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南車頭鎮調查
【摘 要】中產階級理論認為，中間階層是社會的穩定器。贛南車頭鎮的調研經驗表明，需要結合城鄉二元結構的中國背景來對此加以認識。2000年后車頭鎮開始的臍橙種植激發了當地農業產業結構的轉型，并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臍橙產業鏈，這影響了農民家庭的勞動力配置，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市場化發展。絕大多數農民從臍橙種植及鄉村市場化發展中受益，并形成了占主體地位的農村中間階層。農村中間階層是發展臍橙產業的主體，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堅定支持者，是中國高速發展中農村社會保持穩定的基礎。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應當保障并擴大農村中間階層的利益。
【關鍵詞】農村中間階層；市場化發展；城鄉二元結構
一、文獻梳理與問題意識
近十年來，中產階級一直是國內學術研究的熱點，并形成了有廣泛影響力的所謂“中產階級理論”。中產階級理論認為，中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穩定器，能起到緩解社會對立和社會矛盾的作用。因為中產階級對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和制度安排有較強的認同感，是既定社會秩序的堅定維護者。當中產階級人群不夠龐大時，社會就缺乏中間階層的緩沖作用，社會階層之間就容易產生矛盾和沖突；下層階級的高比例容易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為他們的社會認同感較弱，而反社會的情緒較強。
馬克思（Karl Marx）很早以前就意識到了中產階級（即中間等級，middle class）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中間等級的瓦解，其中大多數落入到無產者隊伍中來，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化，這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社會動蕩和社會革命。①馬克思對中間等級的劃分，主要根據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包括小工業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農、小自由農、醫生、律師、牧師、學者和為數尚不多的管理者，他們被當代學者稱為“舊中產階級”。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發展，小企業不斷破產，龐大的壟斷公司逐漸興起，并開始大量雇傭“白領”從事行政、管理、銷售、技術和財務工作，而股份制也使企業的管理層與所有者逐漸分離，出現了一個企業管理群體。這個時期，“舊中產階級”的規模日漸縮小。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認為，應該將公務員、技術雇員、管理者、辦公室職員和銷售人員等薪金雇員階層視為“新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的興起彌補了舊中產階級衰落帶來的問題，結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穩定。②從歷史現實來看，薪金雇員（尤其是其中的技術人員和商業雇員）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占據著“中間位置”，他們使得階級斗爭得以緩和。二戰以后，科技革命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結構、勞動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非體力勞動者日益增多，中產階級隊伍迅速擴大起來，已經成長為社會的主導群體。在此背景下，有關中產階級的研究層出不窮。例如，米爾斯（C. Wright Mills）1951年出版的著作《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就詳細描述了新中產階級的成長過程，認為現代中產階級的興起，先是緩和了資本與勞動的矛盾，繼而形成占社會最大多數的中間階層，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形態。③
“中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穩定器”，這一中產階級理論逐漸獲得了普遍的認可。其理由有幾個方面。第一，在意識形態上，中產階級對社會主流價值觀有較強的認同感，是既定社會秩序的堅定維護者。他們持有較為溫和保守的意識形態，這為社會穩定提供了思想基礎；第二，在社會結構上，中產階級是介于社會上層和下層的緩沖層，他們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職業群體”，有利于社會不同階層的溝通，緩和了社會矛盾，降低了社會沖突的可能性；第三，在社會關系上，中產階級往往有廣泛的社會交往，這為不同群體通過溫和妥協的方式協調利益沖突提供了基礎；第四，在經濟穩定方面，中產階級是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群體，他們有穩定的收入，因此有平穩的消費，可以造就龐大的消費市場，為經濟穩定提供了基礎。
當前中國，很多學者接受了上述中產階級理論，希望國家政策能夠推動中產階級的發育和擴大，從而維持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陸學藝等人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將美國“橄欖型”社會結構視為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并期望政策推動中國社會結構穩步向這一方向推進。④
