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7日，呂新雨教授作為主講嘉賓參加在上海季風書園舉辦的讀品三輝圖書“另一半的世界——都市貧民的生活現實”沙龍活動，錄音整理稿經補充修訂，發表于《開放時代》2010年第4期，此為本文節選，標題為編者所擬。
今天，我們尤其需要重新去反思中國的經濟崛起與小農經濟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什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歷史上看，中國是以世界耕地的7%養活了世界人口的21%，靠的是小農經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秦暉先生曾一再質疑說，這并不值得驕傲，因為我們其實是以世界上40%的農民養活了7%的“非農民”，這正是一個中國落后的標志。[6]我對秦先生的質疑有不同意見：他忘了算農民自己了。如果秦先生這個數據是準確的話，占世界人口的40%的農民首先養活了自己，所以這個40%要加上7%，也就是說，占世界人口的47%是由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的，而不是21%，那中國的小農經濟對世界的貢獻還要偉大得多！如果中國的農民都離開土地到城市里去，中國18億畝的耕地紅線就會崩潰。為什么？因為他們自己的糧食要全部通過市場來完成。如果這40%的農民放棄糧食的自給，而是通過市場來完成自己口糧的話，全世界的糧食交易量都進入中國還不夠。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中國全部變成城市社會，是人類的災難。多少年前有個西方人不就提出過“誰來養活中國人”的問題嗎？這個問題還沒有發生是正因為我們的小農經濟還存在，農民自己養活自己。農民自己為什么不被計算？這個不計算，很多問題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樣了。發展美國式大農業和基因技術等生物科技打出的蠱惑人心的口號正是：解決世界人口發展帶來的糧食壓力，但是這樣的解決方案恰恰是走在解決問題的反面，就是因為他們剝奪了世界范圍內小農自己養活自己的能力，把世界人口的糧食需求都驅趕到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中去解決。就目前的世界糧食生產總量來說，對于全球人口來說并不是不夠，而是不公平的分配，才是問題的要害，是政治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市場問題，而不是，或不僅僅是農業生產技術問題。的確，我們需要極大地提高農業生產技術，但是這樣的技術應該是以提高小農經濟的生產率為目的，而不是相反，說到底是科技究竟為誰服務的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經濟崛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龐大的小農經濟在為中國的經濟崛起進行巨大的補貼。阿瑞吉在非洲做研究的時候發現，當非洲的農民還沒有完全變成無產階級的時候，處于半無產階級的時候，對資本主義發展是最有利的。而當農民變成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時候，資本主義體系也會被拖垮，因為資本主義體系本身要承擔整個無產階級再生產的成本。當農民還是小農階級的時候，他的基本生存可以靠土地自給，打工作為獲得收入的第二渠道。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南方的血汗工廠可以把農民工的工資壓到最低的工資線——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基礎。就是因為這些農民工失去工作還可以回去，他們的家人住在鄉村自己的宅基地里不用付錢，而糧食蔬菜可以自給。世界經濟危機一爆發，大批農民工返鄉，如果他們回不去了，中國城市的貧民窟肯定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正是因為中國的農民工作為勞動力資源，像水庫的水一樣，可以收放自如，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提供了動力。中國的市場經濟不用承擔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這是中國勞動力的優勢所在。因此，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如何創造了今天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條件。而一旦農村土地私有化，中國土地革命的最后紅利就會很快被消耗光，那就不僅僅是中國的鄉村危機了，而是整個中國社會從鄉村到城市的普遍性危機。
中國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土地資本化過程，地方政府吃的都是土地財政，房地產成為政府與大資本合謀的舞臺，而最廣大的普通的城市居民則不得不為高房價買單，為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買單。中國城市住房商品化的過程，為什么可以完成？為什么在一開始時并沒有遭到很大的社會反彈，也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紅利。盡管住房條件不好，但城市居民的住房基本是免費得來的，因此他們可以從初始住房市場化過程獲利，這是在中國城市推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條件。沒有這個條件，我們就會看到二三十年代電影像《烏鴉和麻雀》里那樣，二房東、三房東、四房東、五房東的那個局面。嚴重的貧民窟現象，房東的殘酷剝削導致城市貧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中國不是沒有出現過。今天，中國城市的房地產泡沫已經綁架了整個中國的經濟，如何在反思城市化的危機中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宗旨，是逼迫在我們面前的任務，而這個問題正是與如何對待農村的土地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充分認識到中國城市發展對土地財政依賴的不可持續性，以及房地產泡沫的危害，我們才有可能開啟對新鄉土主義的思考。
