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于當前農村養老問題的研究，學者們已經形成了較多的觀點和成果。本文在收集、整理了近年來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從三個方面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 第一，農村養老存在的問題; 第二，農村養老模式的闡述; 第三，解決我國農村當前養老問題的建議。
關鍵詞： 農村養老問題; 養老模式; 綜述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 全國農村總人口662805323人，其中65周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口66672932人，占比農村總人口的10.06%。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 隨著我國農業三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流出到城市，農村養老問題日益突出。為了促進我國的農村養老問題的解決, 本人對農村養老問題進行了文獻綜述, 發現目前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農村養老的存在問題，二是農村養老模式的闡述，三是提出解決我國農村當前養老問題的建議。
1.農村養老存在的問題
1.1.傳統養老功能的衰弱
自從上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 生育率逐漸下降，老齡化不斷加快。我國農業三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不斷流出到城市，原本主要依靠子女供養的農村養老體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傳統的家庭養老、土地養老模式遇到了嚴重的障礙和挑戰。
1.2.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在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以前，世界各國的老人主要由家庭成員( 主要是子女) 來贍養。隨著1935年美國社會保障法約的出臺，才被廣泛采用。2009年我國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2011年開展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2014年將兩項制度合并實施，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以下簡稱“城鄉居保”）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不但全面建立了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制度，而且全面實施了大病保險制度，政策范圍內費用報銷比例超過50%，有效緩解了大病患者和困難群體的醫療費用負擔。雖然進步明顯，但在解決農村養老方面仍然面臨著問題。
截至2017年12月底，城鄉居保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1255萬人，其中領取養老保險待遇人數15598萬人，月人均待遇125元。在現行社會物價標準下，農村老年人僅靠每月125元左右生活是遠遠不夠的。有學者認為通貨膨脹是現代經濟的一個常態現象，為防止參保農民個人賬戶因通貨膨脹而受到侵害就應不斷創新養老基金的投資方式，改變過去投資渠道單一，運行效率低下的狀況（趙現軍，2011）。同時政府應對選擇較高檔次標準繳費的農民給予適當鼓勵，以調動農民參保的積極性，增加個人賬戶積累（沈小紅，2010）。
1.3.特定農村困難老年群體養老問題突出
多年來，隨著社會變革，農村青壯年融入到城市，農村出現空巢老人、失能老人的數量不斷上升，使得養老問題日益嚴峻。
1.3.1農村空巢老人方面
學術界對“空巢”的界定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空巢是指最小的子女離家后，僅由父母組成的夫妻家庭或父母一方獨居家庭（李瑞平，2010），廣義空巢則將無子女（包括子女死亡）家庭也涵括在內（穆光宗，2002; 姚引妹，2006; 張宏偉，2010）。本文采用廣義空巢概念。
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 65 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共有空巢家庭1495.79 萬戶，占農村家庭總戶數的 7.68% ，空巢老年人口為 2179.39 萬人，占農村 65 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的32.69%，農村空巢老齡化進一步加劇。
溫鳳榮、畢紅霞（2016）在對山東省農村空巢老人的問卷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時，發現農村空巢老人在選擇養老服務方式時，深受人口特征、子女照護、經濟狀況、精神狀態和外部環境5大類11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由此提出了加強政府資金保障、設立養老補貼、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增強子女照護義務等建議。
1.3.2農村失能老人方面
