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難以逆轉的城鎮化浪潮中，“鄉土中國”快速向“城鎮中國”演進，中國正在經歷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大變局。應該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于是乎，“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就成為了“江湖”約定俗成的共識。特別是如何評價鄉村，本來是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穿著才知道，可隨著“鄉土人”的不斷城鎮化，隨著“城鎮中國”對“鄉土中國”的不斷擴張，“鄉愁”成為了居住在城市人的“時尚”，實質上是有話語權的“城里人”在主導和點評鄉村和“鄉下人”。所以，每到春節，“指點”鄉村就成為了具有優越感的城里“還鄉團”們的熱門話題。在不少唱衰中國鄉村的旋律中，筆者以理性的視角來還原真實的鄉村。
鄉村取得了過去百年未能有的成就
從整體上看，農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都在不斷提升，無論從物質生活上還是精神生活上，都相比以前大大地進步了。從筆者對農村的長期觀察和研究來看，當前農民收入在不斷提高，表現在當前農民的增收途徑進一步拓展，農民進城務工的自由度進一步擴大，農民土地征收的價格提高，農民的勞動力價格也不斷上升，農民財產權增收的制度逐漸建立等等，這都為農民不斷提高收入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以筆者家鄉的村莊為例，那是一個遠離城市的偏遠山區，位于衡陽縣與雙峰縣的交界之地。雖屬衡陽縣，離衡陽縣的縣城西渡鎮很遠，離雙峰縣的縣城永豐鎮卻很近。翻過北邊一座山就是“湘軍”將領羅澤南的故居湘鄉縣灣洲村（今雙峰縣），翻過東北邊一座山就是“湘軍”統帥曾國藩的村莊湘鄉縣荷葉塘（今雙峰縣），往東向衡陽縣縣城方向走出大山就是平原地帶、蒸水河畔的“湘軍”水師將領彭玉麟故居衡陽縣渣江鎮。這里的群山之中大多是“湘軍”之后，本村數百人的陳姓始祖就是從荷葉塘到一山之隔的這邊買地置產移居，而這里的陳姓祖墳和祠堂卻在山那邊的荷葉塘。幸運的是，由于遠離城市，一座一座大山遲緩了城市的巨大影響力，仿佛是一個世外桃源。
筆者經常要回到這個村子，尤其是2016年春節，回到老家呆了半個月時間陪老母親。當在互聯網上看到鋪天蓋地關于“還鄉團”發出的“鄉愁”，于是就利用大年初一、初二拜年的機會，挨家挨戶走訪了父老鄉親。這個村子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變化，用一個退休在家的80多歲教師的話來說，“是百年巨變”！一是90%的農民住房由以前的土磚房改建了紅磚房；二是絕大多數（除個別農戶外）家里有彩電、冰箱等現代化的電器家具；三是不少的農民家庭逐漸購買了小汽車，1000多人口的村子有210多戶購買了縣城以上的商品房；四是農村基礎設施持續改善，村級道路硬化基本到戶；五是手機信號實現了全覆蓋，還實現了“三網融合”，一根纜線看電視、接電話、上網方便快捷，筆者在省城都享受不到這樣的待遇；六是生態環境衛生程度不斷提升，實現了垃圾集中處理，清潔亮化工程得到大力推行，農村生態環境不斷好轉，退耕還林后山上野豬、山羊、野雞等野生動物重新出現。村里一個老人對筆者說，過去從來沒有哪一個政府這樣對農民好過！他以鄉村公路為例，說過去幾千年來，包括人民公社時期，都要農民出錢出力，現在的縣道、鄉道、村道大多都是政府出錢，不僅修了這么多的路，而且修了這么好的路，都是中國過去沒有哪一個政府所能相比的。
總之，當前農村的快速發展是肯定的，絕大多數農民實現了安居樂業，在政府持續加大的政策支持下，農民的幸福感也在不斷提升，農民對政府的滿意度也明顯提高。
單個村莊不能用以代表整個中國的鄉村
