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回到老宅落座，就接到村黨支書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談到了并村的事情。根據規劃，本鎮49個行政村將合并為30個。在他眼里，我似乎有些能量，他讓我找縣、鎮領導關說，將我們所在的行政村保留下來。“原來的村名如果沒有了，你回老家也會覺得沒面子，是不？”村支書如此對我說。
我關注的倒不是所在行政村名字是否保留，而是為什么會有大規模的并村；即使村名保留，這些村落在不久的將來會不會消失？
第二天，整個家族在給列祖列宗掛青掃墓，我走在崎嶇的山道上，從一個墳地奔赴另一個墳地，摩挲著那些字跡有些漫漶的墓碑，我思考著故鄉這些村落的由來。
一個村落亦如人的生命，總是有生有死，有強壯時期，有衰弱暮年。
我家所在的行政村名為“了田”，包括7個自然村，對應是7個村民小組，在人民公社時代，則是“了田大隊”下轄7個生產隊，第一、二隊張姓占主體，第三、四隊孫姓占主體，而第五、六、七的村民大多數姓李。其中孫姓為主的2個自然村講山區口音的“土話”，其余5個自然村講和邵陽城一樣的“官話”。
這7個自然村，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平時是寂靜的，只有在春節和清明兩大節日才熱鬧起來。
南方特別是我老家的鄉村，清明節甚至比春節還熱鬧。因為許多定居在外的人，因為父母身故，過年就不會回故鄉了；但祖先墳塋還在故鄉，清明就得回來。清明那幾天，鄉村公路上，到處是堵車，其中大半是外省或外市的車牌，鞭炮像個不停。我走在村外的小路上，總會碰到一個個和我一樣回來掃墓的人，親熱地叫我“勇哥”“勇叔”，甚至囑咐城里長大的兒女，叫我“勇爹（老家方言爺爺的意思）”。
故鄉真的淪陷了嗎？
我在十幾年前曾在某個網站參加一次同題目文章創作，題為《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些年我對我當初的看法略有校正。我認為“淪陷”過于夸張，用在今天中國廣大鄉村并不合適。如果從村民的生活水準和農村基礎建設兩個方面來衡量，中國農村遠非淪陷，甚至可以說是數千年來最好的狀態。
先從村民生活水準來說。斷言今天的中國是秦始皇郡縣以來兩千多年里廣大農民過得最好的時代，這并非拍當政者馬屁，而是一種基于歷史考察的判斷。數千年來，今天的中國絕大多數人特別是農民首次真正解決了溫飽問題。先圣孟子的理想社會無非是：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
歷史上所謂的“文景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其實只是相當低標準的“盛世”，戰亂少了，多數人剛剛能填飽肚子。而歷代變革者或起義者提出的動員口號，也無非是讓老百姓有飯吃。
在上世紀80年代初，聯產責任承包制推行后，我老家的農民很快解決了溫飽，一位家族奶奶有次感慨：現在餐餐能吃白米飯，過兩天能打牙祭吃餐肉，過去潤余先生（1949年前我們家族最大的地主）也過不上這樣的日子呀。我的母親告訴我，整個村幾乎每一家的存款超過十萬元。近幾年，農村已經實行了較低標準的社保和醫保，幾千年的農業稅被免除，做到了九年制免費的義務教育。這些在中國歷史上是劃時代的變化。
其次從農村的基礎建設來看，亦是幾千年來最好的狀態。我1989年上大學時，先要步行幾公里到鄉政府所在地搭農用車到一個集鎮，然后坐長途客車去邵陽市倒火車。而今水泥馬路修進了每一個自然村，多數村有了自來水或者農戶用電動抽水機從深井中抽水。村里的土磚屋一座座倒塌，取而代之的是用鋼筋水泥澆筑蓋起來的兩層樓或三層樓——盡管多數外墻貼上難看的馬賽克。我這次回家發現鄉村公路兩旁和每個村的空地上都有太陽能路燈。我在家的第一個晚上正碰上停電，不得不用蠟燭照明，而屋外的太陽能路燈卻亮堂堂的。不少農戶已經買了汽車，最窮的農戶，男主人出門也是騎摩托或電動車。
我們可以撇開所謂制度優劣的討論，把這一切歸功于國內局勢長時間的和平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但客觀評價，今日中國，廣大農民不但基本上免于饑餓，而且如果和三四十年前相比，多數人日子可以稱得上富足。
“三農”依然是中國社會短板
如此說，并不意味著中國鄉村包括我的老家沒有什么大問題了，相反，我認為中國鄉村依然是中國社會這個木桶中最短的那塊木板，“三農問題”嚴重制約著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
