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傳統上主要關注企業和政府這兩大組織，通過企業的效率和政府的公平構建社會協調發展的制衡機制。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存在著強大的第三方組織——家庭，而家國同構使家庭、企業、政府間更容易形成縝密的協作型、一體化社會，從而更有利于國家的安寧、社會的進步與全社會總體效率的提高。這是隱含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文化秘密
中國人常常有這樣的認識：家國同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家”和“國”大致是按照同樣的組織原則加以構建的。中國人稱“我們”為“大家”、“他人”為“人家”、“祖國”為“國家”，折射出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家”的文化。它是家國情懷的起點和終點。
家庭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基本組織單元；家庭關系是中國文化系統中最基本卻最精致的社會關系，中國人圍繞家庭關系建立了世界上最復雜的人際識別系統。家庭承擔著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基本治理功能，包括經濟、財政、教育、醫療、養老等本應由政府部分或全部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在歷史上的社會動亂中，家庭保障還是抵御“政府失靈”“無政府狀態”的“避難所”。從孟子的“王道之政”到陶淵明的“桃花源”再到新時代的“家國夢”，家庭為中華民族的發展與復興提供了強大支撐。
家國同構與家國異構帶來不同的治理模式
在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家國同構表現為家國同“倫”、家國同“道”、家國同“德”、家國同“治”、家國同“存”。
先來看家國同“倫”，它要求治家與治國同樣遵循“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相同倫理原則。
再來看家國同“道”，無論道家的“無為而治”還是儒家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遵循同樣的管理原則：“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在中國人的意境中，“斗室”與“天下”無異，“陋室”與“朝堂”同工。
就家國同“德”來說，孟子強調“四端”，即“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中國文化強調“以德服人”，為政以德，治家以德，無德者將喪失立足的基礎，也就失去了治家、治國的人格底線。
接下來看家國同“治”，在中國人的心理結構中，從一家之長，到一地之長，再到一國之長，其治理模式并無本質區別。因此，中國文化順理成章地認可并選擇了家庭管理中的“家長制”和國家治理中的“精英政府”模式。
最后來看家國同“存”，在面對國家災難、社會危機以及“忠”“孝”難以兩全時，中國人具有與生俱來的大局觀和舍生忘死、舍生取義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國之不存，何以家為”。
而在西方文化中，從洛克的《政府論》到盧梭的《契約論》，“家”和“國”被看作兩個不同的領域，遵循著不同的組織原則和治理原則。在洛克和盧梭看來，為了維護人的天生自由權，人們訂立契約、成立政府；統治者的權力來源于被統治者的同意，“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在這種關系中，家庭只是人的自由權和財產權的結合體，政府是國家的臨時代理機構，家國之間往往處于個人自由權、財產權的對立關系中，需要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權力斗爭和選舉政治來加以平衡。
有西方學者就曾感慨：“我們西方人將國家看作是一個侵入者、一個陌生人，自然地其權力應該是有限的、明確界定的和加以限制的機構。中國人對國家完全不這樣看，中國人將國家看作是親密的——并不是和家庭成員一樣親密，事實上也不被看作是家庭的一個成員，卻是所有家庭的首腦、所有家庭的家長。這就是中國人對國家的看法——與我們的非常非常不同。它以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深植于社會之中?！?/span>
家國同構與家國異構，帶來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東方文化背景尤其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情境下，衡量善政還是暴政、善治還是惡治的依據就在于它是否有利于民生，是否有利于百姓的生存與發展。由此，民生是中國歷代王朝關注的政治主題之一。圍繞這一關鍵問題與核心價值觀，中國文化孕育出統一、和諧、責任、奉獻、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等為導向的價值觀體系。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民主”是現代西方政府永恒的政治，即便它是通過權力斗爭和民意操縱而呈現的金錢民主與選票民主。圍繞這一關鍵問題與核心價值，西方文化發展出屬于他們的自由、人權、公正透明、政治參與等為導向的價值觀體系。
獨特的文化結構制度設計把遼闊疆域組成一個家庭
家國同構提供了中國特有的文化競爭力。根據世界史學者許明龍的研究，早在18世紀，法國的一批啟蒙思想家就隱約感受到中國人的這種獨特文化結構，并把它看作超越西方的制度設計。
例如，赫爾巴赫在《社會體系》一書中指出，“人們感到，在（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倫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緊緊相連的國家只有中國”。這幾乎是對家國同“倫”的一種精確的暗示。還有啟蒙思想家對家國同“道”表達得更為直白：“中國人對倫理和政治不加區分，修身與治國之道德實為一體。”而伏爾泰最接近于揭示家國同構這一文化結構的內在實質。他指出，“根本的法律是：帝國是一個家庭，因此，公共事業被視為首要義務”，“這種深入人心的思想把幅員遼闊的國家組成為一個家庭”。
家國同構為中國帶來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一是它造就了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南懷瑾認為，在政治安寧的情況下，中國人只需要30年，就可以造就一個開明盛世。二是它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和“一帶一路”的全新格局。從開放之初的“萬元戶”，到全球消費投資的“中國大媽”，再到世界各地的華人企業，無不展示中國家庭財富增長后帶來的巨大推力。三是它為中國的“舉國體制”提供了強大的社會支撐。家國同構為古代的萬里長城、大運河等超級工程提供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同樣也為三峽大壩、青藏鐵路、南水北調等當代超級工程提供了社會文化基礎。四是它為中國夢的實現與世界和平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基礎和組織動力。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社會變革——從井田制、商鞅變法到現代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改革的關注點起始于家庭，改革的成果回歸于家庭。
總之，西方社會傳統上主要關注企業和政府這兩大組織，通過企業的效率和政府的公平構建社會協調發展的制衡機制。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存在著強大的第三方組織——家庭，而家國同構使家庭、企業、政府間更容易形成縝密的協作型、一體化社會，從而更有利于國家的安寧、社會的進步與全社會總體效率的提高。這是隱含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文化秘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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