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蔡定劍教授是我最敬仰的學者之一。2002年我發表《論人大制度創新》一文，就拜讀過先生《中國人大制度》一書。我出版《給農民以憲法關懷》(2003年12月初版、2010年3月再版)時曾想拜訪先生，請其賜教，惜未能如愿。在近年出現反民主思潮后，先生出版《民主是一種現代生活》為民主辯護。2010年9月1日我首次參觀延安，歸來后寫成此文。現特以此文紀念為中國憲政民主奮斗不息的蔡定劍教授。先生雖已逝，憲法應長生。
2010年11月26日
陜北延安，70多年來一直備受人們的關注和青睞。在革命戰爭年代，延安是熱血青年向往和奔赴的理想革命圣地;在改革開放時期，延安又是國人接受傳統教育的基地和紅色旅游勝地。延安的寶塔山、延河水和窯洞讓人流連忘返，延安的艱苦奮斗精神和恢宏的英雄氣概使人感慨萬千。去過延安的每個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個屬于自己體驗和感悟的延安，而延安給我印象最深、讓我思考最久的卻是它光輝燦爛的民主精神。
民主是延安精神的靈魂。從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十三年中，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主要內涵常常被概括為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實事求是、聯系群眾、服務人民等方面，這種精神當然值得繼承和弘揚。但是，在筆者看來，民主才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與靈魂，是延安留給中國人最可珍貴的財富。如果我們忽視或看不到民主這個延安精神的靈魂，那既是對延安精神的掩蓋和扭曲，也是對延安精神的貶低與背離。
在人類社會中，每個人都要過公共生活。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對于什么是政治，孫中山指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大體上就分為專制政治和民主政治，專制政治宣揚君權神授，統治者壟斷公共權力，公權力不受制約，民眾在專斷的權力壓迫下處于奴役狀態;民主政治則主張人民主權，權力來源于人民、屬于人民、服務人民、受制于人民，公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和監督，民眾的個人權利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每個人才能享有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從專制政治發展到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智慧和政治文明的偉大成果。
自從秦始皇建立皇權專制政治制度以降二千多年來，中國人民處于專制政治的鉗制之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朝代更替，都沒有跳出皇權專制主義的政治框架，因而也就無法跳出張養浩感嘆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歷史性怪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與歷史上所有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根本區別在于，它不再局限于專制政治框架內的改朝換代，而是致力于為中國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爭平等、爭幸福，最終在神州大地上建設一個全新的民主中國。
民主是延安的崇高理想。延安時期，民主已成為黨的普遍信念和明確目標。著名政治學家俞可平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就是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爭取自由、民主、平等、尊嚴和福利，就是解放全人類，就是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雖處于在野黨的地位，但黨的革命理想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1944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中外記者時指出：“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系與對外關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后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他認為：“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么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筑在民主的基礎上。”
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黃炎培訪問延安，他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于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民主不僅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理想，也是延安的生動實踐。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統治下，延安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推行民主實驗的政治特區。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邊區轄23個縣，人口約150萬，首府延安。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賦予陜甘寧邊區的任務是：“進行切實的抗戰動員，民主政治的建設，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進國防與民生的經濟建設，肅清土匪漢奸，發揚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在全國起模范的與推動的作用。”共產黨把陜甘寧邊區作為國民黨執政時期實行民主政治和廉政政治的典范。盡管當時邊區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許多老百姓都不識字，但邊區政府仍然滿懷自信地推行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選舉。從1937年至1946年，陜甘寧邊區共進行了三次大的民主選舉，1937年5月至12月的第一次民主選舉，參加選民占總選民的70%以上; 1941年9月至12月的第二次民主選舉，參加選民占選民總數的80%以上; 1945年3月至1946年3月的第三次民主選舉，參加選民平均占選民總數的82. 5%，最高達96%。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實行“三三制”原則，共產黨員、無黨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間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實行了最廣泛的民主。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6年訪問延安后，對延安的民主政治建設印象極為深刻，她在書中寫道:“無論走到哪里，我都發現人們對他們的選舉贊不絕口”，“千百萬中國人民用投豆入碗的辦法來進行政治上的選擇”。中國共產黨當時在延安人民文化程度還很低的情況下，將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積極推行既體現普世價值的現代民主理念、又富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設，贏得了廣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民主政治建設的豐碩成果。延安也因此享有“東方雅典”的美稱。
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深刻地指出：“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毛澤東自豪地宣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延安及其他解放區是“民主中國的模型”。
正因為黨在延安大力倡導民主、真誠實行民主，延安才成為人們向往的革命圣地，成為中國的希望所在。民主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是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后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統治、奪取全國勝利的根本所在。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實踐日益走向成熟，民主的光芒熠熠生輝，它增強了中國人民的信心，也照亮了古老中國的未來。
延安的民主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追求民主的偉大試驗。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更有理由和責任實行廣泛的民主，讓全體中國人共享民主發展的成果。但由于我國有著長達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傳統，加上蘇聯模式的消極影響，黨執政以后在民主政治建設上既有成就，也有嚴重的教訓。特別是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使我國的民主和法制建設遭受重大挫折和嚴重倒退。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鄧小平還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對那種“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的現象進行了嚴肅批評。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承認：“在民主的實踐方面，我們過去做得不夠，并且犯過錯誤。林彪、‘四人幫’宣傳什么全面專政，對人民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為此，他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系統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他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為此，他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著力解決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官僚主義、特權現象等問題。1986年6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
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2007年10月，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改革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2010年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對于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持續繁榮來說，僅僅追求經濟增長是遠遠不夠的。在19世紀90年代被美國超越之前，中國在長達近兩千年的時間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擁有4億人口的大國，卻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敗于千里迢迢來到中國的2500名英國士兵之手。從此，中國開始了100多年的屈辱史。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曾經取得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超級大國的輝煌地位，但它卻在沒有任何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一夜之間突然解體。這似乎印證了列寧生前的告誡：“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主建設雖然也取得明顯進展，但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明顯滯后，政治體制改革舉步維艱，由此造成貪污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拉大、群眾權益受損、群體性事件增多等種種社會問題。
2010年8月，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之際，溫家寶總理考察深圳并強調指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毫無疑問，經濟建設對于現代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一個國家如果只懂得經濟建設而忽視政治建設，不懂得改善民生、保障民權、發展民主，那么這個國家可能會涌現出杰出的企業家，但不可能有偉大的政治家;這個國家可能實現經濟增長，但難以實現長治久安。
民主作為人類發明和實行的弊端最少的政治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結晶，是中國走向民族復興、國家崛起、社會和諧與人民幸福的必然選擇和根本保障。正如中國在改革之初設立深圳經濟特區促進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一樣，現在，中國也可以設立延安政治特區，積極探索民主政治的發展之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建設與發展。70多年前，在國民黨執政的不利條件下，共產黨在延安成功地實行了民主;70多年后的今天，在共產黨執政的有利條件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對民主建設持懷疑態度。今天，在發展民主政治上，我們應當有一個讓人們對國家的發展增強信心的時間表。只有真心實意、腳踏實地地推進民主建設，我們才能順利地實現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承諾的到21世紀中葉中國實行“普選”的政治承諾。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應當從當年的延安民主試驗中吸取經驗、智慧和勇氣，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成前人未竟的民主事業，實現黨的莊嚴的民主承諾，全面促進中國的民主轉型，使十多億華夏兒女在民主中國的家園里共享自由、幸福和尊嚴的生活。
2010年9月5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