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芳: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制度變動與農業生產力的提高

摘要：廢除不合理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這個理由和目的，說明中共領導土改運動的初衷是致力于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的，不僅僅是為了“救濟窮人”。土地改革實現了土地與農民的合理資源配置，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土改運動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并掀起了興修水利的熱潮；二是勞動力增加與土地投資力度加大；三是糧食產量增加與生產資料購買力提高，農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

關鍵詞：土地改革  生產力  土地  生活資料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便宣布為勞動的窮苦人民的利益而奮斗，但共產黨的解放貧苦民眾而使其翻身的觀點，從來都與那些慈善家“救濟窮人”的觀點根本不同。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進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這個理由和目的，說明中共領導土改的初衷是致力于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的，不僅僅是為了“救濟窮人”。土地改革運動將土地及主要生產資料無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貧農和雇農，是為了合理配置生產資料，調整農村生產關系，變更農業生產方式，而不是簡單地“救濟窮人”。對此，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反復申明：“土地改革的結果，是有利于窮苦的勞動農民，能夠幫助農民解決一些窮困問題。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1]因此，土地改革的著眼點始終是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中共特別注意保護農業生產力，使其盡量少受政治運動的沖擊，避免因土地制度變動而帶來農業生產力的破壞。土改運動廢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了土地與農民的合理資源配置，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土改運動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并掀起了興修水利的熱潮；二是勞動力增加與土地投資力度加大；三是糧食產量增加與生產資料購買力提高。

一、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空前高漲

中共中央在決定新區土改運動時就曾預料，“土地改革使農民從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自由的農民在自由的土地上耕作，生產熱忱一定空前高漲，農業生產將會有顯著的增加，農民生活也將有顯著的改善。”[2]這個預見，是中共領導土改運動所要達到的預期目的，也是為老區土改運動的實踐經驗所驗證的事實。這個預見，在土改運動后的廣大新區農村，很快便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廖魯言在總結新區土改運動經驗時指出：“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開展大規模的愛國增產競賽運動，為自己的幸福和國家建設而勞動著。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都積極參加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并把分得的若干生產資料變換添置為大量的耕畜、水車及新式農具，以改善和擴大自己的經營，從而農業生產技術也逐漸提高，整個農業生產也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1951年全國糧食生產量較1949年增加28%，今年可較1949年增加40%左右，可超過抗日戰爭以前最高年產量9%。棉花等工業原料作物1951年的產量均已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紀錄。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生活自然也隨之改善。在許多地區，中農在農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由過去的20%左右發展到80%左右；貧雇農則由70%減少到10%或20%；而且在逐年減少中。”[3]

從總體上說，廖魯言的上述判斷大體符合實際情況。土改運動后各地農村調查材料及公開的報道，大體印證了上述判斷。土改運動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并掀起了興修水利的熱潮；二是勞動力增加與土地投資力度加大；三是糧食產量增加與生產資料購買力提高。

1949年冬完成土改的北京郊區，最先感受到土改運動后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的情景：“在興修水利方面，土地改革后各村普遍打新井，修舊井，僅小紅門一村就打了新井42眼。挖排水溝的也很多，僅北郊就有32個行政村共挖溝萬余丈。土地在地主手中時，農業設備是不能充分利用的。如雙槐樹共有水井200眼，土改前，大部為地主所占有，只能澆地2000畝。土改以后，水井得到合理使用，擴大澆地面積1000畝，每年約可增產12萬斤玉米。[4]再如北京郊區雙槐樹村：土地轉移到農民手里后，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普遍高漲起來。揀糞的人增加了很多，拉了排子車或趕著大車進城去拉爐灰溝泥的，從前冬到去春就沒間斷過。他們直觀地意識：“人勤地不懶，只要你用工夫去收拾它，它就能給你多出產糧食。”[5]

中南地區無地、少地的農民在分到土地以后，就像母親抱回了失去的心愛孩子一樣，充滿了無限興奮和喜悅。湖南湘潭五區正甫村農民在分得的田地上插上牌子，又在牌子上貼上一個鮮紅的喜簽，高興地說：“這是天大的喜事啊！”他們由衷地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該縣石門鄉雇農馮玉庭分田后，馬上跑到株州買了一張毛主席像，掛在堂屋的正中央，興奮地說：“以后我天天能和毛主席見面了。”這些分得土地的農民，由衷地喊出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如江西余干縣南塘鄉全體農民在給毛主席的信中說：“親愛的毛主席啊！想想過去，看看現在，我們是萬分感激你，愿你萬歲，萬萬歲，永遠里領導著我們。”對于翻身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的情景，有人調查后描述道：“廣大農民在土改以后，都充分發揮了勞動熱情，以積極生產的實際行動，參加祖國的建設。……正如湘潭楊林鄉婦女彭慶云所說的：‘我鋤地的時候，就想起毛主席和共產黨，想起我現在是在自己的田地上勞動，因此勁頭就越來越大。’”[6]

