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逃離北上廣”的口號，曾經多么盛極一時，依然有更多的人向往著城市便捷而多彩的生活，向往城市中無限的人生機會，渴望在城市中改變命運。然而，最近，生活在一些大城市的人們，愈來愈感受到權力對城市的強力干預——進入這些城市變得不再那么容易，城市生活變得不再那么自在隨意，未來似乎變得不確定……
這時，我注意到了《城市隱秩序》這本在學術語言和范式包裹下的著作，旨在闡明一個簡單的道理：城市是個復雜系統組成的綜合體，起根本作用的是自生自發涌現的東西，看似不起作用的東一言西一語，看似不連貫的個體行為……好像在無序地做一些沒用的事，但進行到一定程度，會產生巨大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比那些顯性的表達——比如規劃師的意見、權力的聲音——來的更強大。而這，就是“城市隱秩序”。換言之，最終說了算的，還是城市中的絕大多數人。
循著這本書，我找到了其作者劉春成，驚訝地發現，他的履歷如此豐富：做過高校教師，管理過北京商務中心區（CBD），當過兩個不同城市的副市長，如今負責一家省級金融控股公司……豐富的實際運營經驗和深厚的學術功底，使劉春成對城市，有著非常獨到的理解。尤為要者，是他對城市過分強調產業發展的批判，以及對城市開發債務問題的審慎樂觀。
“唯產業論”是大部分城市病的根源
問：雖然中國的城市化已經超過50%，但相比“三農”問題在中國引起的廣泛重視，城市似乎并沒有作為一個整體引起足夠廣泛和深入的思考，你怎么看？
劉春成：中華民族是在傳統精耕細作的農業基礎上孕育和發展起來的，城鎮化的歷程極短，但又極快，我們欠缺城市生活經驗，甚至缺乏對城市的歸宿感。所以，中國人對城市一直抱有警惕、乃至某種戒備，歸隱田園總是一種更美好的愿望。
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城市的感情很功利。來到大城市被稱為一種無奈又必須的選擇，而真正發自內心的熱愛卻不多。逃離大城市，不但是難以在這里找到安身立命之處的年輕人的退路，也是在這里功成名就的精英們的奢侈愿望。不妨想想我們住酒店時的心態，不再隨手關燈，不再節約用水，不再心疼衛生，似乎只有盡可能地耗費酒店物資才對得起房費。我們絕大部分城市人，相當比例是有這樣一種過客心態在城市中生活，這其中包括我們大量的城市規劃者和城市管理人員。這種心態下，中國的城市能好得了嗎？
我們有好幾千年的城市史，但由于中國在近兩百年來的遭遇，我們幾乎喪失了內心對城市的自豪感。我們經常用貧窮的心態看待逐漸富足的自己。這一點上，我們對城市的認識以及對城市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
問：談到對城市的戒備，不僅是普通人，甚至決策者，也對城市一直抱有警惕，尤其是對特大城市更是高度警惕。為什么會這樣？
劉春成：這是個一定時期的問題，只不過是近幾十年，我們對大城市才有恐懼。中國來歷史上有過長安、洛陽、開封、北京、南京、成都等諸多大城市，它們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那時候的人們困惑過嗎？恐慌過嗎？警惕過嗎？沒有。幾十年似乎挺長，但放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三千年城市發展史中，才占多大比例？剩下大部分時間，該不該建立城市、是不是該建大城市，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困惑過、恐慌過。這幾十年的城市發展實踐給我們造成一種心理陰影——現在很多人還活在這種心理陰影之中。這種陰影如果藏在內心又不敢說，就會扭曲大家的判斷。
建國之后，中國的城市建設成績也很大，只出現過兩次例外：一次是五十年代，自愿返鄉。因為當時中國采取了計劃性的城市管理體制，或者叫半軍事化的管理體制，把城市中復雜的產業生態變成了相對簡單的產業體系，于是大量就業機會失去了，部分城市人口只能返回鄉下；第二次是知青下鄉——跟50年代類似的原因，大量城市年輕人缺乏基本的就業機會，被有組織的輸送到農村務農。因為這兩次經歷，我們對大城市、對城市的產業，既愛又恨。這造成了我們現在走上另一種傾向：過度注重城市中的產業發展，甚至把產業的重要性極端化了。
問：你不贊成“產城融合”？
劉春成：我反對過度強調產業對于城市的重要性。城市是個綜合體，產業本來就是城市必須具備的功能。就像心臟對于人的身體而言很重要，是提供身體運行的動力源，但沒有說“人心融合”的；肺主導呼吸系統也很重要，也沒有“人肺融合”的觀點。這是因為循環系統和呼吸系統是人體綜合系統的一部分，必須要有，但要適度，打個極端的比方，如果一個體重140斤的人長一個40斤的心臟，會有什么后果？
同理，產業是一個城市的動力系統，不可或缺，但動力過強或者動力不足同樣有害。對任何一個城市而言，與其相匹配的產業構成和產業規模都應該是適度的。我們現在似乎覺得城市動力越強越好，產業越強越好，這種“唯產業論”是非常有害的，也是現在大部分城市病的根源。