必須看到，中國經濟的崛起依靠的正是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遺產，這些市場化發展的紅利和補貼起著巨大作用。但是當這些補貼和紅利都被消耗完畢的時候，我們的經濟崛起還能夠延續嗎？在什么條件下可以延續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需要考慮中國的特殊性。這本書的作者沒有考慮到這個，因為西方的左派已經完全把中國當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是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社會。他們覺得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口號，是空洞的。他們看不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起著非常實質性的作用，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后，是社會主義遺產特別強大的前提條件。否則，1949年以前，中國不就是市場經濟嗎？為什么沒有“崛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小農經濟對于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意義。對于中國小農經濟的評價，近代以來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爭論的焦點，關于“小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辯論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革命史。現在的學術界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有兩派。一派就是黃宗智先生說的所謂“農業的內卷”，是說小農經濟土地和人口的關系已經達到非常緊張的程度，所以邊際效益減少為零，農民只投入但是沒有產出，出現農業內卷化的過程。另外一派，是美國學界的加州學派，一直反對這點，他們根據數據和資料認為明清的人口增長和生產力發展是基本匹配的。這些觀點尚在爭論中，背后其實牽涉到如何整體評價中國歷史的大問題。我個人不太認同黃宗智先生把明清以來的整個小農經濟都放在內卷的過程中來考證，但是他的理論解釋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卻是成功的，因為二三十年代中國小農經濟的危機正是在它的去市場化過程中，也就是它的“外卷”式的手工業兼業面臨崩潰。這涉及到怎么去理解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它其實并不僅僅指精耕細作幾畝田，在江南一帶，小農經濟本身已經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在這個意義上，它已經不是內卷，而是“外卷”——即通過高度市場化的發展來延展它的活力。今天中、西方的歷史學家，已經認同明清中國的經濟在世界上是達到最高峰的，如果完全是斯密（Adam Smith）陷阱沒有辦法解釋這點。
費孝通先生當年討論《江村經濟》的時候就是發現了這個問題，中國的鄉村發展必須依靠小農經濟和手工業兼業的結合，這恰恰是傳統小農經濟繁榮發展的原因。所以當我們說小農經濟的時候，并不僅僅是種田，它還意味著非常發達的手工業兼業。沒有發達的手工業怎么會有那么發達的長途貿易？絲綢，瓷器，這些全部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二三十年代鄉村的凋敝，就是手工業兼業的這部分被外國的產品打敗了，這是促使費先生做《江村經濟》的動因，這個“江村”其實就是他的姐姐費達生與中國最早的蠶絲教育家鄭辟疆一起，在鄉村建立蠶業指導所的江蘇吳江縣開弦弓村。在這里，他們幫助農民發展新的制絲技術，建立蠶絲合作社。費達生還在開弦弓村創建了中國第一家農村繅絲廠，她和鄭辟疆先生一起把畢生的力量都獻給了振興鄉村自己的工業經濟。沒有她在開弦弓村的工作，就沒有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為什么80年代“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的模式，費孝通先生特別贊同，因為它是延續了傳統鄉村經濟生產的模式和結構，而不是走城鄉分裂的路。它與把人從土地上排擠出來，再集中到城市大工業中的西方工業革命的生產模式是不同的。
今天為什么可能重新來考慮小農經濟的問題呢？因為集中化的大工業生產模式也已經落后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包式的生產方式了。網絡的發展和外包制的方式使得生產并不是集中在大城市里，像上海就已經不再作為一個工業化的城市了，而是轉變為服務性、貿易性和金融性的城市。在這個“后現代”的情況下，我們有可能來重新討論鄉村以及小農經濟在今天重建的意義。但是，不同于八十年代的鄉鎮企業的單一工業化模式，今天的新鄉土主義應該更多地發展以社區為依托的、有機農產品生產與鄉土文化相結合的新模式，并且在這個基礎上促進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融合，發展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今天，國家層面上的政策鼓勵與美國式資本主義大農業捆綁在一起的生物技術、轉基因技術，它適應的是大工廠式的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是把中國也綁架到美國資本主義大農業的泰坦尼克號上。