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傳統農村的封閉性被打破，利益訴求更為多元，迫切需要不斷完善鄉村治理機制。現階段完善鄉村治理機制，需要緊緊圍繞促進鄉村經濟發展這個中心，以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為關鍵、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為基礎、以支持民間力量參與為補充，盡快建立起有著堅強領導核心的鄉村治理組織體系；同時，從改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加快農村法治進程等方面，為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增強農村社會凝聚力提供條件和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鄉政村治的鄉村治理基本框架，有效地維護了農村社會穩定。但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變化，農民利益訴求更為多元，農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鄉村治理機制不適應“三農”發展要求的矛盾日益突出，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完善鄉村治理機制，不是僅涉及農村社會管理的單項工作，而是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于一體的系統工程。經濟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社會環境，社會進步也離不開堅實的經濟支撐，農村經濟發展可以為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創造前提和基礎，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則可以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條件和保障。近幾年，一些地方積極探索，協同推進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積累了不少好做法好經驗，不僅促進了農村社會和諧穩定，而且增強了農村經濟發展內生活力。但從全局上看，鄉村治理與農村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的局面仍未形成。一方面，鄉村治理格局難以為農民特別是中小農戶發展提供足夠支持。我國的2.15億農業從業人員平均年齡已經約50歲，60歲以上的比例超過24%，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超過1.5億人。同時，農民聯結松散，農村缺干部、缺能人、缺勞動力的現象普遍存在。據統計，2016年農村20%低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減少2.6%，與總體情況背道而馳。另一方面，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完善鄉村治理缺乏必要的條件和手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賬面資產約3萬億元，但其中76%集中在東部地區，超過一半的村集體當年無經營收益。沒有經濟基礎，鄉村治理、公共服務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都難以為繼。
結合近期的調研和思考，我們認為，新時期鄉村治理和農村經濟互促互進的關系日益明顯，現階段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必須緊緊圍繞促進農村經濟發展這個中心。為此，要以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為關鍵、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為基礎、以支持民間力量參與為補充，盡快建立起有著堅強領導核心的鄉村治理組織體系；同時，從改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加快農村法治進程等方面，為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增強農村社會凝聚力提供條件和保障。完善鄉村治理機制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應細化實化政策措施，加大推進力度。具體來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促進農村經濟健康發展，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鄉村治理機制：
一、以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為關鍵，打牢鄉村治理的堅強領導核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村基層黨建工作，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以推進。習近平同志強調，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抓好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是關鍵，無論農村經濟社會結構如何變化，無論各類經濟社會組織如何發育成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戰斗堡壘作用不能削弱；要從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高度出發，堅持問題導向，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為農村改革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對農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昆明市晉寧區昆陽街道下方古城村轄4個自然村7個村民小組共3011人，村黨總支下設8個黨支部，黨員多達165人。該村高度重視班子建設，村黨總支從抓牢組織建設入手，從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做起，加強村組干部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教育，充分發揮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使之成為帶領群眾致富奔小康的堅強堡壘。在黨總支領導下，該村成立了古城花卉協會、建筑專業合作社，并整合各合作經濟組織成立了聯合合作社，在2012年以來的短短五年時間內，村集體年收入由基本為零快速增加到2億多元，全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養老等社會事業發展有了財力保障，農戶通過種植花卉、蔬菜和在周邊務工也實現了高質量就業，全村呈現出政通人和、社會文明、經濟發展、管理規范、群眾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
