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很多村莊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風俗習慣、村規民約等具有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總要求是最終要實現農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鄉風文明”“治理有效”要求的實現，顯然離不開基層社會村規民約的支撐和支持，制定和完善村規民約的基層“立法”行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在上述這一背景下，湖南省民政廳、省委組織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村規民約和居民公約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省所有村（居）普遍修訂形成價值引領、合法合規、群眾認可、管用有效的村（居）規民約”。從該文件的精神來看，湖南的村規民約建設大有要成為國家政策法律的具體延伸之意。當然，這一推論不是要否定國家政策法律對村規民約建設的價值引領作用，但同時我們亦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村規民約是否亦應有自己的效力疆界？
村規民約應有自己的效力疆界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據的。具體來講，一如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所說的，“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我國很多村莊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至今保持完整”。這一重要論述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當前基層社會中村（社區）的社會秩序主要是一種自發生成秩序，而非一種建構秩序。與此相反，在國家政治層面，國家社會秩序或國家法律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建構秩序，而非一種自發生成秩序。
為促成有序的文明國家秩序，包括以國家制定法為代表的國家法律體系和以村規民約為重要代表的民間規范體系在內的中國社會規則體系，其內部規則類型構成有著各自明顯的秩序維護功能分工。其中，國家法律體系旨在維護國家范圍內的政治秩序，基本的或重要的社會關系都要由國家法如刑法、民法等來調整或維護，而民間規范體系旨在維護場域公共秩序，特定范圍或領域的、不涉及政治秩序維護的社會關系主要由民間法如村規民約來調整或維護。并且事實是，如果違背社會規則體系內部規則類型構成的秩序維護功能分工，比如國家法過度擴展適用至村（社區）領域，侵吞民間法的“領域”，那么，因國家法的“粗線條”或其現代法精神的超前性而必然會損害村規民約或民間法的權威性，但又同時不能為村（社區）公共秩序的維護提供足夠、到位的公共產品供給，結果會造成村（社區）公共秩序的混亂或村（社區）公共秩序維護的“真空”地帶。
具體來講，一方面，在當前村規民約建設的過程中，國家法要以尊重既有村規民約所生成的村（社區）公共秩序為原則，村規民約業已平息或能夠平息的糾紛，國家政策法律不能過度插手，但這些糾紛亦以不明顯違反國家法為底線。比如說，一些“雞毛蒜皮式”糾紛，如鄰里之間“口角”“家務事”等，國家法自始就不應去介入。比如說，一些業已被平息的、國家執法機關尚未介入的村（社區）糾紛，如村民之間的斗毆，盡管斗毆的客觀后果達到了輕傷應負刑事責任的形式意義上“紅線”，但若沒有造成什么大的社會影響或危害，國家政策法律也不應再去介入。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既違反了國家政策法律，也違反了村規民約的村（社區）糾紛，不僅要依國家法對這些糾紛進行第一重剛性處理，而且亦要充分尊重民間法，按村規民約進行第二重柔性處理。比如說村民之間吵架，一方因在氣頭上沒證據地罵對方女客“偷人”，結果因過分激怒對方造成己方財產的重大損失。從國家政策法律層面來講，因吵嘴而故意損害他人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后果的，肯定是要負民事賠償責任的，但若只是解決國家法層面的問題，這個糾紛肯定沒有解決徹底。還得由村干部牽頭按照村規民約或民間法讓罵人方就其謾罵行為向被罵方賠禮道歉、求得諒解。只有在雙方都接受后，這個案子才算得到徹底解決。
作者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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