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理論有個體悟、貫徹、落實的過程，理論也不是生硬、刻板的照搬照抄。在以黨的十九大和鄉村振興戰略有關理論指導鄉村治理的過程中，我們還需要把問題具體化，與當地時間結合做到鄉村治理創創新“上接天氣 下接地氣”。當前最火熱的“區塊鏈”現象，可以為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提供一條新創新路徑。
2018年3月8日，在參加全國人大山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鄉村振興五個方面的內容——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這五個振興就與區塊鏈的思想存在著關聯。產業振興對應著區塊鏈的分布式特征：產業振興不是某地某人的發展，而是全局性、整體性的發展，組成這個整體的是分散的個體或組織，個體或組織有規律的經濟行為的總和構成了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對應著區塊鏈的智能性和自主性：鄉村振興的關鍵是人才，是每個人、每一類主體潛能的充分釋放，這就像區塊鏈的運作要充分依靠每個區塊作用的充分發揮一樣。文化振興對應著區塊鏈的共識機制：區塊鏈之所以能運作，關鍵是基于算法形成的共識機制。鄉村要振興，也要形成基于健康文化的共識。生態振興對應著區塊鏈的保密性：區塊鏈是一個穩定的系統，這個系統有著對抗外部干擾的強大的能力。鄉村振興也要建立可以抵抗經濟互動外部性問題的機制，在發展過程中保持鄉村良好環境。組織振興與人才振興類似，說的都是主體的問題，不同的是，組織振興強調的是多元主體作用，體現著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概念，鄉村振興需要每一類主體作用的發揮，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自組織。
一、郫都區有鄉村治理的扎實基礎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熟悉農業社會、農業文明、農耕文化的民族，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受農業生產、農村生活影響的群體。每個中國人都有濃厚的鄉土情結，中國有鄉村治理最厚實的根基。作為川西農耕文明核心區，成都市郫都區的發展歷程能夠代表中國鄉村治理探索路徑和基本現狀。
（一）郫都區有鄉村治理的先進經驗
自1982年憲法規定廢除人民公社，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居民委員會或村民委員會之后，中國鄉村治理之路已經走過了整整36年。在這36年里，中國鄉村治理進行非常多的實踐探索。尤其是近幾年，關于村民自治的實現形式，全國各地有很多創新，典型的有江蘇沭陽的村級黨群議事會制度、廣東云浮的鄉賢理事會制度等，四川郫都區則探索出村民議事會制度。
2008年，為了配合產權制度改革，郫都以村民議事制度為突破口，建立了“村民議事會”。村民議事會是村級自治事務的常設議事決策和監督機構，議事會成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議事會對村民會議負責并報告工作，接受其監督。村“兩委”成為村民議事會的執行機構，負責落實議事會的各項決定。議事會是村民自治的有效辦法，極大地激發自治內在動力。
議事會制度做到了村民自治的“五個結合”，即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結合、政府引導與社會協同結合、主體化與多元化結合、法治與德治結合、區塊鏈與價值鏈結合。特點是：對象精準，辨識力強；主體明確，戰斗力強；方法有效，推進力強；路徑科學，摩擦力小；制度規范，塑造力強；成效明顯，輻射力強；前景廣闊，生命力強；政府與公民良性互動，耦合度高、協同度高、公益度高，公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強。我們認為，這樣的做法具有高度可復制性和可推廣性。
（二）郫都區有鄉村治理的“無形資產”
