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也由原來的總量不足變為現階段的結構性矛盾突出，有些農產品供不應求，如大豆；有些農產品供大于求，如玉米。
“現在中央提出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以往所提的農業結構調整有聯系，但內容更深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在接受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表示，深刻就深刻在通過科技創新、體制創新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國際競爭力上。
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有突破
近年來，我國很多農產品價格都高于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市場受外來產品沖擊較為嚴重。針對這種現象，有聲音認為是政府的糧食收儲制度造成的。
陳錫文委員說，事實上，糧食收購價格變化是有一個過程。以玉米為例，臨時收儲價格最初是以托底價形式出現的，目的是為了讓農民放心種糧。在2004年至2007年的4年里，玉米臨時收儲價格是穩定的。進入2008年以后，國內整體要素成本開始上漲，土地、資金、勞動力、原材料等價格都在上升，投射到農業生產中，就是農業生產成本不斷攀升。所以，從2008年開始，玉米的臨時收儲價格便水漲船高，直到最后，收儲價格成了東北玉米市場的最高價。
“到了這個程度，不改就不行了。”陳錫文委員說，2015年秋收之前，中央決定降低對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玉米臨時收儲價格，2016年的1號文件明確提出，要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即，價格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把補貼從價格中剝離出來，專門建立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
從這兩年的實踐來看，成效顯著。首先，全國玉米播種面積減少了，東北和內蒙古地區就減少了2300多萬畝；其次，玉米平均價格降低了，由2014年最高時的1.12元每斤降到目前的0.6元至0.8元之間；再次，農民獲得了比較合理的補償。2016年，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為種植玉米的農民發放補貼超過390億元，平均一畝地補貼150元至180元。
“玉米改革的成效為我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探索出一條新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陳錫文委員說。
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待完善
事實上，我國在通過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變農業生產方式上作了很多探索。
陳錫文委員介紹說，早在2013年，我國政府就開始研究農產品價格機制。2013年，瞄準新疆棉花價格、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大豆價格實行改革；2014年，開始實施新疆棉花目標價格改革；2015年，推進長江流域油菜籽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降低東北玉米臨儲價格；2016年，提出市場定價、價補分離。應該說，4年來，我國在通過改變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引導農業生產結構改革上還是有不少收獲的。
實際上，在我國成百上千個農產品品種中，真正由政府定價的少之又少。具體來看，小麥、稻谷、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這六種產品也只是面對主產區有最低價和臨儲價。“目前，油菜籽和棉花的改革都很成功，大豆目標價格改革不太理想，玉米這一年成果不錯，還剩下小麥和稻谷的改革有待攻堅。”陳錫文委員實事求是地說。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堅持并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合理調整最低收購價水平，形成合理比價關系”。陳錫文委員表示，堅持完善小麥最低收儲價格，今年不會改，將來肯定要改，但具體怎么改還要深入研究。
稻谷也是一樣，堅持完善最低收購價是大方向。目前，我國稻谷供給大于需求，庫存增加。為此，我國政府近幾年都在微調稻谷價格。2016年，早秈稻價格由1.35元每斤降到1.33元每斤，就是要讓農民意識到早秈稻這個品種有點多了。但是，接下來情況會怎樣，還要看供求，看農民和加工企業怎么反應。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協調
糧食價格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但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那么，要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呢？
陳錫文委員認為，政府和市場兩只手都有用，也都要用好。其中，市場是基礎。我國有超過兩億農戶在從事生產，13億多人在消費，市場變化的背后有著復雜的原因。比如，價格突然上漲，可能是因為供給不足；價格突然下跌，可能與農民生產積極性有關。
因此，政府必須密切關注市場上的趨勢變化，把握好介入程度、退出時機等問題。處理好政府這只有形的手與市場無形之手之間的關系，必須先明確定位。在資源配置上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價格也應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當市場機制失靈時，政府要“幫”一把。
陳錫文委員認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必須轉變農民的生產觀念。作為生產者，他們要關注市場，了解農產品價格變化情況，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一味依靠政府。此外，還要強化壯大除中儲糧之外的流通主體，讓流通市場恢復活力；市場主體恢復以后，再來解決他們的糧食收購資金問題。“只有上述幾個問題得到解決，才能真正實現糧食價格由市場決定、糧食供銷由市場決定。”陳錫文委員說。（記者 常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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