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三農思語”專欄又和廣大讀者見面了。自2017年8月9日開欄以來，我們已連續刊發了“三農”問題專家柯炳生解讀“三農”的30篇文章，涉及國家農業政策、農業科技、農村發展等，立論高屋建瓴，語言通俗活潑，受到了廣泛關注和好評。今后我們每周將在“重農評”上為您呈現更多精彩文章，敬請關注。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開年以來，陸續就有很多活動，以紀念農村改革40年為主題。講40年前的農村改革，是一定要談到小崗村的。我參加的活動中，還有請了小崗村村干部出席的。
說來，難以置信，作為一個長期研究農業政策問題的人，我居然沒有去過小崗村！其間，多少有些客觀原因，但主要，還是主觀原因。大致與錢鐘書先生說的意思相近：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更何況這個蛋，還是40年前下的。
近年來，關于小崗村，似乎有些不同的聲音。大體是這樣的意思：當年的大包干，分田單干，只是適合當時的情況；現在，要搞現代農業，小崗村的那一套，已經過時了。近些年來，小崗村發展的成績單，不如人們期望的那樣亮麗，似乎也是一個佐證。很多人，未必這樣說，但確有這樣的想法。
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我認為，小崗村“分田單干”包含的本質意義，極端重要。這是一個“金蛋”，時移年變，價值不減。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道理是：發展經濟，目的是要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人民的需要，是通過市場機制來表現的。人民需要的更多，市場供給不能滿足，價格就會上升，生產者就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去增加生產，從而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需要。也就是說，市場配置資源，是通過價格。價格是個信號，也是個杠桿。
這個道理，不用學經濟學，也不用上大學，都能夠明白，都能夠同意。但是，這個道理能夠成立，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就是，當價格升高時，生產者要有積極性，去增加生產。只有當價格升高時，能夠直接增加農民收益，農民才會有積極性。這就是利益機制。沒有利益機制，就談不到市場配置資源。
這個前提條件，現在看起來，是理所當然。但是在集體經濟體制下，這個條件是缺失的。這是因為，由于農業生產的特點，勞動投入的數量、質量和效果，都很難監督。這樣，常常是出工不出力，出力不見效；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吃“大鍋飯”。
小崗村的“大包干”，或者說“分田單干”，直接解決了利益機制問題。把土地分給了每一個農戶，讓你自己去種，去管理，去收獲。干好干壞，就完全不一樣了：產量的多少，直接關系到農民的收益。盡管還要交公糧給國家，交提留給集體，但是，這兩塊的數量是固定的。超出的部分，就全部是你自己的了；你可以自己吃，喂豬養雞，或者出售，收益全是你的。不光是數量越多越好，質量也是越高越好。因為，質量高的，賣的價錢也高，收入就更多。
這樣的利益機制，實際上，就是權責利的高度結合。農民有了生產決策經營管理的權利，也有了承擔相應后果的責任。因此，這樣的經營方式，被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利益機制建立起來，農民的積極性就大大提高，生產效率和效果就大大提高。大包干后的小崗村，糧食產量成倍增長，一年就解決了溫飽問題。其后，全國的農村改革，就成了小崗村的放大版。小崗村經驗成為金蛋，本質意義，就是順應農業生產經營規律，解決了利益機制問題。
其實，分田單干，在世界各國，是普遍性的農業生產組織方式，這也就是家庭農場。只是，在我國的情況下，不叫農場，而叫農戶。原因可能是，我國人多地少，每戶農民分到的土地面積太少，全國農戶平均耕地規模僅為8.8畝；而國外的農場，通常為幾百畝、幾千畝乃至上萬畝。國外的農場，通常以家庭成員勞動力為主，而不是靠大量雇傭勞動，尤其是種植大田作物的。我國現在叫農場的，通常都是雇工農場，與國外說的農場，不太一樣。
近年來，在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為了克服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出現了一些新型的農業生產組織方式，例如新型合作社、種田大戶和規模化農場。其生產規模較大，生產效率更高，現代化水平更高。從表面看，好像是又“合”了，是對小崗村“分”的否定。其實，并非如此。分與合，只是表象。而本質上，其中的利益機制，農民的權責利關系，并沒有根本改變。加入合作社，還是不加入；土地自己種，還是出租出去，或者入股，農民都有充分的自主權利，都是以收益最大化為標準。這完全是基于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而這樣的資源配置，依然是建立在當年“分田單干”的土地制度基礎上的。
經過了40年的改革實踐探索，土地制度本身也不斷完善，形成了“三權分置”制度。土地“三權分置”制度，是肇始于當年的“大包干”制度的，是對當初制度的鞏固、發展和完善，而不是否定。這樣的制度安排，適合我國現階段國情，既堅持了利益機制，也較好地兼顧了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是一項偉大的制度創新。
利益機制，不僅是農業農村改革的關鍵基礎，也是城市工業改革的關鍵基礎。其讓千千萬萬的普通勞動者，都成為積極的奮斗者、創業者。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同樣離不開利益機制這個關鍵基礎。
當然，客觀地說，小崗村，也不一定是最早實行分田單干的村子；小崗村，不過是個符號，代表了億萬農民普遍性的訴求。同時，也需要指出，利益機制極端重要，但也并不是唯一要素，不是全部要素。小崗村在后期發展上，未能如人們期望的那樣突出，并不是當年改革的問題，而是其他因素的限制。無論如何，對小崗村改革的本質意義，不能曲解，更不能否定。沒有利益機制，小崗村絕不會走到今天；沒有利益機制，我國農業農村40年來的重大成就，就都不會發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重農評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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