目前對中國社會結構分層最為可靠的分析是“倒丁字形結構”論。它通過對200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進行測量，認為中國的總體社會結構既不是“橄欖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 “倒丁字型”。中國存在一個巨大的處在很低社會經濟地位上的群體，該群體內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狀上類似于倒過來的漢字“丁”字的一橫，它占了全部就業者的63.2％，其中的91.2％是從事農田耕作的農民。丁字型的一豎代表一個很長的直柱型群體，該直柱型群體是由一系列處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上的階層構成。⑤處于中間階層的有4個社會集團，一是最為典型的中間階層，即干部和知識分子；二是所謂的“新中產階層”，他們具有較高的學歷，有新的專業知識，大多就職于新興行業，如金融、證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術領域，一般生活在大城市中；三是效益比較好的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和其他類型單位中的職工層；四是一部分的個體、私營經營者，包括從事工商業活動的中小工商業業主、獨立經營者、中小公司經理等。⑥
社會結構分層的權威研究表明，中國并未形成足夠龐大的中產階級。然而，中國社會卻保持著高度的穩定。這個社會擁有巨大的底層人口，僅有數量不多的中間階層，數十年來一直維系著高速發展態勢，人口流動規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和歷史時期都無法比擬的，進行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轉型，經過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向經濟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猛烈轉變。經歷了現代性巨變，沒有產生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卻保持了高度的穩定，這是否意味著“中產階級理論”不適用于中國？
賀雪峰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器”，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發動機在城市，而中國發展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在農村。在城鄉二元結構現實的基礎上，以城鄉統籌為基礎，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可以打造中國現代化的基礎。⑦溫鐵軍、李昌平等學者也持有相同的觀點。⑧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和高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的很多社會矛盾被轉移到農村，并大體上得到了有效化解，這固然是事實。然而，當我們說“城鄉二元結構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器”時，是否就意味著對“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器”這一西方經驗和理論構成了有力或成功的挑戰？
黃宗智認為，中國的社會形態不應簡單套用“中產階級”占最大多數的美國模式來理解，也不應等同于“無產階級”占最大多數的古典馬克思主義模式。中國的社會實際與兩大模式的關鍵差別在于其小資產階級。“舊”的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和工商個體戶，今天仍然占據中國社會從業人員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資產階級，亦即“白領階層” / “中產階級”，在經濟收入上確實遠高于“舊”小資產階級，但他們只占中國社會的較小比例。從經濟收入來考慮，中國的“中間階層”人口非常少；但從政治意義上考慮，中國社會存在由“舊”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商個體戶）為主、“新”小資產階級（“白領階層”）為次的相當龐大的“中間階層”。這是一種“悖論的社會形態”。⑨農民在政治上屬于“中間階層”，但在經濟上仍然屬于社會底層。黃宗智的“悖論社會形態論”提醒我們不能在中國經驗背景下機械地理解中產階級（中間階層），他從另外一個角度隱含地肯定了“中產階級（中間階層）是社會穩定器”這一西方經驗和命題，且更多是從“階級立場”而不是社會結構展開分析的。
我們可以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進行農村的在地結構化理解。雖然農民（農民工）在整個經濟社會分化結構中處于下層，但他們的比較對象往往不是城里人，不是其工作城市的市民，而是老家村莊熟人社會的鄰里親戚。他們外出務工常常并不是為了能夠實現城市化，而是為了在老家村莊中獲得面子和認可。農民工在城市獲得相對老家農村很高的收入，他們不僅改善了生活狀態，還大大提高了在村莊中的聲望和地位。村莊熟人社會是生產價值的場所，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地，而進城務工只是提升村莊生活的手段。正是通過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問題被轉移并消化在農村，城鄉二元結構因此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器。
