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日，溫鐵軍在北大做題為《八次危機》的演講，指出鄉土社會是中國八次危機軟著陸的基礎條件；中國屬于超穩定的金字塔型結構，龐大的基礎是60%、70%的有地農民?，F在，把農民的地剝奪，用激進政策讓進城打工的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究竟是歷史的進步還是退步？
把分析建立在經驗過程而非意識形態
溫鐵軍：謝謝學生社團的邀請，安排講座，感謝你們對于另類觀點有如此的興趣。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和教科書上的觀點恐怕差別比較大。我是認真的試圖用古典政治經濟學作為分析框架，把長期以來人們所分析的“中國特殊論”上升到“中國一般論”，也就是說使“個別”上升為“一般”，使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夠具有真正意義的國際化與建構權，如果我們永遠只會說中國特殊，那我們就很難做國際話語的討論。我現在這套說法好像在國際上的反應似乎還大于在國內的反應。
把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過程，做這樣一種理性分析，將邏輯建構的起點建立在經驗過程之上，我舉個例子大家就聽明白了。
人們一般會說1978年改革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或者說某某領導人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很少有人去認真做一點資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確寫了“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如果你們認真做文件梳理，就會發現，1978年的文件中沒有這四個字。也有人說1978年中國改革是從農村改革開始的，農村改革是一個漸進的改革過程，不斷創造增量，因此中國改革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一個漸進的改革過程，很少有人認識到中國農村改革恰恰不是漸進的，它一上來就把農村中的最重要的資產土地分了，根本不是創造增量。
為什么改革？是因為1978年到1979年中國遭遇嚴重的財政赤字危機，而危機的爆發使得政府無暇顧及已經不能產生剩余的農業資源，于是乎我們把農村改革解釋為政府退出，有的解釋說農民退出。我的解釋是農民無權退出，在原有的體制內，有退出權的唯一主體是政府。
所以，在這些解釋上，我試圖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則，一定要把構建理論的邏輯起點放在經驗過程的起點之上，分析才具有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隨意割斷歷史，隨便找一個意識形態確定的所謂起點，然后建立經驗分析，這很容易被套進意識形態體系。
我把60年的基本經驗做了一個粗線條的框架性歸納，四次大規模外資引發八次危機。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展特別是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間會出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不是理論創新，我只不過搬用了傳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
我的理論創新是危機轉嫁。任何危機都會出現代價，代價轉到哪去？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歷次危機所造成的代價只要能夠順暢向鄉土社會轉嫁，城市產業資本危機就能軟著陸，只要不能向鄉土社會轉嫁，就砸在城里硬著陸。
砸出的結果要么被叫做調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沒有本質差別，只是危機應對的政策體系。用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包裝，取決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識形態化的分析，告訴你們60年代的調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實并沒有太本質的差別。
理論創新集中在軟著陸上。其實很多次危機沒有軟著陸，而是硬著陸，更何況現在大家都在高呼著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1%，中國將會達到70%的城市化率，城市與農村一半對一半的時候，危險就已經開始了。當把鄉土社會毀掉的時候，將不會再有危機軟著陸的基礎條件，為什么？因為鄉土社會有一種特殊的機制，把外部性內部化處理。