土改運動后各地農民生產積極性之所以空前高漲，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回了老家”，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意識到是為“自己”而勞動，因而激發出個體勞動的積極性。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張璽在對農村情況進行調查后發現：土地改革后一年的生產經驗，證明了自耕的小農式的新農村經濟比地主占有、佃戶耕種的舊農村經濟有很大的優越性，很快地提高了生產。因為由勞力、工具和土地相分離的狀態走到勞力、工具和土地相結合的狀態，就大大增加了勞力，提高了勞動熱情。他們說：“過去貧農地少，不能不做肩挑生意，故地種不好。佃戶種的地多，活作的粗，東佃都不肯多上糞。現在各人種自己的地，上糞作活都比以前好。”[7]分得土地成為土地主人的農民，懷著翻身作主人的喜悅心情，紛紛積肥、修堤、打壩、挖塘、增購耕牛和農具，積極投入農業生產。僅湖南一省，1950年冬就動工挖修水塘298000余個、堤壩22500座、渠溝合4139公里、受益田畝750萬畝。農民興奮地表示：“一想到腳底下是自己的田，就精神百倍，前幾天出了氣，今后要出力。”[8]據報道，湖南岳陽二區完成土地改革運動以后，一個多月就修了623口塘、5座壩，還新建了21口大塘。全區每天平均有2萬多人參加勞動。天氣好的時候，到處可以看到翻身農民興高采烈地修整自己的塘壩。文發鄉羅何村在土改運動前塘壩很少，農民雖羨慕別村有好塘，但因為大都是種的佃田，怕種不長久，所以又都不敢修，只得常常望著禾苗活活干死。農民分了土地后，農民感覺到土地是自己的，就敢于投資，便積極修筑塘壩。在很短時間內，全村修好舊塘12口，新開塘2口，能灌田334畝。新河鄉農民在修塘時，親切地稱呼自己的工作是“修子孫塘，翻身要連子孫都翻過來！”[9]

河南省許昌專區寶豐、郟縣、襄城、魯山、臨汝、禹縣、葉縣等7縣，是中南區第一批土改運動的試點縣，土改運動后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也較早地體現出來。據新華社報道，翻身農民紛紛訂出生產計劃，組織變工互助，并投入熱烈的挖河開渠、積肥、鋤麥和春耕運動。郟縣六區王村的一位佃農在分得土地以后高興地說：“毛主席領導咱分了地，咱一定得干個樣給毛主席看看。”該縣薛店鄉農民也紛紛議論說：“早先大樹底下長不起小樹，沒有咱過的好日子；如今分了地，再受窮可要怨自己了。”在土地改革之前，有些中農害怕被斗爭，不敢安心生產，經過這次分配土地中堅決不動中農的實際教育，現在已消除了思想顧慮，積極參加生產。[10]在春耕播種運動中，土改運動后的農民打破了過去農村生產中的舊習，普遍進行深耕細作。如襄城縣過去春耕時犁地一般只有二寸深，現在犁地都在五寸至七寸左右。各地過去麥子一般只鋤一遍，甚至有的一遍都不鋤，現在都鋤到兩遍至三遍。禹縣牛堂區梁沖村雇農梁二旺分到土地后，早在舊歷正月十五就下地鋤麥。有些老年人對他說：“今天不興動土”。他說：“要不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咱翻了身，當一輩子長工，那能有自己的土動；如今有了土地，只有多動它兩次，多打些糧食，才對得起毛主席哩！”河南各地農民過去對積肥和施肥也很不重視，大多數農民一年種兩季莊稼卻只上一次肥。現在很多農戶都新挖了廁所，拾糞和積溷肥的也多了。如臨汝縣各地施肥由以往的每畝地三車糞增加到現在的五車糞。郟縣二區貧農張拴的一畝棉田就上了四車糞。此外，各地農民并積極進行興修水利，打井澆田。郟縣已修好水渠28條、挖河一條。該縣同時計劃在今年一年內修復舊井72眼，打新井691眼。[11]