當然，我們也不能將村莊的價值生產過于浪漫化，而忽視了對鄉村社會的現實分析。隨著現代性因素的持續嵌入，村莊熟人社會的價值生產能力不斷弱化，同時一些農村地區的農民經濟分化不斷加劇。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民流動進一步加速，大量農民進城，將農地完全流轉出去，而不再兼業，完全脫離土地的非農就業進一步增加，農村社會中出現了強有力的脫農離農趨勢。這種情形下，農村還能充當中國社會的穩定器嗎？當農村也出現了階層分化趨勢，其維護社會穩定的運作機理是怎樣的？
2011年7～8月，筆者帶領一支20多人的調研小組在贛南某縣調研，其中有12人在車頭鎮調研。下面將從這次調研所獲得的材料展開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對車頭鎮的農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自2000年開始的臍橙種植激發了當地農業產業結構的轉型，影響了農民的家計安排，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市場化發展。在此過程中，絕大多數農民從中受益，并形成了一個占主體地位的中間階層。他們是發展臍橙產業的主體，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堅定支持者。保障農村中間階層的利益，甚至在制度上擴大這個階層的利益，是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的背景下，維護并擴大農村中間階層的利益，能夠為農村發展和中國的現代化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臍橙種植的推廣與產業鏈市場的形成
車頭鎮轄車頭居委會和車頭村、三排村、龍頭村、龍竹村、官溪村、南屏村等6個行政村，總人口1.93萬人，共4635戶，區域面積14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僅9332畝，是一個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農業鎮。調研團隊分為3個小組，在車頭、龍頭、三排3個村莊中展開調研。筆者所重點調研的車頭村，由黃陂、興地、原車頭等5個行政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目前被分為7個社區：圩鎮社區、黃陂社區、東村社區、長沙口社區、黃魏屋社區、蓮花巖社區和下廖屋社區。合并后的車頭村共有7000多人，小組大多都是單姓的自然村落。
受制于自然生態條件，車頭村的人均耕地非常少，每個村民小組的人均耕地在0.3～0.5畝之間，僅有的耕地用以密集地種植水稻，耕地產出僅能滿足口糧之用。細碎的耕地難以實行規模化的機械耕作，因此直到現在農業仍然是高強度的手工勞作。稀缺的土地資源約束著當地的農業發展，而在土地規模限制之下，農民早已“窮則思變”， 嘗試種植西瓜、蔬菜等經濟作物，但能夠成功經營的并不多。政府也不斷“帶民致富”甚至“逼民致富”，嘗試規模種植多種特色經濟作物。
車頭鎮的臍橙產業發展源于縣政府的大力推介。2000年，縣委縣政府實行“15843工程”，大力號召農民種植臍橙，設想1戶農民種植5畝臍橙樹，8年以后可以產4萬斤臍橙，有3萬元左右的收益。為了帶動農民種植臍橙，縣委縣政府強制要求縣鄉村干部帶頭種植，每位干部根據不同級別必須種植一定田畝的臍橙。一個鄉鎮干部回憶說：“縣長在動員大會上講，領導干部都必須回老家種臍橙，什么時候完成任務，什么時候回來上班！”在層層任務分解的壓力型體制下，村委會干部、村民小組長也被安排了臍橙種植的硬性任務。縣鄉政府為首批種植戶免費提供樹苗和技術支持，并在山林流轉、園地建設方面提供幫助。盡管如此，沒有見到利潤的農民大多還是“按兵不動”，縣鄉村干部成為第一批臍橙種植戶。臍橙種植5年后開始有收成，2004年掛果的臍橙投放市場，恰逢市場行情較好，第一批種植戶立即獲得了較高的收益。看到收益的農民2005年便開始大規模種植，至今當地臍橙產業一直呈現出狂飆猛進的發展態勢。當地“三百山臍橙”、“贛南臍橙”的品牌已經在全國市場占據了相當的份額。
臍橙產業發展給車頭鎮帶來巨大變遷，使當地原本用途不大的山林得到了充分利用，為村莊農業發展和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活力。臍橙種植所形成的上下游產業鏈市場，攪動了整個農村經濟格局，將村莊直接納入了市場經濟體系。圍繞著臍橙的產業鏈市場主要包括勞動力市場、農資市場、銷售市場、加工市場。
（一）勞動力市場
臍橙產業所具有的勞動密集特征吸納了村莊部分勞動力。依靠土地種植糧食的農業格局所能容納的勞動力是有限的，種植木材的山林只需要不定期的極少量勞動力。因此，在臍橙產業興起之前，當地中青年農民大多外出打工，老年人和婦女在農業耕作之余也有大量的剩余時間。臍橙產業興起之后，不但老年人和婦女實現了更加充分的就業，一些青壯年勞動力也被吸納回鄉。臍橙產業的勞動力市場屬于鄉村社區型的，即勞動力在村內或鄉鎮范圍內配置。不同家庭種植臍橙的起步有早晚，規模有大小，因此勞動力需求就有不同的結構。在臍橙種植的最初兩三年之內，家庭勞動也許能夠應付所需勞動，但到臍橙掛果之后就會出現困難；種植臍橙較多的農戶平時尚能應付，到忙時就會出現勞動力不足。這樣，鄉村范圍內圍繞臍橙種植就形成了勞動力市場。
在車頭村調查，感覺當地農民非常忙，婦女、老人都在不停地干活。“忙”說明本地有很多勞動，而這正是臍橙產業的發展所帶來的。村里有一些臍橙種植園由老板所有，雇用他人管理，管理人招募村里農民進行具體勞動。黃陂社區有位外來老板承包山林種植臍橙，規模達到5000株（100畝）；黃魏屋社區一個自然村的全部山林都被外來老板承包，都需要雇傭本地農民勞動。村里的種植大戶也經常有無法完成的活計，需要雇人。除草、施肥、打藥、摘果等活計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種植100株臍橙（2畝），一個健壯勞動力就能有效管理。如果夫婦兩人都在家，就可以有1個剩余勞動力出去打零工，這樣就保證了村里有充分的勞動力供給。鄉村勞動力市場的活躍分子是婦女。根據勞動強度不同，她們的日工資在40～70元之間，雖然遠低于當地男性勞動力的工資，但可以照顧家里，她們已經心滿意足。由于婦女外出打工，老年人就得操持家務，他們因此也變得“忙”起來。
（二）農資市場