我現在研究的是中國或者東方的經濟發展經驗，和西方經濟學不一樣。世界上幾乎找不到能夠從危機所造成的發展陷井中跳出來的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深深跌入發展陷井跳不出來。這十幾年的國際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國，連歐洲都不追，是比較單一、狹窄的國際化，其實是美國化，而真正的國際化應該關注發展中國家，關注其他非主導性的國家。
1950年危機：不是新中國自身危機而是民國的延續
從1949年新中國建國開始做經濟發展的經驗過程梳理。中國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個高通脹、大規模失業、危機爆發的時期，但我在分析、歸納時，不把1949-1950年這次危機當成“八次危機”，如果當成了，那就是九次。為什么排除這次危機？是因為我覺得這場危機是民國年間，自20、30年代發生危機以來的延續，不是新中國進入工業化以來內生性的危機。我把邏輯建構在經驗過程的起點之上，放在新中國開始要進入工業化的經驗起點之上，而不是放在時間上。
為什么說這次危機是民國危機的延續？大家可能都知道一個概念，民國20年代到30年代被歷史認為是“黃金十年”，黃金增長時期，民國經濟年平均增長8.4%，在世界范圍內都是高增長，這一時期出現外生性和內生性兩個重要因素。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發了生產過剩危機，危機不可能靠資本主義自身來解決，因為生產過剩乃是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于是演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外生性的危機跟今天一樣，現在西方世界再次發生大危機，金融過剩，當年是生產過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資本自身解決矛盾，于是金融資本走向法西斯化，出現所謂必然戰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當代的趨勢。當年產業資本遭遇過剩危機，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戰以大量人口的死亡為代價，才使危機平緩下來。
這對中國有什么影響？這場大危機導致貴金屬價格上漲，中國當時是以白銀作為貨幣的國家，北方有“袁大頭”，南方有“孫大頭”，海外白銀價格上升，與中國原來簽有白銀穩定協議的四個產銀國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導致中國國內白銀大量外流。到30年代，中國白銀外流發生白銀危機，白銀危機導致通貨緊縮，嚴重打擊了正在高增長的民國經濟，這是我們說的外生變量。
另一方面，內生變量是什么？因為中國是被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只能內向型發生。城市工業高速發展，地主就轉變成在外居住，在外地主把原來的秋后收食物租改變成春前收貨幣租，貨幣化在農村開始推進，于是農民就開始遭到高利貸金融資本和工商業資本的雙重剝奪，農村小農大量破產，社會開始不穩，鄉土社會衰敗，要么搞土匪、要么搞游擊隊，農民革命就起來了。內生性變量極大影響著民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
民國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開始推行紙幣制。但緊接著就遭遇到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華北，日本在日戰區大規模抬價搶購白銀，試圖摧毀民國經濟，摧毀剛剛實現的貨幣制度，于是進一步造成中國白銀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中國不得不用殘留的一點貴金屬去海外買軍火，金融大規模通脹，從1937年開始一路通脹1950年。所以說1949年到1950年的危機不是新中國自身的危機，而是延續了民國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兩個變量的同時作用。
應對危機：土改使農民回歸傳統割斷與現代經濟聯系