兩個月前，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郫都區戰旗村考察調研，就鄉村振興戰略做出重要指示：“在實現了溫飽、實現了全面小康以后，我們還要繼續振興鄉村。農村的發展不單是產業發展，不單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文化生活也要搞好。”總書記的這段話既是對郫都區農村工作的肯定，也對全國鄉村振興和鄉村社會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我國，國家領導人視察過的地方，一般都具有“領導效應”，這種效應通過固化、轉化、升化，能瞬間提升區域的文化旅游資源價值、對外宣傳品牌價值、產業產品經濟價值等。習近平總書記到郫都區戰旗村考察，這是郫都區鄉村治理的無形資產和重大品牌，我們要把“總書記指示”轉變成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把“總書記關懷”轉變成政策優勢、項目優勢、經濟優勢、競爭優勢。
（三）郫都區有鄉村治理的有利條件
郫都區是一方人杰地靈的寶地，具有“創新創業基因”“鄉村善治基因”“世界開放基因”“上善若水基因”“官民互動基因”，把這些基因發揚光大，輻射社會，形成共識，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實現善治。具體地說，郫都有四大優勢。
一有歷史底蘊。郫都區是川西農耕文明核心區，2700多年前的西周末年，望帝杜宇在郫都區建立了蜀國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首都杜鵑城，教民農耕。郫都農耕文明從那時起到現在從未斷過。郫都是豆瓣之鄉、蜀繡之鄉，其“灌區輪作系統與鄉村林盤景觀”已有2000年以上的歷史，目前正在申報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二有創新精神。鄉村治理是農村社會治理的變革，需要大膽創新體制機制。郫都區的農村農民從來不缺乏創新精神，是當代農民創新的典范。郫都區是農家樂的發源地，農家樂把生產生活變成了旅游產品，是一、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最早實踐。近年來，郫都傳統農業正向觀光農業、生態農業等農文旅共融的新興產業和新興業態轉型發展。
三有發展基礎。2016年，郫都區在全省175個縣、市、區經濟規模、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發展速度、經濟效益等五個方面經濟發展情況綜合評價中排名第7。2017年，在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區中排名第40位。郫都區經濟基礎雄厚，背靠國家中心城市成都，可以為社會治理提供必需的資金保障和政策紅利。
四有堅強領導。郫都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工作，明確提出要在成都市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提出了實施“六大工程”、開展“四大行動”的著力方向。
（四）郫都區有鄉村治理的光明前景
《道德經》中提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這句話說的是萬物生長的普遍道理，也可以用來解釋郫都區鄉村治理能夠取得成功的原因。
“道”，是鄉村振興、鄉村治理的必然邏輯。鄉村振興戰略已經為我國農村發展、鄉村治理確定了基調和方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 》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必須把夯實基層基礎作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和諧有序。”
“德”，得道即為有德，遵循鄉村振興和鄉村善治的規律制定政策。根據國家政策，郫都區制定了《關于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率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工作方案》。
“物”，是一定的經濟基礎。鄉村治理當然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而且研究顯示，很多鄉村治理搞得好的地方，也都是具有較強經濟實力的地方，二者有著明顯的相關關系。
“勢”，可以理解為鄉村振興政策的時代背景。對比別的區縣，郫都有非常好的“地勢”，那就是背靠國家中心城市成都的區位優勢。所謂“背靠大樹好乘涼”，郫都依靠成都，不僅可以獲得物質、經濟、政策支持，交通的便捷，還有政策的先行先試、信息的活躍、觀念的沖擊。
二、區塊鏈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一）區塊鏈的概念與內涵
