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影響傳統中國農民觀念取向的因素中,小農經濟、血緣關系和地緣社區等作為最基礎性的影響因素，無論是自身發展還是社會影響都表現出雙重性特征，這使得深受其影響的傳統中國農民的觀念也表現出雙重性特征，如保守性和革命性、家族主義與自我主義、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等，并由此形成了常態與非常態、共同體與個體性、普遍性與例外性的統一。這種雙重性特征又導致了傳統中國農民觀念取向的雙重圈層化格局，各層之間分別以對應、轉化和結合等方式表現出來。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既有利于對已有研究理論的進一步探討，也有助于深化認識傳統中國的農民及其觀念取向。
關鍵詞：傳統中國農民；觀念取向；雙重性；矛盾性；統一性；圈層化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農村調查不同流派的資料整理與研究”（17ZDA118）
一、問題的提出
在學術研究中，傳統時期的中國人與中國農民是一個概念。關于傳統中國人觀念取向的研究主要就是對傳統中國農民觀念取向的分析，代表性觀點主要有三種：一是“關系取向”論，具有代表性的論述是梁漱溟的“倫理本位”論和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論，臺灣研究者文崇一、金耀基、何友暉及楊國樞等將其稱之為“關系取向”論；二是“情境決定論”或“情境中心”論，這一觀點以許烺光為代表，其實質是對“關系取向”論的進一步發展；三是“家族取向”論，代表性人物是楊懋春和楊國樞，這一觀點進一步明晰了中國人觀念取向中的決定性因素，是“關系取向”論和“情境決定論”的進一步深化。
上述理論在發展的同時，亦存在著不足：一是一元化的思維方式。無論是“關系取向”論還是“情境決定”論抑或“家族取向”論，都把影響中國農民觀念取向的因素確定為唯一或決定性的因素，即作為核心要素，在許烺光那里具體化為情境（具體化的關系），在楊懋春那里顯性化為家族（組織化的關系）。二是一體化的分析范式。無論什么樣的研究對象或研究內容，均以一代之：立足于各自的唯一性或決定性的前提基礎，突出研究結論與方法之間的一致性和內洽性?？梢姡诙€不足是第一個不足的展開和結果。
楊國樞先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提出建立中國人本土心理學的同時，主張將中國人的觀念取向發展為四種次級取向，即關系取向、權威取向、家族取向與他人取向，并且這四種取向并非相互獨立，而是彼此關聯。相較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他對既有的理論進行了一定拓展：一是對觀念取向進行類型化的分析；二是強調社會互動，認為觀念取向主要是觀念的社會取向，突破了以往就關系論關系的局限。然而，也有兩點需要繼續探討：一是觀念取向產生的環境、經濟與社會基礎?！扒Ч乓詠?，中國人在心理、行為及生活方式的塑造，應有更基本、更具體、更有力的因素。這些因素很可能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所處身其中的生態環境、務農形態及社會結構等?！被诖?，他建立了一個精耕農業、家族共產、父系傳承、階序結構等四種類型觀念取向之間的復雜關系圖。不過，他只是提出了可能的研究方向，初步勾勒了它們之間的多重、復雜關系，至于具體的影響關系并沒有展開。二是他仍然提出了研究觀念取向的兩種路徑及結合的可能，社會取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個是基于人格特質的個我取向，兩者之間是雙向的或互為因果的關系。
本項研究基于此，但不限于此?！盎诖恕敝傅氖?，本項研究將沿襲楊國樞先生提出的問題方向，從傳統中國農民的生活條件、經濟形態及社會傳統中，尋找影響他們觀念取向的最終的或基礎性的因素。“不限于此”意味著本項研究不探討基于觀念社會取向對個體人格特質的影響，也不探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及相互影響，但把探討觀念取向的研究對象集中于具體的農民身上，而不是社會關系或社會結構之上。為避免已有研究中一元化思維的不足，這里在分析影響農民觀念取向的經濟形態和社會傳統后，探討這些經濟形態與社會傳統本身的一些特性，然后從這些特性出發，探討它們是如何影響農民的觀念取向的。本項研究認為，經濟形態或社會傳統對農民觀念取向的影響不是一元性的，至少是雙重性的。
為了探究經濟形態與社會基礎對農民觀念取向的影響，必須首先確定哪些是決定性的經濟形態或社會基礎。這里將從傳統中國農村形成和農民生活的基本狀況著手，著重分析影響農民觀念取向的經濟形態與社會傳統。
二、鄉村社會的三大基礎及雙重性特征