臍橙種植需要大量的化肥、農藥的投入。臍橙產業的飛速發展，帶動了當地農資市場的繁榮。臍橙在樹苗成長期和掛果期，都需要連續的化肥投入，車頭鎮的農資店鋪在幾年內迅速增加。車頭村是車頭鎮的中心村，圩鎮街頭就有多家農資店。村支書就在自家樓下的門面房開了家農資店，他還是鎮農技站站長，在農資、農技方面有廣泛的人脈關系。黃陂社區的林祥壽從在縣城開農資店的小舅子那里進化肥，他家也成為社區的化肥銷售點。車頭鎮幾乎每個社區都有農資零售店，村民不出村就可以買到化肥。農資店主也幾乎不用擔心銷售問題，因為當地村莊幾乎都是單姓的宗族型自然村，每個農資店都有固定的覆蓋空間。普通化肥店主從上級經銷商手中進貨，每袋加價20元出售，各家店的化肥價格相差不會太大。熟人社會中村民習慣賒購，到了秋天收獲果實后才結清賬款，這需要農資店主有足夠的運轉資金。
（三）銷售市場
在產業鏈條中，農戶獲得的是臍橙種植的利潤，銷售與加工環節利潤更加豐厚，但普通種植戶難以分享。村民種植臍橙不太可能自己銷售，他們難以獲知市場信息，也難以承擔市場風險。專業的經紀人、商販構成了銷售網絡。車頭村每個社區都有幾個經紀人和商販，全村30個村民組幾乎都有經紀人。經紀人一般是村里農民，或與村莊有淵源的生意人，他們往往頭腦比較靈活，做人又不失穩重，平時在外打工、做生意，善于把握商機。外地商販來當地收購臍橙時，人生地不熟，經紀人就成為商販與果農的中介，為商販牽線搭橋，收取傭金。這種生意是季節性的，每年在臍橙成熟后一個月內可做生意。普通種植戶將臍橙交售給當地的經紀人，由他們組織貨源，聯系更高級的商販。經紀人賺取的是中介傭金，這種市場地位穩賺不賠。1萬斤臍橙的傭金大約有500元，一般的經紀人在這一個月內可以收入萬元。當地收購規模最大的經紀人，一年能有20萬元的傭金收入。
車頭村農民中也有不少專門的商販，他們吸納了本地的臍橙銷售網絡。還有部分農民，已經變成了專門的水果商，在本地組織貨源，自己運往目的地市場銷售。水果商販收售水果，需要面對市場風險，應對價格的起落。黃魏屋社區的魏世專既是村干部，又是經營大戶，自家種植了900多株臍橙。2010年臍橙市場價格高，魏世專等村民４人合伙收購臍橙，共計50萬斤，裝了11車，自己拉到浙江嘉興去銷售，魏世專在那邊有做水果生意的熟人。臍橙的地頭收購價為1.5元 / 斤，經過打蠟、運輸，到嘉興的終端市場，出手價格成為2.4元 / 斤。這一筆生意魏世專就賺了7萬元。因市場行情的漲落，商品市場可能出現暴利空間。銷售環節所獲得的利潤，自然要比生產環節利潤高得多。臍橙從地頭走向終端市場，中間經過的每道程序都增加了成本，但也產生了諸多利潤環節。
（四）加工市場
從地頭到市場，仍然以果實銷售為目的的市場自然不需要太多的深加工。當地僅有的加工環節，是對臍橙進行打蠟或催熟，提高果品質量，加工的鏈條并不長。打蠟是對果品表面拋光、噴蠟，使得臍橙看起來色澤鮮艷；催熟是將一些未完全成熟的果實，通過化學手段催至成熟。車頭村開設了多家打蠟廠，專門負責臍橙的加工和分類包裝。打蠟廠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圩鎮附近，尋坪公路沿線就有7家。偉億達果業有限責任公司是村支書和村主任等7個股東合伙開辦的專業打蠟公司，注冊資金達到了500萬元，占地17畝，有專門的打蠟車間、儲藏倉庫，每年能加工1600萬斤臍橙。公司有管理人員15人，生產期內需要雇傭本地普通工人100多名，包裝工就至少需要50名，大多是本村婦女，她們的最低工資可達每月1300元。她們的工作大多不需要技術含量，只是普通的果品包裝和分類。當地打蠟廠產生的勞動力需求使婦女容易找到活計，在自家臍橙收獲后，立即有零工可干。一般情況下，每斤臍橙收取0.13元的打蠟費用，如果需要催熟，則需要0.23元。無論臍橙收購價、市場價如何，打蠟廠只賺取固定的打蠟費用，因此在本地貨源充足的條件下，經營沒有任何風險。偉億達果業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的純利潤就達到了160萬元，公司的幾位股東也成為村莊中的富翁。
三、臍橙產業帶動的農村市場化發展
在市場經濟的宏觀背景下，市場因素早已通過各種途徑侵入鄉村，并改造著鄉村。不過，與村莊中的臍橙產業鏈相比，市場經濟的宏觀格局的影響還是相當有限。在車頭鎮的臍橙產業發展起來以后，村莊的生產生活在不長的時間內就發生了劇烈變化，得到了長足的市場化發展。這種發展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臍橙產業鏈市場將農民吸納進去，改變了農民家庭勞動力的配置模式；二是農村勞動力市場的存在使得勞動力有了機會成本，這導致傳統農業生產模式的改變，以及傳統村莊合作模式的瓦解，農業生產和村莊生活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一）家庭勞動力配置的市場化
臍橙產業興起之后，當地有了充足的勞動力需求市場，其中的主力是婦女。在本地的勞動力市場興起之前，婦女是幾乎沒有機會成本的勞動力，她們一般只能照看家庭、從事家庭農業生產，很難在縣域內打工掙錢。而臍橙產業鏈形成之后，她們的勞動力就有了需求市場。與加工、流通環節相比，臍橙種植環節的利潤空間并不大，即使在市場行情較好的年份，臍橙種植也不可能如加工、流通環節那樣獲得暴利。果園中的活計粗笨繁重，為了控制成本，果園主自然希望壓低勞動力價格，多雇傭勞動力價格便宜的婦女，而非價格較高的男勞力。從勞動力未被定價的傳統生產模式中解放出來的婦女，對不高的勞動力價格已經很滿足。
車頭鎮的婦女吃苦耐勞、勞動力價格低廉、供給相對充分，當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男性勞動力就幾乎沒有了任何優勢。這樣，雖然本地臍橙產業有了更多的勞動力需求，但由于昔日的邊緣勞動力——婦女被充分調動起來，承擔了以前沒有從事過的工作，男性勞動力反而受到了排擠。在臍橙產業所帶來的鄉村勞動力市場中，婦女勞動力有價格低廉的優勢，而男性勞動力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只好外出尋求更好的機會。當地不想去廣東打工的男性，多到鄰縣從事伐木的工作。一旦婦女進入鄉村勞動力市場，老年人就需要承擔更多的家庭勞作任務。在調查期間，我們發現老年人“忙”，主要是為子女家洗衣做飯、照顧孫子。在村子里經常能看到同時看管四五個小孩的老婆婆。黃陂社區林祥壽的母親已經70多歲，她要負責照顧6個孫子。這樣，很多家庭形成了一種新的家庭勞動力配置格局，即老年人從事家庭勞動，婦女主要在鄉村勞動力市場打工，男性外出打工。