據著名記者穆青深入河南郾城大楊莊的調查材料顯示，土改運動后該村的生產情況是：天旱農民挑水點種，“河里、田野上，到處都奔跑著挑水點種的人群”，“大楊莊所有的男女勞力，幾乎全部參加了這一艱巨的勞動。”為什么會如此？“在往年遇到這種旱天，農民們只有望著太陽嘆氣，或者早已幾個村聯合起來‘下馬子’求雨了，但近年卻沒有這種現象。很多農民說：這是因為咱們有了地，誰也不能讓地耽誤了。”農民搞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不僅如此，他們還添置牲口和大車等生產資料，增加農業生產投資：“據統計，全村現有64輛大車，其中有39輛，是農民們在分配土地當中或分配土地之后打造的新車。在同一時期內，牲口也增加了2／5。過去沒有牲口沒有大車的貧農，現在或單獨或與人合伙都買了牲口，買了大車。”[12]

華東、中南、西南等新區土改運動后的農民，由于政治覺悟提高，生產的勁頭很大，故修建小型農田水利的情緒很高，成績也很大。許多農民不僅出力修筑塘壩，而且將自己在土地改革或減租運動中所得的勝利果實自動拿出來修水利。結果，許多地區遠遠超過了原訂的修建塘壩計劃。如皖南地區1951年春修建的36000多處塘、壩中，農民自動出錢興修的就有35000多處，占全部工程的90%以上，超過原計劃7倍多。浙江省農民1951春共修好河渠、堰、塘、涵閘等大小工程67000多處，其中農民自己動手興修的就有4000多處。到1951年4月底止，湖南農民共修好塘46.2萬口，筑壩5.5萬座，水車3600多架。這些現象是土改運動以前所從來沒有過的。[13]西北區[14]農民也掀起興修水利的熱潮。據對陜西、甘肅、青海3 省 49個縣的不完全統計，在土地改革運動后，農民共興修水渠1083 條，可澆地74855 畝。關中地區許多縣打井都超過計劃，其中僅長安一個縣就打井14000 多眼。[15]

1952年春耕開始后，湖南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熱烈的、空前的春季積肥運動。據初步統計，全省所積肥料較往年增加30%。長沙專區每畝田積肥60擔，較往年增加50%。1952年的蝗災為30年來所未有，曾一度蔓延擴大到湖南77個縣9000多個鄉。土改運動后的近千萬農民投入到除蝗運動中，經過廿多天的奮戰，基本消滅了蝗蟲災害，保證了千百萬畝稻田的收成。1952年冬天，全省農民又開展了冬修水利工作，山區新建了塘壩2萬多處，整修塘壩40多萬處，并重點興建了水井、水庫，擴大灌溉面積達380萬畝。[16]

據農業部長李書城統計，1950年群眾組織起來興修的中小水利工程，占全國興修水利總面積的3／4以上。江西省原計劃修塘3460座，由于依靠農民群眾，發揮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竟然在短期內完成了10295座，大大超過了原定計劃。[17]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全國新建和恢復的農田水利工程共增加灌田面積500多萬畝，新修和整修工程改善灌田面積5000萬畝，所作土方工程將近3億公方。[18]

二、土地投資力度的加大與勞動力的增加

由于農民自己成為土地的主人，故其舍得增加對自己的土地進行投資，積極積肥、施肥。據新華社報道，江蘇、浙江、安徽等完成土地改革的廣大鄉村，“這些新分得土地的農民，都有自己的生產計劃，按照這些計劃，他們正忙碌地進行積肥、修塘、添買牲口和農具，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春耕。”浙江省嘉興、嘉善、平湖三縣，1950年入冬以后買進耕牛1840頭。許多農民因怕肥料不足，都趁農忙未開以前，拾柴、販菜，以換取豆餅、石灰等肥料。蘇北江都縣殷王村，全村123戶，都買進了大批豆餅，該村春季農作物堊豆餅的數量，比土地改革以前超過一倍以上。往年每畝堊六片餅的只有8戶，有53戶是白耕白種，現在每畝堊餅8片到10片的就有94戶之多，其余29戶最少也要堊餅3片到5片。[19]