在對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和傳統中國農民的認識中，最為眾人所知的莫過于“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了。費孝通先生把它歸結為鄉土性，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問題由此產生?！班l土性”從何而來？“斯”是指什么？農民為什么“生”“老”于斯？他們又憑什么“長”于斯？
回答這些問題雖然簡單，但它卻是對傳統農村和農民生存狀態的精準描述。這里的“斯”指傳統時期農民居住生活的村落，農民“生”“老”于斯在于他們的祖先一直是這樣的，他們能夠一直“長”于斯在于小農經濟為其提供了物質和生活來源，由此形成了傳統中國農民生存和生活的三個基礎性前提：其一，漫長的以家庭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形態是他們生存與生活的經濟基礎；其二，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社會是使他們聚集的強有力的關系紐帶和社會單位；其三，基于地緣的農村聚落是農民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的基本單元。
這三個方面對傳統農民而言具有基礎性作用，只有在這三個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下，才能夠形成傳統中國農村的“某些經濟的和社會的特征”。例如，只有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才會有精耕農業生產方式的出現；只有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才能夠形成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才會有所謂的家族共產。這三個方面不僅是影響傳統時期農民觀念取向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塑造傳統時期中國農民觀念取向的基礎性因素，還是他們關系展現的具體情景。
作為傳統中國農民生存和生活的前提或基礎，這三個方面各有特征；同時，這三個方面也受外部條件及其自身因素的影響；再者，這三個方面對農民觀念的影響都是雙重的；最后，這三個方面不僅各自本身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與矛盾性，還相互交融，時常發生矛盾和沖突。然而在現實中，傳統中國的農民能夠在矛盾中實現有機協調，保持統一。這正是接下來要探討的內容。
1.保守性與革命性：基于小農經濟的雙重特征
傳統中國的鄉村經濟是小農經濟，不僅歷史悠久，而且與傳統中國社會基本單位——家庭結合在一起，并不斷地循環與強化，使得小農經濟形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出現。它表明了小農經濟具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穩定性。雖然外部制度和社會環境不斷變化，但只要它形成的前提和要素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小農經濟就能長期存在，并穩定地復制與發展。
在具有穩定性的小農經濟形態之下，農民形成了保守的行為模式及觀念取向。例如，安土重遷，即“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精耕細作，力圖避免可能毀滅自己的歉收；小富即安，安全第一的“生存倫理”。這使得農民高度依賴于土地，抵消了他們的主動性，不敢嘗試危險和不確定性的東西，每天緊盯著土地及產出，目光短淺。馬克思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霸谌丝诓欢?、只是隨著世代的交替才發生變化的偏僻的村莊里，農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的勞動緊張而單調，比任何農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們束縛在一小塊土地上，而且代代相傳，始終如此；他們的整個生活關系固定不變，千篇一律，他們的極其重要而有決定意義的社會關系僅僅限于家庭，——這一切都使農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說來，這種情況在現代社會中是可能的?！闭蛉绱?，馬克思論述道：“農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巴林頓·摩爾也認為，農民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保守力量。
