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再一次來《長安講壇》和大家相見。今天我想談一個大家關心的熱門話題，也就是房地產市場和房價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社會上爭議很多，有許多說法聽起來“似是而非”。我想先回應一些“似是而非”卻非常流行的說法，分析一下在房地產問題的背后究竟存在什么問題。
這一輪房地產的風波，最突出的現象是“兩極分化”，少數特大城市加上若干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房價飛漲，人們感覺很恐怖；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高喊要去庫存，但房子賣不出去。以前是特大城市泡沫漲了，其他中小城市也跟著漲，但是這次是一方面暴漲，另一方面卻是下跌；一方面是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卻是賣不出去，這是基本的事實。
我們需要解釋這是為什么？于是許多“似是而非”解釋“為什么”的說法就來了。
第一種說法是貨幣太多了。中國的M2(貨幣)這么多，超過GDP多少多少倍，自然房價就要漲，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當然，任何價格上漲都跟貨幣有些關系，但是反過來說，貨幣是一般等價物，它可以交易任何東西，即所謂的大水漫灌,水可以流到任何一個縫隙里去，可以流到任何一個市場上去。可是，這次貨幣怎么沒有流到豬肉市場上去？怎么沒流到食品市場上去？蔬菜市場上出現了“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貨幣怎么沒到這些上去呢？怎么沒到股市上去呢？貨幣是跑到樓市上來了，為什么沒去二、三線城市，而只是集中在大城市？貨幣總是和價格有關系，任何價格漲了后面都有貨幣因素，但是用貨幣這個一般等價物，無法解釋某些市場上的特殊現象。相對比較歷史上的貨幣總量，并不是最多的，盡管比例在提高，杠桿在加大，但是現在每年M2的增長速度是10%、11%，而以前很長時間都在18%、19%。說錢多了，這是一個并不能解釋問題的說法。
第二種說法是“土地貴”。大家都聽說過房價貴是因為地價貴，特別是房地產商特別愛說，地價比現在的房價都貴了，將來房價一定更貴，趕緊買房吧。這種說法為什么似是而非？一般來看，土地在前，房子在后，土價貴自然房價貴，因果關系好像挺明顯。但是我要問問房地產商們，樓價貴不是你們拍出來的嗎？你為什么敢拍這個價？各地都在限樓價，即使是不能超過樓價，大家還是舉牌往上拍，結果就競拍出了“地王”。地價是個派生價格，最終的產品還是房價，你預計未來的房價比現在的房價還要高，所以你才敢現在把地價拍得更高。
有的房地產商說我的預計錯了，當時預測房價還要漲，現在政策變了，結果出問題了。我說就是因為你預計錯誤，沒有預期到政府見到這個情況會采取措施。政府不可能看著這個泡沫不斷鼓起來，最后崩盤，導致全國性的大危機。因為你沒有預計到政府會改變政策，當時拍了那么高的地價，將來賣不出那么高價的房子，原因只能怪你預期出現了錯誤。1998年的香港，危機來了房價跌了50%，樓沒有賣出去就是房產商的損失。樓價高不高取決于很多因素，而樓價下跌了，你當時已經付的高價地錢也沒有人退給你。老百姓悲慘的是欠銀行的按揭貸款，房產價格還不如債務總額高，就成了負產階級。這屬于泡沫產生之后的問題，都屬于預期錯誤的問題。
當然，政府在土地問題上存在很大的問題，我想在后面著重講這個的問題。這里我首先要說的是，現在最流行的兩個說法，都解釋不了目前樓市的價格問題。
接下來，我們再系統的把土地問題講一講。買房子就是買地，地是最基本的資源，也是最基本的資產。很多東西的價格，包括制造業、商業的成本、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都和地價相關。我們平時買商品，價格中的一部分就包括商業成本中的地價成本。有必要把土地問題稍微系統講一講，讓大家理解土地在經濟學上的意義，知道土地在現實生活當中起到的作用。