概言之，我認為中國鄉村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農民能否吃飽飯，住上房，而是更深層的問題。主要問題依然有二：
一是廣大鄉村傳統的農業產生方式已不產生什么利潤，或者說所產生的利潤很低。
在社會財富生產中，傳統農業所貢獻的比例很小。甚至可以說，傳統農業生產模式已經面臨被淘汰。以我家所在的自然村為例，大約有120畝水田，旱地、林地更多。這120畝水田中，現在只有大約50畝左右的垅田（即山谷之間、小溪兩旁的田）因灌溉方便仍在耕作，其他梯田基本拋荒，或者用來種植其它經濟作物。我少年時水田種的是雙季稻，而現在變成單季稻。為何如此？田不掙錢。一畝田一季稻頂多收割1200斤稻谷，市場價格大約值1600元。而現在一個勞動力去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差不多200元，8天的小工就能買到一畝水田所產的稻谷。農民之所以還種一些田，主要是產稻谷自己吃，圖個方便和安全。1985年以后出生的農村孩子，幾乎不會種田了，耕作在水田里的幾乎都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農戶的經濟收入主要是打工或做小買賣而來，即來自第二、第三產業。
二是廣大鄉村失去了活力，已不構成完整的社會生態。
每年清明我回家掃墓，總有兩個小男孩跟著掃墓隊伍同行，他倆是我堂哥三哥的孫子，聰明而調皮，都在上小學。平時沉寂的村落一下子熱鬧起來了，是令小孩子最興奮的事情。他倆的父親即我的堂侄，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和來自故鄉的一位女青年同居，接連生了這兩個兒子。女的后來嫌棄男方家境不好，男的本人又掙不來錢，便不辭而別，拋下兩個小孩遠嫁他鄉。而他倆的父親整年在外打工，也不給家里寄錢，兩個孩子都靠爺爺奶奶養育。
這類留守少年兒童是當下鄉村最大的問題。再以本村為例，盡管今天鄉村的小學老師幾乎都是師范學校畢業的科班生，而我當年在村小讀書時，教我們的是清一色的民辦教師。我所在這個不滿一千人的行政村曾經是遠近聞名的“狀元村”，改革開放至上世紀末，全村出了20多名大學生，其中不乏名校。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位曾是高考全省理科第一名，一位是高考全縣文科第一名。到后來高校擴招，本村的學風反而頹壞了，沒人能考上名校。究其原因，一是上大學成本劇增而農村畢業生就業難度加大，“讀書無用論”遂行；二是大多數青壯年已外出打工，一部分隨父母進城的孩子只能借讀在教學質量欠佳的城郊學校，更多的孩子跟著爺爺、奶奶在老家就讀。沒有父母在身邊，對孩子的成長來說是最大的欠缺。青春期的男孩沉溺于網絡游戲或被社會上團伙引誘走上邪路，而青春期女孩更容易受到性侵。2015年家鄉鄰縣邵東發生幾位未成年的男孩從游戲廳出來后將一位小學老師殺死的慘案。而我那一代人在鄉村成長時，雖然多數家庭生活清貧，但整個農村的生態是完整而充滿活力的。上有祖父祖母輩的呵護和父母的管教，同輩有兄弟姐妹一起嬉鬧，無論是讀書還是放牛砍柴，或是下水塘游泳，總是有人陪伴、引導。
要解決農村這兩大問題，不可能讓那些進城打工的農村青壯年再回鄉務農，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關鍵在城鎮化。就農村而談農村，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幾乎是無解的。而且，在我看來，中國鄉村要復蘇，要重新煥發活力，必須要讓無數的自然村落消失，并拋棄傳統的農業耕作方式和經營模式。
“平分土地”曾是一代代社會改革者或革命者發動群眾的口號，但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數量龐大而平均耕地較少的國度，簡單的平均土地是無法讓廣東農民真正脫貧。上世紀80年代初，各地實現土地承包，多數地方是按人均將土地發包給農戶，盡管激發了農民因人民公社體制而沉睡多年的勞動熱情，溫飽問題因此得到基本的解決。但這次改革只是傳統農業耕作和經營模式的回光返照。一家農戶那么點土地，所產也僅能糊口而已。因此隨著中國工商業的飛速發展和城鎮化加快，農民紛紛拋棄土地進城。
可以說，只有在農業科技發展，工商業繁榮，二、三產業成為社會財富主要生產途徑，而又有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那么大多數農民進城成為市民，“土地兼并”不再是社會動亂之根由，而成為現代農業生產的必須。而這種巨大的變化帶來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大量的村落消失。