小農經濟穩定性的實現依賴于一些外在的條件或因素，當這些外在的條件或因素發生變化時，小農經濟就表現出不確定性特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小農經濟受自然條件影響巨大（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當自然條件發生變化（特別是饑荒）時，小農經濟就有可能處于崩潰邊緣；二是在一些特殊時期特別是王朝末期稅賦不斷增長時，小農不能主宰他們的產品分配，面臨著生存威脅，甚至是破產的命運。前者導致農民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性格，斤斤計較，精打細算，這反而進一步鞏固了小農經濟的穩定性；后者導致平均主義基礎上的農民起義或革命。
小農經濟的長期循環及其強大的復制與再生能力，使得農民呈現了鮮明的保守性格；與此同時，小農經濟本身的不確定性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又使得農民經常面臨困苦、饑餓、造反、起義或革命的困境。這個時候，怎么辦？“在法國第一次革命時期，農民們只是當他們的顯然可以感覺得到的迫切的個人利益要求他們進行革命的時候，他們才起來革命?！币簿褪钦f，農民革命是被迫的，他們的革命性是手段意義上的，不是目標，也不是最終歸宿。所以，歐洲農民的運動或革命只有經濟利益，沒有政治利益。傳統時期的中國農民亦是如此，他們只是在破產或被壓榨得無法生活下去的時候，才起來反抗和起義，他們的運動目標僅僅是為了恢復小農經濟，起義之后首要的任務也是重建小農經濟。就此而言，傳統中國農民的革命性如同世界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都是有限度的，僅限于經濟方面和工具意義，不具有政治和社會革命意義。
2．家族主義與自我主義：基于血緣宗族的雙重觀念
傳統中國農民一般都生活在一個以血緣為基礎的群體或團體中。這里，血緣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東西，因為它有多種特性。一是生物學屬性，表現為一種遺傳關系，根據相同遺傳基因的概率來判斷是否屬有相同的血緣；二是歷史傳承性，即人類在繁衍過程中，在人口再生產的基礎實現血緣關系的再生產；三是社會屬性，即根據血緣關系確定農民個體的群體歸屬及在群體中的位置。
與血緣生物學屬性相對應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群體屬性。傳統時期的中國農民一般聚居在一起，有共同的祖先，雖然歷經多代，但血緣聚集仍然是最為主要的關系紐帶。他們還分享共同的歷史，獲得相同的名分。相互之間依賴于血緣傳統建立起來一種相互的親緣或者親屬關系，從而形成了基于血緣的共同體，它一方面影響和決定農民的血緣觀念，另一方面又使農民自身依賴于血緣關系而自覺地歸附于共同體之中。現實中，血緣共同體一般以家族或宗族共同體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此，基于血緣關系的農民觀念取向就集中地表現為家族主義。持此觀點者眾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楊懋春和楊國樞。也有研究者將血緣關系更進一步提升至一個人價值結構中至高無上的地位。
然而，血緣關系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受其自身比值、時間和空間位置的影響，相互之間就出現了差異。例如，血緣遠近決定親疏關系，故有三代、五服之別；血緣有時間先后順序，通過年齡表現出長幼之序，通過代際傳承演化出直系與旁系，或大房與小房；血緣還有空間位置，形成了宗族社會和社會結構上的血緣秩序，在現實中表現為等級秩序。
基于血緣差異的等級秩序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族—房—戶體系，族下分房，房下列戶，戶房分別，各有統屬；二是名分之序，族有族譜，譜載輩分，一輩一份，各輩各份，新生者以輩名之，以輩分確定之，上下有別，井然有序；三是道德之序，尊老愛幼，子孝父慈，幼卑長尊，自然習成，內凝于心，外化于行。三序合一，既體現了血緣關系的共同性，又體現了血緣關系的差異性。農民位居其中，因其血緣比值、時間坐標和空間位置有別，所處的社會位置和關系位置也就各不相同，于是，基于血緣差異的差序格局就此形成。個體農民在其中秉持的，正是費孝通先生所言的“自我主義”。
血緣關系源于生物學屬性，現實社會關系不可分割，共同體與差序格局融合在一起，家族主義與自我主義相伴相隨。共同體源于血緣，先天而成，具有內聚性，以此形成家族和宗族；“差序”以血緣為前提，但以血緣遠近、時間坐標與空間位置為參照，具有差別性。所以，在血緣共同體中雖然相互之間以共同體利益和目標為重，但“親親遠遠”；雖然村中講究秩序，但“人我有別”，以血緣情感為基礎的等差格局只能導致現實人際關系的雙向并存。這是一種雙重性的格局，它使得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具有內聚性的同時，更具有了“群分”的外在性，并集中反映在傳統中國農民的道德觀念中。
3.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基于社區目標與行為主體分離的雙重屬性