在鄉村勞動力市場興起之前，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確實存在黃宗智所說的“過密化”問題，⑩當大家無法打工掙錢時，只好抱著“多一點是一點”的心態，將勞動力投入到農業種植中。黃宗智還認為，當前中國農村面臨的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半工半耕制度的邏輯是：人多地少的過密型農業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們外出打工，而外出打臨時工的風險又反過來迫使人們依賴家里的小規模的口糧地作為保險。農民生存理性使他們在城鄉之間流動。這樣，就使過密型、小規模、低報酬農業制度和惡性的臨時工制度緊緊地卷在一起。11這是一種宏觀上的揭示。在微觀層面上，這種模式被細化為性別分工、代際分工、代際接力，12或稱為“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家庭分工”模式。13
最近十多年來的農村市場化發展，使得農民家庭的生產模式發生了一些變化。在贛南農村，當地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得人們改變了以往過密化的農業生產模式。打工帶來的相對高收益，使得人們逐漸形成“去過密化”的農業生產方式。當人們被緊緊束縛在土地上，土地是唯一的收入來源時，人們只顧充分利用勞動力，而不管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收益。隨著勞動力市場的興起，人們需要考慮家庭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努力在市場化條件下獲得收益最大化。對于農業生產而言，這種模式已經開始“去過密化”。在市場化條件下，農民家庭所形成的勞動力配置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內”、“老年人主內，年輕人主外”的層次疊加，年輕男人外出打工，年輕婦女在家打工，老人照看家務成為常態。其中既有代際分工、代際接力，也有性別分工，它是當地農民適應市場經濟最有效益的方式。當然，農民家庭的這種生產模式，有著更為嚴重的“自我剝削”。在這種模式中，無論是男人、婦女，還是老年人都承擔著比以前更多、更繁重的勞動，每個人群的勞動強度都有顯著增加。
（二）農民生產生活的市場化
最近一些年來，在臍橙產業的帶動下，車頭鎮農民的生產生活也日漸市場化。這首先體現為傳統的互助和合作關系的瓦解。在臍橙產業發展起來之前，雖然受市場經濟大背景的影響，車頭鎮村民的互助和合作關系已經開始弱化，但畢竟不像今天這么徹底。那時，村民的互助仍然比較普遍，包括幫工建房子、種莊稼、收莊稼，甚至幫忙看門防盜等，村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還可以相互照應。臍橙產業的興起帶動了當地的勞動力市場發展，村民之間的互助日趨減少。目前，大部分村民都通過市場解決生產和生活方面的相關需求，只有個別偏遠的山村還較為普遍地存在幫工現象。
很多村民都說，以前請人幫工，飯菜比平時稍好就行，而現在要吃得好，需要好煙好酒招待，伙食費用高，還不如通過市場途徑解決。市場日工價婦女為40～70元，男人為100～200元，請人幫工就耽擱了別人賺錢的時間；而在過去，農活忙完后，村民就無事可做，大家也愿意幫工，為了比平時稍好的飯菜而出力。村民還說，現在大家都不愿意請人幫工，因為幫工需要還工，否則就欠了人情；但自己在外打工，別人需要幫忙時自己不一定在家，不一定有時間；如果不能還工，別人會有意見，于是就干脆不請人幫工。也有村民擔心，給別人幫工，自己需要還工時對方可能不在家。
幫工的衰落客觀上與社會流動相關，更與市場化條件下農民的理性算計有關。其實，幫工也是一種投資，當給人幫工時，時間就以人情的形式被儲存起來，將來在需要的時候別人通過幫工來還人情，相當于自己零散的時間被儲存起來，于是可以應付農忙或者辦建房子這樣的大事。當市場經濟深入農村時，理性計算越來越盛行，人情這種儲存時間的方式就日益衰竭。在村民們看來，與其把時間以人情的形式儲存，還不如把時間換成工錢直接存到銀行，在自己需要幫工時，用錢付工資請人。這個邏輯與斯科特（James C. Scott）描述的東南亞村莊內階級之間合作關系的崩潰有著高度類似之處。14而在鄉村勞動力市場興起之后，勞動力有了機會收益，直接在市場中將勞動兌換為工資的想法，也有了實踐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對生活中的一些公共事件、公共時刻也越來越冷淡。婚喪嫁娶是村莊中的公共事件，按過去的宗族規矩，需要全族的人共同操辦完成，而且應當操辦得非常熱鬧。這些時刻，相互幫忙也是祖上留下來的規矩，不來幫忙的人就會得罪主家。而如今勞動力有了需求市場，大家都很忙，每個人都有事情做，有錢等著去賺。出現了婚喪嫁娶的事情，村里族里的人就會比較尷尬：按照規矩應該去幫忙，但掙錢又有十足的誘惑力。于是，一些比較守規矩的村民只好耽擱掙錢去幫忙，而不守規矩的人也就不去幫忙。辦事主家此時也比較為難，請人幫忙就耽誤別人掙錢的時間，不請紅白喜事又不熱鬧。更多的人愿意“省事”。正是在這種農民心態下，一些新型的職業應運而生，它們專為農民的生產生活提供市場化服務。
原本需要全村幫忙的紅白喜事，現在主家也不愿意“麻煩”人，不再請人在家里做飯，直接到鎮上的餐館包餐，或者將專業的餐飲服務隊請到家里來。餐飲服務隊按飯菜量收費，對于主家而言，這真是省心的捷徑。農村還出現了專業的喪葬服務隊，專門幫農民看日子、打墳、下葬。過去由農民幫工合作完成的公共事情，如今各種專業的服務人員都能解決，而且看起來事情解決得似乎更好，因為這些人員更專業。重要的是，辦事的主家從此省心省事，不需要因耽誤村民掙錢而不安，也不用因此而欠人情，不欠人情也就不用還人情。沒有了幫工的人情負擔，農民再也不用受村里各種公共事務的拖累，可以專心致志地掙錢。只是村里逐漸少了公共事件，那些應該熱熱鬧鬧操辦的紅白喜事也越來越冷清，有人干脆也懶得辦了。不辦酒席的婚禮，村民過了很長時間也不知道。下廖屋社區有個老人過世，兒子將尸體火化后直接拿到山上埋了，一點動靜也沒有。村民感覺不妥，大家似乎又能理解，“畢竟掙錢更重要”，這也許是他們共同的想法。
