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鄉賢文化”？
小時候最愛看的電影叫做《七品芝麻官》，知道里面的七品官是縣官，只是很奇怪為什么被稱為“芝麻官”，因為在現實中的“縣長”在我心中已經是很大的官了，記得那時我們村里有一個從部隊退伍的軍人，是我小學同學的親戚，在縣里給“縣官”（還不一定是縣長呢）開車，每一次他開著小車來到我們小山村，都會引起一陣沸騰，那種羨慕自不必說了。后來讀書才知道，中國古代有“皇權止于縣政”的說法，縣已經是中國行政中的最低一級，“知縣”也就是最小的行政長官，因此被稱為“芝麻大的官”。正因為是最小的官，要管的事情也最多，縣里的財政、治安、審判、教育、福利等諸多事物，都要這個知縣負責，縣衙里面也僅僅設有縣丞、主簿、典吏、書吏、公差、師爺等少數幾個職位，所以才能看到古代升堂判案都是“縣老爺”親自登堂的。那個時代分工水平低，一個人要干這么多事情，不像現在分工那么細，專業化水平高了，但也就多出不少的公職人員。
這就有一個疑問：縣就是最低一級的行政機構了，那今天的鄉、村一級都由誰來管理呢？原來，古代中國由于是傳統的農業文明占據主導地位，國家政權對鄉村實行間接管理，鄉村治理基本上是依靠士紳、宗族等鄉村社會政治優勢集團的自組織力量來維持鄉村的有序性的。這些士紳、宗族等被稱為“鄉賢”，那時候的所謂鄉賢，主要有兩類人：一是通過讀書，獲得功名、學品和官位，在退休之后衣錦還鄉的人；二是通過商場鏖戰累積了巨額財富之后退居還鄉的人。總之，鄉賢是在產、學、官等各條戰線中經過努力奮斗，取得豐碩成就的能人志士，他們最后回到自己的故鄉，憑借自己的才華、品行和能力為家鄉做出巨大貢獻，獲得鄉民的崇尚與尊敬，成為鄉村的建設、風習教化和鄉村治理的權威力量。由此觀之，所謂鄉賢文化，首先得有鄉賢階層的存在：古時候要成為鄉賢的人，需要有成就，需要有品德，需要返回家鄉做出大的貢獻并得到鄉民的認可。與此同時，鄉賢也因為掌握著豐富的人脈，厚實的資產，過人的智慧，在鄉村社會里有著至高的權威，從而能夠維持鄉村治理的有序協調。
不過話說回來，僅僅有鄉賢階層這些能人志士的存在，還不能順利實現鄉村的有序治理，這種治理的基礎，是這些能夠成為鄉賢的能人志士在百姓心中有足夠的權威，能夠形成百姓崇尚的精神領袖，否則，你能你的，我干我的，為啥要聽你的安排？在漢語里，“崇尚”的意思是尊崇，提倡，意即推崇某種觀念。在一個社會中大家形成一種共識，齊心推崇一種觀念，把這種觀念嵌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那就是文化的內涵了。看過李順德博士的一篇題為《什么是文化》的文章，里面說“文化的本質是人化和化人”，所謂人化，就是按照人的方式改變世界，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帶有人文的性質。在鄉賢文化中，就是按照鄉賢的品行去規范人的行為，大家認同鄉賢高尚行為的垂范作用，并把它運用到生活當中，而不是把這種精神當做一種宗教一種神教供奉起來；而所謂化人，就是把改造世界的成果用來培養人，提高人，讓人更全面更自由發展。在鄉賢文化中，每個鄉民都以鄉賢的行為為典范，學習他們的勤勞、智慧、熱心、賢德，并不斷把這種教義傳給下一代，讓鄉賢的品德精神在鄉民中得到認可，并代代相傳，鄉村由此變得和諧有序。
由此看來，鄉賢文化對村莊的治理，得有兩個條件：一是村子里出了能人，他們不僅事業輝煌，更有高尚的品德，有熱心為村落作出杰出貢獻；二是鄉民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崇尚鄉賢這種熱心為民的品德，并以此為自己的行為典范，崇尚這種精神。這兩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一個村子里如果有鄉賢這樣的人，當然是村莊的大幸，他可能給村莊帶來智慧，財富和精神力量，但如果這種賢德不能成為鄉民共同崇尚的價值觀，這種榜樣的力量就會小很多，久而久之，鄉賢的賢德得不到崇尚，這種賢德行為也就會慢慢弱化，鄉賢文化也就難以起到治理鄉村的作用。這就像當下，大街上看到老人摔倒，幫人救人者被訛詐，見義勇為得不到大家的崇尚，反被認為是極具風險的傻子行為，久而久之，就會形成遇人困難而沒人施手相救的情形了。所以，鄉賢文化，要覓得鄉賢，更要塑造崇尚鄉賢德行的文化！
學習鄉賢趙亞夫精神
二、古時“鄉賢”今安在？