傳統中國的農民以血緣聚集，所以，農耕社會中聚族定居是常態，單家獨戶是變態。經由歷史變遷和血緣分蘗，他們不斷開基創業，但每次分蘗的結果仍然是農民與土地、血緣與地緣的再次結合，不斷地再生和復制出一種新的共同體——社區。費孝通先生有言，“血緣和地緣的合一是社區的原始狀態”。地緣社區就成了他們群體性、共同性生活和活動的基本單元。
作為共同生活的地緣共同體，有共同的目標和關系機制。為了確保這一點，除了核心紐帶——血緣關系外，還有源于共同生活需要的互助與合作機制。地緣和血緣使大家聚集，但家庭生活、小農經濟和血緣差異又使得他們相互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除此之外，農民同樣有人類的基本需要，如交流、團體、安全、共同的心理等，在同構的家庭背景下，只能通過相互之間的交流與作用來滿足。所以，在農民的日常生活、生產及社會交往活動中，互助與合作觀念及行為囊括了各個方面。其中，互助與合作各方存在著一種不可或缺的彼此依存關系，只有聯合在一起，才能一起達到共贏的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基于互助與合作基礎上的社區關系是整體主義取向，是為了實現社區的整體利益和維護社會的穩定秩序。
互助與合作對個體農民而言，則是交換關系，執行者是具體的農民，于是就有了共同目標下的個體行動者差異。不僅如此，交換的差異性還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互助交換的領域與載體存在差異，既可能發生在生產領域，也可能發生在生活領域，還可能發生在社會交換領域，甚至在這三個領域同時發生；交換的載體也不一樣，如勞動力、生產工具、時間、物品、人情、面子等等，各類繁多，難以統一。二是互助交換的需求與供給也不一樣。農民的需求不可能完全一致，能夠提供的互助載體及方式也不一樣；互助需求與供給數量也不可能與具體的農民一一對應起來。三是互助交換關系發生的時間和時機有差異或沖突。生產過程的同時發生、生活和社會交往中的長時段和周期性等，也會隨著時間的變化不斷地增加新內容，容易導致相互之間的摩擦和矛盾。
為了保證互助與交換的長期穩定和持續性，需要在交換各方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認同的關系機制，這就是平衡。《禮記·曲禮》記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彼尸F出兩對平衡關系：一是“給”與“還”之間的平衡，二是“此時”“給”與“來時”“還”之間的平衡。后者是時間意義上的，“現在己予人，將來人予己”。前者既有物化標準的規范，同時也存在著社會關系的相互約束。桑本謙對山東農村互助合作規范的研究表明，幫工在當時雖然是免費的，但不是無償的，當免費提供幫工的親友和鄰居也遇到類似“大事”時，已經獲得幫助的家庭就有義務為他們提供同樣的幫助。與契約式交換關系不同，傳統農民在交換和互助關系中的平衡和等價原則并不是被運用得很明顯，往往以較為含蓄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為了保證交換關系良好地運行下去，平衡法則會向后來一方傾斜。按照楊聯升的說法，中國交換法則是報（恩）總是大于施，反之（報仇）亦然。即是說，平衡法則雖然強調對等，但把對農民個體的利益擺在優先位置，并作為農民社區互助與合作行為考量的前提，導致了農民在經濟交往與社會合作中的個體主義取向。
可見，基于地緣的農村社會是農民生產與生活的基本單元，既有整體意義上的社區目標，又有實際執行者的個體差異。社區的整體目標使農民的互助與合作觀念朝著整體主義的方向發展；然而，社區整體目標與執行者個體之間的分離，又導致了農民個體在實踐社區整體目標時的個體性差異與分離。這使得農民在社區生活中經常表現出雙重性的觀念取向：一方面是小心翼翼地維護社區整體發展的互助與合作，另一方面則是整體目標實踐過程中的個體性利益考量與具體化。
三、雙重性的對立與統一以及圈層化
以上分析表明，傳統中國農民觀念取向的三大基礎本身有雙重性特征，并反映到農民的觀念取向中，使得農民在各個方面的觀念取向也呈現出雙重性特征。雖然它們前提一致，但蘊含著內在的矛盾，在現實中則演化出對立性的特征。
1.雙重性中的對立性
雙重性意味著內在的矛盾性，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鄉村社會的三大基礎各自的差異和區別是永遠存在的，并且一定會發生沖突或矛盾，有可能是短期的，也有可能是長期的。二是這三大基礎本身的矛盾性還會直接地反映到農民的觀念取向中，使得農民的觀念取向在三種類型中也呈現出對立性特征(詳見下表)。
第一，對立性表現在鄉村社會的三大基礎的特性中。正如前文分析，小農經濟的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之間是對立的關系，不確定性會破壞小農經濟的穩定性。在血緣關系中，同一性的發展即為差異性的生產，同一性越是發展，差異性就越大；差異性越大，同一性就越難以體現，共同體的關系維系就會越來越艱難。地緣社區的目標是整體性關系的維系，它會限制和約束農民交換關系中的個體利益，而互助與合作中的個體算計則會直接影響到后續的相互作用；一旦個體利益的計算低于農民可以忍受的閾值時，農民便會消極應對，不利于整體利益和共同目標的實現。