筆者不僅是一個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農家子弟，而且在鄉鎮工作過14年，又長期從事鄉村調研，親身感受到鄉村發生的歷史巨變。筆者認為，中國農村發展取得的進步是全方位的。改革開放之初就告別了食品短缺的饑餓時代，到后來不斷推進的國家的惠農政策：從取消農業稅、糧食補貼、農機補貼，到醫保、低保、鄉村公路建設、農電改造、危房改造、農村信息化等等，農民處于百年來最好的時期。如農村公路建設的大力推進和農村信息化的快速發展，使農村縮短了與城市的距離，大多數農村交通方便，通訊便捷，使城鄉的隔絕狀態逐漸被突破，農民的視野和文明程度不斷提高，這是無法否認的偉大成就。
城里人在春節回鄉時唱衰農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客觀上說，中國歷經幾千年的傳統小農，農村進步是個逐漸的演變過程，當前的農村在快速發展中確實也存在不少發展中的問題。溫家寶總理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多么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得很大，多么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得很小。如果把這些問題都全部挑出來，農村的問題確實很多還會形成放大效應。
中國幅員遼闊，不僅南北差別大，同一地區的不同村落也由于資源稟賦、地域位置、治理水平不同，也存在較大的差異，發展程度也參差不齊。因此，任何單個村莊的個案，無論繁榮和衰落，都不能用以判斷整個中國的鄉村。少數空心村的消失，無疑是城鎮化的必然趨勢；多數鄉村的繁榮，是中國城鄉一體化的前途和方向。某些城里人以某一個村的情況代替中國農村，以某一個村的具體問題代替中國農村的普遍問題，而且還過分突出了農村發展中的問題，沒有看到農村發展的偉大成就，沒有看到中國農村三十多年來的歷史巨變，沒有看到中國的廣大農民在農村改革發展中的巨大貢獻，這就明顯違背了農村發展的客觀現實。
不要用最高的道德標準和最好的理想社會來評判鄉村
唱衰農村現象的出現，從主觀上看，有的城里人對農村居高臨下，用城市文明的眼光看農耕文明的鄉村，把現代化的城市與傳統的鄉村進行對比，無疑會水土不服。問題是，你從城市還鄉來“指點”鄉村的時候，又為鄉村貢獻了什么？只要愿意貢獻，你就是新鄉賢。實質上，凡是發展好的村莊，大多都是根在鄉村而在城市獲得很好發展的“新鄉賢”，用各種方式反哺家鄉建設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民間有效形式。
有的城里人用自己的價值觀和理念判斷農村，或者把理想中的農村和西方先進國家的農村與中國當前的農村作比較，用自己的價值判斷認為農村應該怎么樣，特別是在現代化的城市中未能現實的夢想，卻要把最高的道德標準和最好的理想社會來評判鄉村。
可以這么認為，這么多問題在鄉村出現，根子卻在城市和工業，是城市病和工業病在鄉村蔓延。如農村的環境污染，源頭就來自城市和工業，是城市和工業轉移而來的垃圾、是城市和工業生產出政府明令禁止的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等，成為農村生態環境破壞的罪魁禍首。而且中國絕大多數的現代化都市全都籠罩在霧霾之下，可是這些比農村更具生態危機的情況嚴重地發生在城市，有誰會唱衰城市成為熱門話題？
農民賭博、農民的唯利是圖、農民的性開放......而城市又好在哪里？遠比鄉村嚴重。君不見朱門酒肉臭，街有民工苦！農民工要不到工資成為每年政府的重要工作事項就是明證。可以說，是城市的社會風氣通過電視、網絡等各種途徑教會了農民進行了這樣的“現代化”，而這些在城市已經成為日常的“現代生活”。
因此，具有絕對資源優勢的城市都沒有做好的事情，這些城里的“還鄉團”們，就不要把最好的道德標準、最好的理想圖景來要求最底層、最貧困的鄉村了。
鄉村發展無疑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根本問題
“鄉土中國”向“城鎮中國”加快轉型，不僅僅是帶來絕好的歷史機遇，更多的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而這些挑戰突出凸顯在鄉村，也就是當前反復強調的“短腿”、“短板”。
