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開展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脫貧攻堅戰，爭取在2020年前消滅貧困。一般的看法是，消滅貧困最好的辦法是發展生產。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中國的減貧成就是與中國經濟持續快速成長、產業不斷升級緊密相關的。
在當前貧困主要集中在“老少邊窮”的14個連片山區時，減貧的主要辦法是否仍是發展生產尤其是發展產業，在有些地方卻是要存疑的。當前中國正處于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提供了大量二、三產業就業機會，而農村尤其是自然條件較差的農村，投入產出回報率較低，農業產業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小，靠發展產業解決當地農村減貧問題，可能造成產業投入低效、當地農民從生產中獲利有限，扶貧反而達不到效果。
2017年4月筆者到西南Y縣和P縣調研，看了幾個產業扶貧的點，也聽了兩縣關于產業扶貧的報告，更加深了我對產業扶貧的擔憂。
Y縣、P縣產業扶貧的對策看上去很眼熟，無非這樣兩個方面：一是招商引資，流轉土地，調整產業結構，從而帶動農民致富，其中的理想辦法是“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由公司帶動農民致富；二是鼓勵農戶提高農業投入，搞多種經營，變種糧食作物為經濟作物。而這兩個方面的實質又只是一個方面，即通過增加農業投入，調整產業結構，增加農業效益，以提高農民收入，讓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用一句話說，就是通過調整傳統農業產業結構來讓農民脫貧，簡稱產業扶貧。
大家都知道，僅靠種植糧食作物，農民小規模經營，是不可能致富的。農民要致富就必須種高價經濟作物，就要調整產業結構。問題是，在中國仍有占全部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人口和接近20億畝耕地的國情下，農產品供給能力極強，凡是高價經濟作物都會有大量農戶響應市場信號增加種植，使得市場供給增加，最終供過于求，以至于循環出現高價經濟作物賣不出去、種經濟作物反而不如種糧食作物的現象。
在市場條件下，農戶具有極強的響應市場信號的能力，雖然種糧食作物很難致富，大宗糧食作物價格卻可以保持相對穩定，風險較小，種經濟作物時機掌握得好、可能賺大錢，卻也很可能賣不出去虧本。農戶要追求這個高價，是要冒風險的。若地方政府替農戶作主，通過政府投入鼓勵農民調整產業結構去種經濟作物，風險就更高。
產業結構調整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尤其是有些產業通過政府推動形成區域優勢，又與當地特定自然條件結合起來，這樣的產業結構調整就可能成功，典型如贛南臍橙、湖北潛江小龍蝦養殖。所以如果地方官員乃至中央政策部門到各地參觀考察，不是隨機而去，而是選擇考察這些成功案例，這些官員就可能受到誤導，以為調整產業結構成功是大概率事件。地方政府投入資金投入行政力量來幫農民調整產業結構，只是要讓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這是多么好的動機啊，不可能不成功，因此就有了運動式的政府推動的產業結構調整。
然而，我們也看到很多地方產業扶貧并沒有成功。下一任地方政府往往只認為前任政府選錯了項目，然后另選項目進行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效果也不一定明顯。
當前全國有500多個貧困縣，國家脫貧攻堅戰略中相當一部分資金是用于產業扶貧，這些貧困地區因此引入資本，鼓勵農戶流轉土地加入到新產業的發展中去。尤其是在當前各地必須在2020年前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壓力下，大量資源投入到了經濟作物的生產上，那些現在看來仍然高價的經濟作物因為突然劇增的資源輸入，供給必然大量增加，市場供過于求就在不遠處等著。如果將全國500多個貧困縣調整產業結構的目錄拿來比較，就會發現，各地重點支持的產業項目極為相似，往往是茶葉、柑橘、獼猴桃、枇杷、蘋果、西瓜、桃、梨、荔枝、蔬菜、食用菌等。在農產品包括經濟作物市場需求相對固定的情況下，增加農產品的供給，不僅很難賺錢而且會增大風險。
筆者認為，這樣做不僅不能使農戶致富，而且可能造成農業收入的下降。相對其他一般農業地區，貧困地區存在著自然條件較差、交通不太便利且信息不靈通的缺點，如果種植經濟作物出現過剩，貧困地區將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結果就是，地方政府試圖通過發展產業來讓農民脫貧，卻可能不僅浪費了國家投入調整產業結構的資源，而且讓農民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地方政府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時還有一個想當然的想法，就是通過招商引資，建立“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資本下鄉是要賺錢的，即使在少數地方資本進入農村帶動了一方農村調整產業結構致富，卻必然會增加市場供給，有可能造成整個市場的供過于求，資本下鄉從事農業會分割農民本來不多的農業收益。
簡單地說，全國貧困地區試圖借國家大量扶貧資源的投入，支持資本下鄉，支持產業調整，筆者認為這必須非常謹慎，因地制宜，充分調研，充分考慮風險因素，切莫一扶了之、不顧效果。
作者系武漢大學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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