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及未來幾年是我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交匯的關鍵期，需要及時構建二者的有效銜接機制。從理論層面看，二者在目標聯動、內容互融及主體一致方面高度契合。從實踐層面看，鄉村振興為脫貧攻堅釋放發展動力；脫貧攻堅為鄉村振興提供有益借鑒；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形成聯動機制。但是目前二者在銜接過程主要面臨三重困境：2020年后扶貧對象與鄉村振興對象的銜接困境、鄉村產業扶貧與鄉村產業振興的銜接困境及工作系統銜接困境。基于此，應構建2020年后農村相對貧困群體的識別機制、產業可持續發展機制和統籌協調機制。
2020年是我國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收官之年，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之年。據統計，2019年底，我國貧困人口已經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至551萬人，區域性整體貧困、絕對貧困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減緩相對貧困成為重要的減貧目標[1]。依照《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要求，2020年我國要基本形成鄉村振興的政策性、制度性框架，以推進全面脫貧進程、鄉村發展進程。2020年3月6日，決戰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要高度重視目前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以確保高質量完成脫貧攻堅的目標。其中，要求“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2]。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問題已經在政策頂層設計層面明晰化。在此背景下，通過建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長效銜接機制以鞏固現有脫貧攻堅的成果，激發鄉村活力。因此，如何統籌銜接減貧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建立相應銜接機制，成為目前亟需解決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依據
（一）理論依據
1. 目標聯動
農業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解決好新時代“三農”問題，已經成為黨和國家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部署核心。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5年11月發出《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旨在通過減貧戰略推進新農村建設、落實惠農政策，促使廣大農民共享現代化發展成果。黨的十九大，以“第二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為出發點，開啟了鄉村振興戰略安排新階段，同時也發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號召。可以說，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都是基于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二者的目標具有聯動性：在近期戰略目標上，都統一于全面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讓全體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在長期戰略目標上，二者都統一于百年奮斗目標，解決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以縮小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
2. 內容互融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把脫貧攻堅確定為貧困地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任務。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作為國家系統戰略工程，在具體政策內容方面存在互融性。在精準扶貧階段，脫貧攻堅戰略中的“五個一批”政策內容，從農業生產，農村生態，農民教育、社保、搬遷等方面著手，形成穩定脫貧合力；減貧戰略中的“十大工程”政策內容，核心圍繞產業發展扶貧，覆蓋電商、旅游、光伏等要素資源領域。這些內容與鄉村振興的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個方面內容存在同質性。同時，這也深層次反映了二者的順接邏輯關系，即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過程也是鄉村振興的過程。