新中國面臨國民黨遺留下來的經濟爛攤子，怎么辦？土地改革。什么叫土地改革？讓88%的農民回歸傳統。歷朝歷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個字，均田免賦，新中國同樣是均田，沒免賦，這就是土改。土改使中國接近90%的人口回歸了傳統的小農經濟，與現代城市經濟割斷了聯系，用薩米爾?阿明（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球化問題專家，提出依附理論）的理論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數人口回歸了農村，自給自足，作為政府不用再管他們到底會怎么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這是新中國重新得以恢復的一個重要條件。也就是說使民國時期遺留的危機軟著陸的重要制度基礎，恰恰是鄉土中國，而不是我們想象的現代經濟，那時城市現代經濟一片凋敝，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幾，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業，知識分子也大規模失業。
現在很多意識形態化的解讀都說因為建立了新政權，全國人民意氣風發，然后斗志昂揚走向新勝利。其實首先要解決的還是怎么能夠應對大危機。第一個因素是農民回歸傳統的鄉土中國；第二個因素，1950年6月份朝鮮戰爭爆發，戰爭需求使得原來凋敝的工業開始開足馬力生產，于是城市經濟火起來，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國參戰，蘇聯把中國作為戰略盟友，開始大規模向中國境內投入軍事工業，導致中國工業復蘇。
1950年代并非“極左”體制追求工業化親資本
我所提出的邏輯關系是在進入工業化的目標之下，最大的挑戰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或者領導人，而是資本稀缺程度趨零。現代西方經濟學所確立的討論前提是要素相對稀缺，可以在市場的作用下實現優化配置，最終達成最優，但它適不適用發展中國家呢？根本不適用。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挑戰是要素絕對稀缺，資本要素絕對稀缺，稀缺程度趨零。
以中國1950年要進入工業化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一般意義的資本要素絕對稀缺，而且連國庫黃金都已經被前政府帶到臺灣去。所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會追求外部資本進入，每一次成規模的外部資本進入都會轉化成外債，每一次大規模的外資轉換的外債都會帶動發生危機。由于中國是在90年代開始加快進入全球化，而90年代以后所發生的危機，很明顯具有全球化代價向中國轉嫁的特點，所以我們把90年代末期以后的最近兩次危機歸類為外生性變量造成的經濟危機，而把此前中國自己進入產業資本發展過程歸納為六次內生性危機。
有一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只要追求工業化，一定是資本導向。任何體制、意識形態、領袖領導之下的政府都會親資本。今天我們意識形態化得把上世紀50年代定義為“極左”的時候，世上可有任何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如果不親資本，就根本沒有資本積累的可能。
當人們說1950年代是“左的錯誤”的時候，恐怕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忘了。一個親資本的，追求資本原始積累的經濟基礎，會有“左”的上層建筑？不要把官僚主義說成是“左”，其實官僚主義是典型的極右。教條主義也不是“左”，都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們是私人資本原始積累，1953年后蘇聯投資形成國家資本，已經有了龐大的生產能力，變成工業主導，這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開始討論國家資本主義如何替代原來的私人資本。
到了1956年完成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這一點在當年不是秘密，都是公開的。比如1957年國家“一五規劃”報告就明確指出，“一五計劃”建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認真看1950年代的實際過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后六年是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
只有當資本過剩的情況下，親資本的政策體系才會轉向為不親資本。我們現在是什么層次上出現資本過剩？中央層次出現資本過剩，因此中央轉向民生。地方上特別是中西部仍然面臨資本短缺，仍然親資本；東部沿海地區出現產業資本過剩，開始轉向親環境，也部分轉向親民生。不同地區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并不是簡單的政治上的朋友，一定程度上是資本稀缺發生影響。
