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眼看嘀嗒的時鐘挽不住2017告別的腳步。這一年，我們迎來舉世矚目的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希望的田野上奏響鄉村振興戰略的集結號。這一年，瞄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從年頭到年尾，黨和政府對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指導未曾停歇。黨中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順時應勢，神州大地“三治”融合春風化雨，服務下沉治理有效，村居建設齊頭并進，精準脫貧干群一心，村務監督有章可循，移風易俗各有新意，環境整治生態宜居，安居樂業老有所養。歲末年尾，讓我們一起看看鄉村治理領域都發生了哪些重要的事兒，我們周刊又聚焦了哪些特別議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把“治理有效”作為鄉村振興總要求的重要內容，并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不僅為鄉村治理提出了目標和要求，也為新時代鄉村治理提出了有效的途徑和方法。近些年，各地對鄉村治理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多方面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具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一，發揚鄉村自治傳統。我國具有悠久的農耕文明和鄉村自治傳統，在村落里人們使用共同的資源，維護共同的環境和秩序，逐漸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和行為規范，也就有了“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鄉村治理傳統。隨著鄉村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變化，人口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們民主觀念和法治意識的增強，傳統鄉村治理需要與時俱進。為適應鄉村治理新要求，廣大鄉村創造了許多有效的治理經驗，如培養農民的主體性，通過農民自己制定“村規民約”實現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維護村民共同利益，解決了許多鄉村長期以來難以解決的問題；鄉村建設中的“一事一議”促進村民參與能力；設立“說事評理中心”，讓農民自己通過辯論明辨是非；設立鄉村調解員，逐漸形成矛盾化解機制；構建新的村落共同體，發揮村民互助功能。都是在新的情況下，發揚自治傳統的創新之舉。
第二，弘揚鄉村德治文化。鄉村是以熟人社會為基礎的人情社會，人情與道德、習俗和文化娛樂融為一體，構成完善的德治體系。我國鄉村的“德治”資源非常豐富，從注重個人品德修養，到家庭美德、鄉村公德的培養，從節日習俗禮儀到鄉村文化娛樂活動，形成一套不成文的但具有潛移默化的教化制度。豐富的德治資源在新的社會環境下發揚光大，往往可以對鄉村治理發揮事半功倍的作用，如有的地方通過整理家訓、家規，開展“優秀家訓、家規進萬家”活動，促進了家庭和睦，凈化社會風氣；有的開展“德孝文化”五進活動，即德孝文化進家庭、進學校、進機關、進農村、進街道，促進了和諧社會建設；有的通過設立“道德講堂”或文化禮堂建設、建立“好人檔案”“功德銀行”等，提升村民精神文明素質；有的通過國學教育，恢復尊老愛幼、誠實守信的優秀品質；通過樹立道德模范、評選星級家庭和好婆婆、好媳婦以及設立“道德法庭”等活動，推動鄉村文明的建設，引導人們提升道德修養與精神境界，營造風清氣正的淳樸鄉風。特別是“鄉賢文化”的興起，為鄉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動力。鄉賢多是鄉村中走出去的教師、干部、企業家、商人、及族姓威望之人組成，不僅有知識、能力，也有改變家鄉面貌的情懷，他們退休后榮歸故里，在鄉村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建設等方面具有十分顯著的示范和帶動作用，應該成為鄉村德治的重要力量。
第三，創新鄉村治理機制。鄉村自治和德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需要通過鄉村治理機制創新來規范，特別是法治對解決基層民主建設滯后問題、維護農民利益和平等，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如何把村民自治、德治納入法治軌道，是構建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近些年，通過“4+2”工作法等經驗的推廣，把村民自治程序化、制度化，保障農民的參與權利和民主權利；設立“村民監督委員會”，賦予農民監督權力；有的地區設立“村級事務代辦員”制度，方便農民辦事，密切干群關系；也有的通過鄉村治理單位下沉到村民組，發揮基層組織作用，強化了自治能力。設立村民調解組織，及時化解矛盾；設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組織，恢復村落共同體文化，使互助傳統得以恢復。實行“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成立鄉村民情工作中心等。通過這些機制創新實現了鄉村治理各種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是基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鄉村自治制度為鄉村治理提供了基本框架，規定了鄉村治理的具體形式和載體。德治是鄉村治理的有效途徑，也是鄉村治理的靈魂所在。紛繁復雜的鄉村問題，如果不從提高人的道德修養、強化道德自律等根本方面入手，其治理成效十分有限。法治為調節社會利益關系提供了基本準則，是鄉村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鄉村治理體系，是要把自治、德治通過法治進行規范、確立制度和機制。未來的鄉村治理需要克服兩個傾向：一是在認識上，不能把鄉村治理單純理解為秩序穩定、社會安定，而是要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方面來體現，是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容，體現人們對當家作主權利訴求以及對和諧社會環境的向往。二是在鄉村治理途徑上，要克服“為民做主”的傾向，不能想當然地安排或干涉老百姓的生產和生活。這就需要了解鄉村基本特點，懂得鄉村社會文化結構和基本功能，理解村民真實生活需要，更要清楚鄉村治理文化的要素和載體。這個載體就是村落以及與村落有關的社會結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載體消滅了，鄉村治理文化也會消失。最近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清除阻礙要素下鄉各種障礙，其中有一點對鄉村治理特別重要，這就是不要斷了人們（鄉賢）返鄉的路。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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