第二，對立性表現在三種類型的觀念取向中。基于小農經濟觀念取向的保守性和革命性有著不同的特征，保守性強調穩定，維持現狀，遵從習慣和傳統，固守封閉狀態等；而革命性突出的是改變現狀、人為性創造以及（集體）行動等?；谘夑P系的共同體認同和家族主義強調祖先、血緣、姓氏、家族利益、倫理道德等，而差序屬性和自我主義則強調社會分層、個體差別、親疏遠近、主系旁支、不平等、私人利益等?；诘鼐壣鐓^的相互性和集體主義取向強調共同利益和長期目標，而公平性和個體主義傾向則追求個體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實現。
第三，對立性表現在三種類型的觀念取向之間，特別是當源于小農經濟的個體屬性遭遇到源于血緣和地緣共同體的家族主義或共同性時，更是如此。譬如，源于小農經濟的利益私性，對個體利益的優先關注，會影響基于血緣和地緣的共同體和家族主義認同，會弱化集體主義基礎上的互助和合作。革命性不僅體現在農民起義等集體行動中，也經常性地體現在個體農民身上，表現為對家長、家庭、道德和傳統的反叛，對共同體、家族利益和集體主義的破壞?；谘夑P系的差序格局和自我主義會“分化”個體在集體中的責任感和道德感，破壞社區的整體與和諧；源于個體利益的平衡法則和個體主義則是倫理道德和等級秩序的天然對立面。
傳統中國農民觀念取向的內在矛盾及對立性在現實生活中處處皆是。然而，中國農村社會井然有序的歷史一直延續至今；而且，秩序和穩定是主流，混亂和道德喪失只是偶爾出現。這說明，雖然傳統農民在觀念取向上有著內在矛盾的對立性，但統一性還是居于主導性地位的。
2.對立中的統一
從事物存在的相互關系來看，矛盾的事物總是成對地出現。正如小農經濟觀念中的保守性和平均主義基礎上的革命性、血緣關系觀念中的家族主義和自我主義、社區觀念中的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相互之間誰也離不開誰，離開了后者，前者就分別朝著精耕農業和內卷化、強共同體、利他主義方向發展；離開了前者，后者就分別朝著革命傳統、道德反叛、精致利己主義方向發展。這意味著，其中任何一個方面的缺失，都會導致農民觀念取向發展上的極端化。
但現實是，兩者之間相互制約，形成均衡發展的局面，通過前者來約束后者，通過后者對前者形成限制性條件，形成常態與非常態、共同體與個體性、基礎性與依賴性、普遍性與例外性的統一。
常態與非常態的統一，主要體現在基于小農經濟的農民觀念中。保守性是常態，而革命性是變態；革命性只在非常態下發生，革命性實踐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恢復保守性。
共同體與個體性的統一，主要體現在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的觀念中。在基于血緣關系的觀念中，整體性的家族主義與個體性的自我主義相結合：對家庭和宗族而言，家族主義是主流；對個體而言，自我主義是常態，兩者不能互換。當家族主義和自我主義發生矛盾且伴隨著對外關系時，家族利益或榮譽就處于優先位置，自我主義服從于家族主義；當僅僅是家族主義和自我主義發生矛盾或沖突時，取決于“情”與“理”的權衡，一般情況是自我主義讓位于家族主義。但也有例外，即以脫離家庭和家族了之。基于地緣關系的觀念則不同，因為它依賴于個體農民的合作與相互作用。因此，當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取向發生沖突或矛盾時，個體主義取向一般處于優先照顧的位置，從而形成了血緣關系中家族主義優先、地緣關系中個體主義優先的傳統。
基礎性與依賴性的統一，主要體現在基于小農經濟與基于地緣、血緣關系的觀念之間，以及基于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的觀念之間。在這三大基礎上，小農經濟是根本和前提，是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聚集與觀念取向的基礎；共同體的聚集歷史表明，血緣關系是地緣關系發展的先決條件，基于血緣關系的觀念取向是基于地緣關系觀念取向形成的前提。反過來，基于地緣關系的觀念取向的生成與強化是基于血緣關系的觀念取向能夠得以持續穩定的保障，血緣和地緣關系互嵌與融合基礎上的家族主義和集體主義，會進一步強化基于小農經濟的保守特性。
普遍性與例外性這一矛盾的統一，與傳統中國農民的自我認知有著直接關系，其最為直接的表現是：對人是普遍主義，對己是例外主義。例如，與革命性相關聯的反叛性，如果發生在其他農民身上，則難以寬恕，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則情有可原；與家族主義相對的自我主義，與集體主義相對的個人利益訴求等，均存在個體認識中的例外情況。這是農民把具體的情境中的“我”與抽象的普遍意義上的“我”相分離的結果，這與中國農民的經驗主義傳統有著直接關系。