只有充分認識到這種資本主義農業模式給人類帶來的危害，認識到中國不能再走這樣的道路，中國新型的鄉土主義的小農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模式才有可能成功。我們總是說小農經濟人口與土地的壓力使得鄉村沒辦法涵蓋人口，但是現在情況是相反。鄉村見不到成年人，只有老人和孩子。是小農經濟的破產和鄉村的凋敝使得土地上涵養不住人，而不是人太多了它養不下。所以，我們要看是什么動力在推動人口的流動。今天重新討論中國的新鄉土主義，正是要區別于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農業模式。我們需要像鄭辟疆和費達生這樣的“知行合一”的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用現代科學技術幫助農村發展自己的新型小農經濟。需要像何慧麗這樣的有識知識分子，幫助農民建立城鄉互助的市場紐帶。
中國的農業問題已經鑲嵌在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格局中。拉美的政府、印度的政府不想解決貧民窟問題？他們為什么解決不了，因為整個世界都已經被綁在農業資本主義的泰坦尼克號上，世界農業的資本主義化使得全球范圍內人類的食品問題面臨危機，2008年世界性糧食危機并不遠。現在，這個模式還在世界范圍內發揮著它的霸權作用。我們看日本，日本要為它的工業產品尋求海外市場的時候，也是不得不打開它的國內農產品市場，但日本拼了命地保它自己水稻生產在某種程度上的自給，因為按照WTO的框架，一旦出現全球性糧食危機的時候，糧食出產國可以有權不賣給你糧食。中國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內陸國家，糧食主權問題非同小可。但是解決這個問題，恰恰不能照搬美國的方法。我們有一個迷思，認為對付西方的壟斷，就是盡快讓我們自己先壟斷起來，用壟斷對抗壟斷。美國搞轉基因，我們也要搞轉基因，一切以別人的邏輯為邏輯，那怕別人的邏輯是強權的，是反人類的。美國的農場主是工廠主，他們的農場只是生產車間，不是人的生存空間。而我們的農村是鄉村社會，是聚族而居的、屬于人的婚嫁喪娶的生活空間和社會空間，我們更需要討論的是中國作為社會存在的鄉村問題，農民在鄉村社會作為人的主體性問題。鄉村并不僅僅是為城市生產食品的地方，它還是我們最廣大的社會基礎。我們把自己的社會基礎摧毀了，然后在這個廢墟上建立現代城市，這樣的城市能夠讓生活更美好嗎？不過是謊言和幻象罷了。
因此，我們要吁求國家的力量來引導新鄉土主義。國家更應該關心小型農業和建立在村社基礎上的新型有機農業的現代化發展，資金與技術的力量應該朝這個方向去投放，這樣才能保存傳統農業的有機性、社區性，才能促進新的城鄉互哺關系的發生，中國的“三農”問題才有可能獲得解決。大豆和稻米都是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食物，但是在如此重大的關系國計民生的決策前，卻沒有任何民主決策的過程，作為消費者、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有權利向農業部、發改委問責！
新鄉土主義還需要區別于目前地方政府主導的旅游開發式的商業化模式。我知道很多這樣的情況，一個古村落有些歷史有些建筑，通常就會被比如像浙江溫州等地來的外地老板從政府手里包下來，發展旅游，當地村民卻沒有分紅，這其實是剝奪了村民對自己居住的村社的所有權。而一些成功的旅游開發的模式，則是以社區自身生命力的萎縮為代價，空剩下一些符號空間的軀殼，鳩占鵲巢，本地人離開，外來的商人入住，同樣是社區的瓦解。新鄉土主義的要旨是要讓村民自己做社區的主人，外來的人可以做客，可以去幫助他們，但絕不是喧賓奪主，才是可持續發展之路。
要讓國家放棄城市中心主義，推動新鄉土主義，其前提是要有足夠強大的社會共識、社會輿論和社會壓力。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來討論這些觀念、這些前景，來反思這些問題，并尋求形成社會共識的力量。如果新鄉土主義永遠被認為是邊緣的、不可行的烏托邦，國家當然就不可能改變它的大農業的政策導向，不可能去扶植這種小型農業、有機農業的方式。如果國家的決策層依然認為美國式的大農業是最好的，他們當然就會扶植中國的美國式大農業。我希望我們還能夠多翻譯介紹一些美國國內對美國農業的批判與反思，讓中國人看一看，美國大農業的危機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我們的未來之路？只有形成共識，才有可能推動國家往我們希望的方向走，否則就不可能。
今天中國農業商品糧的主要生產模式是大農場式的，依靠的是種糧大戶，國家的補貼也是向種糧大戶傾斜，是試圖用這個方式來保證糧食主權。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夠解決城市的商品糧問題，比如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正是在這個前提條件下，我們可以重新討論小農經濟的可能性，討論如何讓小農在養活自己的同時，可以有更好的創造性、自主性生活。我們需要兩條腿走路，或者多條腿走路，國家的科研力量應該更多投入到提高小型的、有機農業的效率上去，使得小農們能夠依靠建立在勞動密集型的、有機性的農產品獲利，從而在市場上實現他們的勞動價值。中國外向型的、加工性的工業生產模式已經無法持續，用勞動密集型、內向型的小農生產模式來代替和轉換，是一條根本的出路，它不會導致國際貿易摩擦，卻能夠有效地破除城鄉對立的現代性痼疾。如果可以完成，則是中國對于人類所做的最大貢獻，因為它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世界以城市為中心的弱肉強食的發展邏輯，這應該成為中國模式的“普遍性”意義。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依然同意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的說法。