3. 主體一致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各方面的主體都存在一致性：二者在政策制度方面的實施主體是黨和政府。我國農村貧困治理、鄉村振興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黨為領導，政府為主導，通過加大國家財政投入力度、提升鄉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基于實現農民利益的共同目標，農民在這兩大戰略中占據著主體地位。《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明確提出，要注重增強扶貧對象的自我發展能力，實現脫貧致富。關于“扶貧要同扶智、扶志結合起來”的思想，強調突出貧困農民的主體地位、發揮其積極性、激發其脫貧致富的內在活力、提高其自我發展能力[3]。鄉村振興戰略則是維護農民，尤其是維護留在農村的農民的政策制度方面的收益主體地位，產業、人才、生態等方面的建設主體地位，新時代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治理主體地位。可以說，兩大戰略堅持發揮農民的主體地位，也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的客觀要求的具體體現。
（二）現實依據
1. 鄉村振興為脫貧攻堅釋放發展動力
截至2020年2月，消除絕對貧困的減貧目標任務接近完成，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601個縣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根據國家發改委“對摘帽后的貧困縣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鞏固脫貧成果、提升發展水平”的政策導向，近期摘帽的貧困縣，以及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的貧困縣，基本是在短期內由政府、企業以及社會資源等聯合形成了外源性“輸血”合力[4]。因此，要防范潛在返貧、致貧風險。鞏固脫貧成果，就需要及時通過銜接施行鄉村振興戰略、增強“造血”功能。可以說，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方面（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都是摘帽后的貧困農村發展的“短板”。在此背景下，摘帽后的貧困地區逐漸摸索著符合本地實際的鄉村振興路徑來鞏固脫貧成果。以四川為例，沐川縣通過茶葉、獼猴桃等五大產業引領五指山在內的脫貧奔小康產業帶，培育商業思維，實施土地經營權入股的政策，共建成328個連片基地[5]。資中縣通過開辦“三步走”點課機制與積分管理機制相結合的農民夜校，培養、發展鄉村人才隊伍。多地的實踐經驗也已經證明，鄉村振興戰略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發揮著鞏固貧困成果、激發鄉村活力的作用，最終有助于推動脫貧攻堅的縱向發展。
2. 脫貧攻堅為鄉村振興提供有益借鑒
脫貧攻堅實踐中的產業扶貧經驗，為鄉村產業振興奠定了扎實基礎。目前，832個貧困縣農民的收入水平已明顯提升，其中90%的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得到了產業、就業扶持，且2/3的貧困農民基本靠產業、外出務工扶貧[2]。可以說，產業扶貧是最為重要和有效的扶貧經驗。不同地區在脫貧過程中，將貧困地區的特色資源與貧困農戶的生計資源相結合，充分運用村級合作社、龍頭企業以及相關社會組織形成的連接機制，促使特色產業為鄉村高端農業振興奠基，提高了市場化的小農產品的競爭力，提升了組織化的經營主體的產業組織能力水平。脫貧實踐中的人才扶貧經驗，為鄉村的人才振興奠定了基礎。基層干部選用制度、人才外部引進制度、鄉土人才塑造制度等人才儲備制度，為脫貧攻堅中人才隊伍的壯大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和智力支持，更為鄉村的人才振興提供了經驗豐富的人才資源。脫貧實踐中的生態扶貧經驗，為鄉村的生態振興奠定了基礎。“兩山”思想指導下的脫貧與生態修護相結合的生態理念，因地制宜靈活采取多樣振興手段的實踐路徑，同樣可以運用于鄉村生態振興的過程中，以實現美麗鄉村的建設目標。脫貧實踐中的文化脫貧經驗的核心在于激發貧困農民的內生動力、體現其主體意識。通過推廣自強不息的脫貧個人事跡、開展精神扶貧教育以及發展以工代賑的創新機制等方式提升農民主體意識，從而將這種主體意識延續深入到鄉村的文化振興之中。脫貧實踐中的組織經驗，主要體現為“五級書記一起抓”的動員組織經驗，扶貧工作隊的外部支援組織和“第一書記”制度的“以黨建促脫貧”的組織經驗。這些有益經驗可以應用到鄉村組織振興過程中，進而實現“以黨建促振興”，提升鄉村社會治理的組織能力。
3. 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形成聯動機制
