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城市化？國內外學者從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生態學、軍事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對其進行了定義。筆者認為城市化就是農業人口逐步向非農人口轉移和集中的過程，同時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逐步成為一種以現代工業、信息產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且居民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素質全面改善和提高的過程。在我國一般不直接提城市化，而提城鎮化，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要考慮到城市、農村、大城鎮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的城鎮化就類似于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一樣，走過了艱難、曲折和復雜的歷程。國外的很多城市化理論不能照搬到中國的城鎮化中來，因為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不單單由經濟發展的過程來決定，它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受到政治變化的影響。
在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劃分方面，國內專家呈現了不同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筆者認為根據1949-2012年統計年鑒中非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統計數據可將中國城市化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恢復和初步發展期（1949-1961年）；第二階段為調整和曲折發展期（1962-1978年）；第三階段為改革和加速發展期（1979年至今）。本文將從城市化進程的三個階段入手，通過文獻資料的查閱，總結和歸納各個階段我國城市化問題的研究情況。
一、恢復和初步發展期（1949-1961年）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這表明新中國的工作重心將開始由農村轉向城市，同時城市化建設工作也逐步展開，但是在城鎮化理論方面基本照搬前蘇聯。1953年開始的“一五”期間前蘇聯援建了156項重點工程，大大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誕生了11座新城市[1]。特別是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加速了城鎮人口的畸形發展。1955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設置市、鎮建制的決定》，為城鎮化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在這一階段的相關研究文獻甚少，有少量關于人民公社的研究成果。張淑智（1958）在其論文《一個人民公社的情況介紹》中提出了人民公社要有目的的擴大規模，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使規模效應發揮到最大，進而更好的促進生產力的發展[2]。
二、調整和曲折發展期（1962-1978年）
為了克服大躍進造成的工農業比例失調，城鎮人口膨脹、生活供應緊張等問題，國家從1961年開始采取了一系列減壓城鎮人口的措施；196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調整市鎮建制、縮小城市郊區的指示》提高了建鎮標準，對各地原有的建制鎮、市進行審查，撤銷不符合設置標準的建制；1964年國務院批準了公安部《關于戶口遷移政策規定》，開始對遷入城市人口施行嚴格控制政策，出現了第一次“逆城市化”現象。同時，二元城鄉格局也逐步形成。隨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沖擊，成批青年學生和機關干部上山下鄉遷居農村，全國范圍內再次出現“逆城市化”現象。但是，當時政府強力推行的“五小”工業建設和“三線”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極大的推動了西南和西北三線地區的城鎮化建設。此外，農村農民公社社隊企業的逐步發展，對小城鎮的建設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學術界在這一階段對城鎮化問題的研究基本停滯。
三、改革和加速發展期（1979年至今）
（1）政策回顧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隨著農村改革的開展，城市改革也開始起步，逐步恢復和加強了有關城鎮規劃、建設和管理的工作機構，制定了一系列促進城鎮化建設的方針、政策、法律和法規。1979年9月在中共中央出臺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要有計劃的發展小城鎮建設，并將其納入了政府工作日程；1980年10月在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全國城鎮化建設方針；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規定建立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權組織，突出了鎮的城市特質；1984年1月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10月發布了《國務院關于農民進集鎮落戶的通知》適當放寬了城鎮入戶限制；同年，國務院同意民政部《關于調整建鎮標準的報告》，公布了新的設鎮標準；1985年“七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堅決防止大城市過度膨脹，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和城鎮”；1989年12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1990年“八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進一步調整與優化農村產業結構，推進小城鎮建設進程”；1993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加強規劃，引導鄉鎮企業適當集中，充分利用和改造現有小城鎮，建設新的小城鎮”；同年，國務院又發布了《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批準了民政部《關于調整設市標準的報告》，公布了新的設市標準；1994年建設部、原國家計委、體改委、國家科委、農業部和民政部等六部聯合發布了我國第一個關于小城鎮健康發展的指導性文件——《關于加強小城鎮建設的若干意見》；1995年11個部委聯合發布《中國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指導意見》決定選一批小城鎮進行綜合改革試點；1998年10月，在《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提出“小城鎮大戰略”問題。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第一份由最高當局發布，且將小城鎮建設放在戰略高度的綱領性文件；同年11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把“積極穩妥的推進城鎮化”列為21世紀初必須著重研究解決的戰略性問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又將“加快城鎮化進程”列為21世紀頭20年經濟建設和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2007年11月，中共“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要求，到2020年“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據悉，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十幾個部委參與編制的《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初稿已完成。