讓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1949年中國建立的國家到底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國家，國際社會一直有爭論。如果給全國88%農民都分了地，那他們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資，毛澤東早年就說過，我們只是一個小資產的汪洋大海，說的就是當農民都成為小土地所有者的時候。從1949年土地改革以后，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社會問題都和小資的分散性，以及小資并非自覺階級有直接關系。因為小資高度分散，沒有集中表達意愿的可能，因此政府對付小資的經驗是在農村實行村社制，城市實行單位制，卓有成效。
但幾十年過去，中國崛起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資人群，據說有五億，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兩倍半，是歐盟國家中產階級的兩倍。政府沒有“對付”中資的經驗，現在所遭遇到的網絡各種各樣表達，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單位解體，深受破壞，小資、中資的多樣化表達，又不能夠形成集中的表達方式。中國現代社會亂象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
中國本來是一個小資社會，根本不是棗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穩定結構，龐大的底座60%、70%是有地的小資?，F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剝奪，把他逼成無產階級，用激進政策斷掉他們回去的根，讓進城打工的農民成為產業工人，我們以為這是歷史進步，有誰想過，他原來是小資，把小資變無產，是歷史的進步還是歷史的退步？說得清楚點，這是在城里拍腦袋拍出來的。
你們再去問問進城的打工者，有幾個是愿意在生產線上長期當產業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資之夢，進城是為了干什么？掙點錢開小店當老板。
印度為什么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它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少說了半句話，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困國家，貧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貧困人口總和還多，民主解決貧困嗎？它有百分之三十幾的農村無地農民，因此是棗核形，是倒金字塔，底層社會是無地的無產者，大量流入城市變成貧民窟的群體，城市貧民窟是底座，農村中的無地農民是底座，這種倒金字塔能穩嗎？
你們知道現在中國是私人住宅擁有率世界最高的國家，為什么？因為仍然還是一個小資國。我們的私人住宅擁有率高達89%，接近90%，什么人是100%的擁有私人住宅？農民。你讓小資變小資，還是讓小資變中資，變中資他高興，變小資他認可，變無產他不干。我們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剝奪農民使其無產，這就是社會矛盾。
中國原來是一個小資社會，現在是小資、中資仍然占大部分人群的社會，我們的上頭，最上邊的大資只占人口的不到1%。但是小資不是自覺階級，誰是中國現在具有自覺性的階級？假如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我得告訴大家另外一個說法，那就是大資，大資最懂如何穩定并且增加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體系以保證自己的利益。對國內來說，這是一個具有大資本自覺性的利益集團主導的政策體系，這就是中國的現狀。當人們都在高唱改革的時候，請問改革對象是什么？改革的動力是誰？誰改誰的革？在這些基本的問題上不搞清楚，很難讓大家跟著一塊喊。
另外，我最近在海南講課，他們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觀形勢，我說先搞懂中國經濟體制的ABC是什么？有誰想過中國的經濟體制是什么？是中央政府承擔最終風險責任條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惡性競爭。地方政府公司化了，它在競爭，可承擔最終風險責任了嗎？沒有，風險層層上交，最終上交到中央政府。我們在90年代后期的金融改革，中央政府買單，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銀行壞賬一次性得轉交到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這些不良資產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干出來的，人都提拔了，因為他不承擔責任，完全沒有風險責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沒有風險責任的條件下一定是惡性競爭，誰比誰更“惡”誰就上去了。最終風險責任中央能承擔嗎？不能。他只能增發貨幣，增發國債，于是向社會轉嫁，這就是中國今天的實際經濟體制。