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問題，是目前中國社會面臨的重要問題。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這兩大戰略都是基于這一背景展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和保障農民群眾的利益，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我國明顯的區域差距決定了鄉村振興目標要因地制宜，尤其貧困地區的鄉村振興需要與脫貧攻堅形成聯動機制，共同推進貧困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目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極化效應”的影響下，使得本就受到條件束縛的農村經濟生產要素涌向城市，從而進一步阻礙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鄉差距呈擴大趨勢。因此，不僅需要加快實施減貧戰略補齊農村貧困的短板，而且還需要在貧困地區及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鞏固“兩不愁三保障”的成果。為扭轉返貧趨向、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各類扶持政策應當與資源配置結合，增強農村向心力，以刺激生產要素實現從城市流向農村的“擴散效應”，從而提升農村發展水平，推進補齊農業現代化短板的進程，進而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困境
（一）2020年后扶貧對象與鄉村振興對象的銜接困境
過去的精準扶貧任務主要圍繞消除絕對貧困展開。2020年減貧戰略目標從消除絕對貧困轉向緩解相對貧困，決定了減貧戰略需要滿足相對貧困群體在居住與環境、個人權利與發展等多方面的需求。2020年后的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階段，也是緩解相對貧困的階段。因此，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之間機制銜接的首要挑戰是如何科學識別相對貧困人口以作為鄉村振興的重點對象，進而制定相應的政策及策略。
科學識別相對貧困人口的關鍵，在于如何科學劃分相對貧困線。絕對貧困主要指社會成員缺乏維持基本生存的物質條件；相對貧困則是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發展機會等都低于社會平均值[6]。相對貧困作為經濟、社會調整期的結構性產物，會長期伴隨結構轉換而存在。即使改革開放后，國家依據經濟增長狀況三次提升貧困線標準，但都是圍繞攻克絕對貧困、滿足農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制定的。相對貧困對象是以其他社會群體為參照，收入、地位相對低下的社會群體。因此，相對貧困對象的識別與范圍鎖定難度都超過了絕對貧困對象，這也導致了貧困治理與鄉村振興的銜接面臨雙重困境。在理論層面，過去的精準扶貧，重點幫助貧困戶率先獲得大病醫療救助、子女教育等較高水平的福利。在消除相對貧困的新階段，顯然需要審度政策走向，尤其是重新界定目標群體。因為慣性延續過去的建檔立卡戶已經不符合現階段實際，新的目標群體基本鎖定在相對貧困群體乃至更廣泛的農村人口上。
目前世界各國關于相對貧困線的界定標準不盡相同。例如，新加坡將20%的社會最低收入人口鎖定為相對貧困群體；日本將中等家庭收入的50%界定為相對貧困線；歐盟各國則將全國居民收入中位數的50%列為相對貧困線[7]。
我國關于相對貧困線的劃分主要以人均收入中位數的特定比例為大致標準。但是關于相對貧困基本單元的劃定，究竟以全國城鄉、全國農村還是各省農村為單位；關于相對貧困線百分比的劃定，究竟是以既定基本單元人群收入的40%、50%還是60%為標準，仍然沒有明確。較之人均收入，收入中位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相對貧困地區的社會平均收入水平。表1反映出不同單元的收入中位數差別很大。這意味著，如果以全國城鄉為基本單元，那么就可能存在發達地區沒有相對貧困人口、落后地區大量人口被納入相對貧困群體的局面，也就無法客觀、真實反映相對貧困的性質。而在確立相對貧困的基本單元后，選擇過高比例可能會導致遺漏真正的貧困群體；選擇過低比例，則會導致財政壓力上升。因此，科學測量相對貧困線有利于瞄準真正意義上的相對貧困人口，為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機制銜接提供可靠有效的依據。
（二）鄉村產業扶貧與鄉村產業振興的銜接困境
我國減貧實踐已表明，產業發展是脫貧奔小康的關鍵，是鄉村振興的支撐。鄉村產業扶貧與鄉村產業振興銜接過程中的最大短板就是因鄉村產業產業化水平較低而面臨的各方面風險。
1. 鄉村產業自身的困難
產業發展本身投入多、周期長，而且農業技術應用存在區域適應性的客觀規律決定了鄉村產業自身發展的困難。不少處于自然災害頻發地帶的貧困農村，其農業生產對自然地理的依賴特質，不僅會導致極低的要素產出率，還會導致巨大的自然風險，使得以糧食作物為主的地區特色產業容易存在發育不良的傾向以及產業化運作程度低的局限性。總之，由于內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會導致鄉村產業產業化運作程度低下，農民也會面臨實際收益低下的風險。
2. 經營風險