為了更好地理解區塊鏈問題，我們可以把區塊鏈看做一條珍珠項鏈，一個個珍珠就是區塊（數據塊），而連接珍珠的鏈子就是各種關系和機制。區塊鏈推動互聯網從信息層面到價值層面再到秩序層面，成為以“共享經濟價值鏈”為主要特征的“分布式商業模式”。
從形式上看，區塊鏈實質上是一個沒有中心的數據庫。在內容上看，區塊鏈是密碼編組的、相互關聯的數據塊。每一個“區塊”中都包含了當次交易信息和聯系上一次交易的信息。也就是說，區塊鏈是按照時間順序將數據塊連接的鏈式結構，其獨特之處是以密碼學和算法保證交易紀錄的安全。
在構成上，區塊鏈由一個個獨立的區塊鏈接而成。每次寫入數據就創建了一個新的區塊。每個區塊又包括兩個部分：區塊頭和區塊體。區塊頭記錄的是一些特征值，用于與上一個區塊鏈接，區塊體記錄的是當前區塊的實際數字。所以，如果改變區塊鏈中的任何一個數據，一定會導致整個區塊鏈的全部更改，所以，除非更改整個區塊鏈中51%以上的區塊，才能解決由單一更改帶來的體系性問題。而由于區塊的分布式存儲，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現在看來，不懂“區塊鏈”可能不是科學人、現代人。
區塊鏈系統由數據層、網絡層、共識層、激勵層、合約層和應用層組成。 數據層是由數據區塊、數據加密、時間印記等以算法記錄的基本數據；網絡層包括分布式網絡組織、數據傳播和驗證的規則；共識層是關于共識算法的約定；激勵層是規定了區塊鏈中的經濟激勵方式；合約層集成了各類算法、各種腳本，用于區塊的編寫；應用層可以看做區塊鏈的各種應用情境。
（二）區塊鏈的四大技術創新
一是保密性，存儲在區塊鏈上的信息有一種“內部開放性”，只要獲得授權，都可以獲得區塊鏈信息的訪問權限。但是訪問者的信息是高度加密的。
二是分布性，交易記錄由分布在各地的諸多節點來完成，且每一個節點都記錄全部的信息，因此每個節點都可以驗證交易真實性。除非破壞所有的節點，否則賬目就會存在，從而保證數據安全。
三是共識性，就是所有的節點如何保證記錄方式有效性的共識。最常見的共識機制是工作量證明方式，只有修改了51%的節點，才能偽造記錄。當節點足夠多，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通俗地說，如果中國一名微博大V、美國一名虛擬幣玩家、一名非洲留學生和一名歐洲旅行者互不相識，但他們都一致認為你是個好人，那么基本上就可以斷定你這人還不壞。
四是自動性，基于數據的真實可信，按照預先定義好的規則，可以自動化的執行標準化的合約，從而大幅度減少工作量。區塊鏈可以完成自組織化，我們傳播中國故事、中國聲音、中國形象，區塊鏈可以保證存在性、真實性、唯一性，過程內容的自動登記、自動驗證、自動獲權、自動結算、自動備案，形成一個無中心的可信的可追溯的流通生態系統。
（三）區塊鏈與鄉村治理的相通之處
從非對稱加密和授權技術來看，這項技術對群體內的每個成員來說，既具備“安全保障性”也具備“內部開放性”。鄉村治理的主體是多元多樣的，包括基層黨組織、有村民委員會、鄉村經濟組織、鄉村非政府組織等。對鄉村治理來說，鄉村治理的每個主體都有參與鄉村治理的權力，鄉村治理的所有事務在主體之內都應是公開的，每個主體擁有與其他主體相同的權限。
從分布記賬來看，這項技術意味著群體力量的整合，體現著分布性。鄉村治理公共事務的實現，需要每個鄉村治理主體也就是每個群眾分別貢獻自己的力量，最終匯成整體性的結果。一旦在這個群體中形成分工協作、相互配合的局面，鄉村治理的大局是不容易被更改或者逆轉的。
從共識機制來看，如同區塊鏈的基礎是共識算法一樣，凝聚共識、取得共識是鄉村治理的基礎，這里面也有一個對共識的認同程序。
從智能合約來看，這項技術對應著自主性和智能性來看，鄉村治理是多中心合力，不同于那種自上而下的權力壓服，更強調主體間的平等性。由于鄉村范圍內的共同生產生活，鄉村治理知道哪些人、哪些主體更適合哪些工作，能做到鄉村公共事務的職能化分配。
三、鄉村治理發展歷程和存在的問題
（一）發展歷程：速度逐步加快，體系逐步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定不再以政治斗爭作為基層社會生活的總基調、總綱領，其目的是為了配合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整體任務的轉型。但為了獲取經濟建設所急需的各種資源，國家維持了對基層的資源汲取和城鄉二元格局。國家對基層社會，尤其是農村的公共投入微乎其微，各種“三提五統”征收卻非常繁巨，農業始終是為工業化提供積累的主源。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鄉村治理發展歷程速度逐步加快，體系逐步完善。
1982年，我國修訂頒布的《憲法》第111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
2006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汲取才宣告結束。