60年代：知識青年下鄉是資本原始積累代價在原始積累過程中，我們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外資投入，帶來了四次大規模的危機。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長、經濟支出、財政盈余都紛紛下降到零值線以下，大危機爆發，中國有了第一次上山下鄉運動。
1960年的危機總爆發引發的重大成本轉移給社會，這是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必然發生的代價。
當沒有外部資本投入的時候，用成規模的勞動力投入才能替代稀缺資本，但是，單家獨戶的個別勞動力替代不了極度稀缺的資本要素，只有把勞動力成規模的集中并且準軍事化投入時才能替代，因此每個人民公社都是民兵團，大隊是民兵營，小隊是民兵連，是準軍事化建制，集中勞動進行國家基本建設。那個年代是人海戰術，沒有資本，不用勞動力靠什么？成規模的集中農業剩余，才能把農業剩余送到工地，那時唱著歌上工地。
國家集中了農民剩余，送到基本建設工地上，就跟驢前面吊一棵青草就跟著走是一個道理。我這并不是說什么不好的話，只想調動勞動力上工地得用讓他吃飽飯來調動。我們當時在村里就吃不飽。別以為原始積累那么干凈，都是唱著歌，打著紅旗去干活嗎？都是學雷鋒干好事嗎？如果不調動積極性，怎么愿意去工地呢？我們的原始積累就是這樣。
當時前前后后大概有四五千萬知識青年，奉獻了青春，最好的年華為國家當勞動力，形成龐大的國有資產，現在說沒你們份了，國有資產歸國資委，然后少數利益集團占有了，他們變成大資，讓他們說這就是改革，然后你得跟著走。拿這個騙別人行，我們是親歷者，是過來人。
在這個階段，原來1億3000多萬的就業迅速下降到4000多萬，有多少失業呢？如果按照這個數值，有8000萬失業，請問誰的教科書上寫過這個數？
同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000多萬，另外還有回鄉知青，不同于城市知青，你也上中學我也上中學，我上的是縣中或者農村中學，你上城里中學，你叫下鄉知青，算工齡，我叫回鄉青年，不算工齡?；剜l知青有一兩千萬，當時城市青年人數比重小的多，農村青年上中學的比重高。城市青年下鄉1000萬，農村回鄉青年2倍于城市青年，50年代支援國家工業建設的壯工也全回去了，這樣算，從城市向鄉村排斥的勞動力總量大約在5000萬。這就是典型的資本原始積累代價，都是資本的惡。
我總在問一個問題，為什么這場危機死的都是農民，為什么沒死城里人？是因為產業資本當時集中在城市，產業資本向農村轉嫁了自身制造的危機。
到1966、1968年的時候，第二次大危機爆發，各項指標又下到零值線。我是1968年那批知青，很多城里人都被送到農村，我父母當時都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人民大學解散，因為他們不是搞科學技術的，社會科學無用，所以解散了。我父親去江西放牛，我母親在北京去種水稻，一家六口人分六個地方，都下鄉了。
那一次1700多萬知青，同理，那時候是80%多的農村人口比例，可以算一下有多少農村回鄉青年。所以說1968年大危機也仍然是幾千萬的失業，怎么軟著陸？向農村轉嫁。
大規模失業如果在西方會怎么樣呢？滿大街的磚頭都會被揭起來打警察，中國怎么著呢？毛主席一揮巨手下鄉了。
至于60年代為什么發生第二次危機，是因為從1960年遭遇危機開始，整個西方世界除了封鎖之外，還準備對中國實施打擊，中國曾經有過五次被人家準備核打擊，為什么再窮也得搞核武器，是因為多次被人家核威脅。整個60年代美機美艦侵犯中國領海領空800多次。
60年代開始出現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劉少奇同志、李富春同志、陳云同志，這些搞經濟工作的同志很清楚原來50年代留下的工業結構過重，要調農輕重比例，要調整得合理，于是制訂“三五計劃”，沒有“二五計劃”，因為蘇聯停止投資了，沒投資上什么“二五”啊，也就是說“二五”沒出臺，到“三五”還是沒出來，為什么？“三五”準備是搞農輕重比例協調，結果周邊地緣戰爭關系越來越緊，臨時改變不搞“三五”了，改成西部建設，搞三線，把沿海工業向內地轉移，沿海工業向內地轉移不創造新的增加值，反而把工業分散了，增加了工業化的代價，于是導致第二次大危機爆發。
把沿海工業搬到內地，塞到山溝去，大三線、小三線搞了2000多億的建設，結果都是相當于負效益的投資，導致出現嚴重的債務危機，就表現為文化大革命期間1967年、1968年的危機爆發，也就是我們這波人的上山下鄉。
70年代：引進外資導致財政赤字危機
