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就提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結合起來，絕不可以丟掉鄉村只顧城市。如果這樣的話，那是完全錯誤的。”
在發展模式上，中國的城市很大意義上成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發展工業的碼頭，中國的鄉村成為國外資本主義榨取資源的基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背景下，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不僅阻礙著中國工業和城市的正常發育，而且讓中國的農業和鄉村陷入進退無據的窘境，不少鄉村甚至瀕臨破產。城鄉文化關系也由此很快走向分離與對立。這種扭曲的文化關系遺害至今。
在鄉村振興中，中國城鄉經過復雜對視和曲折磨合，將因文化融合實現第二次握手。仿佛是經歷了幾千年一次的輪回。當初的城鄉揖別，便是出自文化動因，馬克思說：“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城鄉分離是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演進，這種分離及二者之間的運動，在歷史上帶來了二律背反式的復雜情況。馬克思指出：“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我的理解，社會的全部文化史，也可以認為是這種對立的運動。今天，在城鄉融合中，文化也將實現融合，只不過，它是城鄉保持各自特性的融合。鄉村的美麗與哀愁，也將因為城鄉相互欣賞而煥發新的容顏。
城鄉融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所以，在《鄉村振興促進法》中有單獨的“城鄉融合”章節。我認為，文化融合將是城鄉融合的必然趨勢，也是它的終極價值。讓已經脫鉤的城鄉文化再次牽手，其意義遠不限于鄉村。鄉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系所在，而中華優秀文化是中華民族最強的精神黏合劑，城鄉文化融合，將促進這樣的黏合劑在中國社會產生進一步的化學反應。
文化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政治、經濟、軍事等種種活動，一定區域、范圍、領域、行業的活動，在時間的發酵下，最后都形成了文化。絲綢之路，歷史上是商貿之路，后來成為文化之路。藏羌彝走廊是民族遷移大通道，后來成為眾多民族碰撞、交融的歷史文化帶，現在又成為文化旅游產業帶。黃河是中華民族母親河，大運河是人工開鑿的水上交通命脈，后來成為黃河文化帶、大運河文化帶。長征，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壯舉，現在也是一條文化上的紅色飄帶。近年來，國家又啟動了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城市、鄉村的最初形成，并非出于文化的原因，后來也都成為文化的容器。
當前的城鄉融合，是源自解決經濟問題、產業問題，繼而形成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重大方面的綜合目標，《鄉村振興促進法》提出了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的任務，這也是城鄉融合的任務。圍繞城鄉融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涉及城鄉在城鄉勞動力結構、產業形態、要素流動方式、空間布局、公共產品配置等多個方面，其中也有文化內容。隨著這種融合體制機制的形成，各種要素頻繁流動，城鄉關系互動密切，在日積月累中，終將形成城鄉融合文化。在今天我們這樣一個文化自覺的時代，一個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時代，這一趨勢將表現得更為突出。如果我們從現在起，就充分認識到這一趨勢，變自發行為為自覺行為，充分發揮文化在城鄉融合中全面賦能的作用，而不是僅僅把文化作為城鄉融合的一個單項任務，那么，將有利于城鄉之間的深度融合。文化也將在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完善自我，特別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提升文化能力，擴大文化影響力。
在漫長的歷史中，或者說，在工業革命之前，城鄉關系基本是融洽、互助的。城市從鄉村脫胎出來，規模很小，鄉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在從容地步行的直徑范圍相互穿越。據埃米爾·庫恩《古代城市》，城市與鄉村構成了古希臘人那個時代特有的和諧一致。威尼斯在中世紀還規定城市居民必須在鄉村住兩年，保持對鄉村生活和體育運動的熱愛，不論男女都要參與農事勞動，或是從學校中接受正規的農業教育，或者是到田野里參加勞動。了解了這樣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在文學藝術作品中那些對鄉村生產生活的美好描述。
農耕文明長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遠在先秦時期就有城鄉文化之別，這主要表現在《詩經》中的“雅”與“風”兩大種類，準確地說，“雅”是周王朝的首都之音，稱之為“雅”是從政治上的考量，而不是城市對于鄉村的優勢，如果認為鄉村文化微不足道，就不會有朝廷持之以恒的采風制度。采自各地的民歌土謠，很難說是出自諸侯國的都市還是鄉村，那個時候的都市除了朝廷所在地，都實在太小了。即便是在《雅》中，也能看到鄉村歌謠，因為它也不大。直至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經濟社會具有城市依附鄉村的突出特征，馬克思說“亞細亞的歷史是城鄉無差別的統一”，這種自然經濟的特征固然有它有落后方面，在文明演進上也付出了不小代價，但是，在文化上卻有一個離今天不遠的傳統：城鄉士紳學習一樣的經史子集，參加一樣的科舉考試以博取功名。而且，進入城市的官宦，或像陶淵明掛冠回鄉，或退休致仕返歸故里，他們的往返帶動著城鄉文化穿插，用這種方式延續著耕讀傳家的中國文化主脈。他們的行為方式，特別是他們關于城鄉生活的文學藝術作品，積淀為中國文化城鄉混合的氣質和風貌。
千百年來的中國文化藝術史，一直是在城鄉兩極的擺動中前行，“生于民間，死于廟堂”，從一個角度揭示了這一規律。只是，近代以來，這種城鄉之間的文化張力變為文化內卷。席卷全球的工業化生產，摧毀了城鄉之間唇齒相依的原始結合。資本主義工業化在從鄉村抽離出來的同時，也把城市與鄉村分割開來，并且開始了對鄉村的盤剝，農業完全從屬于工業，鄉村成了城市的附庸，農業落后和農村貧困不斷加劇，與大機器的轟鳴形成共振的是城市對鄉村的霸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與其他發展發展中國家一樣，工業和城市得到了發展，但是，在發展模式上，中國的城市很大意義上成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發展工業的碼頭，中國的鄉村成為國外資本主義榨取資源的基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背景下，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不僅阻礙著中國工業和城市的正常發育，而且讓中國的農業和鄉村陷入進退無據的窘境，不少鄉村甚至瀕臨破產。城鄉文化關系也由此很快走向分離與對立。這種扭曲的文化關系遺害至今。讀過茅盾《子夜》的應該記得老太爺初入上海驚厥而死的情節吧？這也使得今天的中國有解決城鄉矛盾時在文化上面臨的更多困難。