對于失能老人的概念，徐新鵬、王瑞騰和肖云（2014）采納國際通行的標準，認為吃飯、穿衣、上下床、上廁所、室內走動、洗澡6項指標，一到兩項“做不了的，定義為“輕度失能”，三到四項“做不了”的定義為“中度失能”，五到六項“做不了”的定義為“重度失能”。賀莉、尚進云 （2016）基于對陜西省的實地調研，發現失能老人的照料和護理問題極其嚴重，呼吁盡快制定失能老人長期照護補貼政策、推行農村養老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1.4.區域農村養老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省份農村地區，農民生活條件就比較好，除了養老保險制度，省、縣、鄉等各級地方財政還撥付資金對農村的養老進行一定程度的補貼。但是經濟落后的中西部省份農村地區，居民由于收入水平低，每年所獲的收入只能用于解決基本的生活保障，地方財政補貼有限，對于養老保險只能選擇較低檔次標準。
李明各（2018）認為地區之間的養老金無論在基礎養老金，還是個人賬戶養老金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最終導致各地參保人領取的養老金存在差異。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無論是基礎養老金還是個人賬戶儲蓄都高于經濟欠發達地區。若長此以往地區間的養老問題差異將會越拉越大。
1.5.農村養老法律的缺位
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的法律法規，只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政策規定。從實施情況來看，這些規定只是停留在政府政策層面，還沒有完全達到法律法規的約束高度，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和保證。
反觀日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從其一開始建立就走上了法制化道路，有完備的法律政策支撐，并能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根據社會情況變化，適時調整養老保險立法重心，形成多層次、全方位、一體化的養老保險法律法規體系，迅速建立、普及和完善了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險制度（王曉東，2014）。
2.農村養老的模式
總體上講，我國現階段農村養老是居家養老占主導、多種養老方式并存。目前農村養老模式在學術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種：
2.1居家養老
張玉鵬（2017）認為在我國，居家養老的老年人根據自己的意愿，在“家”居住，主要由家庭提供經濟供養，由社區（集體）、社會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醫療護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務，由國家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這種社會化養老服務加家庭養老的養老模式，把社會化的養老服務引入家庭，是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補充與創新。但是目前仍然只有少數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有零星試點，部分農村地區并沒有實施居家養老服務（楊文健、宣艷，2015）。
2.2 互助養老
孟子曾說：“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孟子·滕文公上》）互助養老是老年人通過參與社會活動彼此相互扶持、互相幫助，發揮老年人自身的力量，通過服務別人也滿足自己，并達到實現自我的圓滿追求（楊靜惠，2014)。班娟(2014)認為互助養老是普通居民間的相互幫扶與慰藉，既體現了個人價值的實現，也滿足了老年人“就地養老”的愿望。
國外的互助養老對于我國有也借鑒之處，如1990年在美國成立的“時間銀行”，是低齡老年人為高齡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務并積累服務時數，待自己需要養老服務時享受同等時數服務的一種互助養老形式。
2.3社會養老
張玉鵬（2017）認為社會養老是指在較大的區域范圍內，依靠全社會成員或者某些經濟實體的力量實現養老責任共擔的養老保障機制。北宋范仲淹創立的范氏義莊，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養老機構。老年人不僅有權利得到家庭成員的贍養，而且還有權利得到國家和社會的幫助。但就現實情況而言，在農村地區推廣社會養老的時機還不成熟，特別是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作為養老更高形式的社會養老受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傳統養老觀念的影響制約，社會養老更是難以施行。畢凌凌（2018)認為大力促進農村社會養老服務發展，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完善農村養老服務相關政策措施，加大農村養老服務資金投入，拓寬籌資渠道。強化政府的主體地位，加大政府財政投入，積極建設農村基礎設施，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對興辦民營養老機構采取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的措施，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產業，實現資金來源多元化。
2.4集體養老
鄭軍（2013）通過對集體養老保障制度的政府執政理念和執政行為表現的研究，指出了集體養老保障制度建立的背景：1953 年毛澤東指出了通過農業合作化、興辦大社，走集體化經濟道路，逐步確立了“平均主義”的建設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指導思想或價值取向，從而誕生了人民公社式農