車頭鎮還出現了專門養牛耕田的“耕夫”職業。贛南的地理格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平均每戶僅有耕地一兩畝，分成多塊且在不同的地方，同一地方的耕地由于地勢原因也很難連片耕作，因此直到現在也無法機械化耕種。家家戶戶養牛耕田，顯然不符合家庭勞動力配置的市場化原則。此時“耕夫”的出現，真是“眾望所歸”。此外，由于近年來農民都掙到了一些錢，掀起了蓋房子的浪潮，建筑隊、水電工等職業也有所興起。
總之，臍橙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勞動力的市場化，這導致傳統的農村幫工合作體系的瓦解，并催生了各種新的職業。這種現實倒是符合涂爾干（Emile Durkheim）的經典判斷——現代化意味著社會分工的發展。15農村的社會分工和新職業的出現，確實造就了一些脫離農業勞作的群體。車頭村有個移民小組，原是車頭鎮興地村的，從高山上整體移民搬遷到圩鎮上。移民小組共有43戶、290人，目前有15戶通過林地流轉種植臍橙成為果園主，另有兩戶返遷至原村，其他農戶都在鎮上從事非農的“非正規就業”，其中多人從事農用運輸。興地村的成功搬遷，顯然得益于車頭鎮農民生產生活的市場化，因為市場化帶來了多樣的職業分化和非農就業機會。
四、市場化背景下的農民階層分化
從車頭鎮的具體情形來看，在臍橙產業發展帶動下，農民從農村市場化中獲得了很多就業機會，有了不同收入來源，并出現了分化。贛南村莊的開放性并不強，雖然不斷有農民實現城鎮化而在城鎮里買房，但這些農民仍然會留戀鄉土，在村里也有住所。我們可以在掌握農民的經濟狀況和就業狀況的基礎上，來分析村莊內的階層分化。大體說來，車頭鎮的農民可以分為7個階層：村莊富豪階層、村莊富裕階層、規模種植階層、小農兼業階層、外出務工階層、鄉村務工階層、村莊貧弱階層。實踐中的家庭經濟形態非常復雜且經常變化，因此這種分類必然是對現實的簡化處理。
（一）村莊富豪階層
在車頭鎮，村莊富豪階層有兩種情形，一是在當地或外地開辦有企業或經營較大的生意，二是擁有超大規模的臍橙果園。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游離于村莊，后者對農村林地有很強的依賴。不過，由于贛南農村的鄉土觀念仍然較強，村莊富豪階層一般都與村莊保持一些聯系，所以村民對他們的情況大體了解。車頭村黃陂社區的下村大約有40戶，其中有3戶屬于村民公認的富豪階層。林永祥，早年外出打工，先學手藝后辦廠，做鐵皮生意，如今在深圳有工廠。林生凡則在深圳和安遠縣城都有電子企業，雖然規模都較小，但資產也有數百萬，目前全家在縣城居住。林棉中，在車頭鎮開辦了家具廠，專門負責加工門窗，其產品銷往本縣和外縣。車頭鎮當地有稀土、鉬礦等資源，一些開發礦產的農民早就成為了富豪階層。另外，依托臍橙產業，在銷售市場和加工市場獲利較多的農戶，也可能躋身于村莊富豪階層。例如車頭村支書、主任鄭隆泉合伙開辦了專業打蠟公司，獲利頗豐，因此也成為村莊富裕階層。黃陂社區沒有超大規模的臍橙種植戶，但車頭鎮其他村莊有，其規模最大的達到了百畝。達到數十畝的規模，就可以躋身村莊富豪階層。超大規模的臍橙種植，一般都會雇人專門管理。村莊富豪階層年收入在數十萬以上，一般可以穩定地實現“城鎮化”，在縣城里有房子，甚至進入大城市。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村里還有舊房子，一般由老人居住。村莊富豪階層的比例在5％以下。
（二）村莊富裕階層
這個階層是臍橙產業發展的最大受益群體，其臍橙產業經營也高度依賴林地流轉，對農村土地高度依賴，因此也是現行土地政策的受益者。村莊富裕階層的比例在10％左右。他們在村莊中備受村民羨慕。一般來說，臍橙種植規模達到12畝（600株）以上，經營稍好就可能成為村莊富裕階層。不過，他們也只是富裕而已，無法與開工廠、做大生意的富豪階層相比。村莊富裕階層農戶的年收入至少在10萬元以上。另外，依托臍橙產業，在銷售市場獲利較多的農戶，比如從事農資買賣、臍橙經紀等活動，年收入也可能達到10萬元，從而躋身于村莊富裕階層。這個階層不能完全依靠家庭勞動力進行臍橙種植，在農忙時節往往需要雇工。當然，一些富裕階層的家庭勞動力配置也可能存在代際分工或性別分工，家庭成員中有外出務工經商的。例如，黃陂社區的林小敏，夫妻倆種植了16畝（800株）臍橙樹，老母親操持家務，家里兩個20多歲的兒子都在深圳打工。
（三）規模種植階層
這個階層與村莊富裕階層有些類似，種植臍橙都達到了一定規模，不同的是村莊富裕階層的種植規模更大。在車頭鎮，種植6畝以上的臍橙，就可以稱為規模種植，其年收入可達6萬元以上。規模種植階層對林地依賴性較高，也是現行土地政策的受益者。規模種植階層的比例在20％左右，屬于村莊中的小康階層，是村莊貧弱階層和不穩定的外出務工階層羨慕的對象。這個階層基本可以依靠家庭勞動力進行臍橙種植，在農忙時節很少需要雇工。當然，這個階層的個別家庭也可能出現勞動力剩余，因此有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的。在車頭鎮，也有個別規模種植階層的農戶，種植的不是臍橙，而是蓮子、西瓜等其他作物。例如，車頭村黃陂社區的村民林春榮家就規模種植西瓜，林祥壽家就規模種植蓮子。在車頭村蓮花社區，人均土地比其他社區多，規模種植20畝西瓜的農戶比較多。依靠種植這些作物，他們也可以達到年收入6萬元的小康生活水平。
（四）小農兼業階層
這個階層也種植了臍橙，但是其規模不夠大，在6畝以下。他們一般在自己的承包山地上種植，較少通過土地流轉而獲得其他林地，因此種植臍橙的收入較為有限。不過即便只在自己的承包地上種植，他們也是臍橙產業發展的受益者，每年從臍橙種植中的獲益也有不少，多的甚至達到5萬元。這個階層在種植臍橙之外，還在鄉村勞動力市場上務工經商，所以被稱為小農兼業階層。根據家庭勞動力情況的不同，他們在鄉村勞動力市場的務工收入一般為1～2萬元。此外，這個階層農戶也可能在鄉村市場中從事自雇小商人、臍橙經紀等職業，此項收入一年也可達到幾萬元。小農兼業階層農戶在務工與臍橙種植兩項上的家庭收入總和，大體上為3～6萬元，其中較高收入者與規模種植階層農戶的年收入相當。車頭村村干部杜隆有說：“外邊有人打工掙錢，家里能種兩三畝臍橙，這樣的生活就比較好。”這種說法正是很多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經濟狀況的寫照。小農兼業階層的比例在35％左右，與規模種植階層同屬于村莊中的小康階層，是村莊貧弱階層農戶羨慕的對象。
（五）外出務工階層