盡管不少貧困地區發展了特色、優勢產業，但是基本是在政府產業扶貧政策與貧困戶生存邏輯相結合的前提下起步的。在減貧戰略壓力下，一方面，扶貧產業在短期內尚未形成健全完整的產業鏈，且在信息、技術等服務體系方面亦不成熟，這都導致了扶貧產業較差的持續性。另一方面，隨著脫貧人口的增多，一些地區的扶貧干部為了政績和應付上級而滋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在以經營管理為中心的產業扶貧問題上，從項目篩選環節到決策環節，都欠缺民主、科學原則。而且在易地搬遷地區的一些干部存在熱衷于安置房建設而忽視后續產業發展的問題。這些因素都會導致鄉村產業的經營風險以及發展的不可持續問題。
3. 市場風險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農產品供應市場競爭逐漸激烈。但是貧困地區剛起步的鄉村產業在信息、市場流通方面的弱勢，很容易導致農產品供應的滯后。因為無法準確、全面把握瞬息萬變的競爭市場信息，農產品很容易存在銷售風險，摘帽的絕對貧困人口則容易因市場風險而返貧；農民群體也很容易因市場風險沖擊而陷入相對貧困。表2反映了2018年不同省份農村居民的收入狀況，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中，占據重要比例的是工資性收入、經營收入。這兩部分收入深受金融危機、市場供求變化等市場相關風險的影響。這也從更深層面反映出，受限于資本積累、市場信息的農產品生產與經營，很容易面臨市場風險。
因此，貧困地區鄉村產業化的短板，使農民隨時需要承受農業產業化帶來的風險，由此引發的消極后果使不少農民寧愿選擇低風險低收入的傳統生產。這無疑會影響產業扶貧的效果，也會影響產業扶貧與產業振興的銜接。
（三）統籌協調工作系統銜接不暢
1. 政策銜接不暢
精準扶貧時期，從各級黨委到政府都出臺了各種減貧政策以推進脫貧攻堅進程。但在步入相對貧困治理階段之后，原先應急性、針對性強的短期政策究竟要取消還是納入到鄉村振興的相關政策之中；原先具有普遍性的長期規劃政策，能否運用到鄉村振興戰略中，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例如，關于貧困農民的土地、住房、醫療以及教育資源的優惠政策，具有明顯特殊性。相對而言，鄉村振興政策則具有區域普遍性。因此，兩大戰略在政策銜接方面，亟待綜合調研、統籌協調。尤其是在投入政策銜接方面：各級政府作為投入政策的責任主體，在減貧戰略中將政策性金融資金投入、財政涉農資金投入以及公共設施建設資金投入統籌整合，充分發揮了資金投入合力在脫貧進程中的作用。但是，異地搬遷、產業扶貧等政策性金融由于貸款期限規定為30年，相關投入政策在連續性、穩定性方面具有很大風險，因此勢必影響兩大戰略投入政策的統籌協調。
2. 組織銜接不暢
一方面，在兩大戰略工作人才隊伍方面，存在統籌協調銜接的困境。目前，駐村幫扶工作隊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發揮了重要帶頭作用。故在消除絕對貧困與減緩相對貧困的過渡時期，大規模取消駐村幫扶的制度安排、撤退相關駐扎幫扶團隊力量，勢必引起村級組織軟弱的貧困地區面臨鄉村振興規劃執行力的減弱，進而陷入返貧危機。另外，鄉村人才振興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實現銜接的過渡階段，改革完善包括駐村幫扶工作隊在內的人才隊伍體制機制，吸引和培養更多人才，促進鄉村社會治理穩定發展，克服鄉村振興人力資源空心化的障礙，才能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提供堅實的智庫保障。另一方面，國務院在兩大戰略中分別組建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鄉村振興小組。前者的負責機構是扶貧辦，但其中市級政府的相關負責部門存在缺位，部分縣市的農業農村部門的協調能力也存在弱化現象；后者的負責機構多基于鄉村振興五大內容分配給了地方農業局、環保局、組織部等相關部門。因此，不同類型、不同級別的組織部門面臨統籌整合、有機銜接的困境。
3. 規劃銜接不暢
兩大戰略在工作規劃方面，欠缺一體化的統籌協調，相互缺乏通報、溝通機制，缺乏整體思維，尤其是在減貧戰略中土地利用、基礎設施建設等規劃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很難短期內將其過渡、納入到鄉村振興規劃之中。目前，幾乎沒有地方政府制定出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統籌協調規劃，這就使得兩大戰略在同步度上存在程度各異的斷鏈：一些地區將脫貧攻堅的工作規劃等同于鄉村振興規劃，忽視了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一些地區則將鄉村振興規劃視為高標準的脫貧攻堅規劃，忽視了二者之間的先后接續關系；一些地區索性按照最低標準和政策要求，只做出脫貧攻堅的工作規劃，而沒有預留出鄉村振興規劃的發展空間；還有一些地區則先后做出兩套沒有關聯的工作規劃，導致出現各自為政、另起爐灶的局面，從而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二者間規劃銜接的不暢通不可避免引起了各地區銜接實踐的隨意化、碎片化，難以達到理想效果。
三、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2020年之前，以消除絕對貧困為目標的減貧戰略，逐步夯實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2020年，隨著絕對貧困地區的脫貧摘帽，脫貧攻堅目標逐漸轉化為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這也是2020年后農村工作的重點。因此，2020年后，我國農村工作應當以鄉村振興為契機，激活貧困地區內源性動力、助力相對貧困治理，統籌構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機制。