（2）研究成果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對中國城鎮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城鎮化理論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取得了很豐富的成果，出版了大量的學術著作和學術論文，也涌現出了很多城鎮化問題研究專家，研究內容也越來越廣泛，研究成果也越來越深入。總的看來，這一階段城鎮化問題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鎮化的一般理論研究，一是城鎮化的相關問題研究[3]，本文只選取了幾個研究比較熱門的領域，除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外，國內學者還研究了很多其他問題，在此不贅述。
1、城鎮化的一般理論研究
（1）城鎮化的發展規律。關于這一領域的研究，國內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楊重光、廖康玉（1984）針對當時關于城市化是資本主義的特有規律還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共有規律進行了分析，并探討了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是否也要走城市化道路，走什么樣的城市化道路的問題[4]；王維峰（1986）從城市的空間維度和城市的職能探討了城市化的一般規律，也認為城市化不僅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同樣也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可逆轉的潮流[5]；陳彤（1988）從時間的維度探討了城鎮化發展階段的規律[6]；高佩義（1990）探討了城市化進程的階段性規律、大城市超先增長規律和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雙向互促規律[7]；王圣學（1992）認為城市化主要有速度發展規律（即S型曲線）、規模和數量發展規律、空間分布發展規律等三大方面[8]；張京祥（1998）認為城市化既要遵循經濟規律，又要發揮政府的適當調控，不拘于西方模式與簡單的現象分析[9]；王曉玲（2006）從城市產業結構生成與結構升級演變規律、城市綜合效益實現規律、城市投資分配對立統一規律探究了城鎮化的內質性規律[10]。總之，城鎮化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最為熱門，研究主要集中在時間、空間和產業發展等三個維度。
（2）城鎮化的動力機制。跟城市化的發展規律研究相反，動力機制的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研究較少。張庭偉（1983）指出，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中國城鎮化的動力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形式，前者主要靠政府投資建設，具有強制性，后者主要靠市場的力量，屬于自發性[11]；徐學強、張文獻（1986）以廣西四邑為例，認為農村城鎮化的動力應該包括：農業的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產業結構的變化，同時必須加快鄉鎮企業的發展，實施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技術和設備[12]；辜勝阻（1993）從馬克思主義人口城市化理論出發，認為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13]。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的動力機制研究逐步成為國內研究的熱點問題。李秉仁（2000）通過對建國后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分析，指出經濟發展是城市發展和城市化的源動力，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相當長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14]。孫中和（2001）認為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動力是農村工業化推進、比較利益驅動、農業剩余貢獻和制度變遷促進等四種動力[15]；劉耀彬、李仁東（2003）利用多元統計方法，定量研究發現轉型時期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因素是工農業發展推動、產業結構轉換和出口替代外向[16]；陳波翀等（2004）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決策模型，認為城市化快速發展是政府和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吳建峰、周偉林（2011）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基本推力是工業化進程、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貿易[17]。杜作鋒（2001）和方維慰（2003）等人認為信息時代下，信息化也是城鎮化的一個重要動力。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中國城鎮化的動力機制也逐步呈現出多元化，同時對城鎮化的動力研究也開始因地制宜，呈現細分化。