城市只有兩類產業：必需產業和附加產業。必需產業能夠保證城市的健康運行，讓市民獲得重要的服務保障和幸福感；附加產業讓這個城市有張力，有顯示度，有影響力。城市的必需產業不可或缺，好的城市會把必需產業做細、做實；而城市的附加產業是要慎重選擇、慎重推進的。對城市而言，必需產業是政府應該更多花力氣去做的；而對于附加產業，一定要通過多方面智慧綜合判斷，多尊重市場主體的意志，依靠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去做。
就城市經濟產業而言，必需產業是“里子”，附加產業是“面子”，目前的基本情況就是重“面子”，輕“里子”，很多“城市病”就因此而生。
我們缺少構建和運營大城市的成功經驗，特別是近代以來，我們在城市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甚至在亞洲，也從典范變成了追隨者。過去幾十年的城市政策和發展問題，忽視了城市系統的復雜性和自適應能力，難以把握其特定的規律，也讓我們對于超大城市有些揮不去的恐懼感。
問：無論是恐懼還是反對，這種對大城市的警惕、限制的政策，對中國城市的發展會有什么影響？因為過去這十多年和未來一段時間，無疑是中國城市化發展非常關鍵的時期。
劉春成：這種被陰影所影響，或者說這種恐懼，明顯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惡果。這種惡果就是，以西方國家的標準，中國已經擁有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城市——中國現在的大城市比其他國家加起來的總和可能還要多——我們卻還在否定、還在討論，是不是要提超大城市，是不是要提城市群。這種視而不見已經是最大的后果了！
中國的基本國情是將近15億的總人口、可利用的有限土地、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脫離這個起點，中國的城鎮化問題便無法解決。人口和資源是被動性約束，發展是主動性約束。形象地說，人口和資源逼迫人口向城市高度聚集，而發展則要求聚集得舒適且富足。由于我們同時受到這兩方面的制約，所以必須以人口和資源為左右邊界，尋求城鎮化的合理道路，這就是中國城鎮化最基本的國情，是認知中國城鎮化道路的出發點。
簡單地表達對大城市的好惡已經沒有意義，而是要考慮怎樣管理以大城市為主導的城市群。這個題目已經非常清晰了！
城市疏解考驗決策者智慧
問：您認為“產城融合”這個提法是錯的？
劉春成：我說它片面，而且這種片面理論觀點在實踐中會導致極端的結果。剛才我舉的那個例子就是一種極端情況的類比，產業對于城市系統而言是動力系統，但是這個子系統一定要和整個城市系統的規模和特點相匹配，動力不足與動力過強都是不好的，就比如一個人的心臟要是占了人全部體重的三分之一，我不知道這個人怎么去生存。
問：這只是形象地比喻，如果投射到城市建設發展上，是否可以理解為：目前城市土地供給的失衡——產業用地相對過多，而住宅用地和公共服務用地不足——都跟這個理念有關？
劉春成：是的，產業比重過大必然帶來城市土地供給的失衡。目前，大部分城市對于產業用地的供給比較充足，相較之下，住宅用地和公共服務用地比例就相對較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住宅的供地絕對量少了，這要分析一下具體城市的總體用地規模是否合適，目前被歸為城市服務用地的很多內容，是符合城市必需產業的范疇的，只是對于城市附加產業的用地給了太多的特別照顧，根本上說就是一種過度的產業狂熱。就像有些人健身，練肌肉練過了，肌肉超級發達而整個人并不健康。中國目前的“城市病”，很大部分是因為不恰當的產業政策、不健康的產業取向造成的。
舉個例子：城市要有空氣和水，而對空氣和水最大的破壞都是產業。比如霧霾，最大的污染源都是產業——但是，我們治霾的時候，去管機動車，把小燒烤管的很嚴，把飯館排放油煙管的很嚴。其實我們越來越清楚，達標機動車的排放和產業排放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一個化工廠的排放量頂千百個飯館。但是，為什么決策者會特別輕易地去限制飯館這種與城市必需產業，而把附加產業的東西放縱了？這里面肯定有政績導向的問題，也有對于產業短缺的恐懼，生怕城市的產業動力不足，寧可產能過剩也在所不惜。
其實，城市里增加大量就業，留住人的是必需產業；很多城市現在做反了，他們積極引進、鼓勵支持，把大量資源拿來投入的恰恰是附加產業。所以，城市需要多一些精力去關注必需產業，更加嚴格審慎地去選擇附加產業，這個城市才會好。
問：一般會認為，化工這些經濟產業是城市的必需產業但您對城市附加產業和必需產業的定義恰好相反。