分到土地后的農民深信“只要人手勤，糞土變成金”，努力增加對農業生產投入。過去麥田和油菜只鋤一遍草，現在則普遍鋤了三遍。他們積極拾糞、挖塘泥、養牲口、提前耕鋤，準備春耕大生產，使冬閑變成了冬忙。江蘇省昆山縣重塘鄉有210個農民組織了拾糞小組進行拾糞。濰北縣北楊村革命軍人家屬茍立和起早搭晚到大街小巷去拾糞，已經拾了2000多斤。為了積廄肥，各村養牲口戶數大大增加，蘭溪縣團結鄉增添了400多口豬，較往年增加1／3，彭村已做到每戶養2頭豬，合作村13戶貧農從未養過豬，現在也都買進了小豬，他們笑逐顏開地說：“過去養豬多半是地主，今天也輪到我們貧農來養了。”楊中縣組織了大批人力和水車，展開了車塘取泥運動；團結鄉每天天一亮，各村都鳴鑼修壩，幾乎所有農民都熱情地參加了這項工作，一些青年婦女也赤著腳下塘挖泥。在較短時間內全鄉已修好31條壩，使3400畝田免除水患之虞，并挖出了塘泥53000多擔，解決了農用肥料問題。[20]

受到旱災、蟲災威脅地區的農民，普遍展開了空前熱烈的抗旱捕蟲運動。浙江在全省范圍內掀起了熱烈的群眾除蟲運動，僅采稻螟卵即達2.5億余塊，捕捉螟蛾4億余只、2.4萬余斤，捉螟幼蟲與蛹2000余萬個，保證了1950年水稻的豐收。[21]許多農民由衷地提出了口號：“努力生產，報答毛主席！”[22]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中南區土地改革委員會一份報告指出，“中南區1952年的生產水平，基本完成了恢復戰前水平的任務，與解放前比較，耕地面積擴大了10%，施肥增加了45%，精耕細作在發展著，由一犁一耙增加到二犁二耙或三犁三耙。鋤草次數增加了40%，農民添修水利50%，其平均抗旱一月增加平均抗旱四五天，農具添置了15%，選種普遍推行著，新式改良農具如抽水機、噴霧器、改良犁等也逐漸推廣。土地單位面積產量，比解放前平均增加20%左右，比戰前僅差5%，河南已超過戰前10%。因為耕地的擴大，勞力的增加，技術的改善，整個農業與副業收入，比解放前增加28%，比戰前也增加了10%左右，副業與土特產的收入比例，占了總收入的21.5%。除了政府扶助以外，農民自己的積累資金投資生產是用盡了各種辦法的，以7縣587戶中農的調查為例，土改后一年生產主要投資為199663斤，比解放前的177563斤，增加了22100斤即增加了11%強。[23]

在此，不妨仍以土改運動后蘇南區農民增加生產投資情況為典型作重點考察。土地改革運動之后，蘇南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積極興修水利、挖塘積肥、治蟲防螟。據蘇南區對6個鄉2個村的不完全統計，1951年春共開河28條，開渠及修浚水道319條，修建塘壩工程683處，興修橋梁5座，井一口。在修建這些工程過程中，農民表現了高度的積極性。昆山趙家聯村組織了360余人，開漕排水，僅僅用了3天，就突擊完成了長達1084步的大水溝，他們歡欣歌唱：“勿怕風暴雨又大，出勁開溝把水排，麥田無水多收糧，收時小麥堆滿倉，只要齊心來出力，人定勝天有保障。”在治蟲方面，農民高長夫說：“地主是明剝削，螟蟲是暗剝削，打倒了地主階級，再把螟蟲捉光，大家才有好生活。”在太倉南郊鎮，村與村、組與組、戶與戶普遍開展了捉蟲比賽，僅普渡村一天就捉白蛆32斤、蝸牛8斤。丹陽青旸鄉80%以上的農民參加捉行軍蟲，5小時內捉到1502856條，并完成了70%合式秧田；江陰申港鄉則完成了95%合式秧田。[24]

另據常州地委農工隊對江陰縣晨旸區大新鄉農村情況所作的調查，該鄉農民在土改運動后均增加了對土地的施肥量。如該鄉三村中農稻田、麥田、棉田的施肥量，比1948年增加了2.3%，比1950年增加了2.2%；貧農的施肥量，比1948年增加3.3%，比1950年增加3.%，幾乎追上中農的施肥量。貧農稻棉麥的每畝平均總收獲糧食，1951年比1948年增加1.6%，比1950年增加0.6%。貧農由于施肥量追上了中農，故其產量接近中農，有望過上與中農同樣的較為富裕的生活。同時，該鄉三村在愛國主義教育下，提高了農民的覺悟，都種上了愛國棉。1951年全村共植棉212.5畝，占總畝數的42.8%，其中有土棉40.6畝，洋棉171.9畝，比1950年增加45%，比1948年增加169%。[25]

