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貧困被視為世界范圍內城市發展的巨大挑戰。 以往人們討論城市貧困時，通常只關注城市貧困本身，很少與農村貧困一起討論。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世界頂尖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的《城市的勝利》（2011年）獨辟蹊徑，基于其團隊對全球大量城市的對比研究成果，得出最重要的結論：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與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來將決定人類的未來！針對城市普遍存在的貧困問題，格萊澤認為，城市發展有助于解決農村貧困。
城市貧困的源頭是農村貧困
貧困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因研究視角不同，有不同理解。如聯合國的收入貧困（UN，1998）、阿馬蒂亞·森的能力貧困Sen（1983）、世界銀行的權利貧困（World Bank，2000）和心理貧困（Lewis，1959）等。因此，不同視角下，貧困（城市貧困與農村貧困）的形成也不同，如來自低水平發展陷阱、資源與環境匱乏、能力缺失、制度障礙和社會資本與文化貧困等。但這些研究和理論觀點，還未曾將城市貧困和農村貧困聯系起來，進行動態考察。
該如何看待廣泛存在的城市貧困？貧困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格萊澤將城市看作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但并不回避城市貧困的普遍存在，而是直接深入討論。他引用了柏拉圖的話：“任何一座城市，不論它的規模有多小，其實都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窮人的城市，另一部分是富人的城市。”但城市貧困的存在，并不否定城市本身的相對優勢。他明確提出，城市貧困的存在正是城市優越性的直接反映。其原因是：“城市充滿了貧困人口，并不是城市讓人們變得貧窮，而是城市吸引來了貧困人口。”動態來看，城市貧困人口的存在，根本原因是農村貧困的存在。
只要有農村貧困存在，城市貧困就不會消失。在一個自由移動的區域，人們選擇居住地，是憑借自身的理性決策。因為信息收集、信息處理存在門檻，即使貧困人口無法依據經濟理性自由遷移，但貧困人口“懷著城市可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以及城市所具有的優勢（就業機會、公共服務、教育）”，也具有從發展機會少的地方向發展機會多的地方遷移的動力。城市貧困是困境，也是傳奇。格萊澤說：“城市貧民窟可能作為跨入中產階級的跳板，同時貧民窟中偶爾會有激勵人心的成功事跡，貧民窟的一些人通過自己的努力走出貧民窟，步入社會中上階層。” 而且，城市貧民區經常出現“令人驚嘆的成功故事”，城市里的貧民窟成為貧困人口跨入中產階級的跳板。農村貧困人口即使遷移到城市貧民窟，相比農村貧困而言，“城市貧民窟的生活仍然要好于貧困農村里單調乏味的生活，城市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經濟機遇、公共服務和樂趣。”因此，可以說，城市是否貧困，不應與富裕城市比較，而是與農村貧困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可能遠比不上發達國家的城市，但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肯定要遠好于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貧困人口也許不會迅速富裕，但若能在城市與農村間自由遷移，其結果自然是，大量貧困人口會選擇城市，而不是農村。
城市發展有助于消滅農村貧困
由于研究視角的不同，對如何消除貧困，有不同的觀點。經濟學基于收入貧困入手，認為經濟發展能解決貧困的關鍵途徑；而能力貧困的視角，認為貧困問題的解決需要綜合手段，如提升就業、教育水平，改善生態環境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這些觀點提出的解決貧困的路徑是有差異的，但都認同的一點是，貧困水平的標準是相對的，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變化。但這些研究都沒有將貧困問題的解決，與城市的發展聯系起來。
格萊澤通過農村貧困與城市貧困關系的研究，認為城市的發展才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重要途徑。由于城市貧困、城市擁堵等城市問題廣泛存在，城市被看作是“不平等和被剝奪的地方”。而由于巴西里約熱內盧和印度孟買等特大城市大規模貧民窟的存在，大多數人認為，超大城市的貧民窟問題已成為城市發展的最大挑戰和最嚴重危機。但城市貧困并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即使紐約和倫敦這樣的頂級全球城市，在集聚大量億萬富翁的同時，也大量集聚了貧困的孩子。
但城市貧困的解決，并非由城市本身決定，只有消滅農村貧困才能消滅城市貧困。簡單而言，城市也是減輕農村貧困的重要路徑。當城市政府通過完善公共服務和交通設施來改善城市貧困地區生活環境時，這個貧困地區不會立即消失，反而會吸引更多農村貧困人口到該城市，從而可能產生新的貧困區域。這里最大的原因是，城市的生活環境——即使是城市貧困地區的生活環境，要相對好于農村貧困地區。格萊澤引用了一項研究成果，“90%的里約熱內盧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但東北部農村地區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這一貧困線以上。”加爾各答也被認為是“一個嚴重被剝奪的地方”，但這座城市的貧困率為11%，而西孟加拉邦農村地區的貧困率則為24%。
由于城市貧困地區環境的改善，將吸引更多貧困人口涌入，進而給城市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帶來壓力。其結果可能是，“任何試圖降低某一座城市貧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會弄巧成拙，因為更多的貧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會提高這座城市的貧困水平。”格拉澤認為，“城市里充滿了貧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讓人們變得更加貧困，而是城市利用將會提高他們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來了貧困人口。”
格萊澤用1960年代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治理經驗支撐這個觀點。當時里約熱內盧對貧民窟開展接種疫苗活動，并通過增加警力來改善貧民窟治安，這些努力來自于地方政府甚至部分資金來源于巴西中央政府。這表明，城市的貧民窟得到了廣泛的重視，而農村地區的貧困則很少被關注，其結果是，如果農村地區的貧困問題沒有得到重視和解決，“任何試圖降低某一座城市貧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會弄巧成拙，因為更多的貧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會提高這座城市的貧困水平。”這給我們認識發展中國家中超大城市廣泛存在的貧民區提供新的認識視角。從這個角度來看，要真正地徹底解決城市貧民區，其前提是消滅農村貧困。
幫助貧困人口比幫助貧困地區更有效
當前，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移民大量涌入，都面臨城市基礎設施的巨大壓力。但格萊澤認為，通過阻止外來人口的增加來維持城市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優質高效，既無道理也不合邏輯。因為，對城市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能讓更多人的收益增加，就整體社會利益來看，是值得推動的，“對于整個國家來說，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對城市而言，移民的涌入給城市的發展帶來了多元性，也帶來了傳奇，如波士頓正源自肯尼迪家族——愛爾蘭裔的貧困移民。
在能自由遷徙時，人們既可以選擇留在原地，也可以選擇通過遷移來重塑未來。由于貧困人口自由移動，從有效性來看，解決貧困人口的最關鍵路徑，最好是幫助貧困人口而不是幫助貧困地區。“在卡特里娜颶風之后重建的擁護者，希望投入數千億美元來重建新奧爾良，但是如果將2000億美元分配給在這里居住的人們，他們每人將獲得40萬美元，足以支持他們遷移到其他城市或接受教育或購買更好的住所。”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時，一個想法是，“看到較為貧窮的超大城市中實際存在的問題，然后認為人們應該返回他們原來所在的農村地區”。但格萊澤并不認同這個觀點，并提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能“拯救發展中國家的恰恰是城市，而非農村”。
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也應重視城市的發展，以減少農村貧困的規模。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今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脫貧攻堅形勢和更好實施精準扶貧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農村貧困人口如期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這間接表明，當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在農村。在新中國建立后的近70年里，城市人口規模擴大，但城市貧困人口的占比卻相對降低，換句話說就是，健康有序的城市發展的確有助于減少貧困。在我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決勝階段，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引導的城市發展，將有助于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盡快減少，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市政廳 201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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