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實現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主要得益于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僅2011年至2015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近1.1億人。到2015年農村貧困人口剩下5575萬，成為當前脫貧攻堅的主要對象。
無法脫貧的5%主因是家庭結構殘缺
相對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普遍貧困的狀態，當前農村內部已經形成以“中等收入農民”為主體的村莊社會結構。我們在全國農村調查發現，各地農村內部所呈現出的典型社會結構狀況是，20%左右的村莊上層，5%左右的村莊下層，剩下75%左右的村莊中層。當前所剩的農村貧困人口，集中在這5%的村莊下層中。這部分農民通常要么是家庭發生天災人禍、重大變故，要么就是家庭主要勞動力存在重大疾病或者先天身體殘疾一類情況。至于20%的村莊富裕上層，通常是指做生意、當老板、包工頭、有特殊技術一類的農民，這部分農民很多在城市買房子，并且全家定居在城市。另外75%的農村家庭則通過合理安排家庭勞動力，獲得在農村基本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農村內部的富裕群體形成以及“中等收入農民”擴大及其收入穩步提高，是中國農村迅速脫貧的動因。
2015年中國將農村最新貧困線標準上調為人均年純收入2800元，略高于世界銀行劃定的標準。按照農村四口之家計算，家庭年純收入達到11200元就算脫離貧困。以一對夫妻加上兩個未成年孩子的典型家庭結構來看，這對夫妻若非喪失勞動力，實則很容易獲得超過貧困線的家庭收入。根據國家統計抽樣調查結果，2015年中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為3072元，其中外出農民工月均生活消費支出人均1012元。刨掉生活開支，一個四口之家的典型農村家庭中只要有一個勞動力外出務工半年以上，基本能夠實現其家庭人均收入超過2800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當前農村依然無法擺脫貧困的那5%的農村家庭，通常表現為家庭結構殘缺狀態。一類是鰥寡孤獨家庭，還有一類是家庭成員先天身心殘疾或者后天重大病痛造成，這兩類家庭都是因缺乏勞動力而無法獲得維持家庭基本運轉的收入。
“有肉吃，沒錢花”：自然經濟狀態中的貧困
通常界定的貧困線是指維持人的生存和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最低標準。實際上，除開這類占到村莊5%的絕對貧困家庭之外，其余處于正常家庭結構狀態的農民不僅很容易擺脫貧困，而且還可以獲得遠超過最低標準的較好生活條件。現在維持正常的農村生活標準，一個中部地區的家庭每年需要開支2—3萬元，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則更高。這些開支包括衣、食、住、行、用基本需求以及維持正常社會交往所需的農村人情禮節開支等。
以鄂西地區農村為例，鄂西位于國家劃定的武陵山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我們在當地調查發現，該地區農民目前還一直堅持養豬殺年豬的傳統。農民利用山地種植紅薯玉米等雜糧用于養豬，每家每年養殖兩三頭以上，每頭養殖到300斤，年底屠殺后腌制成為著名的鄂西煙熏臘肉，供自家全年食用。三頭肥豬價值近萬元，如果按照土豬肉價格算，價值更高。當地的貧困家庭也維持這種生活習慣，每天每人半斤肉被當地農民視作正常生活標準。另外，鄂西貧困山區的農民還維持較大范圍人情往來的習慣，普通農戶人情往來達百戶以上，每年人情禮節開支最低都有幾千元。單從豬肉消費和人情開支兩項計算，很多納入貧困的家庭支出也將近萬元。
從調查到的情況來看，那些山區被識別為貧困戶的農民的基本生活質量并不低。造成類似鄂西這樣山區農民顯得比較貧困的原因是，由于交通運輸條件限制，山區與外界物資交換困難，比如很多深山農副產品無法向外運輸，農民生活只能維持“有肉吃，沒錢花”的自然經濟狀態。其中一部分家庭由于勞動力缺乏或者家庭結構不完整，無法向城市輸出勞動力，只能從事簡單農業生產而陷入貧困狀態。盡管如此，由于每家每戶都獲得從集體分配的土地作為保障，被統計為貧困戶的農民通過務農來維持基本生存并不存在問題，甚至一部分貧困家庭還可以過上每天吃上兩頓肉的生活。除此之外的其他農民，由于家庭結構完整，就可以輸出部分勞動力，在全國開放的統一勞動市場中獲得就業機會和勞動收入，因此而脫離貧困狀態。