首先，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也可以說是世界上土地稀缺度最高的國家。土地稀缺度的衡量，并不是按你擁有多少土地面積，而是按可居住面積計算。中國雖然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但是真正能夠居住的和可耕種的面積并不多，除去喜馬拉雅山脈和各種各樣的沙漠荒原，中國版圖上綠色的平原面積很小。我們的人均可居住面積只是世界人均可居住面積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人地關系相對來說就比較緊張。
第二，我們在人地關系中，還有一個更復雜的因素，就是要求糧食自給自足，對這個問題經濟學家有各種爭論。有的經濟學家說，進口糧食就等于進口土地，現在進口的糧食已經占到10%左右。但是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學問題，也不是進口糧食與土地關系的問題，中國的糧食問題是一個國際政治問題。我們有些農業專家比較保守，現在管理國家這一代人也有著非常鮮明的記憶，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鬧饑荒，很多國家對我們搞了糧食禁運。我們不需要保持98%的自給自足，但是應該保證90%、85%的自給自足，這是我們國家大的戰略問題，所以我們有一條控制可耕地面積的紅線，這條紅線就是根據自給自足的要求畫出來的。所以，一是我們的土地本來就少，二是大部分土地還要用來種種糧食，因此土地就感覺特別少。三是過去城市和農村相分離，農村家家戶戶都有宅基地和自留地，雖然農民住房質量不太高，但是人均面積比較大。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很多農民進城了，但是他的那塊地還在，而且也沒有改變用途。
重慶搞了一個制度叫地票制，地票上寫的農民有多少宅基地、承包地。農民進了城，變成了城市戶口，能夠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務，如果他愿意放棄這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就可以納入城市建設。重慶的特點是直轄市，城市周圍都是農村，農民進城和地票交易比較方便，也容易控制。但是如果人口流動一跨省，湖南的農民工到深圳打工，讓他帶一個地票，由深圳去監督湖南的那塊土地怎么使用、怎么置換，這個至少目前很難做到。農民進了城，增加了城市的住房需求，但是他在農村的那塊土地仍然閑置著。
有人說，農民是低收入階層，雖然進了城也不一定有買房需求，我認為這是一個接替性的過程。農民最初的需求是租房，一旦租了房子，原來住這個房子的人，就可以用獲得的房租提出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去買新房。很多農民在城里住的城中村、工棚、地下室，農村的家里卻閑著一個大別墅，只是逢年過節才回去住幾天。很多土地閑置在那兒，閑置就等于浪費。根據任志強的計算，農村所有用于住房的土地加在一起，是現在城市全部用于住房土地的5倍。城市如果能擴大5倍的土地使用面積，情況會大不一樣。但是，這個問題至少在近期內還不容易解決。
土地供給本身就有局限，再加上人為的因素，我們的城市容積率太低。多數城市批樓盤必須要建花園小區，對環境、生態要求很高，容積率只有2到3，而香港是9到10。我們本來就人多地少，人均土地稀缺程度不比香港更低，但是我們還要搞奢侈品，建很寬松的社區和房子。比如北京要求在日照最短的那一天，屋子里要有兩小時的日照時間，這標準就很高。年輕人誰在家里照日照？都去上班了。為了這兩小時的日照，兩個樓的間隔距離就要加大很多，因此減少了多少平方米的建筑。很多地方為了提高容積率，多幾個平方米就能多賣點錢。很多房地產商希望提高容積率，但是還得走后門去賄賂。一般性的問題是，土地緊缺，供給就相對少，土地貴了自然會影響地價，從供給側角度確實有這個因素。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我想說的是，最近這一輪地價暴漲和房價暴漲，或者房價帶動地價暴漲，或者預期房價帶動地價漲，暴露出一個重要的政策性原因，就是我們的城鎮化戰略導致兩極分化。
這是房地產的兩極分化，藍線是大城市，紅線是平均數。
中國從來不說城市化，而是說城鎮化。城鎮化和城市化在概念上沒什么區別，都是農民進城人口遷移的過程。但是在現實當中，不同的提法代表著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做法。