1970年開始，中國要調整產業結構，因為以前留下的產業結構偏軍事、偏重工業，于是周恩來親自制定了“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改造工業結構，這是毛澤東親自指揮，周恩來親自制定的，歷史上叫做“四三方案”。你們的教科書上也沒有。
引進西方資本就需要恢復與西方的外交關系，小球帶大球，美國解除封鎖，中國開始引進西資。從50年代引進蘇資到70年代引進西資，本質上沒有不同，都是外資。蘇資要求改變你的上層建筑，美資也要求改變你的上層建筑，這也沒什么不同，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沒有誰左誰右之分，都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引進蘇聯工業化的經濟基礎，就得按蘇聯政府模式來構建上層建筑，乃至高校都是蘇聯派教師手把手幫你編蘇式教材，就跟我們現在主張用美國英文原版教材，進步了嗎？你們可以說進步了，也可以說沒有進步，是你們的判斷，我只提問題。
70年代引進40多億美元，迅速造成70年代的那場債務危機，爆發為1974年財政赤字。這時毛澤東并不懂什么叫經濟危機，因此他說我們現在需要經濟調整，鄧小平是個經濟管理的能人，讓他復出吧。這時候就有了鄧小平的所謂二次出山。鄧小平一出來就要搞整頓，整頓就是應對危機，其實鄧小平也不懂經濟規律，1974年開始第三次上山下鄉，1200萬人，對應等比例的雙倍農村回鄉青年，這次危機又是3000萬以上的失業。這場上山下鄉運動到1976年以后基本就停了，因為毛澤東去世了，沒有誰能再揮揮手就把成千上萬的城里人送到鄉下去。
可這個時候危機還沒有停，毛澤東的接班人是華國鋒，華國鋒提出“八二”方案，周恩來“四三”方案就已經夠危機，“八二”方案比“四三”方案還要多，更大規模引進外資。
1977年制定“八二”方案，1978年財政赤字突破100億，1979年連同對越戰爭的軍費開支，財政赤字突破200億，1974年的引資導致財政赤字過百億，華國鋒時代的第二次引資導致財政赤字過200億，沒法維持了。
80年代：改革就是甩包袱
這個時候，改革號角吹響了。什么叫做改革開放？其實是大危機爆發了，而這次危機因為沒有毛澤東，所以沒法再往鄉下送人。不僅如此，還得采取休養生息政策，讓那些下鄉知青回城，我們都是那個階段陸陸續續回來的?；貋硪院缶妥兂纱簖g男女青年，滿大街逛悠，又都荷爾蒙過剩，之后就出現各種各樣的事件，進而出臺了兩個“嚴打”，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嚴厲打擊經濟犯罪。當時在大街上摟摟抱抱，就會被抓住送去勞改什么的。
為什么腐??？因為那個年代要求機關辦第三產業，今天非常有名的房地產大人物當年就是西城區區委機關打開大門賣大碗茶的老板，等等，大量的干部把自己本機關的原材物料給自己的子女辦的公司，也就是倒批件。當時所有東西高度緊張，一個鋼材批件倒10道手那是輕的，于是整個秩序嚴重混亂，通貨膨脹陡然起來。
所以，改革乃是危機應對的產物，當政府財務急劇下降，不能應付開支的時候，政府開始甩包袱。比如農村改革怎么開始的，無外乎就是財政管不了農村了，當時的經濟工作負責人找到老同志說，咱們干脆放吧，也就是把它當個包袱甩了。
什么叫做政府退出？我為什么說是政府退出而不是農民退出？因為政府在財政嚴重赤字的情況下管不了問題，原來財政只能維持百分之十幾的農村投入，盡管人口占80%，給10%投入已經不錯了。農村改革使政府甩掉了百分之十幾的財政開支負擔。
接著是第二道甩，甩企業。過去是財政撥款，全部收益財政拿走，這叫做國有，全民所有，一道改革指令，叫做“撥改貸”，今后企業去銀行貸款，財政不撥款了，企業說既然去銀行貸款，那產生的收益是不是也得改？于是就變成留利交稅，改變了企業屬性。然后接著甩地方政府的包袱，中央、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叫做分地承包。
這一系列的改革，從1979年遭遇嚴重赤字，到1983、1984年，開始推進大規模改革。改革不外乎是大危機條件下財政不堪重負，不斷甩包袱的結果。所以，改革說得好聽一點叫放權讓利，說不好聽一點就叫財政甩包袱，是危機應對政策體系。
改革到1980年階段，80年代后期出現的那場危機，我們說是價格闖關，物價指數躍度的攀升，接近30%，全年是18.6%。因為物價調控又導致了1989年出現的市場停滯，滯脹形態危機在1988、1989年爆發。1989年的其他政治性問題只是這場危機的階段派生情況。
90年代：加快貨幣化是吸取前蘇聯教訓
90年代鄧小平的南巡無外乎就是在本來沒有復蘇的經濟上猛擊了一掌，出現1992年、1993年的高漲，但其實高漲是資本市場的介入。1992年中國取消所有調整工具，開始加快貨幣化，大量增發貨幣，用貨幣來貨幣化它的實體經濟，這一階段出現的高增長本身是貨幣化的抬升。
同期，為了吸納貨幣，中國放開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三大資本市場最能夠吸納貨幣，貨幣的增速從1992年開始陡然往上增，中國進入了所謂貨幣化的時代。