（一）構建2020年后農村相對貧困群體的識別機制
較之絕對貧困，相對貧困屬于長期性貧困現象，且始終在對象、標準上具有動態性。2020年后的農村相對貧困人口，不僅包括精準扶貧時期的農村貧困人口，還包括部分返貧農村人口。緩解相對貧困，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長期任務。可以說，2020年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共同受益主體都是農村相對貧困群體，而要準確識別農村相對貧困群體的首要前提是構建相對貧困人口的識別機制。
第一，要科學制定農村相對貧困線。既要全方位考量全國各區域間、城鄉間的差別，又要結合各地鄉村振興戰略的進展以及貧困人口分布狀況，避免“一刀切”的方式，各地要靈活制定差異化的相對貧困線。一方面，全國農村相對貧困線的制定要符合我國農村發展實際。由于近年來我國基尼系數處于國際警戒值，且收入分配呈“矮金字塔”結構，因此我國可參照中非國家的標準，以農村居民中位數收入的40%，作為全國農村相對貧困線。另一方面，各省份的農村相對貧困線，要在全國相對貧困線基礎上，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目前，我國東部省份率先制定了高于全國水平的貧困線標準；西藏地區結合自身實際，依據建檔立卡數據，構建了多維貧困度評價指標體系。因此，各省份可綜合考量自身的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工資標準來劃分相對貧困線的范圍區間。
第二，明確農村相對貧困人口范圍。這就需要依據農村相對貧困線，大致確定相對貧困范圍，再根據其收入水平、健康狀況、社會保障等信息建立個人社會信息系統，以不同的致貧因素為考量標準劃分不同的農村相對貧困人口類型。目前主要劃分為擺脫絕對貧困后仍具有返貧風險的農民群體，非貧困村的老弱病殘等特殊困難群體，非貧困村的流動性、有貧困風險的農民工群體。這些不同類型的相對貧困群體的發展狀況，不僅是決定減貧戰略成效的關鍵，而且是決定鄉村振興成效的關鍵。
第三，分類制定相對貧困策略。對擺脫絕對貧困的農民以及非貧困地區的邊緣貧困農民，應在住房、產業、社會救助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繼續增強其自我發展的能力，防止其返貧；對非貧困村的老弱病殘等特殊困難群體，可以制定、完善農村“五保戶”“低保”“殘保”等相關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對外出務工的農民群體，則要注重通過加快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的減貧體系，推進城鄉統籌治理，緩解農民工群體的相對貧困，縮小城鄉差距。
（二）構建產業可持續發展機制
產業發展既是實現減貧目標的重要手段，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要求。構建產業可持續發展機制，是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必然要求。
在產業發展布局方面，要堅持農業特色產業發展，既要摒棄、淘汰對農村生態環境、對農民身心健康發展有害的落后產業，又要綜合平衡脫貧產業存量與振興產業增量的需求。一方面，客觀權衡地區的地理、自然條件的利弊，結合本土農業生產傳統，明確優勢主導產業方向，避免盲目照搬、跟風不適合自身條件的產業布局；另一方面，借力科學技術的條件優勢，夯實本土產業的質量基礎、提升本土產業的綜合效益，打造出“特色產業+科技”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在產業發展結構方面，可基于前期產業扶貧成效，打通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路徑，實現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從而延長農業產業鏈、價值鏈，讓農民享受增值收益。例如以西藏滴新村為典型的民族地區，以“農牧、農林、牧草”產業融合為導向，基于生態、民俗等天然優勢，運用互聯網的平臺優勢，在加快發展綠色農業的同時，通過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延伸產業鏈，促進農業結構優化[8]。
在產業發展的經營模式方面，既要注重培育新型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增強產業市場競爭力，又要注重創新利益連結方式、促進農民增收。新型農業產業化聯合體主要由龍頭企業、農村合作社、個體農戶構成。其中，龍頭企業作為經營管理主體，將生產、服務外包給農村合作社以及個體農戶，不僅有助于擴大經營組織、規模，將小農生產納入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軌道；還有利于增強鄉村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和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促進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關于利益連結方式，應基于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則，切合農村相對貧困群體的實際，成立集體所有制合作社或股份公司。農民集體作為勞動力、資本提供者、土地所有者，在具體的收益分配環節中可以獲得相應的產業經營收益，從而進一步促進農村集體經濟、鄉村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構建統籌協調機制
