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祠堂的社會意義
宗教是人類社會的重要文化現象之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把儒教和道教作為中華民族的宗教，但是，中華民族對于宗教的追崇是不太強烈的，況且事實上中國人心目中的宗教遠不是道教和儒教那樣，而他們對于姓氏文化和祖先崇拜是其他民族無法比擬的，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一大差異。
事實上中華民族對于祖先崇拜和姓氏文化的信仰，在筆者看來也是一種宗教文化.
中國近代大儒梁漱溟認為，宗教解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三世問題，中國人則以家族之三世，行宗教解決之道：過去的信仰依于祖先，現在的安慰寄于家室和合，而將來的希望則寄托于兒孫。祠堂里的對象雖為逝去的先祖，然而目的卻在作用、影響于生者和看不見的未來之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的重新修建祠堂風潮自有其積極的一面，可視為對內心生活秩序重建的一次努力，其間也包含了中國式信仰的重拾。”(引自共識網，李禮：《“祠堂”里的鄉村信仰》)
杜贊奇說：“村落組織是由擁有共同祖先的血緣集團和經濟上互相協作的家庭集團組織”，而祠堂、宗族高于家庭，與村落大體相當。
自從人類有了姓氏以來，人們就有了家族認同感，同樣就產生了宗法思想，同祖同宗成為了中華民族認同自己集體的標準。
對于祖先的崇拜讓自己不會在去世后寂寞和無所歸依。在這其中祠堂是宗法精神的物化，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歷程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維護了社會的持續和穩定。
有的學者還提出祠堂、宗族就是類似于西方“公民社會”的“公共空間”。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這些問題，而是肯定祠堂的積極作用，除了祭祖、正化、教化，還有作為商討家族重大事情的“公共場所”，族人進行禮制、禮法、禮教宣傳教育的活動場所，甚至還有鄉村道德法庭的作用，是處理家庭內部事務、賞勤罰懶、化解糾紛、處理矛盾的地方。可謂“上奠祖先之靈，下規后嗣之則”。(但不可否認的是祠堂在傳統文化中有私設刑罰、重男輕女等弊端，但是看其主流還是有益的。)
總結說來，傳統的祠堂具有如下四種作用：教化功能，指以祠堂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對族眾教育、感化的活動;規范功能，指祠堂文化對族眾中每個成員的行為方式所起的約束作用;維系功能，指祠堂文化起著統一族眾的行為與思想的作用，使社會生活保持穩定，使族眾群體內所有成員保持向心力與凝聚力;調節功能，通過祠堂文化活動中的娛樂、宣泄、補償等方式，使人類社會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調劑的功能。
2、祠堂再興的價值
祠堂是我國鄉土建筑中的禮制性建筑，是鄉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中心。祠堂在我國歷史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蘊。祠堂文化既蘊涵淳樸的傳統內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它涵蓋有祠堂、祠產、祠約、祠堂建筑規制、祠堂陳列格式、祭祀禮儀、宗譜家乘、行派世系、傳記事略、名人節士等廣泛領域，是我國重要的傳統文化載體之一。
近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中，隨著民主、科學的廣泛宣傳，傳統文化一度遭到拋棄和背離，尤其是民間祠堂隨著戰爭和意識形態的打壓，大多數已經灰飛煙滅。
新中國建立后，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祠堂成為重災區，尤其是祠堂在“四舊”徹底被破壞了，其社會功能也逐步消失。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道德滑坡，拜金主義產生，鄉村的文化精神喪失，人們在溫飽之后對文化有了需求。中國南方特別是經濟發達的長三角一帶，“尋根熱”再度興起，祠堂又得以復興，光宗耀祖成為人們的心理精神。
目前祠堂在南方一些省份比較發達，尤其是在安徽的古徽州，素有“八千祠堂，五千村落”的說法，其他如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省份，一些地方在春節時期，在祠堂舉行廟會、集市、唱戲等，具有積極作用。
甚至有學者提出，祠堂的興起可以說是對鄉村基督教傳播的一種回應。當下中國，與祠堂修建之風并行的，是中國民間基督教、耶穌教的暗流涌動。這一點在鄉村更為突出，在筆者生活過、見到過的很多中原的村莊，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一個在信仰上“全盤西化”之地，舉目全國，這樣的案例卻不在少數。
聽來確有令人訝異之處，不得不讓我們反思祠堂、宗族的教化意義，是讓基督教獨霸鄉村，還是讓宗族重新興起于鄉村，答案昭然若揭。
3、祠堂角色的再造
作為一種地方文化代表，祠堂集建筑、思想、文化、藝術于一身。祠堂文化作為地方傳統文化，是最具個性特征的文化，有著突出的地域性，它所承載的是千百年來歷史文化的積淀。
比如，廣東省東莞在建設文化名城中，麻涌鎮祠堂文化亮點紛呈，祠堂文化，已在麻涌鎮悄然“熱”了起來。麻涌鎮現在保存下來的祠堂共有39間，分布在全鎮各村。長期以來，這些祠堂都是村民集會的主要場所。大到龍舟節一類的舉族大事、小到婚喪嫁娶，都在祠堂舉行。
而如今，一部分祠堂已開始扮演另一種角色：祠堂已有村史展館、農家書屋、曲藝社、專題展覽室、老人活動中心和健身娛樂區等多種身份，成為村民娛樂健身、學習知識、聊天休閑的重要場所，成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心。