據蘇南區5個鄉的調查材料顯示，1951年施肥量一般比1950年增加50%左右，最高者如江陰悟空鄉增加河泥達166%，豆餅66%，最少者如江陰申港鄉亦增加河泥16.6%，豆餅25%。過去農民多用不起或很少用豆餅施肥，1951年則普遍增加。“據太倉南郊鎮統計，過去全鎮用豆肥為240000斤，今年準備為678000斤，增加282%，施肥最多的階層按宜興芙蓉鄉材料主要是中農，而大部又是佃中農，但亦有少數貧雇農，因缺乏肥料而下白水秧田。”[26]

1951年5月，蘇南區黨委農村工作隊團對9個典型鄉兩個典型村的土改后經濟變化情況作了調查，土改以后農民不僅分了土地和生產資料，而且已經成為農村的主人。“土改以前農民占有很少的耕畜、農具和房屋，有的農民甚至毫無所有，土改后除分得了一部分外，同時又自購或合伙添置了一些，如吳江廠（里面左為畝，右為尤）山鄉某圩子有蕩田1600畝，往年雇人打水，每畝抽水費需米2斗7升，合計為432擔，今年農民合伙買了一部抽水機，機件、柴油、修理員和工資等共計320擔米，并公舉了兩個青年學習司機，農民說：‘圩子修好，又自己買了機器，大水勿怕，保證蕩田年年豐收。’丹陽青旸鄉農民說：‘現在有了田，有了農具耕畜，叫我生產怎不起勁呢！’”[27]

江陰縣悟空鄉1950年11月1日開始土改，到12月22日土地分配結束。1951年5月，縣委選擇該鄉為典型，進行土改運動前后農村經濟變化情況的調查。調查后的材料顯示，悟空鄉土改運動以后，群眾的生產情緒有顯著提高，首先是貧農通過土改，政治經濟上翻身，從殘酷的封建壓迫下，得到了解放，同時又取得了一定的生產資料，“過去生產為地主，現在生產為自己”，因此完全轉變了過去對生產的消極態度，在生產上發揮了無比的積極性。中農方面，在政治上和雇貧農一樣，解除了封建枷鎖，一部分中農并且是土改的直接收益者，因此絕大部分中農，土改以后，生產情緒非常高漲。一般富農生產情緒穩定，則主要是保存了富農經濟，通過生產政策的宣傳，又打消了以前的各種顧慮。……總的來說，土改后農村的各個階層除地主以外，都已卷入了生產熱情，農村呈現了新的氣象，正如開花村的群眾反映：“靠了毛主席，分得了田，越做越起勁。”[28]

悟空鄉農民群眾的生產情緒高漲，呈現出新氣象：一是積極勞動，加緊生產：春節開始，普遍筑溝罱河泥，人無空時，船無空日。據初步統計，全鄉窩泥3780天，窩出河泥約32萬擔，比去年增加1倍以上。群眾普遍反映：“今年河底都窩穿了”。一般群眾，勞動比往年加緊，貧農孔生保一天忙到晚，不是罱河泥，就是筑溝耙田，那怕是一分半分荒地，都被他墾遍了。很多婦女和懶漢，現在也參加了勞動。六村的西葉家村，6／10的婦女到麥田割草、喂牛、搞河泥，在往年則只有1／10的婦女弄弄牛草，其他很少勞動。王村懶漢薛金榮、薛三寶等，過去靠賭吃飯，現在也都有了轉變。二是開河道，修水路，為生產創造條件：土改后全鄉新筑水路一條，修理水路7條，新開河道2條，共費四五千個人工。一村新筑的一條水路，有40余丈，計劃三四百工可以修好，只修了一半，被雨水沖壞，但群眾毫不灰心，堅持到底，并無動搖。三村開河20丈，一村開河百余丈。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勞力與代價，因而得到了很大成就。[29]從這些具體事例中可以看出，悟空鄉農民土改以后生產情緒比土改以前大大提高了。