這些年我們的基本做法，是限制大城市發展，鼓勵小城鎮發展。小城鎮發展顯然是地是不受限制的，至少沒有沖到頂，地是敞開供給的，大城市首先從限制人口開始，對人口流入設定一個規模，于此相適應來配備土地。城市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土地供給，就提供多少公共設施和服務。北京市就提出城市人口到什么時候要控制在多少萬以內等等。大城市中心和周邊只能有這么多的土地供給，這就是現實。
因此，我們的愿景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人們從農村遷移出來以后，都到小城市中去找工作和安居樂業。我們不要把幸福函數復雜化，年輕人遷移的目的，就是要找一個好一點的工作，找一個有興趣的工作，找一個收入高一點的工作，這是最基本的。可是現實中，很多產業和企業并沒有到小城市去，相反小城市的企業都往大城市搬。在內陸地區的一些地方，原來指望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到這里來，內陸地區的小城鎮可以發展。但是這些產業還是去了內陸地區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企業沒到小城市去，人怎么會到小城市去呢？它無法提供那么多就業，也無法提供那么多收入，所以人們還是涌向大城市。
我們要研究城市化的基本邏輯。為什么會有城市化？為什么農村人口要向城市集中？最早出現的是鄉鎮工業，后來許多鄉鎮工業都進城了。因為在分散的鄉村沒法搞工業，它不具備聚集效應，而聚集效應是規模效應的一種。當年農村搞鄉鎮企業，每個鎮或每個村都要搞工業，修路、通電、拉根電話線成本都非常高。而在城市周邊搞開發區，它的基礎設施不僅便宜，而且更健全、更齊備，包括物流，包括交通，包括信息等等，更有利與產業的發展，同樣的投入可以支撐更多的產業和更多的企業。
城市化的基本定義和邏輯就是聚集，越大的聚集越有優勢。當然大的聚集也可能產生一些負的效果，但是總體比較，它的收益和成本代價哪個更高一點，最后就會向哪方面傾斜。世界歷史近百年來，大城市越來越發展，人口越來越向大城市集中，包括發達國家的大城市集中程度也是越來越高。聯合國專門寫了一個報告《大城市的優勢》，說連治理污染也是大城市更有效益，只有一定規模人口的大城市，才可以建設高水平的污水處理廠。
人口聚集還會帶來很多東西。產業的聚集創造了就業，創造了收入，有就業和收入就能吸引人口。而人口的聚集又會創造新的服務業的就業，服務業就是家庭生活的社會化。在農村，你想去飯館吃個飯可能要走二十里路，去飯館吃的人少，飯館沒有規模效應就發展不下去。城市人口聚集，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去下飯館，整個家庭生活就社會化了，同時又創造了更多的就業。順便說一說，你自己在家洗頭是不計入GDP的，也不創造收入。如果你到外面洗頭，理發師的工作就創造了GDP，你就創造了別人的就業和收入，這就是人口聚集帶來的好處。現在高級知識分子、大學畢業生都愿意往大城市聚集，就是因為大城市有創新的機會，這涉及到現代經濟學一個重要的知識外溢效應原理，知識存量在互相碰撞中可以產生新的知識增量，知識存量越多增量越多。從城市角度講，人口越聚集，越能創造新的機會、創造新的經濟、創造新的知識。大城市人口聚集，往往能產生新的文化和所謂的時尚、創意等等，很多年輕人選擇在北京漂著，就是喜歡這里有各種文化融合和創意的氛圍。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以后，沿海地區經濟自由落體式的下滑，有2000萬農民工下崗提前回家過年了。但是剛過完春節，我們觀察到有很多人又跑回城市來了。當時經濟還沒有恢復，人為什么就回來了？在調查中，一個小伙子說，回到農村我的手機沒信號，所以我非得回來不可；另一個小姑娘說，我回去以后頭發沒法打理，所以就回來了。年輕人回到城里來，不光是因為這里有工作，而是更喜歡這里的生活。總之，大城市不僅創造了就業，創造了收入，而且還能不斷產生新鮮的事物，這就是人口遷移的規律。