盡管農村基層黨組織總體上是堅強、有戰斗力的，為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要看到，許多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還存在不少問題。有的村黨組織軟弱渙散，有組織沒力量；有的村黨組織帶頭人素質不高、能力不強，號召力差；有的村“兩委”關系不協調，民主管理制度沒有很好落實；有的村干部作風不正、漠視群眾，甚至違紀違法，等等。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面臨問題較多的地方，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往往缺乏活力，農民群眾對基層黨組織的認同度和信任度不高。當前，全面從嚴治黨任務艱巨，在農村基層黨組織占黨組織總數的30%、農村黨員占黨員總數的40%的情況下，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
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要從幾個方面著手：一是完善農村基層黨組織設置。推廣農村改革試驗區經驗，改變以行政村為單位設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單一做法，適應村莊合并、農村經濟主體發展的需要，在村民小組、經濟組織內部設置黨組織，也可以設置跨村跨經濟組織的黨組織，實現農村基層黨組織全覆蓋，增強統一領導、統籌規劃、整合資源的能力。二是選好用好管好農村基層黨組織帶頭人。完善選人用人機制，不拘一格、打破常規，從經濟組織負責人、致富能手、復員軍人、外出務工經商人員等各類人員中發現人才，將黨性強、有思路、有能力、有威望、有奉獻精神的黨員選任農村基層黨組織帶頭人，并建立健全激勵約束機制。三是加強農村黨員隊伍建設。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將真心向往黨組織、實意服務家鄉建設的人發展成為黨員，優化黨員結構，加強教育管理，做好處置不合格黨員工作，保持農村黨員隊伍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四是整頓軟弱渙散黨組織。配齊配強黨組織班子，化解村級管理的矛盾和問題，查處排除干擾村務的非法因素，必要時派駐專門工作組幫助加強工作，建立整頓軟弱渙散黨組織的常態化機制。五是加大基層基礎保障力度。充實基層黨務工作力量，堅持和完善組織員制度；健全以財政投入為主的穩定的經費保障制度，推動村級組織經費和村干部報酬待遇的落實，提高村級組織轉移支付標準、村干部養老和醫療保險補助標準。endprint
二、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為基礎，增強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能力
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國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農民的偉大創造。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以來，村民自治保持健康發展，農民群眾的當家作主意識不斷增強，參與村莊治理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特別是民主權利意識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動了鄉村治理機制的完善。實踐中，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得到了較好的實施，保障了村民基本權利，促進了村級治理良性運行。
農村經濟發展需要好的環境，良好的社會秩序和鄉風民情必不可少，完善村民自治、擴大民主參與是創造好環境的基礎和前提。成都市探索構建了黨組織領導下、村民（代表）會議或議事會決策、村委會執行的村級治理機制。村民議事會作為村級自治事務常設議事決策機構，受村民（代表）會議委托，在授權范圍內行使村級自治事務的決策權、監督權、議事權，討論決定村級日常事務、監督村民委員會工作。村委會僅作為村民（代表）會議和村民議事會的執行者，以及鄉鎮政府下移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的承接者，不再承擔村級事務決策職能和集體經濟經營管理職能。這種機制從制度建設著手，拓展村民自治的空間和途徑，使得“由民做主”、“還權于民”的觀念深入人心。實踐證明，農民通過民主參與，能夠管好自己的事務，新型農村自治機制具有蓬勃生機，經濟發展活力也能不斷增強。2016年，成都市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72.7%，分別比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高133.6個百分點和167.4個百分點；全市新形成鄉村旅游點348個，已累計建成幸福美麗新村1979個，占應建行政村的63%。
現階段，影響農民民主參與鄉村治理的因素客觀存在。比如，在一些地方，村級自治組織異化為一級行政組織，鄉、村兩級的指導與被指導關系演變成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鄉鎮政府將村委會看作下級機構發號施令，使村委會偏離了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屬性。農村文化素質較高的青壯年人口大量外出，“三留守”現象突出，部分在鄉農民權利意識不強。有的農村基層干部對村民自治認識不到位，認為農民素質不高、不適合搞村民自治，漠視村民的民主權利。
下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應以擴大和保障農民民主權利為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加強：一是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宣傳教育。適應農村社會結構調整、農村經濟發展需求變化的形勢，強化民主政治宣傳教育，提高農民的民主意識，引導農民依法參與村民自治。對宗族勢力干擾村務、黑惡勢力活動猖獗的，依法嚴厲查處。二是突出抓好“四個民主”。以尊重民意為原則實施民主選舉，以民主議事為關鍵實施民主決策，以民主理財為重點實施民主管理，以村務公開為基礎實施民主監督，切實保證群眾當家作主。三是豐富村民自治實現形式。實施科學管理機制，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發揮道德力量的示范引導作用，通過村規民約等形式和途徑，塑造新型農村倫理道德。加快推動政社分開，使村委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分別獨立行使職能。完善農民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糾紛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建設和諧穩定的鄉村社會。
