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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城鎮化進程中鄉村變遷的現實邏輯

[ 作者:陳文勝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9-05-16 錄入:王惠敏 ]

摘要: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度發展,中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已經由全力“解決溫飽問題”、“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的前兩步戰略目標,向十八大提出的“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轉變,突出地表明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處于歷史的新方位。如何準確地把握時代更迭、社會變革、文明興替的歷史邏輯,正確地認識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一個事關中國現代化前途命運的重大時代命題。為回應時代發展的新要求,順應中國社會發展的新趨向,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要求以鄉村振興戰略作為破解三農問題的新鑰匙,加快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關鍵詞:城鎮化;鄉村變遷;現實邏輯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提出: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 ,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深刻地闡述了社會變遷內在矛盾運動的時代性,又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演變過程的歷史性,從而探索變革社會現狀的行為邏輯。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度發展,中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已經由全力“解決溫飽問題”、“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的前兩步戰略目標,向十八大提出的“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轉變 ,突出地表明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處于歷史的新方位。歷史的新方位不僅交匯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的歷史節點,而且交匯于劉易斯拐點、中等收入階段的歷史節點,還交匯于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跨越、鄉村中國向城市中國跨越的歷史節點。因此,如何準確地把握時代更迭、社會變革、文明興替的歷史邏輯,正確地認識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一個事關中國現代化前途命運的重大時代命題。

一、新矛盾提出工農城鄉關系新要求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征程上,黨的十八大 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揭示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主線,順應了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歷史邏輯。從新的歷史方位出發,十八大不僅首次正式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明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而且首次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構成“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 報告發出了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號召,中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由“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轉變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使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既體現了時代的客觀要求,保持了戰略思路與戰略目標的連續性,又進一步拓寬了戰略思路,進一步提升了戰略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體系更加豐富和完整。

(一)“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重大判斷

根據習近平提出的現代化“兩個階段”戰略,從十九大到二十大的時期,“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從而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 表明了中國社會發展正在向更高級階段的演進,集中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方向和目標。馬克思認為,“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突飛猛進,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使十多億人的溫飽問題前所未有地得到全面解決,中華民族在總體上實現了小康并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全新的變化。

基于對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深刻洞察,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發生了社會供需矛盾的歷史變遷,“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因此,十九大報告作出歷史性的重大判斷: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是新時期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理論基礎與邏輯起點。

(二)“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中國現代化“不平衡不充分”的時代課題

矛盾之變就決定著全局之變。社會主要矛盾由“需要”與“生產”的矛盾轉換為“需要”與“發展”的矛盾,集中體現了時代主題的變換和歷史任務的轉換,集中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與愿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滿足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習近平認為,就十八大以后的現狀而言,“我國最大的發展差距、最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是在城鄉之間” ,而“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就非常形象地反映了中國社會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現狀的突出特征。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明確指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不難判斷,城鄉發展最不平衡,農村發展最不充分,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影響最大的是農民 ,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因此,迫切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時代課題,主要在農業農村。

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習近平就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一個標志性指標。” 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強調“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必須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習近平明確要求,“對貧困人口而言,要實現‘兩不愁、三保障’,收入達到脫貧標準”, 務必使農民不缺席、鄉村不掉隊、農業不拖后腿。習近平要求,“五中全會把脫貧攻堅改成了脫貧攻堅,就是說到2020年這一時間節點,我們一定要兌現脫貧的承諾”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再一次強調,“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三)“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評判標準

習近平反復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農村貧困地區” 。對此,習近平提出了“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的全新判斷,來突出農村發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主要地位;明確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是全面現代化的核心任務,把“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 作為評判中國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現實標準。因為“沒有農業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富強,沒有農民安居樂業,國家現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 。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全面現代化的質量,決定著全面小康社會的成色,決定著美麗中國的底色 。充分反映了對“重中之重”這一關于工農城鄉關系的重大戰略問題在實踐和認識上的進一步深化。