3.統一中的圈層化
雙重性及其內在的矛盾性、統一性，不僅是農民觀念取向的內在本質，還是外在化的現實表現。這不僅是對其特征與特性分析的結果，也是現實的邏輯發展過程，具體表現為一個“統—分—分—統”的過程。其中，第一個“統”意味著三大基礎與農民觀念之間的聯結關系，農民的觀念取向取決于三大基礎；第一個“分”表現為三大基礎自身的雙重特性；第二個“分”表現為基于三大基礎雙重特性的農民觀念的雙重演進；第二個“統”意味著，雖然每一種類型中的觀念取向兩兩對立，但它們各自會分別與其他類型中的同類觀念取向有著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顯性表現就是觀念取向的圈層化，且是雙重式的圈層化，各重之間以對應、轉化與結合等方式表現出來（詳見下圖）。
圈層化特征首先表現在圈層之間。其中，三大基礎與農民的關聯結構是內核，三大基礎的雙重性是中間環節，農民觀念取向的雙重性特征是外在表現，這是觀念取向中基礎性與依賴性相統一的結果。整體導向的特性與內核的距離更近，而個體導向的特性與內核的距離要遠于同一層次整體導向特性與內核的距離。這是觀念取向中常態與非常態相統一、共同體與個體性相統一的綜合結果，從而呈現出雙重式的圈層化特征。
圈層化特征其次表現在對應關系中。如血緣關系中的同一性、小農經濟的穩定性和地緣社區的整體性相對應，它們均在圈層的同一個層次上；血緣關系的差異性、小農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地緣社區整體目標實現的個體性之間也是對應關系，它們也分布在同一個層次上。三大基礎的雙重性反映到農民觀念取向上也表現出圈層化的特征：基于血緣關系同一性的家族主義、基于小農經濟穩定性的保守性和地緣社區的整體主義位于相同的層次，它們之間相互映襯；基于小農經濟不確定性的革命性、基于血緣關系差異性的自我主義、基于地緣社區整體目標實現的個體主義也在同一個層次上，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農民觀念取向之間的對應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例如，傳統中國農民在血緣共同體中秉持的主要是道德倫理和家族主義，崇尚個體對家庭和宗族權威的服從，這會在社區活動中轉化為對社區整體利益的推崇；而且，家族主義中的相互依賴亦會轉化為社區中的互助與合作。對長遠利益的追求和考慮貫通于小農經濟的穩定性、血緣關系的同一性和地緣社區的整體性之中，也同樣內嵌于家族主義、整體主義和保守性的農民觀念之中，穩定、秩序和整體是他們共同的目標。基于農民個體差異的特性亦是如此，例如，小農經濟的不確定性，會影響甚至決定農民在社區互助與合作中偏向個體主義的行為選擇；血緣關系上的個體差異性，同樣會影響農民個體在社會整體目標上的自我逃脫。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相互轉化源于雙重性在各個圈層上的對應性，且與對應觀念的特征相對應。
實際上，傳統中國農民的觀念取向之間不僅僅是對應與相互轉化的關系，還會結合在一起呈現出復雜性和結合性的特征。從目前情況來看，至少有兩種結合方式：一種是整體方法的路徑，如家族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結合，極有可能以“家族集體主義”或“社會的家族化”等方式表現出來；另一種則是沿襲個體的方法路徑，如農民個體的革命性和反叛性、個體主義和自我主義，分別突出了農民個體與家庭關系的分離、與他人關系的相對獨立、對倫理道德的反叛與不遵從，以及把個體的獨立性絕對化、把個體的利益優先化，從而表現出“徹底”的自由特質。
四、結語
從整體來看，傳統時期中國農民的觀念取向是一個矛盾統一的復合體系，既有小農經濟、血緣關系和地緣社區對其產生的基礎性影響，也有雙重性抑或兩面性的影響，農民的觀念取向也以雙重性、矛盾性、對立性和統一性、圈層化等特征表現出來。身處這個復雜關系網絡中的農民，該如何取舍呢？這里突出了經濟和社會基礎對農民觀念取向的影響甚至決定性作用，雖然強調農民自身的差異性及個體性，但他們仍然處于“被決定”的位置。這顯然與歷史中農民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及其發展有所出入。我們也不能因強調生存條件、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對農民觀念取向的影響而忽視了農民個體智識的發展和選擇能力，畢竟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農民自己。正如許烺光先生所強調的，農民觀念取向與他們所處的“情境”有著直接關系，他們也會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依據自身觀念取向和利益權衡，最終確定自己的行為選擇。一旦具體的社會關系和行動情境確定了，各種矛盾與對立的關系就會凸現出來，這個時候，傳統中國農民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為關系原點，平衡好各個方面的關系，于是，各種觀念取向紛至沓來，擇機、隨事、依人而動。正因如此，就有了分析傳統中國農民的多種范式，如經常涉及的傳統小農、道德小農、理性農民等，也有了阿Q式的另類中國農民。