還有不少地方的村委會不失時機地引導祠堂活動，發揮祠堂文化“以德育人”功能，培育時代道德風尚，為用先進文化占領農村祠堂陣地作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摒棄祠堂內的菩薩、神位等東西，在祠堂舉辦成年宣誓儀式、尊老愛幼、移風易俗教育等宣傳教育活動，以實現對傳統文化的揚棄;設立計劃生育婚育新風先進文化欄，引入功德榜、能人榜、成才榜、好樣榜、壽星榜等，評選表彰各類典型，一年一評，未上榜的見賢思齊;有條件的祠堂設置閱覽室、電視室、棋牌室等活動場所，平時對居民開放，節假日可舉辦象棋賽和書畫展等文娛活動。這些舉措，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特別是鄉風文明建設中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我們看來，隨著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群眾生活的日趨富裕，對年代久遠、保存較好、具有一定建筑文化價值、體現地方特色的農村祠堂，加以保護和整修，在一些條件成熟的地方，以祠堂為中心進行的旅游景點開發以及展覽館、博物館的改造。
頻繁被提起的案例是安徽。安徽歙縣是古徽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徽文化的主要發祥地和曾輝煌近四百年的徽商故里。“古建三絕”的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數量眾多，架構精美，為國內罕見，堪稱“古建筑博物館”，特別是全縣祠堂遍布城鄉鄉村，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
當地政府保留古老的鄉村祠堂風貌，發展旅游和休閑觀光業。通過大量的報道、圖片或文字展示等，讓民眾加深了對祠堂歷史、文化、建筑審美價值的認識，同時也增強了村民對祠堂的保護意識。對祠堂合理的利用與開發不僅有利于文物的長久保護，并拉動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
4、祠堂意義再發掘
傳統祠堂是鄉土村落的精神廣場，在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中，祠堂作為重要的場所出現過多次，它不僅鐫刻著一個家族的歷史，也承載了一個村莊的歷史。祠堂這一意象具有特定的地域文化符號意義，打上了深深的關中地域文化烙印。但是現在很多村莊沒有祠堂，沒有精神場所，或者是有祠堂沒有發揮精神場所的作用。
近段時間以來，關于農村貧困的話題受到媒體輿論廣泛關注。畢節留守兒童四兄妹自殺、兩姐弟被殺，四川大涼山小學生“最悲傷作文”的熱傳，都在觸動中國人脆弱的敏感神經。我們在憤怒、悲傷之余，是不是需要，是不是應該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問題。
這些地方處于西南邊遠山區，貧困是長期的，在大涼山某個最貧困的地區,那里人們安于落后的傳統和文化，扶貧的錢很快就被揮霍了，政府提供的“致富種子”甚至會被變現用來買毒品。
在我們看來，一個地區物質的貧困，往往與其精神的貧乏、文化的落后息息相關，正是時下很多地方鄉村文化的整體性衰落，導致民眾很難獲得足夠豐富、正常的文化滋養和精神潤澤。或許精神扶貧或者精神空間的重建，這些事情對于鄉村具有根本意義。
而讀書對于精神扶貧和精神空間重建具有重要意義。鄉村社會里，鄉鎮里讀書無用，同時在農村的地域里除了教科書之外知識性的書不是多見，更別說在鄉村里看到書店，甚至在一些縣城里想找到書店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能個別地方會是新華書店存在，但是經營的主要商品早已不是圖書。
據2014年3月3日《光明日報》報道，成都市自2012年4月成立以來，成立“3+2讀書薈”，以互助式公益行動讓鄉村群眾參與閱讀。但正如發起人直言，在農村推廣閱讀是一件艱苦的事。為打通更多鄉村閱讀的“最后一公里”，“3+2讀書薈”啟動了“千名薈員服務社區計劃”，爭取以更多、更好的志愿服務，帶領更多鄉村的群眾和孩子一起參與讀書、分享讀書的樂趣。
鄉村讀書理應成為鄉村自身發展的“造血劑”。農家子弟在走出農門之后，不能夠完全脫離鄉村，而應反哺生養自己的鄉村。貧窮的治理不能光“輸血”而不“造血”，貧窮的治理首先在于治理村民的思想意識。
知識的灌輸必不可少，教育改變命運的理念一定要樹立。由北京電視臺新聞節目中心、北京發行集團、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北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共同發起的“帶本書，給家鄉的孩子”公益活動，旨在動員社會各界的力量，利用節日或假期人口流動的機會，帶本書給邊遠地區的孩子，改善一些貧困地區學校的圖書室條件，為當地孩子創造良好閱讀環境。這個活動就是很好的支農活動。
在我們看來，如何在傳統祠堂意義在發掘過程中，適當考慮作為鄉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功能植入，進而實現精神和功能雙重復興，或許值得認真思考。而且，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現實是，隨著鄉村的進一步開放，傳統村落的人口結構勢必更加多元，純粹的宗族祠堂將很難繼續代表新的人口的精神認同，這也需要用更本原思想思考新時期的鄉村精神象征物，比如，書店是不是可以成為一種選擇?
總之，政府和各界有志之士應該抓住祠堂興起的契機，把祠堂文化的傳承作為鄉村精神復歸的載體，作為傳承和發展鄉俗文化的平臺，作為本家族的精神家園。
通過讓后輩了解祠堂的建筑風格、文化起源、社會歷史作用，族譜、族規、族訓的文化淵源，先祖的開拓創業精神，歷代賢達明智的進取意識等等，達到了解家族、傳承、變遷的緣由，掌握家族、民族歷史，進一步掌握民族文化、民族風情，同時影響、教育族人。
在我們看來，在當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正確認識祠堂文化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性，繼承和弘揚祠堂文化成為了研究當代農村建設的新課題。當代的祠堂其名稱或許還沿用了舊制，但它們的內涵發生了質的變化。“祠堂”應該變成為農村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和先進思想文化傳播的陣地。
作者系方塘智庫學術委員、《豫村里的中國》作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方塘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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