“半耕半工”保障了農村貧困人口的自發減少
農村戶均不到十畝的土地，盡管為無法向外輸出勞動力的5%家庭提供底線保障，但是對于大部分農民并不能提供致富途徑。正常的家庭需要在農業之外尋找其他收入機會。通常的情況是，農民通過夫妻分工或者代際分工來安排家庭勞動力，要么是父母在家種地、子女外出打工，要么是妻子在家種地、丈夫外出打工。留在農村的勞動力既照顧家庭，又從事農業生產；流向城市的勞動力則全心全意掙錢，以便年終帶一筆現金回家。這種以代際分工或者夫妻分工為主要形態的家庭勞動力安排方式，最大化地提高了農民家庭收入。可以看到，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是與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是同步發生的。當前務工收入約占到農民家庭收入中一半左右。
按照近年農民工收入標準計算，一個勞動力每年外出就業十個月，就可以為家庭帶回兩萬元以上的純收入。除開那5%受客觀條件限制只能維持農業生產的家庭之外，大部分農村家庭基本都可以實現兼顧農業與務工的“半耕半工”家庭就業方式。有了“半耕半工”，農民就可以獲得兩份家庭收入，通常是父母或者妻子在家種地并從事一些副業生產所獲得的收入，基本滿足家庭日常開銷，而外出勞動力年終帶回的現金則可變為家庭儲蓄，用于以后建房、子女讀書等大宗開支。農民只要合理安排家庭勞動力，不僅很容易擺脫貧困，而且還可以積累財富實現家庭再發展。村莊中還有20%的家庭，通常是從打工開始，經過積累資金或者技術，最終轉型為做生意、開門店、做包工頭、搞運輸等，從而變成農民中的富裕群體。
正常的農村家庭只要不是運氣太差，如遭遇病痛之類，基本可以實現“半耕半工”的家庭經濟結構。也就是說，只要足夠勤勞，普通農民過上衣食有保障且有現金結余的農村內部“中等收入群體”的生活并不難。也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內部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迅速擴大，改變農民長期維持在溫飽線的普遍貧困狀態。
中國的農村內部已經形成以“中等收入家庭”為主體的紡錘體結構。在整體農村社會結構狀況調整過程中，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核心的農村基本制度發揮了根本作用。如前面指出的，因為有了人均一畝三分地做保障，那些5%無法向外輸出勞動力的家庭也能獲得基本生存保障。基于土地公有制條件，中國農村不存在赤貧戶，這是世界其他土地私有制國家所不具有的制度優勢。另外，對于農村75%的“中等收入家庭”而言，戶均不過十畝的土地對于維持其生活和促進其發展，也都至關重要。隨著農村稅費取消，農業生產剩余幾乎全部留給農民，同時國家還不斷加大農業方面的投入，以期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促進農民增產增收。農業收入是農民家庭收入重要部分，是“半耕半工”兩條腿中不可或缺的一條腿。有了“半耕”的支撐，不僅農民家庭收入直接增加，而且為農民城市務工提供了穩定的退路。
受市場經濟規律支配，城市吸納了中國農村大量的人、財、物，而與之同步的卻是農村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其原因在于，以土地公有制為根基中國建立起了“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當前農民可以自由流向城市就業而不存在任何制度障礙，另一方面，國家一直堅持將農業生產資料配置給農民的土地制度設置，以便為留在農村的農民保留更多的農業生產剩余。近年來，隨著農業現代化步伐推進，土地生產資料面臨重新配置。國家在出臺相關政策時，一直強調農民家庭經營方式的根本地位，限定各類資本主體投向農業產前產后環節，避免資本在產中環節與農民爭利。
堅持將農業機會和土地生產資料留給農民的制度理念，構筑起防范資本大規模下鄉的防火墻，如此才能夠維系農民“半耕半工”家庭收入方式，以及建立在“半耕半工”基礎上穩定的占農村75%的“中等收入群體”。有了“半耕半工”的家庭結構，農民進可攻、退可守地參與當前城鎮化進程，幸運者進城落戶定居，失敗者也可退回農村獲得體面生活，以此來保障農村貧困人口規模自發減少。在此基礎上，再通過政策兜底和扶貧行動逐步解決剩下5%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將有效的扶貧資金投給最需要的人群，實現精準扶貧政策的精準落實。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華網思客 2016-10-19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