另據1951年9月對江陰縣楊舍區泗港鄉經濟情況調查，該鄉土改前后在各種作物種植面積，尤其是種植愛國棉上有很大變化。根據該鄉第五村陳東莊9戶貧農8戶中農1戶富農的調查，在種植面積上，1951年植棉比土改前有了顯著的增加，貧農在土改前只種12畝，而1951年種28.7畝，比土改前增加了122.4%，中農增加了53.4%，富農增加50%。在施肥方面，貧農增加到16%，中農富農也同樣有了增加。全鄉1950年僅只有棉田920畝，而1951年則新增加了850畝。[30]

泗港鄉開展了群眾性的治蟲運動，從做合式秧田開始就積極宣傳治螟和棉田捉蟲，號召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在各村成立了宣傳隊，到各自然村各組進行宣傳，培養治蟲模范，帶頭捕捉，以實際行動來教育群眾，然后把各自然村的男女老少組織成治蟲小隊，以打鑼為號，每日午飯后捉兩小時的蟲。據統計，全鄉共除螟蟲卵塊494930尺，棉花蟲8400斤（連葉）。該地在1948年以前是不捉蟲的，蟲害利害的年間，一般地要減收30-50%。如1948年晚稻，本來可收500斤稻，因白蛸只收250斤稻，1951年共捉去2／3的蟲害。[31]在興修水利方面，1951年共筑好12個壩，開小馬橋港河1條。該港河在泗港的西南面，南接橫河，北接老套，貫通泗港、南新、城西、崇化、閘口五鄉，本鄉（泗港）長770丈，共用去9553個半人工，現河面闊2.3丈，河底闊0.8丈，河深1.62丈，可灌溉8006.3畝。[32]

這些具體事例說明，土改運動后農民生產情緒大大提高，比較普遍地注意增加生產投入。正因如此，1952年8月，中共蘇南區委員會在《蘇南土地改革工作的總結》中指出：“農民分得了土地后，自由地在自己土地上勞動耕作，生產情緒空前高漲，廣大婦女參加了勞動。”“兩年來又大量興修水利工程，共完成7931萬余土方與石方，戰勝了各種自然災害，保證了農業生產的豐收，1951年農產品比1950年增加12%，今年的夏收又普遍地較1951年增產1成至2成。[33]

安徽皖南區廣大農民在土改運動中得到了土地和生產資料以后，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紛紛購買肥料，添置農具，積極修復堤，興修塘壩，努力生產，今年的各種主要作物的產量普遍增加。只宣城土山村，土改后就買進耕牛20頭，添置主要農具128件，新建房子124間。據郎溪一縣143個村統計，今年入春以來，有398619個農民參加修圩，完成了624519公方土，同時全縣修了82個塘壩。農民說：“土改后人翻身，田翻身，塘也翻身了。”[34]

中共池州地委會1951年11月的《池州區地土地改革總結》指出：“農村生產力獲得解放，廣大農民的生產情緒空前提高，積極購買農具、興修水利、加工加肥、改良技術，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以水利為例，去年修整塘壩共279個，今年則達到10867個；修圩去年大修時每日上堤民工最多只73000人，今年培修比去年工程小5倍，上圩民工最多時達65000人。耕作方面，去年春耕一般犁耙一至二遍，今年則達到2至3遍；今年災情比去年大，但產量達到了6億2000多萬斤，恢復和接近了戰前水平。”[35]

土地改革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促使了農村勞動力的增加。據1951年5月蘇南區對溧水東蘆鄉、江陰悟空鄉、丹陽青旸鄉、江寧青龍鄉、宜興芙蓉鄉等5個鄉的調查統計，土地改革運動以后，農村中勞動力大量增加，計增加主要勞動力346個，附帶勞動力168個。[36]

農村勞動力增加的原因，一是原來不事生產的地主和二流子，在土改后開始參加勞動，二是過去很少下田的中農和富農家庭的婦女，直接參加農業勞動。因為中農一般不雇工，富農害怕雇工，所以中農及富農家的成年婦女也積極參加農業主要勞動，從而增加了農業勞動力。據蕪湖縣馬塘村統計，土改運動以后增加了男勞動力32個，占總勞動力的12.5%。該村土改前婦女參加農業勞動生產的302人，土改運動后也增加了30多人參加了農業生產。經過土地改革運動，地主階級在農民的監督下，不得不參加生產勞動。在過去不合理的制度下，農村里存在著一批游民二流子，在土改運動中也得到了改造，參加了勞動生產。[37]