1. 統籌協調多元責任主體
減貧戰略的責任主體是各級黨委、政府；鄉村振興戰略的責任主體是農民、本土人才及組織、“三農”工作隊。因此，實現兩大戰略責任主體的銜接，就需要構建黨委、政府、農民聯合的多元責任主體以形成聯動管理機制。關于黨組織這一責任主體，在兩大戰略銜接的過渡階段，要注重在基層鄉村組織、農民合作社等組織尚未健全的空檔期暫時保留“五級書記抓扶貧”的領導機制；鄉村基層黨組織要在繼續發揮“以黨建促扶貧”作用的同時，引領培養本土人才隊伍，為推進兩大戰略銜接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關于政府這一責任主體，要通過搭建專家咨詢、信息服務、智庫推介、科技支撐等不同類型的平臺提供農業現代化服務支撐；通過接續推進公路、水利、電力、寬帶網絡等工程建設提供基礎設施支撐；通過改善鄉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支撐。關于農民這一責任主體，應當培育其內源性力量，通過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提升農民的經濟地位，通過開展農業技術培訓提升農民的科學素質和勞動素質，通過開展先進文化教育提升農民的精神文化水平，通過培養發展農民人才隊伍提升農民治理鄉村的能力。總之，從不同層面培養農民的內源性力量，可以推進農民主體意識、責權意識、自我發展能力，從而從根本上保障脫貧攻堅成果，奠定鄉村振興的內在動力基礎。
2. 統籌協調政策機制
實現兩大戰略的有機銜接，需要有科學精準的統籌協調政策作為支撐。在產業政策方面，首先，在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制定政府主導下的資金整合政策，以對接市場需求。在資金整合內容上，主要是統籌財政涉農資金、金融資金以及社會資金；在資金整合方式上，主要是通過借鑒減貧戰略中的貼息、擔保等資金籌措方式，通過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積極引導其他社會補充資本流入鄉村產業發展領域。其次，在調研、核實相關鄉村產業在脫貧致富方面的有效性的前提下，將其列入優良產業行列，并制定相應的長期產業發展政策，以保持其發展的連續性和可持續性。最后，完善農村集體經濟政策、農村合作社政策，鼓勵農村合作社等農村集體通過入股等方式整合集體資源、提升利用率，進而提升農民自我發展的能力。在人才政策方面，既要對在兩大戰略實踐過程中涌現出的鄉村人才予以政策獎勵、給予“三農”教育培訓，納入基層干部儲備系統，建立和完善本土人才政策；又要制定、完善外來人才引進政策，從國家、社會、高校等不同層面制定“三農”人才引進措施或培養方案。在文化政策方面，主要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先進文化，制定符合當地農民精神實際需求、彰顯農民主體意識的文化政策。在生態政策方面，則要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的生態保護理念，制定保護生態環境與發展生態產業相統一的雙贏政策。在組織政策方面，要繼續深化落實鄉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和“第一書記”常態化的政策機制，著力加強黨組織在兩大戰略中的組織保障、引領動員作用。
3. 統籌協調規劃機制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需要突出規劃的引領機制。一是統籌協調二者銜接的交叉事項清單。在深入研究兩大戰略的綱領性規劃文件的基礎上，遵循農村建設規律，強化頂層設計，明晰兩大戰略間優先任務與長遠任務的辨證關系，堅持系統思維，形成關于銜接過渡期的科學、整體規劃（2～3年），尤其銜接好市、縣、鄉、村的各級整體規劃。二是統籌協調各類具體規劃。其中應當注重貧困區域與非貧困區域規劃的統籌協調，通過實行跨區域基礎設施工程項目規劃的一體化，提升區域間互通水平。在生態脆弱的貧困區域，形成關于生態區、基本農田區、城鎮開發區、脫貧后的發展預留區等不同功能區域的行動規劃；在非貧困區域，統籌考慮本土實際，根據產業升級、特色保護、城郊融合等多元要素劃分界定區域類型，施行針對性的實用村規劃，遞次推進兩大戰略的銜接進程。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農村扶貧的全面領導研究”（19xdj010）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岳國芳，西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問題》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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