三、以支持民間力量參與為補充，完善鄉村治理組織體系
近年來，我國農村民間社會組織不斷發育成長，成為農村經濟社會事務管理中一支重要的補充力量。比如，各種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組織農民開展生產經營、發展公共事業、化解矛盾糾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村的鄉賢理事會、紅白理事會、扶貧組織、技術協會以及各種文體組織等，也都不同程度地發揮著社會調節功能。廣東省云浮市在自然村成立的鄉賢理事會，由各村的經濟文化領域成功人士組成，功能是協商自然村發展大計、籌措資金、推動自然村環境和文化建設、改善維護村莊日常管理。有的村利用“公司+鄉賢理事會+農戶”的合作模式發展高效生態農業，收獲的生態米每斤超過50元，農戶在鄉賢理事會的自我組織下獲益匪淺。
在本質上，鄉村治理就是共同意志形成和實現的過程，既需要統一形成意見，也需要各方面主體充分溝通協調，尊重各共同利益主體的訴求。在這個過程中，民間的組織資源和傳統的鄉村習俗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國農村社會管理組織仍以黨政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為主，其他社會組織發育不充分，傳統的組織資源沒有得到充分激發，這樣的農村社會管理組織格局越來越難以適應鄉村事務紛繁復雜、經濟社會主體日趨多樣的形勢變化。特別是隨著行政村規模的擴大、農村經濟主體和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僅靠村兩委已經很難有效地號召組織農民，也很難有效地引進外部資源要素促進本村發展。完善鄉村治理組織體系是大勢所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提出了明確要求。完善鄉村治理組織體系要從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堅持多元化的方向。在加強以黨組織為核心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組織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農村社區民間組織、農民合作社、農村公益性組織、鄉賢組織等，發揮其在反映訴求、化解矛盾、提供服務、引進資源等方面的功能。二是創新農村社會管理體制。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確立“管理即服務”的理念，在強化服務中改善農村社會管理。加大對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組織的扶持，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借鑒國際經驗，鼓勵探索發展地區性綜合農民協會組織。創新多方共贏的制度和政策，調動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三是創新農村社會管理方式。在運用好法律、行政等社會管理手段的同時，積極運用經濟手段凝聚農民，主要是在各種經濟社會組織帶動下繁榮農村經濟，把農民納入各種組織并幫助他們得到實惠。密切與社會組織溝通協調，加強農村應急管理機制建設，提高農村基層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能力。四是加強信用社會建設。引導農民和農村各種經濟社會組織，在合作發展與鄉村治理中強化信用意識，培養契約精神，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四、以改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增強農村居民的滿意度和獲得感
公共服務水平直接影響居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以及發展起點、發展機會的平等性。近年來，各地在改善農村公共服務方面進行積極探索，通過建立完善農村公共服務網絡和創新拓展農村社區服務中心功能，為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成都市等地將農村公共服務列入市縣財政預算，紹興市柯橋區等地從各鎮街抽調人員到農村社區開展各類文衛科技服務，廣東清遠等地構建了鄉鎮、行政村和社區“三級”農村公共服務中心網絡。清遠市農村社區服務站已建成農資服務平臺、農技服務平臺、農機服務平臺、農產品銷售平臺等近1400個。廣西田東縣由村兩委協助人民銀行收集農戶信用信息，不僅降低了金融機構經營成本，推廣了小額信用貸款，而且增強了村兩委的影響力、號召力。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將教育、醫療、養老、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重心放在城市，造成農村公共服務發展相對滯后，與城市存在明顯差距。特別是承擔提供農村公共服務職責的主體——鄉鎮政府的財力普遍偏弱，無法向農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雖然近年來中央不斷加大“三農”投入力度，完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但因歷史欠賬太多，加上農村人口大量轉移后存在鄉村過疏化問題，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依然不足，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問題沒有徹底改觀。教育、衛生、養老等服務水平低，制約了農村青年勞動力的素質提升，降低了外出農民工返鄉的積極性；商事、法律等創業服務功能不健全，增加了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的難度。
今后一個時期，需要在完善鄉村治理機制的基礎上，不斷強化農村公共服務。一是轉變鄉鎮政府職能。堅持權責一致，進一步明確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劃分，賦予鄉鎮履行職能必要的財權事權，界定清楚鄉鎮政府職能，取消對鄉鎮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指標考核，把農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作為鄉鎮工作的重點，主要按照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效果對鄉鎮政府開展績效管理。二是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投入。把開展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經常性支出列入市縣財政預算，不再由鄉鎮和村兩委承擔。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將部分集體收益用于農村公益事業。繼續提高農村幼兒園、中小學、衛生院、養老院等公共服務設施硬件水平，完善激勵機制推動教職人員、醫務人員城鄉雙向流動，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三是創新農村公共服務類型和組織。支持鄉鎮和村采用“一站式”服務、辦事代理制等方式，整合服務機構，方便農民辦事。適應農村“雙創”發展需要，總結推廣拓展農村社區服務中心功能的成功經驗，將公共服務和電子商務、金融保險、農機農技等經營性服務有機融合，實現優勢互補、互促共進。鼓勵社會力量興辦為農服務的養老、教育等公益性機構和經濟實體。