在微觀上，由于發展速度太快，發展規劃與社會管理嚴重滯后。例如，與大城市頻發“水災”、“車災”一樣，鄉村的生活廢水排放缺乏統一規劃，造成污水四流、生態環境污染；鄉村道路大多一車道，隨著回鄉的車輛越來越多，每到傳統節日就會堵車；一些地方的水質金屬超標嚴重，生活用水的水源不足；鄉村普遍空房率很高，春節、清明繁華，節后就成為“空心”村：人空、地空、房子空、公共設施空，造成很多資源閑置。特別是農村生活垃圾成為突出的現實問題，一些負責任的鄉村組織管理到位，家家戶戶進行評比，嚴格落實責任，而一些地方流于形式，無人管理，到處亂倒。而即使管理好的鄉村，生活垃圾也只是進行集中處理，能焚燒的焚燒，不能焚燒的就轉移到偏遠的山地、荒地，大多沒有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進行垃圾分類。改革開放初期曾經一度活躍的廢舊回收社會服務基本上已經銷聲匿跡，政府財政對垃圾分類、廢舊回收的財政補貼基本上空白，這無疑給水源污染和環境污染帶來現實的威脅與未來的嚴重隱患。
在宏觀上，發展理念的唯工業化與城鎮化狂熱，導致鄉村功能定位和發展規律的偏離。回顧改革開放來的有關城鄉政策，改革初期農民進城打工被稱之為“盲流”，采取“堵”的政策到處設立門檻。縣鄉政府均要簽訂責任狀，必須確保未經許可的農民不得離開鄉村進城打工，筆者當時是鄉鎮干部，奉命曾經在車站、碼頭“圍追堵截”。可過了不久政府就全面鼓勵農民進城打工，而且提出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農民工”、“勞務經濟”、“勞務大縣”、“勞務大省”等新概念，縣鄉政府均要簽訂責任狀，必須確保完成進城打工的農民數量目標，筆者等農村基層干部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對接廠商，為農民進城打工牽橋搭線。如果當時能在戶籍、社會保障等制度方面制定相關有利于農民工進城的政策，也許中國經濟早已提前轉型，也不至于在今天反而出現了人口大國的“民工荒”怪像。
從歷史的演進中，不難看到社會發展的輪回。過去感到厭惡的，今天可能就是難以奢求的。過去因為饑餓感覺不到山清水秀的珍貴、野菜和有機食物的珍貴，拼命地戰天斗地改造山河，拼命用農藥和化肥提高糧食產量，那時非常不喜歡蔬菜和紅薯，能吃上一口肉和一碗白米飯就是神仙日子了，今天連絕大多數農民都不愿天天吃肉，要多吃水果和蔬菜了。過去要拼命走向城市，連農村戶口的對象也不找，今天可能要回歸鄉村，農村戶口已經是“一票難求”了。從長遠來看，鄉村的人居環境是最令現代人向往的追求目標，回歸鄉村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在發達的西方國家，有錢人都住鄉下，窮人才擠在城里。未來，能在鄉村居住可能就是一個身份的象征。
現在地方政府出臺政策鼓勵農民進城買房以去城市房產庫存，不由得想起了當年地方政府的賣城鎮戶口指標，成千上萬的農民貢獻了數百個億，想起了后來地方政府的低價征地、高價賣地，是房價居高不下、城市房產供大于求的根源，難道現在又要城市得病讓農民來吃藥？又是不是為繁榮城市而需要農民再次貢獻的又一個布局？難道要騰出更多的地方好讓有權有錢的市民下鄉？
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如何預測中國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及其風險，研判鄉村社會變遷的趨勢與方向，構建促進城鄉良性互動與共同繁榮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使傳統的“鄉土中國”與現代的“城鎮中國”有機對接，迫切需要準確把握鄉村社會發展的方向。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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