劉春成：必需產業是指和人生存最相關的產業，比如理發店、洗衣店。有的必需產業是和城市規模相關的，雜貨店是小城鎮的必需產業，大型購物中心則是大城市的必需產業。還有，在大城市，修指甲都成產業了，這就是基于人的自然生存需求的細化而延伸的產業，這才叫必需產業。這些產業通常和環境是和諧相處的，甚至還會優化環境，減少單位排放量——這就是大城市的好處。這一類產業，政府應該鼓勵人去干，而化工廠的產品也許可以用來為更大區域的人們提供服務，但對我們這個城市本身而言是有利有弊的，不一定非要干才行，就應該慎重選擇。
缺少對于城市產業的正確分析，盲目且不計成本的發展熱門的附加產業是我們城市化中屢屢發生城市病的重要原因。產業怎樣分類，應該與研究對象相對應，城市產業的劃分標準應該與城市系統相對應。
問：但是我們也看到，最近一些大城市，恰恰在去掉一些你定義的必需產業，你怎么看？
劉春成：城市需要必需產業，但必需產業和城市系統要相輔相成。北京現在去掉了一些城市功能，就像有的人要減肥一樣。但是，減肥過程中同樣有學問，經過努力把該減的贅肉減掉、得到好身材，就是成功的；雖然努力了，卻效果不明顯，或者雖然瘦了卻得了“貧血癥”等，就是失敗的。這項工作需要勇氣和毅力，也很考驗智慧，但不代表方向不對。
問：你認為北京疏解部分城市功能的方向是對的，那么哪些功能該疏解，哪些不該疏解？
劉春成：這很考驗決策者和執行者集成智慧的水平。現在大家都在發言，都在表達意見，這些建議和意見通常不會很完整，這是因為大家在城市中的位置不同，但是或多或少都有正確的成分，有些意見要點還會是唯一的，這就更加珍貴。決策者和執行者只要能把這些分散的智慧集成起來，就會做到順勢而為、事半功倍。決策者要認識和適應城市的隱秩序。
城投債的高峰即將過去
問：最近這十幾年，中國城市的開發和建設是個非常快速的浪潮式的推進，新城新區是常見的城市發展模式，而城投公司負債運營開發則是典型手段，你怎么看新城新區模式？你認為中國的城投債會如有些人擔心的那樣發生債務危機嗎？
劉春成：中國為什么用新區建設的模式，要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維度中來分析，才會有比較客觀的結論。改革開放后，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在剛開始啟動城市建設的時候，原有的城市區域都是很小的，人口密度很大，而且這些城區基本上是農村汪洋大海中的城市孤島。這種情況下，城市要擴大，正確的出路就是擴大面積——無論是否使用“新城”還是“新區”的概念，它必然需要額外占地，因為原來的城市面積太小，對于原有居民來說已經很局促了，更無法滿足即將進入的新移民。
比如北京，八十年代的時候，現在的三環附近叫近郊區，五環外就是遠郊了。現在北京城區面積擴大了很多，但是有數據表明，城市面積的擴大低于吸納人口的增長，這說明了什么？少占地多辦事。
在城市擴展過程中，城投作為城市開發建設的重要主體發揮了巨大作用。不過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現在的城投已經不是過去的城投了，這個歷史節點已經過去了，整個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建設告一段落了，接下來是城市的提升、完善、調整。
問：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你不是特別擔心城投債問題？
劉春成：不擔心。現在中國的城市布局中，只有局部地區還會有較大規模建設，從全國整體來看，城市建設逐步轉入精細化階段，注重提升城市系統的整體效率，城市開始由過去一邊倒的拆少建多，局部變成拆多建少。不僅北京、上海，包括很多二線城市，對于老城區、人口密集區，也已經明確提出要拆多建少。
問：換言之，城投債的債務規模峰值差不多也就這幾年，然后會往下走？
劉春成：肯定的。在城市快速擴張的過程中，會形成相當規模的地方債務，這就需要城市的產業盡快培育發展，形成可持續的地方稅收，不斷增強的地方財政能力可以逐步消化建設期形成的債務。這就和前面講到的必需產業和附加產業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附加產業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附加產業選擇得當，促進發展有力，就可以形成大量的稅收，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問題。反之，如果附加產業選擇不當，在耗費大量地方財力后發展失敗，就會給地方的債務雪上加霜，帶來嚴重的后果。所以，發展城市附加產業不能一哄而上，要根據各自城市的具體特點慎重選擇，爭取獲得比較優勢，實現優勢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觀察報 201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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