回顧中國這些年來的發展，人口遷移大多數是奔著大城市去的，當然也不是一下子都到了北上廣深，而是一個階梯一個階梯上來的。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農民，已經在家鄉的縣城里買了房子，縣城里的人想去地市級城市，地市級城市的人又想去省城。大城市必須要聚集一定規模的人口，才會出現好的學校、醫院和各種文化生活。據說少于一千萬人口的城市，都養不起一個以西洋音樂為主的音樂廳。希望有多元化的生活，在小城市不行，只有到大城市，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國也不例外，人的基本選擇邏輯是一樣的。
然而，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大城市設限，不讓人們進大城市，沒有按照未來人口不斷進入大城市的規模，來考慮和安排各方面公共品的供給，包括土地的供給。如果現在還是計劃經濟，還在嚴格執行戶籍制度，人口只能在原戶籍地所在地待著，你還可以規劃和掌控大城市規模。但是，現在政府已經不能禁止人們選擇到哪里去了，因為遷移是自由的，人為設限只是想控制資源，但是實際上限制不了人口遷移。你規定某個城市只能有一千八百萬人口，但是只要人們愿意來，很快就會超過這個限制，這就形成了現在中國城市兩極分化的矛盾。
兩極分化是指人口流出城市和人口流入城市，人口流入特別集中的城市就會出現各種暴漲局面，包括住房的供給和需求關系。比如有的城市六年前研究資源約束，提出這個城市只能養活八百萬人口，結果現在人口達到了兩千一百萬，這個城市肯定會出現供求關系緊張，包括交通、公安、社會保障等等一系列社會公共服務都會不足。北京統計有一千六百萬人口，但是在北京實際用的手機有兩千七百萬部，其中當然一手兩機的，但是算下來至少也有兩千萬人口了，因為很多外來常住人口和北漂一族還是隱形的。
那么，小城市的房地產是怎么回事呢？2004-2007年房地產過熱，2007年出了國幾條把房價壓下去，2008年北、上、廣、深等大城市房價跌得很厲害。于是許多小城市地方政府紛紛招攬房地產商去做投資，因為大城市限購，小城市不限購，不少房地產商包括一些知名地產商都跑到小城市拿地，在二三四線城市建了一些房子，以為這些地方將來也能像大城市一樣房價上漲。結果發現，房子蓋好了但人卻走光了。
城市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人口大量涌入導致供求關系嚴重失衡，另一方面是人口不斷流出，供求過剩需求不足。暴露出城鎮化政策包括現在的做法出了偏差，違背了人的遷移規律，違背了城市化、工業化的規律。城市化、工業化是人的行為，人的行為的基本邏輯是要追求就業，追求收入，追求改善的生活。而我們老是逆著走。
也許人們會問，那么小城鎮到底該怎么辦呢？難道我們要放棄發展小城鎮了嗎？人家歐洲的小城鎮為什么一直在發展呢？我們來分析一下歐洲小城鎮為什么會保持發展。
第一個原因，因為歐洲工業化進程比較漫長，大概用了100-150年的時間，農民才基本走完。到了一定階段，原來的農民還沒有走光，退休的人已經回來了。這些退休回來的人和沒走的人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從城里退休回來的人是拿著一生的積蓄回來的，是帶著社保回來的，他們是通過在城市就業提高了收入有了積蓄的一群人，并且還帶回來了他們在現代城市生活的經歷和經驗。他們回來到小城鎮，第一件事修繕老宅，讓老宅實現現代化。第二件事是把公共服務帶回來了，小城鎮出現了社保機構為人們提供服務，于是這個小城鎮就保護發展下來了。歐洲人口的交替是在漫長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實現的，歐洲的小城鎮能夠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而且得以延續發展，是因為這里有了新的收入基礎，有了新的公共服務機構和設施，已經變成了新型的小城鎮。而我們屬于在三十幾年內快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這個過程很短，目前還有三分之一的農民還沒有走出去。
第二個原因，歐洲人口密度很高，已經形成了許多城市群、城市帶。使用各種交通工具，能在一個小時最多一個半小時內從一個小城鎮到達大城市市中心，這個區域都是屬于城市群的范疇，而不是邊緣地區，這相當于北京市周邊的那些小城市。歐洲很多這樣的大城市幾乎重疊在一起，其周邊的小城市其實都不是真正意義的小城市，而是大城市群當中的組成部分。