面對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矛盾成為阻礙經濟社會正常發展的壓力，特別是農業的落后又反過來影響工業和城市發展的形勢下，世界各國普遍采取措施縮小城鄉差距，改變其在工業化初期以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做法，實行工業反哺農的政策，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并且加快土地改革步伐，發達國家以此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生產，發展中國家則是以此調動農民積極性。與此同時，大力促進農業生產的工業化，重視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發展戰略也則集中走向分散。
反對不平等、縮小城鄉差距，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就提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結合起來，絕不可以丟掉鄉村只顧城市。如果這樣的話，那是完全錯誤的。”新中國初期的城鄉和諧關系，為調動農民積極性、穩定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只是這樣的思路逐步被工業優先、城市優先的發展戰略的反超，形成以戶籍制度為主要特征的“城鄉二元結構”。居民被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糧油供應、勞動用工、社會保障等制度。城鄉距離步步拉大，“城市病”和“農村病”成為今天中國發展中要面對的病癥。
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僅啟動了中國的全面改革，而且在“不經意間”成為解決城鄉發展不均衡的破冰之舉。緊隨其后，實行農民土地承包權的長期穩定；調整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支持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支持發展鄉鎮企業，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逐步放開農產品流通和價格，培育農村商品市場；實施城鎮化戰略，積極發展小城鎮等。1982-1986年中央連續5年發布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從2004年開始，黨中央連續16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進入新世紀，我國解決城鄉發展均衡性問題，經歷了城鄉統籌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融合發展的演進過程。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城鄉發展，位居5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之首。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城帶鄉、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鄉關系。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城鄉發展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解決城鄉差距，中國與世界各國有相通之處，也從其他國家吸取了經驗教訓，在許多做法上殊途同歸。但是，中國的做法又有著中國的出發點和特色，尤其是在“融合發展”階段，融合的理念典型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與當代追求。
城鄉融合的科學理念。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提出要求，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2019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明顯增強”作為“十四五”主要目標之一，要求“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融合發展”是黨中央從當今中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出發做出的重大部署。而聯想到一個時期以來，“融合”在國家戰略決策中頻頻出現，從長期以來經常講的“軍民融合”到近年來的“文旅融合”，體現出追求和諧的中國思維。由融合而成的中華民族，也以融合作為認識世界和應對世界的基本方式。融合的本質是和諧，要以此解決城鄉二元結構所造成的經濟對立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分離和文化分離。
城鄉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轉化，如乾坤定位，陰陽輪回。在工業化進程中，世界各國普遍采取了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的辦法，又共同面對著這種辦法帶來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解決城鄉之間的緊張、對立關系，讓鄉村歸位于正常發展的位置，是全球性的糾偏行為。解決城鄉矛盾的原初動力來自經濟，因為這種對立阻礙了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市場的正常運行。但是，循著科學發展的邏輯，必然會觸及到城鄉文化發展的不協調，鄉村文化問題成為突出的問題。一個時期以來，鄉村建設越來越受到重視，最終拉開鄉村振興的大幕，與鄉村文化越來越被聚焦為主角，最終成為鄉村振興五大振興之一，具有明顯的同步性和對應性。
從這樣的科學理念出發，各級政府和全社會對鄉村文化振興，應該給予充分的重視，按照《鄉村振興促進法》對于文化振興的要求，從本地實際出發，認真謀劃，逐步落實，充分發揮鄉村文化建設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撐作用，并且解決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的差距，發揮文旅游產業的富民作用，讓農民從鄉村文化振興中得到實惠。鄉村文化和旅游的管理者、從業者，包括進入鄉村的藝術家、設計師、鄉村創客，都應在城鄉融合發展的大局上，找準位置，有所作為，讓文化和旅游工作充分融入鄉村發展機制，成為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發揮文化創新創造的優勢，增強農村發展的活力。