在古時候，鄉賢是指那些在外打拼（或做官、或讀書、或經商）事業成功然后退居家鄉為家鄉做出杰出貢獻，得到當地鄉民所推崇的人。然而，由于時代的變革，現在的鄉村已經很難找到這種鄉賢了，因為滿足上述條件的賢者已經不太可能返回農村居住了。城鄉二元體制下的中國，形成了城鄉隔離的制度藩籬，城鄉之間的人員流動是單向的，不管以哪種方式走進城市的人，只要進城了就不太可能再有返鄉的機會。在改革之前，從農村進入城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夠進入城市的人，在農村沒有戶口，也就沒有的生存的基本依托，所以進了城就出不來了！改革開放之后，盡管戶口制度有所放松，但是幾十年城鄉隔離政策造成的城鄉差別，表現在教育、醫療、交通、生活環境等方方面面，在人往高處走的動機驅動下，人們更多的是想盡千方百計在城市呆下來，能呆下來的都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呆下來的都不想回去。我就清楚地記得，我們考研究生的時候，很多人的動機就是為了獲得一張城市通行證，至于學什么專業，是不是自己的興趣愛好，其實都不是太重要。即便是那些在城市打工的鄉民，有朝一日賺得一桶金，也會想盡千方百計在城市買上住房，辦好戶口，留在城市！因此我們看到，如今的農村，流失最為嚴重的就是人才，而且這些農村精英流向城市幾乎都是一去不復返的，因為正如王君柏在他的文章寫到的，“鄉下，確實已經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了”。
所以，如果我們以過去的框框去套現在的鄉賢條件，能夠找到鄉賢的鄉村就太少了。然而，隨著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村莊集體經濟不斷式微，村兩委作為外生的制度權威出現不同程度的弱化，農村社會精英的不斷流向城市又導致鄉村的內生權威不斷喪失，兩股力量的疊加導致的村莊文化空心化，使得許多村莊出現“混混治村”的治理困境，村莊不斷走向無序化。要把村莊從這種無序化治理中擺脫出來，重塑鄉賢文化又顯得十分必要。那么，我們該從何處去尋找鄉賢呢？
從上面所說的情況看，困境主要在于現在的農村精英離開農村后基本沒有回流，從而造成鄉賢缺失。不過這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因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鄉村產生能人志士的路徑更為廣闊了，時代應該賦予“鄉賢”更為寬廣的內涵，而不能僅僅局限在“從農村走出去，事業有成之后退居返鄉者”的簡單范圍之內。我認為，現在能夠成為鄉賢的，也至少應該有兩種類型：一是村莊里土生土長的“鄉賢”。改革開放推進的社會轉型，各行各業都經歷著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創造的種種機會，使一些鄉村精英脫穎而出。比如種田能手，創業精英，道德楷模，致富標兵。他們沒有離開自己的故鄉，不是古代衣錦還鄉的鄉紳，但一樣具有成功的事業，一樣具有高尚的品德，完全具備“鄉賢”資質；二是從村莊走出去如今遠離故土的“鄉賢”。如上所述在城鄉二元結構形成與轉變過程中，大量農村精英通過各種途徑流向城市，并在城市落腳扎根，如今遠離故土。比如讀書出去的知識分子，創業出去的企業家，離退休的社會公職人員等等。他們與古代的鄉賢相比，只缺一個條件，就是沒有返回家鄉居住，其他條件具備鄉賢資質者甚眾。
時代不同了，我們應該把上述兩種人才都稱為“鄉賢”，在家的稱為“內賢”，在外的稱為“外賢”，不管是內賢還是外賢，都能在很大程度上發揮其“鄉賢”功能。這是因為，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說法，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所謂“鄉賢”，也就可以理解為“具有鄉土性的賢人”。在鄉土社會中，人際的交往基本社群具有“家”的性質，只不過是一種擴大了的“家”而已。其中，以村落為邊界的地緣關系網絡逐步推開，走到鎮里認同村，走到縣里認同鄉，走到省里認同縣，如此形成一個“差序格局”。所以，不管是在本鄉本土還是遠離他鄉的這些能人志士，盡管生活在劇烈變動的社會轉型時期，但鄉土社會這種舊的社會構架尚沒有完全崩潰，為了“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也好，為了“光宗耀祖”也好，鄉土情結仍然成為一種維系，將他們與村莊聯系在一起，因此這些“賢人”應該都具有某種“鄉土性”。所以，如今的鄉賢，不必再拘泥于是否在村外成就了事業，是否衣錦還了鄉，只要有輝煌的成就，有高尚的品德，就能成為鄉賢，造福鄉村，恩澤后人。
三、如何讓崇尚“鄉賢”的文化回到鄉村？