2010年，國家修改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2014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出現“社會治理”的表述，提出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概念，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017年，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的目標。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思路和要求。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
（二）農村社會治理的突出問題
一是農村空心化造成的治理主體缺乏。在城鄉二元結構中，鄉村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鄉村各種資源要素加速流出，尤其是人的流出。鄉村各種精英人才通過升學、務工、投資等各種方向城市流出，鄉村已經成為“遺忘之地”。據統計村人口從2005年的近7.5億減少為2017年的約5.7億，“空心村”現象在各地都有出現。很多鄉村中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兒童，導致鄉村治理缺乏主體。有的鄉村甚至連村兩委換屆都缺乏合適人選。
二是多重因素沖擊的鄉村思想混亂。中國傳統文化中本就有不適合鄉村治理的因素。傳統經濟形態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型自耕農經濟，小生產的“小、散、亂、足”，造成了中國人沒有“公共”觀念，缺乏公益之心。歷次文化運動沖擊了傳統文化秩序，但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改造一直沒有完成。改革開放后，也沒有對“文革”在思想領域的余毒進行徹底清理，更為嚴重的是，源于對發展的不當理解，拜金主義、信仰缺失等問題又相繼凸顯出來，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未得到繼承，反而是很多糟粕沉渣泛起。在一些農村地區，不良社會風氣有所抬頭。不贍養老人的不孝之風，大操大辦的人情之風，建廟問神的迷信之風，執迷不悟的賭博之風等，不僅與農村原本的勤儉家風、樸實民風和文明鄉風背道而馳，也與基于法治、規則的現代治理理念格格不入。
三是監管缺失導致基層權力失序。鄉鎮和村兩委權力沒有受到有效制約，權力運行失序和“微腐敗”行為頻發，嚴重破壞干群關系。鄉村腐敗主要發生在土地拆遷、土地開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公共服務等領域。其中與土地相關的腐敗最為嚴重，也影響最壞。
四是公共服務滯后影響農村群眾生產生活。農村部分基礎設施如道路、飲水等相對得到了改善。但從整體上看，鄉村公共服務存在著嚴重不足。生產性服務、環境、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的公共服務還遠遠不能滿足鄉村發展的需要和農民群眾的期望。投入不足造成農村污染嚴重，排水、廁所與垃圾處理落后，環境惡化。而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也出現較大缺口，城鄉資源分配不均，差異巨大。
五是機制平臺缺失削弱村民自治能力。鄉村治理缺乏機制和平臺，既未能有效利用鄉村內部資源，也沒有為鄉村社會爭取外部資源。鄉村治理主要依靠接受政府的轉移支付和項目建設，鄉村自身動力不足。鄉村治理缺乏有效的載體和機制，不能夠聯絡多方主體，鄉村群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參與非常有限，自治權利沒有充分行使。治理未得其實，仍然是有限主體自上而下的管理。
六是權限分割、觀念落后導致黨政基層組織功能阻礙。首先，鄉鎮職能弱化，鄉鎮作為一級政府財政正在消失。從管理權限看，鄉鎮政府更像是縣級政府的行政部門和辦事機構，大部分設立在鄉鎮的行政性部門由縣市垂直管理，事權從鄉鎮向縣市集中。其次，村委會行政化嚴重。村干部工資來自縣級財政、村委會被當做政府的下屬。再次，當前鄉鎮、村兩級黨政組織的社會治理觀念陳舊，管控思想嚴重，把“維穩”當做社會治理最重要的任務。以上幾點共同了黨政基層組織社會治理“促動者”功能未能充分發揮。