從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二元結構的現實出發,習近平進一步認為,必須“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 明確提出了著力點是“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目標是“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并進一步要求,“要努力在統籌城鄉關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要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 這是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處理好工農城鄉關系,第一次提出以“城鄉融合”發展來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為進入新時代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建立進行了開創性探索。

二、新要求明確工農城鄉發展新戰略

(一)順應時代發展的大邏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站在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征程上,決定了中國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體系、怎樣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全面,是五位一體的全面進步,“要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協調發展” ,推進中國現代化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習近平要求,圍繞必須解決好中國現實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治國理政方略,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體系。

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與新挑戰,中國現代化進入新時期面臨的新情況與新矛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就審議通過了一大批重大改革文件,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在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出臺的改革舉措就多達1500多項 ,改革涉及的范圍和推進的力度前所未有。習近平明確認為,“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 ,并提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的重要判斷,表明中國現代化建設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

因此,習近平在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  ,以此作為推進中國現代化的戰略思路,并進一步提出新常態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明確了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著力以改革的辦法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 。

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主題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習近平就認為,“這是這次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  。十八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此進行了全面闡述:“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而“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在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作出明確定位,不僅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的決定意義。

(二)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和民族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就是城鎮化水平。習近平認為,城鎮化是自然歷史過程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之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 世界各國解決人口城鎮化的問題都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城鎮化,在人類史上沒有先例”,必須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 習近平強調,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無數事實證明,“通過人為強制、超越發展水平和自然稟賦推動的社會進程,最終是要付出代價的。” 習近平明確提出,由于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情不同,就決定著“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的順序“串聯式”發展過程,發展到今天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 那么,推進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內容。

十八大提出的“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的“四化同步”,是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三化同步”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對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的戰略部署,也是對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行的路徑選擇。習近平認為,由于城鄉二元結構未能得到根本改變,城鄉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未能得到根本扭轉,“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  因此,習近平強調,“努力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 ,而“城鄉二元結構,是不合理經濟結構的突出表現和重要根源” 。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明確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要求把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并提出了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等全新的改革舉措。習近平強調,“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從而糾正了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制度和政策偏差,深刻地闡述了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和全面現代化的核心任務。

因此,在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能否處理好工農城鄉關系,關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習近平提出,“現在的問題是,在一些地方工業化、城鎮化壓倒了農業現代化,打敗了農業現代化。在這個問題上博弈時,一些地方輸的往往是大量良田,贏的是工業化、城鎮化,而且很多人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為土地轉讓每畝可以產生幾百萬、上千萬元的利潤,在自己這一任中就能體現出效益來,而種地種一百年也沒有這樣的效益,有人就會想,憑什么要用這些地搞農業?” 習近平特別強調,作為有十三億之多的全球人口大國,“解決好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必須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中國的飯碗必須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只要糧食不出大問題,中國的事就穩得住” 。習近平認為,農業發展經過長期努力不斷邁上了新的臺階,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這是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思路的一個根本性轉變,表明中國農業發展已經站在實現歷史跨越的新起點上。

(三)補齊“四化同步”與“全面小康”的短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社會主要矛盾轉換的必然要求,使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短板問題更加凸顯、更加急迫。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的戰略決策,列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必須堅定實施的七大國家戰略之一。 就把工農城鄉關系放到整個現代化建設的大格局中,把農業農村現代化擺到了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納入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行決策部署,推進中國現代化由不平衡、不充分、不全面的低水平不斷向平衡、充分、全面的高水平轉變。習近平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因而,在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重塑了中國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發展方向,表明中國現代化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工農城鄉關系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三、新戰略開啟工農城鄉關系新境界

站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習近平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十九大報告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斗”作為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奮斗主題,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明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吹響了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號角。

(一)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戰略安排:開啟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

從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出發,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的2018年“一號文件”,明確是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安排,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路徑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節拍達到了緊密契合,既體現了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實際和未來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又體現了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戰略的目標要求,使中國鄉村發展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廣度和深度,新時代“三農”迎來了又一個重大的歷史節點和戰略機遇。