（3）城鎮化的道路。1979年提出“控制大城市規模，多搞小城鎮”的方針，1980年，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方針，2000年又將小城鎮建設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縱觀1978年以來的中國城鎮化研究，采用何種城鎮化道路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宗寒（1982）認為大中城市人口應該嚴格控制，農村人口盡量就地轉化，一是在農村發展廣義的農業和社隊企業，一是大力發展小城鎮[18]；楊重光、廖康玉（1984）也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發展小城鎮[4]；費孝通（1984）對江蘇小城鎮調研后認為，小城鎮建設是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的一個大問題，“離土不離鄉”和“離鄉不背井”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兩條具體途徑[19]。吳友仁、夏宗軒（1981）從城市的治理、促進經濟發展和我國當時的經濟現狀出發，認為在2000年之前，中國應大力發展中等城市[20]；廖丹清（1995）認為發展小城市的城市化戰略是有偏差的，應當借鑒世界各國城市化的普遍規律,轉向以大中城市為主導、大中小城市全面發展的道路[21]；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1996）分析了美日城市化道路，通過與之對比，認為我國應該采用發展大中城市為主的城市化道路，并提出了到2010年在我國建立“九大都市圈”的設想[22]；王小魯、夏小林（1999）認為，規模較大的城市會產生明顯的聚集效應，并通過不同規模城市的聚集效應（規模收益）和外部成本進行數量化分析，認為我國城市的規模效益以100-400萬人口為最好[23]；嚴正（2004）認為工業的聚集效益、公用設施的共同使用、產業的分工協作、資金周轉的加速、土地的節約、第三產業和信息化的發展, 都要求加快大中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帶的發展，遍地開花地建設小城鎮對我國來說是不經濟的,世界各國城市化的經驗也證明大中城市的發展優先于小城鎮的發展[24]；蔡繼明、周炳林（2005）認為從資源角度看應走發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25]。
關于城市化道路的爭論在1980-2000年極為激烈,主要有小城市論、大城市論、中等城市論、多元發展論、城市體系論等。力主大中城市論的學者主要是從城市的聚集效應來考慮認為城市規模越大其產出效益越高。但是城市越大，也涌現出了大量的城市病。比如城市空地越來越少，交通越來越擁堵，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等。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將是一種不可抵擋的趨勢，但是小城鎮建設也不能遍地開發，這樣會極大的浪費土地資源，而應該根據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規劃，靠市場的手段，當某地人口聚集，產業聚集，經濟發展的時候，政府應該因勢誘導。因此，我認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下一步還應該以小城鎮發展為主，通過對農村城市化來擴大城市化成果，在發展道路上應采取“多元化、非均衡、逐漸遞推、綜合發展”戰略,走大中小、多產業類型共存的多元的新型道路。
（4）城鎮化的發展質量評價。這一研究課題在國內起步較晚，這與城鎮化的開展密切相關。羅茂初（1988）從小城鎮和小城鎮人口增長趨勢、增長結構和區域格局等三個方面對我國的小城鎮建設進行了評價[26]。聶蘇、陳東明（1996）研究制定了農村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將其設計為人口結構、經濟發展、基礎設施、生活質量和社會發展四個方面十二個指標[27]；王煒等（2000）從經濟、社會和城鎮建設三大類指標推斷出了農村城市化綜合評價量化指標體系[28]；劉耀彬等（2005）根據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作用的時空規律，基于協同論的觀點列出了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的評判標準[29]。徐建中、畢林（2006）利用因子分析法對35個樣本城市的城市化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30]。李崇明（2010）基于復合生態系統的思想，對城市化從發展度、持續性與協調性3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利用多元統計分析與時間序列分析，建立了三維可持續城市化綜合評價模型[31]。
近年來，城鎮化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隨著人民群眾對精神文明的追求而逐步轉變，八十年代主要評價指標的是經濟效益和社會發展效益。進入新世紀以來，人們開始關注人文環境，因此，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都成為評價一個城市的重要指標。同時，國內有大量學者對不同地方的城鎮化道路因地制宜的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評價指標，使得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研究也呈現出多元化。
2、城鎮化的相關問題研究
（1）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的關系。城鎮化與工業化的關系一直以來就是城鎮化問題研究的熱點，縱觀各國的發展歷程，工業化與城市化一直是緊密相連的。大部分研究點主要從關系測度、關系模式和理論闡釋等三個方面展開，因為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不僅受到經濟的影響，還受到政治的左右，因此在國內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系除此之外還有時空差異研究、滯后城市化之爭和偏差問題研究。信息化與城鎮化的關系是最近幾年才興起來，其研究角度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信息化成為推動城鎮化的又一動力機制；二是信息化如何推動工業化，進而促進城鎮化；三是如何利用信息技術實現城鄉一體化或者農村城鎮化。姜愛林在2004年撰寫的《城鎮化、工業化與信息化協調發展研究》一書中系統的闡述了三者的關系，并著重分析了三者協調發展的思路與戰略選擇。
（2）城鎮化與“三農”問題。“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它涉及到產業、社會形態和人口等問題。要解決“三農”問題就要從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入手，這就涉及到中國的城鎮化問題。因此，“三農”問題是城鎮化過程中的重點、也是難點。在就地城鎮化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土地的問題，如何安置就業，如何解決失地農民的生存問題等都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當農村人口轉移到了城鎮，如何讓他們享受城鎮化帶來的成果。多年來受到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以后根本就無法享受到城里人一樣的待遇。這些問題都是近年來城鎮化問題研究的難點。
（3）城鎮化與經濟發展。城鎮化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實證研究，通過相關數據來證明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二是政策研究，城鎮化如何促進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發展如何影響農村城鎮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三農 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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