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亞當·斯密在北京》的一種解讀
今年年初在紐約大學教學期間，在朋友處看到阿里吉的新著《亞當·斯密在北京》，我便馬上從亞馬遜網上書店買來，并一口氣讀完,深深為阿里吉宏大而深邃的思想所折服。本來想通過黃平邀請他來參加今年11月份的北京論壇，但近日卻收到黃平的手機短信，告知阿里吉已于前一日去世。一代大師隨風而去，扼腕之余，聊以此文作為對大師的紀念。
《亞當·斯密在北京》結構宏大，思想自成系統，對世界體系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進行了獨到的分析。在這篇小文里，我只討論本期摘譯的第十二章中所涉及的和中國的小農經濟結構相關的一個思想。
就我的閱讀而言，阿里吉在本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國的崛起是中國重視人力資本積累的結果。這個結論本身就驚世駭俗，因為普遍被接受的說法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之所以能夠取得高速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采納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而這個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有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無論是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持肯定態度的人（如林毅夫及其比較優勢理論），還是對這個模式持否定態度的人（如秦暉及其更一般化的“低人權”說），在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
阿里吉否認這種說法，認為中國在當下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里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不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而恰恰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高。他在文中給出了許多證據，無需我在這里贅述。我想討論的，是阿里吉結論中所隱含的下面這個經濟學悖論：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巨大，而資本相對稀缺，按照經濟學原理，中國應該提高資本產出效率、而不是提高勞動力產出效率（如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因此，阿里吉的結論違背通常的經濟原理。阿里吉本人沒有在書中對這個悖論給出明確的解答，但是，根據他在多處所表達的思想，我們可以揣摩出他的一些思路。
阿里吉在多處強調，中國和西歐在18世紀末“大分岔”時期的差別在于，西歐發生了工業革命，而東亞、特別是中國和日本發生的是“勤勞革命”。東亞的自然條件的共同特點是有限的土地資源和密集的人口，在這種條件下，兩個國家都出現了以小農為主的經濟結構。為什么人多地少就會出現小農呢？因為歷史上的非農就業機會有限，小農會在土地上投入比大農更多的勞動力，從而他們的單位面積產量高于大農，而這有利于養活大量的人口。正是由于對土地的勞動投入更多，阿里吉才稱中國和日本發生的是“勤勞革命”。
然而，如果僅僅是勤勞，革命就無從發生。阿里吉的重點不是在強調“勤勞”，而是強調“勤勞”所引起的“革命”。這個革命就是東亞對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視，但這也正是我上面所說的經濟學悖論之所在：既然勤勞就可以解決問題，為什么還要提高人的素質？這明顯不符合貝克爾關于人口的數量-質量消長理論——根據這個理論，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多了，人口的質量就會下降。解答這個悖論的鑰匙，在于理解小農體系下不同的勞動分工格局。
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勞動分工。但是，東亞小農體系下的勞動分工卻不是很明顯。一個小農家庭就是一個完整的生產單位，就像當代企業一樣，它要預測未來的市場行情，制定作物生產計劃，理解生產的全過程以及影響生產的外在因素、特別是氣候，規劃勞動力投入，然后掌握在市場上出售產品的時機。不僅如此，它還是一個完整的消費單位，在生產技術低下、產量不高的情況下，它必須謹慎地計劃一年的消費，保證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家人不至于挨餓。在經濟學上，這叫做多任務問題。要解決這樣的多任務問題，需要極豐厚的人力資本積累。這里的人力資本不一定是教育，更多的是從中學得到的經驗。直到很晚近的時候，一個目不識丁的老農會打算盤，并對氣候和作物的生長周期了如指掌，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當然，能夠識字更好，所以中國人重教育、重知識。
不僅如此，小農經濟在面對資本主義資本積累的時候還有另外一個優勢，就是“無剝奪的積累”。這是阿里吉從吉莉安.哈特《去全球化》（Disabling Globalization）一書中借用的觀點。在這本書里，哈特比較了南非和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她發現，在南非，大量沒有土地的黑人離鄉背井，當他們變成產業工人的時候，由于沒有了土地的保障，要保證他們的生計，工廠就必須支付較高的工資；在中國，由于農民擁有土地，他們對工資的要求就較低，因此中國工業化的成本比較低。南非的工業化是一個黑人遭受剝奪條件下的資本積累過程，而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無剝奪的資本積累過程。
由此，我們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中國的小農經濟。直到今天，小農經濟還是通常被認為是中國落后的標志，那些被認為是落后的思想，往往被冠以“小農意識”。阿里吉的理論提醒我們，這種觀點如果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小農經濟是回應中國緊張的人地關系的自然結果。它看似落后的生產關系，卻孕育了中國社會對知識的重視，當中國融入當代資本主義體系之后，這個趨勢的優勢顯現出來，成為促成中國經濟趕超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無剝奪的積累使得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沒有像發達國家早期以及當代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那樣殘酷。中國的城市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這當然和政府的整治有關，但是，小農經濟對農民的保護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編者注：參考賀雪峰和溫鐵軍的文章）實際上，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東亞各國都沒有太多的貧民窟。在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安土重遷，不會輕易放棄他們在鄉村所擁有的社會網絡，不會隨意地把自己撂到陌生的城市中去。無剝奪的積累讓鄉村人口比較緩慢地釋放到城市中去，避免了移民到達城市之后的貧困化。
當然，阿里吉觀點的理論推演成分大于經驗論證，要證實他的觀點，還需要比較嚴格的經驗數據支持。阿里吉的貢獻，在于讓我們開始重新認識中國小農經濟及其當代意義。偉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偉大，往往不是因為他們解決了問題，而是因為他們提出了問題。阿里吉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重新認識中國的大門，我們的任務是跨入門檻，并試圖打開更多的大門。
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任教于美國。2009年6月19日逝世。
主要著作有《羅得西亞政治經濟》（1967）、《全球危機的動力》（合著，1981）、《半邊緣的發展：20世紀南歐政治》（主編，1958）、《反體系運動》（合著，1989）等。
1994年出版了《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和我們時代的根源》，著力研究風云起伏的20世紀；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999年，阿里吉邀集一批來自各方面的學者，分四個層面透視近10余年的種種動蕩，由此產生了一部力作《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中譯本由三聯書店2006年出版。
世界體系理論在近二三十年來風行一時。這一理論的基礎是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批判。20世紀中葉以來，英美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和歷史學家，試圖對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歷史做出系統的分析。與此同時，法國歷史學“年鑒學派”進一步提出“長時段”和“總體歷史”等概念，力圖全方位地理解現代世界的歷史。“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三大卷巨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引發了現代歷史研究的深刻震蕩。美國歷史學家沃勒斯坦1974年推出《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標志著世界體系理論的正式成型。
作為世界體系理論研究的新一代領軍人物，喬萬尼.阿里吉延續沃勒斯坦的各項主題，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兩百年的歷史演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書影樂言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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