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一場硬仗是玉米收儲制度,因為它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現有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正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重要根源所在。
2月5日，2017年的“一號文件”正式出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拓展到農業可謂順理成章，亦在外界預料之中。
顯然，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單兵突進的改革，而是貫徹農業全產業鏈條、全產業領域的系統性、整體性的調整變革。或者說，它不只是一場硬仗，而將是一場接著一場的硬仗。
2月6日，在國新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唐仁健表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第一場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硬仗，就是玉米收儲制度改革。
事實上，這樣的說法并非第一次。去年10月，汪洋副總理就強調，以“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為核心的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硬仗。
問題是，為什么第一場硬仗是玉米收儲制度改革？
因為它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現有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正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重要根源所在。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必須改革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而玉米收儲制度的問題最為明顯。
按照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陳錫文列舉的數據，2015年我們糧食缺口500億斤，卻進口了2500億斤；去年中國農產品進出口額為1875.6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逆差為460多億美元。
顯然，這不是總量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問題。2016年中國糧食總產量止步于十二連增，比上年下降0.8%，但仍然達到61624萬噸，是歷史第二高產年。但玉米、稻谷階段性過剩特征明顯，小麥優質品種供給不足，大豆產需缺口巨大。
這就不難理解，2016年中國進口大豆8391萬噸，再創歷史紀錄。也就是說，國內市場缺的是大豆，但我們增產的卻是玉米。
這就是《意見》所指出的，當前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為什么農民愿意更多地生產玉米？因為有利可圖。在原來的玉米收儲制度下，玉米價格最高定到每斤1.12元，高于其他糧食作物的收益，農民當然愿意舍大豆而種玉米。但這樣的價格是不可持續的。玉米價格越高，農民就種得越多，糧儲企業收得也越多，虧損也就越嚴重。畢竟，糧食市場是放開的，消費者不可能因為收購價格高，就支付更高的價格。據報道，東北三省及內蒙古自治區2014年政府政策性收儲的玉米占到了88%，說明結構性的問題扭曲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其實，不只是玉米，另外兩大主糧水稻、小麥在國內主產區與主銷區出現價格倒掛，而且國內價格也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已經充分市場化的需求，包括一些加工企業，當然寧愿進口替代，而不會做虧本買賣。這就產生了所謂高產量、高進口和高庫存并存 的“三高”問題。
這只能說明，現有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特別是玉米收儲制度，未必能很好地承擔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提高農民收入的功能，同時也難以適應農業發展和市場需求，已到不得不改的地步。
當然，改革玉米收儲制度，未必就能增加大豆的生產。國內大豆產量的降低，更多地是受到國外大豆生產技術進步、成本降低、產量增加的沖擊。改革玉米收儲制度的本質，在于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多地讓市場去決定種什么、種多少，進而促進全產業鏈條和全產業領域結構性的調整。
牽一發而動全身，玉米收儲制度改革的標桿意義也正在于此，它可能意味著農村市場化改革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眾所周知，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進程與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可謂息息相關。作為農村改革推動糧食產量增長的一個結果，1995年最終取消糧票制度，長達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徹底結束。而1990年建立全國范圍內的糧食專項儲備制度，應對的是農民的賣糧難帶來的周期性波動，并催生了現有的各項糧食收儲制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回到農業，從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開刀，不是歷史的輪回，而是市場經濟改革的必然。它要打開的可能不只是農村的局面，而是中國經濟的局面。
（作者：每日經濟新聞評論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每日經濟新聞 2017-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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