五、以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為引領，實現農村經濟發展和鄉村治理改善互促互進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與完善鄉村治理機制是相互深刻影響的關系。近年來，隨著農村集體資產總量快速增加，農村社區人口結構日益復雜，農民對集體資產的權益訴求日益強烈，不少地方加快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并同步創新鄉村治理機制，在發展集體經濟和推進鄉村治理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發展集體經濟對推進鄉村治理的促進作用體現在提高村兩委的凝聚力、號召力，以及為開展村級公益事業提供資金支持等方面。推進鄉村治理對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發揮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監督集體經濟組織規范運行，提高集體資產運營效率等方面。如果制度設計得當，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和推進鄉村治理可以形成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二者共同發展，又能推動各類集體資產更加順暢地進入市場，增加農村資源要素供給，同時改善村風村貌，創造良好投資環境，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全面繁榮發展。
長期以來，農村集體經濟和鄉村治理之間存在的一些老問題一直未得到根本解決。有的地方農村集體資產產權不清晰，財務管理不規范，導致集體資產流失、干群矛盾激化，成為鄉村治理中的突出問題。同時，在鄉村治理機制中，村民自治機制不完善，民主制度難以落實；“村財鄉管”中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容易出現村級資金被平調或挪用的風險，村莊對集體資產的民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被虛化。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對農村集體資產的管理缺乏有效監督，為集體資產流失埋下了隱患。
此外，發展集體經濟和推進鄉村治理還面臨一個共同問題，即如何處理好村民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從理論上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分別承擔集體經濟經營管理事務和村民自治事務，這是中央的明確要求。但一些地方實行“政經分離”后，集體經濟組織在劃撥村級公益金時不夠積極，有“各干各的”想法。如果沿著這種趨勢發展，未來集體經濟組織將成為更加市場化的經營主體，集體經濟的社區性將不斷弱化，很難再成為村兩委推進鄉村治理的抓手。
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建議：一是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全面開展集體資產清產核資，繼續擴大改革試點，完善集體資產的繼承、抵押、擔保等權能，研究制定所得稅、增值稅等方面優惠政策，支持各地從實際出發探索發展集體經濟有效途徑并出臺相關扶持政策。二是同步推進鄉村治理機制建設。在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指導試點地區利用集體經濟發展的契機，帶動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并將集體經濟組織管理和村民自治機制有機銜接，主動加強對集體經濟組織運行管理的監督。三是深入開展重大問題研究。落實《民法總則》相關規定，研究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資格。研究基層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與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明確職責界限，強化村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完善村民委員會和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合作機制。
六、以加快農村法治進程為根本保障，優化農村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農村法治是重點。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不斷推進，農村空心化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民的利益和階層逐漸分化，農村社會內部的許多矛盾沖突日益凸顯。鄉鎮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履行不到位，村兩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功能弱化，造成許多矛盾沖突難以得到根本解決，給農村社會和諧穩定帶來隱患，突出表現在基層政府侵犯農民合法權益、農村社會治安問題突出、維護經濟秩序的法治手段有限等方面。這些問題既使農民合法權益受到很大損害，又給農業生產經營增添很多不確定性，導致農村投資的交易成本、經濟風險大大增加。只有通過完善制度強化法治，才有利于建設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才能實現農村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近年來，各地在加強農村社會管理、改善農村法治環境等方面進行了不少探索。健全社會矛盾協調化解機制。云南開遠建立“大包保”制度和領導干部“包保”責任制，量化領導干部對村、社區、企業的“包保”任務。構筑城鄉綜治維穩網，建立健全治安防控、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重點人員管控教育、綜治維穩信息資源共享和突發事件應急處置等機制。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實施社區和農村警務工程，完善農村群防群治組織形式和工作機制。建立完善農村法治體系。成都制定完善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建立“社區法律之家”，形成村民有效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制度規范，同時充分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在農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推動形成多層次多樣化的農村社會治理規則體系。加強農村法制宣傳。四川巴中市巴州區建立村民法治學校，聘請法律顧問，開通法制廣播，開辟法治宣傳欄，建立村兩委干部、中心學法戶和村民學法制度，深入開展大眾普法。endprint
