飯碗掌握在自己手中？又靠什么保證中國制造業獲得優質廉價的農產品原料？顯然，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轉移農業富余勞力，推行農業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升中國農業的國際比較優勢。
第二，使專業務農者的收入與社會一般工資率同步上升，確保農業能吸引足夠的生產經營人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生產者會根據不同就業領域的收入水平來配置自己的人力資本， 以實現個人收入的最大化。如果農戶靠專業務農所獲得的總收入低于非農產業中同等素質勞動者的收入，勞動者就會放棄務農轉入非農產業。長此以往，農業留不住合格的生產經營人才，農業的衰敗將不可避免。而這種情況在當前的中國農村其實已經顯現。由于每戶承包土地的總規模過小，經營所獲無法維持農戶全家的生活和發展需要，農業已經淪為多數農村家庭的輔業，主要由留守家中的老人或婦女來承擔，而農家的精壯勞力則多數外出打工或經商。 由此而來的結果是農業生產的粗放化，留守的農業生產者們盡量選擇投勞少、耗費低的農作方式和種植品種，什么技術創新、品種改良都無從談起。大批青壯年離開鄉村還使鄉村社會 趨于蕭條甚至衰敗，每年春節前后網上涌現的大量“返鄉體”文字對此有充分的反映。
從國際農業發展的普遍經驗來看，保證專業務農者的收入跟上社會一般工資率的基本途徑是推行農業規模化經營。美國的農業效率委員會和國家科學院等專業機構 1975 年在《美 國農業生產的效率》一書中曾指出：農業“需要生產得更多才能維持現有的收入水平。…… 留在農業里面的人，他們的生活并不比那些不在農業里面的人壞，甚至還可能稍好一點，但這僅僅是因為近年來農場數目縮減很多使平均收入能夠增加。”另據新華網 2013 年的一篇報道，美國艾奧瓦州一位中學校長告訴記者，其父親務農的時候，大多數人種植 160 英畝土地就足夠謀生了，但現在需要擁有上千英畝土地才能賺足夠多的錢。法國作家 H.孟德拉斯 1992 年也提到，法國經濟學家們證明，當農戶的耕作面積低于一定規模時，要想使農業經營能夠贏利將非常困難。如在 1956 年，如果耕作面積不到 15 公頃，“中等的”農業勞動者 將得不到足以養活家庭的產量；而到 1964 年，這個耕作面積下限提高到了21 公頃。
可見，在耕地總量不變的前提下，讓大批農業勞動者轉入城市非農產業，使留下來的農戶能夠靠資本替代勞力的技術創新不斷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是保證專業務農者的收入能夠跟上社會一般工資率的基本條件。
第三，建立現代化的農業產銷體系，滿足消費者對優質、健康和安全農產品的需求。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國內消費者對農產品的需求已經從求量為主轉向求質為主。而要適應這種需求轉換，需要改變農產品的生產、流通模式，針對農產品的品種、質量和安全性建立覆蓋生產、倉儲、加工、分銷、零售、消費全流程的品牌認證、質量 監控和責任追溯體系。這會顯著增加農產品產銷業者的運營成本，傳統小農經營規模小、組織程度低、投入能力弱，無從適應這樣的系統轉換。目前，我國農產品的產量不小，但質量不高，安全性問題突出。這也是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不足、創收潛力有限的一個原因。而當前中國的農業轉型就是要在推進農戶規模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強農戶的市場適應性和競爭力，并通過發展社會化和市場化的農業服務體系來促進農業創新，提高農業檔次，刷新農產品質量。
這三個方面分別關系著中國的糧食安全、農村振興和民眾生活質量升級，是當前中國在農業發展上面臨的三大基本任務。限于幾畝、十幾畝土地的傳統小農經營已無法適應這種轉型要求，必須發展基于農業規模化經營的現代家庭農場。而這又必須以大批農業富余勞動力的就業非農化為前提。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農業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大規模轉移其實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甚至后工業社會演變的必經之路。能否順利實現這一轉換不僅關系著中國農村和農業的興衰，而且影響著中國的整體現代化進程。
農業轉移人口的涌現昭示著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新增長源和新動能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在 2013～2015 年期間，城鎮對農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率約為 2.7 倍，城鎮對農村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率約為 2.4 倍。這就是說，平均而言， 若一個農村勞動者轉入城鎮非農產業就業，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 2 倍以上。 如此明顯的城鄉差距意味著，當前的農村人口城鎮化大潮中蘊含著巨大的收入和需求增長潛 能。如果能夠通過農村勞動者的城鎮化消弭城鄉間現有的收入和消費差距，將大幅提升中國 的國民收入水平，并顯著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而且，這樣的人口轉移和產業結構轉換源于農業人口的自發追求，無需政府做大力的資本投入和物質支持，政府需要做的僅僅是撤除維護城鄉分隔的制度屏障，讓農業轉移人口能自由遷徙、自由擇業，并在城鎮中不失尊嚴地居留 下來。
近幾年里，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培育經濟的“新增長點”以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 成了政府的主流口號之一。但許多長官在理解“新增長點”和“新動能”上往往矚目于形形色色的新興技術和高端產業，而對中國經濟本土內生的增長點和增長動能卻好像視而不見， 無動于衷。實際上，有關新興技術和高端產業的構想十有八九基于對發達國家的觀察。那樣的高端產業和技術能夠在發達經濟中成為新增長點并提供發展新動能，是與那些經濟體中的產業結構、要素價格體系、人均收入水平、體制環境等等因素密切相關的，離開了那些背景條件，那些技術和產業是否真能產生同樣的發展效果是有疑問的。當前中國經濟在基礎條件、 價格體系和體制環境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差明顯，不考慮中國經濟的本土狀態，拍腦袋推出的產業振興計劃或技術創新規劃往往事與愿違，費力不討好。
政府是現代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積極角色，政府需要對經濟的新增長點和新動能保持關注和敏感。然而，要想做好這一點，需要深入、細致地了解經濟結構和要素相對價格的動向及其原因。而揭示這類信息的最佳機制首推大范圍的市場動態和價格變化。當前，若真心關注經濟新增長點和新動能，也真懂得該去哪里尋找新增長點和新動能，就應該高度重視大規模農業轉移人口的動向。因為，千百萬農村勞動者背井離鄉涌入城鎮謀求非農產業職位這一現象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市場信號，它確鑿無疑地昭示著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源和新動能。各級政府本應拿出與招商引資一樣的熱情來擁抱和歡迎這一轉變。可遺憾的是， 不少城市長官的思維囿于城市福利體系的眼前利益，一葉障目，看不到這一結構轉換所內涵的深厚發展潛能，將農業轉移人口及適于他們參與的一般工商業斥為“低端”，以為不加以驅逐和清除就不能推進中國發展和城市進步。這樣的發展追求恰似膠柱鼓瑟，真不知還有什么比這更盲目和顢頇的。
農業轉移人口的大規模涌現反映著中國農業發展中的深層隱憂，也蘊含著中國經濟社會進步的巨大動能。認清這一現象的本質，把握其中的機遇，化解其中的危險，需要超越部門利益和地域得失的卓識和智慧。這絕非單純的農業問題，而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頭號戰略問題。面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城鎮化需求，順應還是拒斥，對中國的發展而言，實屬命運攸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原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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