城鄉居民融合的人文精神。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城鄉發展不平衡是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現，鄉村發展不充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城鄉融合發展的目的是消除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加快農業農村發展，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努力消除城鄉之間在居民收入、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由此可見，解決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實際上就要解決鄉村居民長期以來事實上的不平等，逐步實現與城市居民共同富裕。
解決城鄉問題，從全世界來看，都可以體會到其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文情懷，體會到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和扶助。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初心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更是把這樣的初心體現在鄉村振興的各項目標、任務和措施中。而且，在鄉村振興中，農民既是幫扶的對象，更是實施主體，要體現農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和作用。《鄉村振興促進法》明確提出：“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民主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維護農民根本利益。”這一原則，貫穿在鄉村振興的方方面面。
在文化振興的部分，這個原則體現得最充分，可以說，所有內容都是圍繞人展開的，包括人的精神面貌、人的文化權益、人的文化傳承，以及鄉村文旅產業對于培育人、娛樂人、造福于人的作用。應該看到，在歷史上，雖然鄉村在中國古代占有地域上的絕對優勢，而且，總體說，城鄉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附的，但是，城市從鄉村分離出來，就是精神生產從物質生產分離出來的結果，而且在漫長的歷史上始終占有政治、信息、人才等多方面的優勢。近代以來，鄉村和農民的經濟地位的沉浮直接影響著文化地位。農民在文化上是被動的接受者，是迄今仍然突出存在的現象。這其中，也有不少農民在長期封閉環境中形成的眼光短淺、思想保守等問題。把他們的文化上的積極性、創造性調動起來，并與進入鄉村的外部力量相互配合，形成鄉村文化振興的合力，還是一項復雜艱巨的任務，因為人的工作是最難做的工作。
城鄉文化融合的家國情懷。《鄉村振興促進法》總則提出：“國家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加強鄉村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繁榮發展鄉村文化。”這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即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鄉村振興結合起來，突出鄉村相對于城市的特色與優勢。“文化振興”部分強調“各級政府應當采取措施豐富農民文化體育生活，倡導科學健康的生產生活方式，發揮村規民約的積極作用，普及科學知知識，推進移風易俗，破除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等陳規陋習，提倡孝老愛親、勤儉節約、誠實守信，促進男女平等，創建文明村鎮、文明家庭，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建設文明鄉村。”從這段關于鄉村文明建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傳統的好東西與壞東西并存的鄉村，要按照時代要求，從家庭到鄉村、從家風與鄉風民風，由內而外、由近及遠，豐富和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鄉村、對全社會的引領。
《鄉村振興促進法》的“文化振興”部分又強調“各級人民政府應該采取措施保護農業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挖掘優秀農業文化深厚內涵，弘揚紅色文化，傳承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還可以通過產業的辦法，所以，它提出“縣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堅持規劃引導、典型示范，有計劃地建設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的農業文化展示區、文化產業特色村落，發展鄉村特色文化體育產業，推動鄉村地區傳統工藝振興”。
對中華優秀文化的尊崇，改變鄉村文化的地位，讓處于鄙視鏈低端的鄉村抬起了頭，成為今天中國人仰視的高地，鄉村有了與城市展開平等對話的底氣。并且，對話不僅限于文化領域，而是各個領域。而懷有鄉愁的城市人，鄉村是他們認祖歸宗的故土，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基因作用下，他們參與鄉村文化建設，是又一種家國情懷的表現。
解決城鄉矛盾是世界共同面對的課題。中國作為一個農耕文明大國，解決城鄉矛盾，既有沉重的包袱，也有突出的優勢。優勢之一就是文化。做好這個答卷，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這也是檢驗中國社會文化自信的一把尺子。必須增強意識，不只是更好的完成城鄉文化融合任務，而且把文化融合理念貫穿到城鄉融合的各個方面，從文化角度為鄉村撐腰、鼓勁，明確融合的文化指向，營造融合的文化氛圍，強化融合的精神動力。要加強相關研究，跳出文化看文化，在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大局中發展鄉村文化，促進城鄉融合。要加強創新實踐。要特別關注來自基礎群眾在城鄉融合中的文化創造，他們是這種實踐的參與者與受益人，有更加強烈的創新動力和智慧，從他們的創新實踐中提取的經驗、形成的政策，成功率也最高。
近代以來，鄉村板塊在與城市板塊的碰撞與擠壓下出現下沉，城市文化像城市高樓一樣占據著時代的天際線，鄉村離開了社會發展的軸心，鄉村文化也被放逐到邊緣，這是中國經濟社會正常發展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如果說城鄉融合曾因種種原因被按下了暫停鍵甚至是倒退鍵，現在則是按下了加速鍵。當今中國文化進入了新的發展循環和生長周期，將奏響城市與鄉村的交響。我們相信，最樸素的城鄉文化際遇將是中國文化發展最生動的故事，最簡單的城鄉文化互動指標，是中國文化健康運行最凝練的反應。
（作者系《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戰略藍皮書》主編、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傅說新語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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