應該說這是我們接受了前蘇聯的教訓，前蘇聯的垮臺并不是今天所說的意識形態垮臺，而是長期停留在實體經濟階段，沒有貨幣化，為什么不貨幣化？因為蘇聯就像今天金融資本的引領國家美國一樣，掌控著整個體系的換貨貿易，它可以通過不等價交換，占有整個經互會（備注：由蘇聯組織建立的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1991年6月28日解散）國家的最大好處，因此不打算使用貨幣化。中國1992年開始加快貨幣化，放棄所有票證。說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就這一條我看就夠格。他使中國沒有步蘇東國家的后塵。
1992年中國承認市場經濟，其實承認的是資本經濟，因為已經放開資本市場。文件永遠落后于實踐，實踐出真知，文件寫進去算是承認已經做過的事情。
也就是在這個階段，1992年開始大規模增發貨幣，1993年開始出現投資過熱，1994年出現24.1%的CPI。
我把1992年叫做貨幣元年，就是中國的人民幣終于成為貨幣了，以前人民幣不是貨幣，它是票證的一個輔助，是計量符號，連一般商品交換的中介都不是。
什么時候有銀行呢？1998年推進金融改革，用了三年的時間，到2001年中國才真正有了商業化、市場化的銀行，到2008年，所有國有銀行完成上市股改，中國有了所謂上市公司性質的銀行。因此，中國的金融業到1992年才真正使貨幣成為貨幣，2002年才使銀行真正成為銀行，前后10年的時間。
1990年代這場危機的爆發，我們把它叫做三大赤字同步爆發。第一，因為大規模引資，造成外匯赤字。第二是財政赤字，嚴重到銀行透支，所有國有銀行的自有資本金都吃光了。當時財政、金融不分家，就像毛澤東說李先念，什么財政什么金融？不就是李先念倆口袋嗎？左手掏右手，右手掏左手的，這個說法非常形象。財政赤字向銀行掏口袋，把銀行口袋掏漏了，把銀行的存款也吃進來。中央這么干了，沒人說，但是廣東也這么干，廣東就倒霉了，中央派人去治理銀行亂象。你們也敢吃存款？就收拾了。中央當時吃了怎么著？吃了就吃了。所以，銀行也出現嚴重的赤字，屬于典型的資本金為負值的銀行體系。
因此，外匯赤字、財政赤字、金融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發在1993、1994年，要我看，這次危機比上世紀2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比今天的歐盟危機一點都不差，歐盟這點危機算什么？它有三大赤字嗎？
中國怎么度過的這次危機？這得看“鐵腕總理”朱镕基了。三大赤字同步爆發的時候，中國加快了貨幣化和資本化的競爭。
1994年1月1日出臺了幾個重大政策，第一個重大改革是人民幣匯率一次性貶值57%，匯率調整，我們叫做匯率改革一步變軌，其實是如果不進行匯率調整，出口上不去，外匯赤字不能解決。外匯赤字是硬碰硬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外匯赤字的陷阱中爬不出來，中國人要爬出來只好本幣大貶值，一次性貶值57%，前所未有。你們的教科書有這方面的介紹嗎？
第二大政策，也是1994年1月1日，叫做分稅制改革。分稅制改革是什么？1984年是財政分級承包，那是財稅體制改革的第一次，1994年，也就是十年之后，第二次財稅改革，中央地方分稅，把好收的肥稅中央拿走，在此之前，地方稅收占比最高可以達到接近90%，在60、70年代，中國最為失序的年代是地方財政占比最高的年代。1957年之前，中央財政占比80%以上。1957年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性投資戛然而止，中央一下掉下來，地方比例一下上去了。
分稅制改革使地方財政變成50%，少了百分之二十多，從哪兒來？這個階段是以地生財，搶占農民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行為。群體性事件從此開始大規模發生，同時地方政府還向農民伸手，加重農民稅費負擔。農民身上綁上炸藥，跟收稅干部同歸于盡，就是這個階段產生的，代價轉移給了社會。不要以為任何改革都只有收益沒有代價，這個代價轉移了。中央開始有了財政調控能力，這就是第二大改革。
第三大改革就是國企改革。國企改革什么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減掉4500萬國企職工，叫“裸體下崗”，不給社保，不給失業保險，不給醫療保險，什么都不給，買斷工齡。如果這件事情在西方能干，危機早解決了。這個世界上似乎只有中國人能干，所以我們度過了這場危機。90年代是我們今天很多激進改革界人士鼓腹謳歌的年代。
如果我們認真看看那個年代的改革，看看承受者是誰，我們就明白了，能不能只是一面倒得去唱贊歌，因為它有代價。我也不是只強調代價，也強調當年的新政，或者改革作為應對危機的措施，確實取得巨大成效，中國度過了危機。
中國以前是內需為主，從這兒開始進入外需拉動。外需拉動速度多快？1994年之前外需占比40%左右，三年之后外需占比，也就是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進出口占GDP的比重高到70%以上，最高年份接近80%，這時中國加入全球化，因為你是外需為主了。為什么內需上不去？農民負擔加重，城市國企下崗，沒有內需，就一下轉向外需，這就是中國后來納入全球化的內部因素。