這個階層以外出務工為業，目前對農村土地依賴度非常低。他們很少回家，屬于村莊外的“流浪者”。也有的外出務工階層農戶家里的老人在承包田里種植了水稻，但這僅僅是糊口之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甚至也有人種植了一點臍橙（如不到1畝），但占家庭收入比例很低。當年政府推廣臍橙種植時，這個階層的多數農戶或者是對臍橙種植沒有信心，或者是本來就在外打工，家里沒有勞動力，因此將自己的林地流轉給了鄰里或親戚。由于臍橙樹的存活期為40年左右，所以當時林地流轉的期限是40年。打工收入是他們的家庭總收入，具體數額與家庭勞動力數量有關。外出務工階層的比例在20％左右。他們的普遍心態是后悔未能跟上臍橙產業發展的步伐，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他們對未來有些憂慮，缺乏安全感。無論現在打工收入多高，他們都擔心自己年齡大了，或突然生病，不能繼續打工，生活將難以為繼。
（六）鄉村務工階層
這個階層以在鄉村務工為業，他們大多原是外出務工階層，因年齡、疾病等原因返鄉后，由于沒有林地，無法種植臍橙，只好在鄉村勞動力市場上務工，或成為自雇小商人。他們中大多數人也有不錯的收入，并不比外出務工階層低。車頭鎮的一些中年農民返鄉以后，丈夫在鄰縣的林場伐木，妻子則在鄉鎮內的果園干活，也能有不錯的家庭收入。林根勝2008年從廣東打工返鄉，之后一直在家里做水電工，承包裝修工程，妻子則每天到果園打工，日工資50元左右，兩個小孩都在上學。有大約5％的農民屬于鄉村務工階層。他們在心態上與外出務工階層有類似之處，也因沒有跟上臍橙產業發展的步伐而后悔，不過他們畢竟從臍橙產業發展中得到了在家鄉就業的機會。
（七）村莊貧弱階層
貧弱階層是村莊的最底層。這個階層主要有兩類，一是因病致貧的農戶，二是懶惰而無所追求的光棍漢。因病的貧弱農戶往往既沒有種植臍橙，因缺少勞動力無法外出務工或在家兼業。他們屬于村莊中的“貧農”階層，小農兼業階層是他們的追求目標。車頭村黃陂社區的林鑫森，為了生兒子，在外地躲計劃生育多年，也因生育3胎而被罰不少。妻子因為過度生育而身體衰弱，家里即沒有耕地也沒有臍橙，全家僅靠林鑫森一人的打工收入糊口。車頭村長沙口社區的李某，長期身體不好，無法從事稍重的體力勞動，至今家里沒有蓋新房。他雖然不滿足于現狀，卻無法反抗命運的安排，最終皈依了基督教。有5％左右農戶屬于村莊貧弱階層。
顯然，在車頭鎮，臍橙種植狀況對農民的階層分化有著較為重要的影響，其背后是林地的占有狀況。雖然一些農民可以通過從事商業活動，辦廠做生意而成為村莊富豪階層，一些農戶則因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落入村莊貧弱階層，但從總體上講，當地的臍橙種植對農民階層分化有著巨大的影響。臍橙種植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農民的階層狀況，種植臍橙多的農戶可以輕松躋身于規模種植階層甚至富裕階層，而種植臍橙少的農戶只能成為小農兼業階層；沒有種植臍橙的農戶只能選擇繼續外出務工，回鄉后也只能在鄉村市場中務工或成為自雇小商業者；如果境遇惡化，他們就可能落入村莊貧弱階層。由臍橙產業帶動的鄉村市場，也在農民的階層分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臍橙產業的相關市場給農民帶來了打工機會，也帶來了商業機會。勞動力狀況稍好的家庭可以通過在鄉村市場中打工來提高家庭收入，頭腦精明的農民更是可以在臍橙的運輸、買賣、加工市場中獲得提升社會階層的大好機會。
五、農村中間階層及其利益保障
車頭鎮農村的階層分化，在村莊內部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中間階層。村莊里有相當規模的中等收入家庭，村莊經濟沒有過度分化，非常富有的只是少數家庭，非常貧窮的也只是少數家庭。從經濟收入上來看，除了村莊富豪階層以外，村莊富裕階層、規模種植階層、小農兼業階層、外出務工階層、鄉村務工階層都能過上不錯的生活，他們構成了村莊里的中間階層。中間階層的家庭比例達到了村莊所有家庭的90％左右。其中除了外出務工階層以外，其他階層都從臍橙種植及相關產業鏈中受益。當然，由于受益程度不同，在這個巨大的中間階層中，也存在一些分化，既有富裕和小康家庭，也有對現狀不滿、為前途憂慮的外出務工階層和鄉村務工階層。
務工階層的心理狀態主要是后悔未能趕上臍橙產業發展的好時機，由于土地緊張和政策限制而不能重新搭上臍橙產業發展的快車。最初發展臍橙產業時，為形成規模效應，需要將山地流轉集中給部分農戶。臍橙推廣階段，很多農民根本就沒有預見幾年后贛南能夠形成全國有名的臍橙產地，因此將林地廉價轉讓給了臍橙種植戶。例如，黃陂社區人均林地1.5畝左右，種植臍橙之初，大多數農民將林地承包權以每株臍橙0.5元（每畝可以種植50株）的低價轉讓，而且流轉期限一定就是40年。當時很多農戶對臍橙發展沒有信心，索性將林地流轉出去，現在他們不可能要求收回。雖然沒有種植臍橙的農戶可以外出打工，但是打工收入相對于臍橙收益還是相差甚遠。無林地或林地很少的農戶也可以在鄉村市場中務工，但其微薄收入與臍橙產業務工的季節性特點，決定了其中的大多數人很難改變自己在村莊經濟分層格局中的地位。他們中僅有少數人可能抓住鄉村市場中的某種機遇，成為收入不錯的特色職業者，如水電工、殯葬服務人員等。
臍橙產業蓬勃發展，在本地容納了部分中老年勞動力，村莊青壯年也被部分地吸納到臍橙種植及其各個產業鏈環節中來。但剛出學校的年輕人在農村沒有用武之地，他們往往畢業后就到沿海城市打工，不出去打工的年輕人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南坪村丁建彪2005年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同本村的同齡人一起在深圳的工廠流水線上工作。在外打工3年后，覺得很沒意思，掙錢太少，于是2008年又回村尋找新的出路，但發現農村也沒有出路，“重的活干不了，輕的活輪不到干”。他嘗試了開店、做買賣，最終在親戚的幫助下，承包了18畝地種植蓮子，成了附近有名的“蓮子大戶”。丁建彪是返鄉年輕人中最為成功的一個，其他年輕人根本沒有類似的機會。許多返鄉年輕人也想種植臍橙，加入臍橙產業發展的大潮流，但林地承包格局的固化讓他們感覺創業無望。
雖然務工階層對現狀有些不滿，但是他們畢竟人數太少，而且利益有所分化，其中有些人能夠從臍橙產業中受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完全沒有從臍橙產業中受益。也就是說，車頭鎮有一個巨大的中間階層從臍橙產業鏈中受益，他們是農村社會的穩定性力量。