上述表明，我們這個時代的農村并不缺乏具有鄉賢擔當能力的能人志士，缺失的是一種崇尚鄉賢的文化。如果我們把鄉村文化看作是鄉村族群內在精神的傳承、創造與發展。那么，鄉賢文化就是鄉村族群把對鄉賢精神的崇尚，尊敬作為一種內心的精神和修養。然而，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如今的鄉村在市場經濟的沖刷下，不斷受到“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沖擊，“個人奮斗”、“及時行樂”替代了“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子孫”的生活信條，賀雪峰教授在他主編的《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總序中，把農村這種價值觀失序狀況稱為“終極價值缺位”，并由此造成人們價值追求失去方向與底線，許多農村出現不再崇尚贍養老人、撫養小孩、行善積德的好品質，虐待父母，拋棄兒女的事情也時有發生！如果善行不再，吃苦耐勞精神不再，良風美俗不再，孝道不再，倫理不再，那么，也會不再有崇尚鄉賢的文化！這才是農村目前所真正缺失的東西。
想要找回鄉村崇尚鄉賢的“文化”，現在看來得有一個過程。人們常說，許多觸動產生一個想法，許多想法產生一個行動，許多行動形成一個習慣，許多習慣攢出一個傳統，許多傳統才能沉淀一點文化！所以破壞文化是很容易的，要形成卻會變得十分艱難，小時候媽媽就告誡我，“學壞三朝，學好三年”，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現在要想重拾鄉賢文化，有許多事情要做：
一是要重塑鄉民對“鄉賢”群體的認知。崇尚鄉賢的善舉，是一種價值觀，要重塑鄉賢文化，就要重塑鄉民的價值觀，讓他們重新樹立起對“鄉賢”群體的認知，對鄉賢善舉的認可。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要積極主動保護鄉村的鄉賢資源，不斷進行宣傳引導，培養村民對鄉賢文化的認同，對鄉賢行為的崇尚，讓正氣壓倒邪氣！
二是要加大鄉賢與鄉民互動的頻率。任何說教也沒有實際行動的教育來得真實有效。人們常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一定要讓村民眼見鄉賢的善舉善德，時間久了，自然也就相信了。如前所述，新時代的鄉賢可能大多不在鄉村居住，尤其那些“外賢”，如何才能讓他們與村民發生互動？首先需要地方政府先把他們找回來，要掌握一個村落走出去的能人志士現在都在哪里？在干什么？有什么成就？能夠為家鄉做些什么？地方政府不積極主動溝通，鄉賢就成為過客，村落見不到鄉賢的蹤跡，何能讓村民相信鄉賢？更不用說崇尚鄉賢了。所以，眼下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地方政府積極主動尋找鄉賢，搭建平臺讓他們返鄉貢獻他們的才智，回來次數多了，為鄉里貢獻多了，頻率提高才能獲得鄉民的認可，業績貢獻大才能真正得到鄉民的推崇。
三是要建立系統高效的鄉賢組織機構。鄉賢與村民的互動要高頻率地展開，并有條不紊地做對村民有利的事情，這就需要組織。在農村可以建立鄉賢理事會，建立鄉賢信息庫，收集鄉賢信息，引領鄉賢返鄉服務。如今鄉賢作用發揮不夠，主要在于沒有渠道，沒有平臺。有了渠道與平臺，讓鄉賢在這些渠道與平臺上為家鄉貢獻力量，這會有一種很好的示范效應。中國文化是鄉土文化，鄉土文化是情感性的，情感的表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正是這種排他性，會讓鄉賢們形成一種競爭，爭先為家鄉做貢獻。記得家鄉村里修路的情景，村長請在外工作和創業的村民一起吃飯，也想讓這些鄉民為修路捐點錢，在飯桌上大家就紛紛感謝村長的掛念，捐錢更是一個比一個舍得，這種示范效應就是嚴密組織的結果。
“新鄉賢”回歸農村，是農村發展的一種期待，鄉賢治理是一種軟約束，需要鄉賢們積善成德，形成鄉民的垂范，成為鄉村的引領。我們期待有更多的鄉賢能夠參加到家鄉的建設當中，也期待家鄉能夠為這些從村落走出的精英們搭建更多回報家鄉的舞臺！
作者系江蘇大學教授、博導，廣西特聘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莊園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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