另據北京大學教授馬大猷對四川土改運動后農民情況的調查，“土地改革廢除了不合理的封建剝削制度，使農民初次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占收成70%以上的地租不再向地主繳納了，農村購買力自然要大大地增加。在另方面，因為農民不再為地主服勞役，過去不事生產的地主也要被強迫參加勞動，農村的勞動力也大大地解放了。用川南情況作例，土地改革中每個農民平均可分2石田，如果一個主要勞動力平均負擔一個5口（包括本人）之家，他一家可分到10石田。一個主要勞動力平均可以耕20石田以上，所以至少有一半勞動力可以作其他工作。如果把全國農民因土地改革而解放的勞動力合計起來，數量是很驚人的。”[38]

不僅土改運動后農業勞動力有所增加，而且土改運動后農業耕種土地面積也有所擴大。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和戰爭的破壞，造成大片耕地荒蕪。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土改后的廣大農民在大片荒蕪的土地上重新種上莊稼，農村耕地面積迅速恢復和擴大。以華東區總播種面積為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1952年，比抗日戰爭前增加44.4%。詳見表1所示。

  表1               華東區土改前后播種面積變化情況表

資料來源：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華東區土地改革成果統計》，江蘇省檔案館藏：C8.1-36卷。

1952年10月中旬，蘇南農委組織三個調查組分頭至青浦、南匯、金壇、溧陽、句容、高淳6個縣12個典型村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耕種土地面積：12個村在土改前（1950年）共有耕地16593.83畝，由于土改運動中土地調劑關系及丁莊、馬公圩農民開荒95.64畝，這樣便使1952年的耕地面積達到16889.54畝，比1951年增加1.78%。如農民自己開荒擴大的耕地面積不統計在內，則耕地面積僅比1951年增加200畝。目前12個村耕地已占總使用土地87.96%，麥收作物播種面積占可耕地76.67%，秋收作物面積占可耕地94.91%（因可耕地中有一部分常年作物如桑田園地不能播種）。丘陵地帶的4個村因周圍多荒山，非耕地較多，如宋塘村非耕地就占使用面積29.63%，丁莊村占26.35%。水網地帶及圩鄉幾個村非耕地較少，一般只占使用土地5—6%。

就秋收作物播種面積而言，所調查的12個村一般都達到耕地的飽和程度，再行擴大耕作面積是有限了，但麥收作物播種面積再行擴大尚有一定空間。有些地區農民習慣于長草積肥而不顧耕種，或因季節及勞動力關系，如種植小麥則來不及時秧，時有進行休閑或冬耕的必要。至于丘陵地（如丁莊），主要是育林而不是開業，但如宋塘因該地農民種植山芋，山芋地一般種植5年后不能再種，該地只能休閑長草，需另行開山種植。這樣七、八年輪換一次，則該地有一部分山地只能拋棄。在耕作面積難以擴大的情況下，要增加產量便只有從耕作方式和提高生產技術上入手。因此，從12個村的調查可以看出，當時提高農業生產主要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不是擴大耕地面積。[39]

三、糧食產量的明顯增加

農田水利工程的修復，土地投資的增加，農業勞動力的增多，耕種面積的擴大和耕作方式的某些改變，表明被長期束縛的農業生產力在土改運動后得到了初步解放，并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這些都直接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據國家農業部統計，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僅及戰前的74.6%，而在完成土地改革后的1952年，由于廣大的農村已經普遍組織起來，深入地開展了愛國豐產運動，戰勝了各種自然災害，因而使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獲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糧食產量的提高格外顯著。“三年來，糧食的供應，不僅做到了自給，而且還有部分輸出，一反近數十年來糧食進口的頹勢。1952年全國的總產量已較1949年大為增加，并且超過了戰前最高年產量的16.9%；在質的方面也有不少的提高，1949年水稻與小麥的產量，占糧食總產量的49.67%，至1952年已增加為53%。”三年來全國糧食總產量逐年平均有增加，計1950年比1949年增加17.3%，1951年比1950年增加10.2%，1952年則較1951年增加21.2%，平均每年增加率為15%。從每年的增加比例來看，以1950年與1952年兩年增產較多。水稻的總產量在1949年僅為戰前的75.5%，但1952年已超過1949年的77.8%，相當于戰前的134.2%，其恢復發展之速，在各種主要糧食作物中居第一位。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水稻單位面積產額，已超過了抗戰前水平。[40]