中國雖然人均可居住土地的面積很小，但是大城市確實比較分散。現在有了高速鐵路、城際快軌，速度越快半徑越大，涉及面越廣，使得周邊的小城市有機會跟著中心大城市一起發展。最近暢銷的一本英文小說叫《列車上的女孩》，就是講一個女孩坐通勤車，往返一個小城鎮到倫敦之間來回上下班。紐約金融界的人士也都住在周邊城市，這就是城市群的概念。一個小城鎮的位置在哪里，有沒有發展前途，要看它和大城市的關系位置怎么樣。
中國屬于快速工業化國家，類似于韓國和日本。我們用了50年時間，工業化達到了80%多，現在還在繼續工業化，這個歷史的進程還很長。這50年會出現一個什么情況呢？第一是人口進到城里來了，但是退休的人群還沒有形成。第一代有錢的退休人群正在形成，我說的有錢并不是說很有錢，至少中產階級。他們想著現在房子便宜，趕緊買了等退休回來住。海南的發展應該是等到第一代有錢的人退休以后，目前這一代人還沒有形成呢。
所以在這個階段，加上中國地域遼闊，很多小城市不在大城市群里，發展就會遇到困難。現在我們正在形成一些大城市群，應該順應這個潮流，應該鼓勵大城市群的發展。中國有14億人口，在珠三角、長三角，出現五千萬到一億人的大城市群都是可以想象的，它們是幾個城市群的疊加。比如蘇州周邊一大塊加起來有一億人口，深圳周邊再把香港算上，把廣州算上，也會達到上億的人口規模。我們的內陸中心城市，這幾年快速交通發展的成效已經顯現出來，武漢、長沙、南京、合肥、成都、重慶、鄭州、西安等一些省會城市已經成為人口聚集區。
從目前看，一些小城市可能就是要隨著人口遷出逐漸消亡，但是我相信它們當中的大多數沒有到發展的時候。目前就是人口遷出的時候，而人口遷出也是一種發展。假定你就是那些資源，原來那么多人，分母那么大，人均GDP、人均收入就上不去。人口遷移有兩個效果，到人口聚集地增加了分母，在人口流出地減少了分母，減少了分母整個分數就大了，同樣的收入分到每個人頭上就高了，就可以提高收入。農村就是這樣的情況，大量的人口走掉，少數的人種大面積的土地，耕作的農民收入就高了。現在就是一些內陸地區的二、三、四線城市人口遷出的過程，但是并不是說它沒有機會了。一是小城鎮的人口少了，但是人均收入可以提高；二是如果能保護好老宅，保護好當地的生態和特色文化，就為將來人口回流做好了準備。我有個朋友以前是新聞界的，現在他回到了老家汶川，在那兒修了一個外表和當地建筑風格一樣，但內部非常現代化的民宅，他把現代文明帶了回去。還有一位金融精英，說我老家有一座土樓，退休以后我回去修土樓去，那土樓可就值錢了。
我們應該順應人口遷移規律和城市化規律。騰出更多的土地發展大城市，包括這些城市周邊的小城鎮、衛星城等。盲目的和歐洲比，很容易犯毛病。韓國、日本都屬于快速工業化國家，都犯類似的錯誤。日本當年也是讓大家到小城鎮去，說不要到東京來，最后的結果是全國一億三千萬人口，有30%的人口住在東京，20%的人口住在大阪，兩個加一塊達到50%。日本經濟90年初開始下滑和這個有關系。韓國也說不要到首爾來，還搞新農村運動，結果是新農村建成之日就是村民走光之時。現在有50%的人口聚集在首爾，這個首爾是大首爾的概念。都想均衡地發展，所以很容易犯同樣的錯誤。
從這個意義上講，遵循規律，破解難題，需要做大量的調整，不僅僅是簡單的控制房價、限購，還包括一些最基本的、更深層次措施，包括設立財產稅、房產稅、經濟制度、經濟手段，還包括要調整我們的城鎮化發展戰略。
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博士論文是調研小城鎮的， 據說他臨終前兩年曾經對他的學生說，也許在中國小城鎮這條路可能走不通。 不同的歷史階段對不同的問題有不同的認識，今天我們講這個問題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現在我們的大城市房價暴漲，小城市卻有那么多的積壓，一眼望不到頭的房子也沒賣出去幾套，因為肯定沒有人在那兒買。所謂美國的鬼城就是一個小村，而我們的鬼城真是成群的高樓大廈，很慘烈。現在社會已經開始吸取教訓了，一是發展房地產首先要想那個地方能創造多少就業，沒有創造就業，搞了房地產最后結局都是一樣的。然后還要看位置在什么地方，是在城市群里面，還是城市群外面，小城鎮并不等于二、三、四線城市，小城鎮指在是大城市群之外的；二是我們暫時改不了糧食要自給自足的現狀，但是我們可以提高城市容積率；三是我們的土地分配可以改變，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的關系可以改變，這是我們政策戰略的配套；四是要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土地確權，土地能夠流轉，在城市化的前提下，盡可能的把多出來一部分土地特別是宅基地，流轉出來成為城市土地供給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緩解房地產的問題。