筆者之前的研究發現，一些地區農村由于存在基于土地流轉和占有而產生的龐大“中間階層”，土地占有狀況雖然不均，農民卻對土地制度異議并不大。16賀雪峰研究發現，進入新世紀以來，在農民大量外出務工經商、農村人財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時，他們的耕地以極低價格非正規地流轉給了仍在農村從事農業的鄰里親友，這使得在村的農戶可以耕種20畝左右的耕地，從而成為新興的“中農”階層，“中農”階層成為維護農村秩序的基本力量。17楊華從土地耕種、社會資源占有角度對農民階層分化進行了劃分，其中作為耕種中等規模土地、獲取中等水平收入的中農階層，因其獨特的社會稟賦和在農村階層結構中的特殊位置，在鄉村治理和農村政治社會事務中扮演著價值引導和治理主體的重要角色。18這些研究顯然已經注意到了中間階層是農村社會的穩定性力量，但是受研究地域和視野限制，沒有研究特色農業發展地區的階層分化，未能注意到鄉村市場發展在農民階層分化中的重要作用。在車頭鎮，臍橙產業所帶來的鄉村市場發展，顯然對農村中間階層的形成和壯大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中國社會的穩定機制，需要結合城鄉二元結構與農村社會結構去理解。中國農村是城市發展和整個社會現代化的蓄水池和穩定器，而中國農村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保持高度穩定，奧秘就在于農村形成了一個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中間階層，這個階層能夠從農村市場經濟發展中獲益。正因此，改革與發展中的法律、政策和制度需要對農村中間階層的利益給予最大程度的保障。
按照黃宗智的說法，中國的小規模農業有著發展的重大契機，未來10年到25年經濟持續發展，會帶來食品消費結構從以糧為主到糧、肉—魚、菜—果兼重的轉型，農民響應這種轉型，就會帶來勞動相對密集農業的發展。農業轉型和勞動相對密集農業的發展，將擴大農業的就業容量，農業中的半隱性失業將減少。以小規模農場為主體的中國農業，可能在未來10年至25年，達到充分的農業就業，中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將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將大幅度提高，中國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雖然賀雪峰從結構約束的角度對黃宗智的判斷提出了質疑，20但從微觀層面的研究來看，確實有一些地方正在向黃宗智所預言的方向發展，車頭鎮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無論黃先生的推斷在宏觀結構上是否正確可靠，在車頭鎮這樣的農業轉型成功的地區，顯然需要讓廣大的農村中間階層分享農業轉型發展的利益，這樣才能真正保障農村社會穩定。
讓廣大的農村中間階層分享農業轉型發展的利益，首先應當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高效農業，而不是發展大規模的農業。大規模農業的發展，一定伴隨著大資本的介入，資本介入一定會與農民（主要是農村中間階層）爭奪農業生產環節的利潤，最終賺取高效農業的收益，農民從中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即使部分農民能夠從中獲取更高的地租，但作為整體的農民并不能獲取更多的利益。車頭鎮的實踐中，農村中間階層從臍橙產業的發展中獲取了巨大利益，也有一部分農業利益被外來資本賺取。最初政府倡導臍橙種植時，為種植戶免費提供樹苗和技術支持，并在山林流轉、果園建設方面提供幫助，并要求各級干部、公職人員帶頭種植一定規模的臍橙。有些干部看準機會，做了很大投資，例如當時有位縣長在車頭鎮通過林地流轉建了3000畝的果園。現在農民提及此事，只是怪自己沒有眼光。當然，大資本參與臍橙種植，在市場信息收集、市場網絡建設方面有很大的帶動作用。但是，如果這些林地由農民來種植臍橙，農村中間階層必定更加壯大；如果這些林地可以較為自由地流轉給返鄉農民工，農村中間階層顯然會更加穩固。
如果真要保障農村中間階層農民的利益，就不應該僅僅讓他們獲取地租收益，而應該讓他們參與分享農業發展所帶來的收益，即廣泛參與能夠成功的高效農業。因此，農民需要的就不是所謂的資本下鄉經營農業，不是所謂現代的農業經營公司，而是高效農業的經營合作社。這樣，占多數的農村中間階層農戶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參與經營高效農業，獲取高效農業的收益，而合作社又能為他們提供廣泛的銷售渠道、生產信息等，并為他們解決資金問題，幫助他們抵御市場風險。當然，并不是說大公司和資本不能介入農業，而是說它們不應該介入賺取農業生產環節本身的利潤。大公司和資本在市場經濟中有其固有的優勢，農民不能與之相比，倘若其能參與農業深加工或生產之后的銷售等環節，這樣大多數農民賺取高效農業生產環節的利潤，而資本獲取農業生產之后環節的利潤，兩者互相扶持，豈不是兩全其美！政府需要做的是，既為資本提供合適的市場環境讓其參與農業生產之后的環節，又要規制其進入農業生產環節本身獲取農業生產利潤。
當然，即使在加工和銷售領域，如果政府給予足夠的支持，中間階層農民也可以從中獲取一些利潤。贛南臍橙的品牌效應出現之后，有了廣泛的銷售渠道和網絡，臍橙的生產、加工、銷售領域的風險都大大降低。尤其是在臍橙的打蠟加工環節，幾乎沒有技術含量，中間階層農民完全可以參與進來，從而分享其利潤。倘若在政府的支持下，由農業合作社來經營臍橙的打蠟加工，農村中間階層農民就能獲得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環節的一部分利潤，而不是任由這些利潤完全歸資本和中介商人所有。
農村中間階層農民所能獲取的收益更多，中間階層就更加穩固，這樣農村社會就能更加穩定，從而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提供更加穩定的農村基礎。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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