數據顯示，從2000年至2010年，中國自然村由363萬個銳減至271萬個。10年間，90多萬個自然村消失。對在消失的村莊里長大的人來說，帶來的當然是一種難以抑制的憂傷，但對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發展而言，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除了對那些古村落進行文物意義上的保護外，對多數自然村落的消失，應以平常心待之。
祖墓仍在而舊村將逐漸消失
此次清明回鄉，我終于找到了天祖（即我曾祖父的祖父）永福公的墳墓。他的墳墓在離我家約五華里外的一個山坡上，山坡下面的村落是我們這一族的發派地。永福公是清代嘉慶年間生人，他有六個兒子。隨著兒孫的繁衍，老村的房屋和周邊的田地已無法承載，于是他將其中四個兒子去我家現在所在的地方建立新的居民點，墾荒開拓新的田地。這應該是同治年間的事情，后來我在典籍中證明了我的判斷。翻閱湘中大儒、湘學復興大師鄧顯鶴和他的高足、著名地理學家鄒漢勛在道光年間所修的《寶慶府志》，對照《疆里表》中每一個“都”（清代縣以下的行政區劃）的地圖，我發現我家所在的村以及附近好些自然村，當時并不存在。——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內，隨著人口的增加，自然村落急劇增多。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農村人口應當說達到了最高峰。由于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之間的三十多年內，中國的城市化幾乎是停滯甚至逆行的（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再加上內戰的消弭和醫療技術的進步，人口增長速度驚人。1950年中國人口5.5億，到了1982年底，已是10億人，而城市化水平只有21%，8億人生活在鄉村。鄉村的土地和環境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再以我所在的村落為例，50年代初后山還有老虎，而在我少年時，除了幾片生產隊嚴防死守的山林外，其他的山頭已是濯濯童山，灌木和茅草被我們割得干干凈凈，茶林被毀掉用來種植產量高的紅薯以果腹。——那時每個村落確實熱鬧，有活力，但這樣的熱鬧和活力能夠持久嗎？在工商業落后、第二、第三產業不能容納更多的勞動力時，當時實行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有一定歷史的必然性。
短短的二十年過去了，今天的廣大鄉村植被恢復得很好，昔日的山間小路全是荊棘密布，我每年清明去祖先墳前掃墓必須用一把柴刀開路。原因很簡單：青壯年都進城了，打工寄回來的錢足夠買燃料——像我們縣位于國家脫貧攻堅示范區的武陵山片區，許多農戶已經告別蜂窩煤，用上了液化氣罐。
我家所在的自然村現有戶籍人口100人左右，如果加上我這種考學出去定居在城市的人及妻兒，從這個村發派的人大約200人，而現在常年住在村里的人就是空巢老人加留守兒童，30人左右。
我相信，隨著老人一個接一個離世，那些留守少年兒童長大后涌進城市尋活路。這個村落，終將消失。那些耗費村民半生打工掙來的前所蓋的樓房，將成為空空蕩蕩的建筑垃圾。對這樣的圖景，我并不憂傷，而有某種期盼。
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根本性的改革，將是中國鄉村復興的破局之舉。當農民進城有社會保險托底，當農村的宅基地和生產用地可以在市場上流轉，我相信現代農業將是資本涌入的熱門領域。勞動力進城的同時，資本紛紛下鄉，農業生產和加工制造業、服務業成為不可分的一個整體。常住在鄉村的人口下降到總人口20%左右甚至更低，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我相信，那才會有真正的“新農村”，而“留守兒童”也將成為歷史名詞。
只是我希望這樣的變化能更快地完成，以減少無數“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為之付出的代價。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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