七是村級黑惡勢力影響鄉村穩定。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尤其是來自于鄉村群眾的制約，村級黑惡勢力抬頭，有些地方的村霸問題突出，有的村霸利用宗族勢力或黑社會流氓干擾村級選舉、侵占村集體資產、欺壓農村群眾。有些甚至進入基層干部隊伍，侵蝕農村基層政權。
八是非制度化維權沖擊鄉村社會秩序。隨著經濟發展和信息的廣泛傳播，鄉村群眾自我意識、權利意識覺醒，其維護自身權利的意愿非常強烈，但是當前的制度設計中，普通群眾處于絕對弱勢地位，缺乏制度化的維權渠道或制度化維權的成本高昂，更多地采取非制度化手段維護自身權利，如“上訪”等，村、鄉鎮兩級政府的“截訪”行為又加劇了矛盾沖突。為了減少“上訪”，鄉鎮、村常常在制度之外給予上訪人經濟補助，更加劇了“信訪不信法”思維。
（三）鄉村治理問題的特征
鄉村治理面臨的問題如同農村面源污染一樣，尤其在非特定區域，呈現出廣泛性、差異性、隱蔽性、模糊性、滯后性、監測困難性和空間異質性等主要特征。
一是廣泛性。中國作為全球最早進入農耕文明、保持農耕文明最久的國家，發展出一整套嚴密維護農耕經濟的政治、文化、法律、宗教、禮儀、習俗等，鄉村治理對中國來說，疆域大、歷史久，問題面廣量大，在全國各地農村廣泛分布，局部問題具有普遍性。
二是差異性。當前中國鄉村治理問題存在區域差異,不同地區的鄉村治理問題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從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鄉村治理問題有趨同的特點,而欠發達地區由于基礎條件、區位條件、地貌特征、農民的富裕程度等差別，問題有很大的不同。從地區的社會文化狀況來看，農民基本認同與行動單位的區域差異角度,也構成了鄉村治理區域差異的內生基礎。
三是隱蔽性。近年來，我國鄉村治理的很多問題都掩蓋在鄉村發展成就之下。比如我國城鎮化率不斷提高、農民收入增加、糧食總產和畝產增加等。在滿足于成績時，很容易忽略農村治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另外，如果我們將視角轉向邊緣人群的政治行為，就會發現還有隱蔽的鄉村治理實踐，而這個隱蔽的實踐空間或許是地方治理乃至國家政治變遷的策源地。
四是模糊性。我國農村有句俗語叫“拔出蘿卜帶起泥”，意思是事情辦得不圓滿，反而還引起別的麻煩。鄉村治理很多問題糾葛纏繞，很多矛盾錯綜復雜，相互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連帶關系，很難確切說明哪一類問題占據主導地位，哪一類問題是次要。
五是滯后性。鄉村治理的問題屬于社會問題，其負面影響不像經濟問題那樣會立即凸顯，往往需要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發酵，但是如果不加重視，有可能會引發群體性事件。更甚者會拖累經濟發展的速度，葬送經濟發展的成果。
六是監測困難性。由于鄉村治理問題本身具有隱蔽性，且社會問題本身難以定量表達決定，不像經濟問題可以通過幾個指標、數值進行清晰表述。很多治理問題的發展變化是難以覺察的，問題會造成什么后果也難以估計。
七是空間異質性。空間異質性本是生態學術語，是指生態學過程和格局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均勻性及其復雜性。對鄉村治理來說,就是指各地鄉村治理問題的類型不同、性質不同、梯度不同,要分類推進，對癥下藥。比如根據土地利用的地域分異規律、土地用途、土地利用方式等，將當地的土地利用情況，按照一定的層次等級體系劃分為若干不同的土地利用類別。再比如，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我們要分析區域生態特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與生態敏感性空間分異規律，確定不同地域單元的主導生態功能，維護區域生態安全。
八是長期性。由于長期的投入不足、重視不夠，我國鄉村治理欠賬多，鄉村治理機制的健全完善、鄉村治理主體的能力培養、鄉村治理資源的有效展開、鄉村治理路徑的探索選擇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因此，鄉村治理要實現“三聯”。一是聯合，實現共建、共享、共有。二是聯結，實現思維技術模式流程聯結。三是聯動，實現共識機制激勵聯動、公開、透明。
四、區塊鏈思維引導的鄉村治理變革
（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凝聚鄉村社會治理共識