這些探索創新對化解農民之間的糾紛矛盾、加強農村社會治安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仍是初步的，優化農村法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何規范和約束基層政府的權力，推進科學、民主、公開決策；如何推動鄉鎮政府強化社會管理職能，依靠基層組織加強群眾工作；如何完善新型經營主體和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同步運用經濟手段和法治途徑來合理調節利益分配，這些重要問題仍需要深入研究。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當前農村法治建設應重點加強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盡快完善農村法律體系。針對矛盾突出的征地、環保、確權等問題，結合改革試點經驗，加快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切實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從頂層設計上消除一些矛盾的根源。二是提高鄉鎮政府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轉變鄉鎮政府職能過程中，完善鄉鎮政府的組織結構，建立高效合理規范的辦事規則，擴大群眾民主參與決策的渠道，建立鄉鎮人大對鄉鎮政府監督的制度化機制，提高鄉鎮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與水平。三是規范農村經濟秩序。加強對涉農資金使用的監督管理，防止“跑冒滴漏”，加大對基層政府和干部侵占涉農資金、違規收取稅費等行為的查處力度。加強對農民和新型經營主體的法治宣傳教育，引導農民和新型經營主體建立互惠合作關系，形成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讓農民更多地參與到新型經營主體的生產經營當中，分享產業增值收益。繼續推進涉法涉訴信訪制度改革，通過法治軌道解決經濟領域的涉法涉訴信訪問題。
總的看，完善鄉村治理機制涉及面很廣、情況復雜，不僅需要思想觀念的更新，更需要從宏觀層面加大制度創新和政策支持力度，助推鄉村治理機制加快完善。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適應農村社會發展變化的新形勢，適度放寬法律和政策限制，在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前提下，培育發展和強化監督并重，大力扶持發展農民社會組織，推動形成鄉村治理“共同體”，推進農村社會合作共治。支持農村改革試驗區等有條件的地方開展封閉試點，探索建立縣、鄉、村三級綜合性農民協會組織，在自主發展基礎上，代表政府落實政策，代表農民表達訴求，發揮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要加快建立以城帶鄉聯動機制。把支持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納入績效考核指標，把為農民農村提供公共服務作為相關人才晉升的基本依據，促進城市人才、資金、技術等延伸至農村。鼓勵城市對農村進行幫扶，普遍實施教育、衛生、文化部門人員到農村服務一定年限的制度規范。制定優惠政策，支持城市學校、醫療機構和社會服務組織面向農村提供流動服務、網點服務。利用信息技術等便利化手段，促進農村共享城市優質公共資源。鼓勵人才引進和吸引優秀人才回流，強化鄉村治理的主體力量。要加快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機制。進一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把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把國家財政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量主要用于農村，讓農民充分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將政府投入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完善落實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政策，將公私合作模式推廣應用到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中，并通過產權改革調動社會資本積極性。鼓勵慈善、捐贈、投資等社會力量加入到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與農民結成鞏固的利益共同體。完善相關規章制度，加強對農村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建設的評價監督。要統籌推進鄉村精神文明建設。鄉村治理是法治和德治的結合，不斷提高農民道德文化素質、豐富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對于破解合作困境、樹立文明鄉風意義重大。要針對農村人口的精神文化需求，抓緊制定鄉村文化建設的長遠思路和具體政策。借助現代文化傳播手段和喜聞樂見的傳統傳播形式，搭建鄉村公共文化生活平臺，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倡導文明向上的精神追求；建立農村公共事務的協商議事平臺，增強農民之間的溝通和互信，增進農民對鄉村的認同感，提高農民的自治與合作能力。
作者:張天佐 趙長保 張海陽 李冠佑；作者單位：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第一作者系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第二作者系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副司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農村財經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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