本項研究作為一種嘗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具有以下四個突出特征。
第一，注重根基挖掘。沿著楊國樞先生提出的研究方向，研究重點回歸到傳統中國農民日常的生活狀態和社會環境之中，尋找影響農民觀念取向的經濟與社會基礎；而且，它們對農民觀念取向的影響首先在于它們自身的特性。
第二，運用雙重式的分析方法。對經濟與社會基礎的分析不是一元式的，而是二元式的，至少考慮到了他們的雙重特性，也可以稱為兩面性或對立性，既相互對立，也相互統一。這一點基于已有“一套文化”系統研究的不足之處。分析也發現，經濟與社會基礎的雙重性確實直接影響到了農民觀念取向的雙重性。
第三，突出三大基礎，且各不相同。小農經濟、血緣關系和地緣社區源于人類生活的多重面相，是農民生活最為基本的三個方面，涉及經濟基礎、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以此為基礎，形成了農民觀念取向中的三種基礎類別。其中，農民沒有變化，但行為和面對的對象發生了變化，條件與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這不僅會生成不同的思維邏輯、規范抑或經驗，而且會使農民的觀念取向呈現出類型化的特征。
第四，在分類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整合。在關于農民觀念取向的研究中，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最有代表性，但閻明對此也提出了疑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沿襲“基礎—雙重性—對立性—統一性”的分析路徑，既探討影響農民觀念取向的基礎性或決定性因素，也探討這些基礎性因素的特征及其對農民觀念取向的影響，還探討了基于雙重性的農民觀念取向的對立性以及對立性中的統一性?？傊?，這些基礎與特性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綜上所述，傳統中國農民的觀念取向呈現出統一性和圈層化的特征，且是雙重性的圈層化，它更能夠明晰復雜網絡體系中的農民觀念差異，有助于進一步理解傳統中國的農村和農民。
為了研究的方便，本項研究存在三個前提性假設：一是對影響因素的汲取只是基于眾所周知的認識，或者說，只是考慮了主要的或明顯的因素。這種汲取方式是否有效，這些因素是否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并沒有展開論證；也沒有窮盡影響傳統中國農民觀念取向的基礎性因素，只是依據眾所周知的形態描述做了探討式的分析。二是對這些基礎特性的分析著重于兩個方面，或者說是雙重性，沒有窮盡它們更多的或者更加豐富的特性。三是這里把關注的焦點放在農村社會和農民自身之上，沒有考察農村社會所處的一個更大的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體系，特別是與儒家文化傳統的關系。
此外，還有三點必須明確：一是研究農民觀念取向應該是多方面或多角度的，而不應該是一元化的和一體式的。這是因為，觀念取向屬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范疇，不僅受到經濟與社會基礎的影響，還受到農民自身屬性、家庭條件、地方文化等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會出現更為細化的類別。二是在關于農民觀念取向的研究中，要特別注意雙重性特征。這與中國人的雙重人格有直接關系，而且，這種雙重性還反映在農民的政治文化中。三是必須提及的是，時代發生了變化，農村經濟與社會基礎、社會結構及環境等都發生了變化，農民的觀念取向也發生了改變。這里探討的是傳統時期中國農民的觀念取向，在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農民觀念的變化及取向的變動仍然有待繼續關注。
作者簡介：劉金海 1973年生，華中師范大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農村政治社會發展與中國政治研究。主持教育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4項，出版《產權與政治》《社會化小農》等專著，在《東南學術》《中國農村觀察》《中共黨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與探索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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