區塊鏈的“去中心”特點不是沒有組織，而是自組織，是一種更高級別的組織。這種自組織牢固樹立“四個意識”，不斷堅定“四個自信”，形成凝聚共識、踐行共識的良性互動局面。我們知道，共識是區塊鏈運行的基礎，沒有共識的形成，交易主體無以確定認可交易記錄的形式，保證交易的安全性，區塊鏈就缺乏記錄的規則和公信力。同樣，在鄉村社會治理中，沒有各方認可的共識，就不能打動人心、集聚力量，鄉村治理就缺乏思想保證。鄉村社會治理的共識包括以下內容：一是產業發展共識，鄉村振興關鍵在產業振興，鄉村社會治理也要在致富奔康的過程中體現，鄉村社會治理是鄉村振興的保障機制。二是發展民主的共識，鄉村社會治理要發展村民民主權利，擴大參與的主體范圍、事務類別，實現鄉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三是平等合作的共識，區塊鏈的主體地位是平等。要改革黨和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方式，多做促動、協調、溝通、聯絡，少用控制-命令手段，要以促進多元主體合作治理和自我治理為目標。四是法治的共識。首要要在國家法律法規、大政方針范圍內開展鄉村治理；其次要承認村民在治理過程中自我形成的規則體系、鄉規民約的價值。
（二）發展鄉村經濟，凝聚鄉村治理必須的人才、資源要素
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區塊鏈是為經濟活動服務的，實質上是人類交易方式的發展和進步。而鄉村治理問題也絕不僅僅是社會問題，解決鄉村治理的基礎性手段是鄉村產業的振興發展，與城市相比較，中國農村社會治理的經濟基礎明顯比較薄弱，農村社會治理面臨的很多難題都是由于農村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較低造成的，這是當前中國農村社會治理要面對和承認的一個基本前提。這個特點決定了只有依靠發展才是解決農村社會治理難題的長期戰略選擇。鄉村社會治理必須與鄉村振興結合起來，尤其是鄉村經濟振興、產業振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這一問題。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解決鄉村問題的辦法是“人的流動”，即將人口從鄉村遷移出來完成人的城市化，這種解決辦法注定鄉村將逐漸凋敝。相對于“人的轉移”，其實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的轉移要容易的多，而且不會造成鄉村人口的大規模流失。所以，中國農村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是人的就地城鎮化，但在后工業化時代，這種就地城鎮化不能通過在農村興辦各類傳統工業企業來實現，而必須依靠農業的提質增效、一二三產業融合、將農村生態優勢轉化為生產優勢來實現——這也是鄉村振興關于產業振興的基本思路。
所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鄉村善治，就要實現經濟發展要素在鄉村的集聚，立足鄉村的資源稟賦，吸引外部資本、先進技術和發展理念，讓農民留在鄉村、生產生活在鄉村。鄉村治理才有立足的根本，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生機與活力。
（三）擴大鄉村治理主體范圍，形成鄉村治理網絡合作關系
區塊鏈本就是一個點對點形成的網絡體系，這個體系中不存在一個中心，不存在上下級關系。區塊鏈中的分工是職能的，任務重視能找到最適合執行它的主體。
實現鄉村社會治理效率質的提高，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面力量組成協調的多元治理結構的作用。在多元治理結構中，鄉村社會治理可以實現鄉村政治、經濟發展和社會與文化建設的有效分工和合作，從而可以大大促進鄉村發展，同時又能更好協調社會關系，維持社會穩定。
要形成多元主體間分工合理的網絡關系，政府要轉變職能，放棄管控社會思維，重點做促進多元主體參與、協調多元主體關系、提供參與的平臺和制度保障、排除不當干擾的工作。人大、政協要發揮聯系廣泛、整合力量優勢，成為農村群眾與政府聯系的固定渠道、維護權利的渠道。。要積極引入各類社會組織進入鄉村社會治理，發揮社會組織政府有益補充的作用，在村民培訓、議事平臺搭建、公共服務提供等諸多方面發揮其有益作用。要將鄉村振興過程中涌現的新經濟組織及時納入鄉村治理網絡體系，不段擴大治理網絡的覆蓋面。
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使之成為鄉村治理推動力量加強農村基層黨建，是推動鄉村治理的固本之舉。要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鄉村治理的引擎，傳播思想、保障參與、促成合作，創設平臺，調動各方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形成鄉村治理合力。