村集體養老保障制度，在我國傳統的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發揮了對農民的就業保障、生活福利保障和傷病養老保障功能，催生了今天的“五保供養制度”，使得“敬老院”具有明顯的集體性。然而, 這種養老方式需要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的完善和物質的豐富做基礎, 因此集體養老在我國地區間的差異性非常明顯。
2.5土地養老
根據央視報道，我國寧夏回族自治區平羅縣自2013年開始探索“以地養老”，具體做法是：從老年農民手中按市價收購承包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宅基地及其房屋一般作價9萬元，承包地每畝9千元，農民用所得資金進駐養老院。鄭風田（2018）認為，“以地養老”可以探索，但要完善農村土地退出機制。“以地養老”試圖解決目前困擾我國農村的兩大難題 ：一是農村近億人的養老困局，尤其是5000多萬留守老人的養老難題 ；二是如何打破農村一直沉睡的土地資源“堅冰”，讓農村的土地財產給農民帶來收益。“以地養老”可以作為農村養老的一種補充，但真正解決我國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還需要依靠傳統的家庭養老以及建立普惠制的養老金制度，讓農村老年人能夠有一個幸福的晚年。
3.解決我國農村當前養老問題的建議
3.1農村養老立法保障
社會保障是一種政府行為，有相對的穩定性。立法后，通過法律的約束和強制手段可以避免在執行和操作過程中的主觀性和隨意性。我國在農村養老保障方面尚缺乏基本的法律、法規，現有的幾項行政法規也是粗線條的。我們可參照日本的做法，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原則、性質、組織機構；規定保險基金的籌集、管理和運營方法；規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扶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方式等，從而保證基金籌集的穩定性、基金運作的科學性和基金增值的安全性，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有法可依，實現規范操作。
3.2農村養老財政保障
農村養老與醫療保障缺乏資金是事實。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有限，社會投入熱情不高，農民個人收入較低，使得真正投入到農村養老與醫療保障中的資金十分有限。目前農村養老與醫療保障主要靠個人交費，這更使得保障有較大難度。加大國家對農村地區養老與醫療保障的資金投入，動員企業社會等多方面投入，多渠道爭取保障資金投入。同時在農村養老與醫療保障方面引入市場化概念，讓社會資金進入農村養老與醫療保障領域。優化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的結構，增強養老保險基金增值能力（劉志甫，2016）。
3.3農村養老家風建設
家風建設就是要建設家庭的核心價值觀，是建設家庭中的每各成員都明確認知并遵循的規范文化，其重要內容就以孝文化支撐的家庭文化建設。在當前社會重視家風建設，就需要賦予孝文化在新時期農村社會的新生命力，既要完善農村教育，又要做好文化傳承。由于傳統的孝文化教育與傳承注重言傳身教，而人口流動造成家庭結構變動的主要問題就是家庭成員缺位，這種缺位既導致教育的缺失，也導致傳承的斷裂。因此，新時期的農村教育不應一味偏重更要“走出去”的功利性教育，更需要培育子代對家鄉、對親緣、對家庭認同的情感性教育。教育的形式不僅依靠鄉村學校教育，還要立足于農村社區教育。在“矯正”孝文化失范的同時，通過新時期的家風建設實現農村社會的重新整合與良性發展（李升 方卓，2018）。
3.4農村養老產業建設
張清霞（2018）認為養老產業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業，是隨著社會人口老齡化而形成的綜合性產業，是實現社會化養老的必然途徑。積極引進社會資本和民間力量，實行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并舉，努力讓農村老人“老有所靠”。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堅持“政策引導、政府扶持、社會興辦、市場推動”的原則，支持各種資本，以獨資、合資、合作、聯營、承包、租賃等多種形式，興辦各種養老服務機構（成新平、廖朝華，2018）。
3.5農村養老基層組織建設
于光君（2018）認為農民養老具有互助合作的需求，農村也有互助合作的基礎，只有農村基層黨組織才有組織力把農民組織起來，把農村鄉土性的養老資源整合起來。農村黨支部是黨領導農村工作的基層組織,具有組織和管理農村養老資源的能力,要充分發揮農村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把解決農民養老問題作為農村黨支部的一項重要工作,從村莊的實際出發,利用現有條件,采取互助合作的方式,創造性地解決好農民的養老問題,提高農民養老生活的質量。
4、結語
現有關于農村養老問題的研究文獻，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參考，但也還存在一些局限。如研究養老服務政策的較多，但研究國家財政投入和養老服務城鄉差距的太少等。研究內容的淺層化，導致研究深度和創新性不足，沒有挖掘出農村養老滯后的深層次原因，難以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對策建議。筆者非常贊同溫鐵軍教授的觀點，上世紀90年代農業生產三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相繼流入城市，這才是破解農村養老的難題根本。
作者單位：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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