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發展農業生產創造了基本條件。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以后，發揮了極大的勞動積極性，農業生產迅速地獲得了恢復和發展。據統計，1951年蘇南區夏季麥田面積為1200余萬畝，總產量較1950年增加53.5%。秋季稻田面積為1600余萬畝，總產量較1950年約增加4%強。夏秋兩季糧食產量達81億5000萬斤，較1949年增加49.8%，較1950年增加7.2%，并達到了抗日戰爭以前的常年水平。1951年棉田面積全區擴大為320萬畝，比1950年增加38.4%，皮棉總產量達85萬擔，較1950年增加41.36%，已超過了戰前產量最高的1年。[41]參見表2所示。

表2    蘇南區1950年與1951年農業生產總值比較（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中共蘇南區委員會辦公廳：《蘇南概況》，江蘇省檔案館藏：3006—永久—50卷。

另據對蘇南4個典型村的調查，1951年與1950年每畝水稻平均產量如表3所示。

表3   蘇南4個典型村1951年與1950年畝產水稻平均畝產比較（單位：斤）

資料來源：中共蘇南區委員會農村工作委員會：《本委調查組關于句容、高淳縣四個村土改后經濟情況的調查材料》，江蘇省檔案館藏：3006—長期—330卷。

從表3可見，丁莊村增產原因除了受水災、螟災、風災的影響很小外，主要是土改后農民生產情緒高漲、勤加工、多施肥的結果。王家村增產原因除與丁莊有共同點外，還因為1951年春間，大力興修水利，開塘筑壩，保證了稻子不受旱災威脅，與1950年比較自當倍增無疑，而且基本上達到了戰前1936年的產量。孫王村盡管1951年產量與1950年比是減產了一成左右，但還略高于戰前（1936年）產量。[42]

1952年10月，蘇南農委對青浦、南匯、金壇、溧陽、句容、高淳6個縣12個[43]典型村的調查顯示，由于經過了土地改革，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于去冬今春均利用農閑興修水利，雖然1952年天時不好，水旱風蟲四災俱來，也終于克服了困難。從12個村的水稻產量總的來說，1951年水稻面積共12600.65畝，共收獲稻子4137637斤，平均每畝產量328斤，1952年水稻12522.83畝，共收獲稻子4231255斤，平均每畝產量337斤，單位產量比1951年增加2.74%，總產量增加2.26%。但由于地區的不同，因而各村產量亦增減不一，以稻區10個村來說，圩鄉4個村因五六月間淫雨為災，圩內積水未能及時拋出，而吃“內飽”，以致歉收，水網地帶2個村主要是晚稻區受臺風影響小及丘陵地4個村主要因修塘筑壩未受旱災，故均獲得增產。[44]

1952年9月，農業部部長李書城在《三年來新中國農業生產上的偉大成就》一文中，對土改前后的農業生產力及發展狀況作了集中闡述。他指出，從抗日戰爭開始到全國解放的十多年間，由于日寇和蔣介石匪幫的摧殘破壞，農民的生產資料遭受了嚴重損失。到1949年，全國耕畜減少了16%，主要農具減少了30%。廣大農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遭受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既無情緒也無力量進行擴大再生產。因此，解放以前全國農業生產水平一年比一年降低，到1949年糧食產量已經降到戰前水平的74.6%，棉花降到52%。[45]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就在這樣生產水平低落、農村經濟凋敝的基礎上，領導全國農民以很快的速度進行了巨大的恢復工作。三年來，農業生產呈現了逐年上升的趨勢。如以1949年糧食產量和棉花產量當作100，那么糧食產量，1950年上升為117，1951年上升為128，今年（1952）可以上升到140上下；棉花產量1950年上升為159，1951年上升為252，1952年可以上升到300上下。我國今年糧食產量將超過戰前9%，棉花將超過戰前一半以上，茶葉約比1950年增產兩倍半，烤煙約比1950年增產兩倍，家蠶絲約比1950年增產50%。[46]

總之，新中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廢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了土地與農民的合理資源配置，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土改運動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并掀起了興修水利的熱潮；二是勞動力增加與土地投資力度加大；三是糧食產量增加與生產資料購買力提高。農田水利工程的修復，土地投資的增加，農業勞動力的增多，耕種面積的擴大和耕作方式的某些改變，表明被長期束縛的農業生產力在土改運動后得到了初步解放，并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這些都直接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本》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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