（四）明確相關機制，建立鄉村社會治理制度體系
區塊鏈是一個分布式系統，組成區塊鏈的各個區塊都是充分自主的，組成區塊鏈，對于各個主體來說，不僅無損于其自主權利，反而由于區塊鏈各主體的合作和區塊鏈共識機制的作用，促進了主體交易的安全性、增加了信息儲備、獲得了合作利益。這是因為區塊鏈中各個主體是充分聯系的，依托現代網絡技術發展，區塊鏈內各個主體的互動是充分的、順暢的。
在鄉村社會治理中，也要充分構建各類機制，保證鄉村治理的順利推進。 一是民主決策機制。將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結合，保障鄉村群眾充分享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的權利。讓鄉村群眾不僅可以自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能對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擁有充分的表達、決策權。 二是項目推進機制。鄉村社區就是多元主體合作治理這個網絡體系的平臺，各種主體以項目參與和推動的形式實現參與和治理。三是把鄉村社會治理與鄉村社區建設和社區管理結合，賦予村民自治實質性的內容。四是探索多元化的鄉村治理實現形式。目前，已有一些鄉村地區，在基層治理實踐中，發揮基層創造性，創建了諸如“一事一議”、鄉賢理事會、村民代表議事會等鄉村社會自治的形式。
（五）多措并舉，落實鄉村治理保障
區塊要能夠順利鏈接起來，除了本身的聯系、溝通、銜接，外部也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排除對體系本身的不當干擾。
鄉村治理體系也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具體說來，需要做好以下幾點：一是移風易俗，建立鄉村社會新風尚。應進一步在廣大農村培育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集體意識、法治精神和民主氛圍。開展“道德模范”“最美家庭”等評選活動，發揮身邊榜樣示范帶動作用，發揮鄉賢道德感召力量，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穩定，涵養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鄉風。二是掃黑除惡、整治基層吏治。將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除惡務盡原則。廣泛發動群眾檢舉揭發涉黑涉惡犯罪線索，把“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與反腐敗斗爭結合起來，既嚴打黑惡犯罪，又嚴打幕后“保護傘”，抓早抓小，防微杜漸。提升鄉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應大力運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解決農村改革發展穩定中遇到的問題。三是加強農村法治建設，引導廣大農民群眾自覺守法用法，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建立基本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為農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處理好農村中軟法與國家法律法規之間的關系，系統梳理和修改完善有關規章制度和行為準則，特別是結合經濟轉型升級、生態環境整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工作，指導修訂村規民約，切實引導廣大農民群眾的日常行為。
“區塊鏈”是鄉村治理的“升級版”（3.0版），它不是否定黨組織領導，不是否定行政管理，而是更高層級的鄉村自治性自組織，改變原來鄉村治理的方式方法、路徑思維和戰略戰術。
（本文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教授李后強于2018年4月22日在“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峰會”上的演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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