地方政府可不可能起點作用？當然是可以的。如果有地不供，把地價憋得高高的，就是地方政府的責任，香港就有這樣的先例。我們有的城市，比如重慶，雖然是那么擁擠的一個山城，但是它的地價并不高，只有每平方米六、七千塊錢房價。因為它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是有地票，二是一些山地不屬于耕地，它可以作為房地產土地供給。要想使房價便宜就一個辦法，當房價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開始放地，把你的房價砸下來。不能老在需求方做文章，也要在供給方面做文章，這個問題就集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些問題不是一天、兩天能解決的，但是你要不做不改，這些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我們城鎮化發展戰略不改，我們的容積率不改，農村土地制度不改，這些問題就會持續加大。總覺得需求太大供給太小，就只能抑制需求，限購不是通過供給方解決問題，而是抑制需求。抑制需求是有道理的，特別是投資性需求。但是現在房價高到社會承受不了，是因為確實需要購買住房的老百姓越來越買不起房了，這就影響到國計民生了。如果保證房子有限的供給，只供給那些要住的人，而不供給那些要炒房的人，這是限購的邏輯。可不可以不搞限購呢？當然可以。限購只是一個行政手段，而且是非常嚴厲的行政手段，只有中國搞得了，其他國家搞不了，因為有錢不讓買房子，是沒有道理的。
從需求方角度看，不一定限購，辦法就是實行房產稅。房產稅具有內在的穩定性，房價越高征的稅越高。房產稅加上交易稅在其他國家多數都有，而且很見效。最近新加坡搞房產稅和交易稅，新加坡城市中心的房價已經跌了40%。但是這一點我們也遲遲做不了，迄今為止沒有列入國務院的議程。有人說中國的土地都是國有的，但是英國也一樣，英國任何一塊土地都是皇家的，在上面蓋房子也是租的，他們對使用土地和蓋房子包括使用者都要征收房產稅。還有人說是有既得利益的阻礙，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笑話，說領導聚到一塊討論房產稅問題，前15分鐘還在討論國家稅收，15分鐘后就討論到自己的房子要交多少稅，這就討論不下去了。但是這些對實施房產稅都不會構成障礙。中國改革的經驗不就是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嗎？20年過渡期，從新房子開始征起，老房子賣了才征，你看能不能實行得了？實行房產稅的問題不要跟反腐掛鉤，新房新辦法，老房老辦法。
還有一種說法是房產稅不管用，你這就違反了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價格肯定是管用的，價格不管用往往是價格沒到足夠高。上海、重慶搞試點，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的房產稅當然不管用，如果像美國一樣到了3%-4%的房產稅你看起不起作用？中國的炒房團跑到美國，說美國次貸了危機房子便宜，轉了一圈最后一問每年還得交4%的稅，結果全都不買了。房價越高交稅越多，價格哪有不起作用的，價格不起作用一定是價格不夠高。雖然還有一些因素和理由，但是我覺得都有辦法可以克服。但是現在一時半會兒還實行不了，客觀上就沒有列入日程。
(根據速記整理，本人未審閱)
作者簡介：樊綱 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50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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