為進一步調整與理順工農城鄉關系,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這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在農業農村現代化戰略中的具體部署,完整地體現了農業農村發展的時代要求。在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論述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以產業興旺為重點、生態宜居為關鍵、鄉風文明為保障、治理有效為基礎、生活富裕為根本”,推動農業全面升級,加快農村全面進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 習近平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推動“鄉村產業振興”、“鄉村人才振興”、“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生態振興”、“鄉村組織振興”, 更加明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攻方向。

(二)從農業農村長期從屬于城市到“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新突破

為回應時代發展的新要求,順應中國社會發展的新趨向,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要求以鄉村為主線的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破解三農問題的新鑰匙,加快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這就把農業農村擺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戰略高度,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業農村長期從屬于城市的現狀,實現了從優先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需要到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這樣一個歷史轉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實現鄉村振興作為全黨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必須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落到實處,“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短板”。 以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的短板,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平衡充分發展。

加快形成農村改革新動能,構建鄉村治理新格局,實現工農城鄉發展新境界,就必須深化農村改革,處理好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系。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要求,“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 表明農村土地政策的長期穩定,讓億萬農民吃下“定心丸”。同時在黨的文獻中首次正面肯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存在,提出“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這是深刻把握中國現代化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的“足夠的歷史耐心”,是對十五屆三中全會明確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繼承和發展。

(三)從“城鄉統籌發展”到“城鄉融合發展”:馬克思主義工農城鄉關系理論發展新境界

基于對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工農城鄉關系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的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將馬克思闡述社會發展高級形態的“城鄉融合發展”  在黨的文獻明確提出,十九大之后召開的第一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必須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 ,并進一步提出,“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工農城鄉關系又一次發生了歷史性變動:由十八大的“城鄉一體化”目標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轉變為新時代的“城鄉融合發展”目標下“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這是從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兩個趨向”的論斷、黨的十七大提出“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以來,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發展趨勢與工農城鄉關作出的一個劃時代戰略判斷,從而回答了如何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重大時代課題:要建立什么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工農城鄉關系,怎樣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工農城鄉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現代化實踐相結合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十八大以來,不斷推進的新一輪改革直面中國現代化現實焦點、難點問題,使土地制度、公共服務這兩個最基本的社會制度發生了的歷史性變革:從城鄉養老并軌、社會救助并軌,到基本醫療保險并軌,從城鎮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并軌到戶籍并軌,工農城鄉的界限逐漸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冰點逐漸消融。 特別是標志著現代化水平的城鎮化加快推進,全面提速了農民市民化進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就明確指出,“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習近平因此強調,“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這是因為,“城鎮化客觀上是城鄉二元結構的轉變,是經濟社會全方位的變革,不僅能夠擴大內需、創造和創新估給、提高生產效率,更有助于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和社會貧富差距,推動人們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文明進步,對經濟社會發展和造福人民群眾產生廣泛的‘乘數效應’” 。習近平提出,新型城鎮化核心在于推進“人的城鎮化”。 在中國當前,“二億多進城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完全進入城市,沒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玻璃門’現象較為普遍。”因此,推進城鎮化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盡快解決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的定居落戶問題。 習近平強調,“大量農村人口到城鎮轉移就業和落戶,這本身就是工業化、城鎮化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有力帶動,也標志著我們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習近平認為,“持續進行的新型城鎮化,將為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從農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創造新空間”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到2020年要著力解決好“三個1億人”的市民化問題:“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引導約1億農民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既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切入點,也是促進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安排”。  這就把從根本上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由重點突破進入到了全面推進階段。十八大以來,城鎮化率年均提高一點二個百分點,八千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到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8.52%,按照目前發展趨勢,到2020年、2030年城鎮化率還將進一步達到60%、65%,2050年可能超過70%;中國以城鎮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經基本形成,城鎮化發展邁入中后期轉型提升階段 ,開始了中國現代化向更高形態發展的工農城鄉關系演進。

作者陳文勝,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長沙 410003 


鄉村發現網轉自:《江淮論壇》2019年第2期  (此為原稿,刊發時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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