他說中國社會應該以鄉村社會為本，鄉村問題沒解決，城市問題永遠也解決不了，中國歸根到底是鄉村社會，而不是相反。鄉村社會的復興，就是中國社會的復興，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就不可能建立在鄉村社會的廢墟上。如果就世界范圍的問題來說，只要這個星球的貧民窟還以現在的速度蔓延，人類文明就永遠需要被質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和歐盟的小農場運動和第三世界的小農經濟的未來，關聯著整個人類的命運。第三世界的小農經濟一旦被消滅，很可能是不可逆轉的，多少世紀積累起來的傳統耕作技術面臨消亡，年輕人就回不去鄉村；多少世紀培養起來的多樣性生物與物種一旦不被繼續飼養和種植，也會迅速從這個地球上消失。而人類一旦喪失了原生種子的多樣性，老種子喪失了它們的遺傳連續性，現代農業與生物科技也會喪失它的基礎，因為新品種的研發必須依靠成千上萬的天然種子。也就是說，城市和鄉村的有機聯系一旦斷裂，將是萬劫不復，這并不是危言聳聽。
最后，我想回到教育與知識分子的話題上。如果回頭去看二三十年代從事鄉村建設那批知識分子的主張，他們首先批評的就是西式的現代教育體系。農家子弟接受現代教育的那一天就是他離開鄉村的那一天，現代教育的問題是與整個鄉村問題扣連在一起的。所以他們強調“知行合一”，強調知識為鄉村服務。現在整個社會共識都是拿城市化和現代化作為文明的尺度，那么我們的確是回不去的，因為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就是鼓勵農家子弟跳離農門。所以我們需要來檢討這個意識形態，我們為什么要這樣認為？這樣認為的根據在哪里？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后果及其危機，今天已經逐漸顯現。大學生失業現象日益嚴重化，就是所謂“蟻族”現象的出現，其群居的“城中村”成為介于城市社區與貧民窟之間的中間地帶。這個群體的大部分來自農村，教育并沒有彌補城鄉差距，而是相反，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本身成為吸干鄉村血液的管道。這應該成為中國教育改革的起點，就是要反思知識本身，學習知識到底是為什么？上海某高校自殺的貧困研究生楊元元曾悲嘆道：為什么知識不能改變命運？但究竟什么是知識，我們學的、被教授的這套就是知識嗎？不能拿來讓我們反思自我、確定自我的時候，那些知識的意義在哪里？所以應該有更多反思性的工作同步來進行。中國整個教育體系對于中國最廣大的鄉村社會，究竟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們的高等教育投入巨大，以趕超世界水平為目標，但是教育和中國社會的關系究竟應該如何建立，教育如何反哺鄉村？這些問題應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不是滿足于制造學術泡沫。大學生是否應該和能夠參與鄉村建設？為什么他們困在“蟻窩”里，卻回不去？真的是“家鄉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嗎？過去的廣闊天地，今天到底還能不能有新的作為？這里都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只有國家的有序引導，才有可能解決問題。但前提是，這需要在國家層面上改變城市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及其意識形態，而這恰恰是問題所在。
今天的農村人并不是愚昧的農民，他們對當今社會的理解比我們這些關在學院里的知識分子其實都要深刻和復雜得多。一個鄉村社區，水深得很，外面的大學生去“支農”，往往門都摸不著。只不過在現代化的格局中，農民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地位陷他們于孤立和不利。現在很多農村都出了大學生，他們和家鄉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問題是說，這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怎么來反省這些問題？一些朋友做大學生支農活動，在我看來，其意義并不在于你能夠幫助農民多少，而在于讓這些年輕的一代知道什么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從而能夠幫助把農民的訴求呼喊出來，能夠有意識地、自覺地為建立新型的城鄉關系做事情，為社會主義的新鄉土主義貢獻才智。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先生有個說法，說農民有苦叫不出，知識分子應該幫他們把苦叫出來，要做他們的耳目喉舌，——這是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知識分子要和農民相結合，其實最早不是毛澤東說的，梁漱溟二三十年代就一直這么說。鄉村的問題首先是需要城市來反思的，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能夠超越自己的階級利益，為中國社會的城鄉分裂不惜去做“補天”的功課，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一個傳統。從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鄭辟疆、費達生，到今天的何慧麗，這個傳統并沒有斷絕。在今天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在城鄉再次面臨大斷裂的歷史關頭，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出來有所擔當，并把這個傳統發揚光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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