因此，90年代的外匯、財稅和國企的三大改革，導致90年代后期中國加快全球化的步伐。
21世紀：解決生產過剩危機需要鄉土社會
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早期我們是勞動力過剩，到90年代我們出現了生產過剩。我們從1999年認識到中國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叫做生產過剩。西方生產過剩進入戰爭，中國生產過剩難道也進入戰爭嗎？不能，那怎么辦？我說我們還是一個偉大的東方文明，從1998年意識到以后，1999年開始西部大開發，西部大開發的總投資量36000億，其中24000億是國債，所以從朱镕基開始就大規模起動國債投資，平均每兩年一個大戰略，1999年西部大開發，36000億干進去了，2001年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2萬億干進去了，朱镕基時代5萬多億。
到溫家寶政府時期，2003年開始中部崛起戰略2萬多億，2005年新農村建設5萬多億，2008年抗震救災災后重建2萬億，2009年救市投資4萬億。因生產過剩中國不得不靠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即國債投資，用遠期過剩掩蓋當期過剩，這就是現在的實際運行狀況。
它帶來的另外一個客觀后果，很多人嚷嚷很厲害的一件事，國債投資給了誰？大量進入國有公司，15萬到20萬億的投資，大量進入國企，于是國企壯大了。由于這些年國企大規模搞基本建設，架電，修路，搞高鐵等等，使整個地產升值。比如中國原來幾十萬億的地產，現在升值到100萬億，實體性資產總規模達到200萬億，而金融資產去年是128萬億。
那么，200萬億的固定資產，100多萬億的金融資產，請問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合理還是不合理？比西方要合理得多，西方金融資產是大頭，下邊的身子小，實體資產很少，所以一定爆發金融危機。
我們現在最怕的是戰爭，只要西方別拿戰爭手段對付我們，只要允許我們這么玩下去，我們的實體資產肯定會繼續擴張。比如現在提出的城鎮化，3000個縣級單位，一個縣如果有3個左右的中心鎮，差不多就有1萬個中心鎮需要基本建設投資，這是多么大的一個投資領域。為什么現在中央強調城鎮化，城鎮化不是城市化，中央早就講了，城鎮化在縣域經濟，縣域經濟是個藍海，要學會深耕藍海。
中國的內陸空間廣大，可投資領域非常大，如果再能夠同時啟動西向戰略，走陸權競爭，未來還有20年的高速發展過程。林毅夫說中國還有20年的高增長，這話我早就說了好幾年，因為投資空間大。其實我們是有信心的。
麻煩在于我們如何看待21世紀的發展方向，主流認為是金融化、全球化，這是主流的人士。相對來講，我的戰略思路比較另類。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為什么2009年危機我們仍然能軟著陸？中國2005年實行新農村建設，使超過95%的村實現通路、通電、通水、通電話、通網絡。當危機爆發，沿海出口經濟倒閉，中國政府把補貼出口的13%退稅，改為補貼農民消費的13%折扣，并且告訴農民政策只執行到2010年年底。如果不是事先已經使得95%以上的村通了路，怎么買汽車？如果沒有電，怎么買彩電？但是，在農村實現通路、通路等，私人資本干嗎？按照私人資本的方式運作，這些事情都沒做。當你遇到大危機，出口企業倒閉的時候，怎么轉內銷？
為什么只有中國走出V型反彈？因為你有廣大的農村仍然是鄉土社會，這次全球大危機轉嫁到中國，巨大代價還是由鄉土社會承載著，這可是積極的承載，正因為在農村大量注入基本建設投資。我提醒各位，2005、2006年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大規模投資時候，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全都反對，歷史證明他們錯了，他們是按教科書說的。
今天討論城鎮化，幾乎也是，90%以上的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選擇錯誤，因為城鎮基本建設構不成投入產出回報率合理的規模，至少得20萬人才有基本建設投入產出相對合理的條件。一個城鎮好一點的3、5萬人，差一點的1、2萬人，怎么能搞基本建設投資？但是，如果不搞城鎮化，靠什么來消化已經嚴重過剩的制造業生產能力？
中國的城鄉結構并不是一個被人們激進得認為嚴重不合理的結構，鄉土社會是產業資本危機軟著陸的載體，如果我們過快過早得把鄉土社會破壞，再發生危機的時候將無處尋找軟著陸的條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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