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起自何時，懷有鄉愁，記住鄉愁，成為已經城市化的人們的一種情懷，然而，思念寄于何鄉何土卻已然成了問題與困惑。
村莊里的“總書記”
驥村，是我們長期做農民口述歷史的田野地點，前些年利用國慶假期的驥村之行遇到一件事，讓人啼笑皆非卻又心酸不已。在村中走家串戶時做訪談時，一位稱自己為“總書記”的年輕人走上前來，與我們一一握手，他說“你們不認識我嗎？”看到我們搖頭，他接著說“你們連總書記都不認得？”旁邊的村民輕聲告訴我們：“這是××家的三兒來平，大學生，頭腦有毛病了”。慕然，三年前訪談過的一位女性的身影浮現出來——來平的母親，念過書、村里公認的有文化愛拉話的婆姨，也是我們難得的資料提供人。
回想起那次訪談，主要內容都是在說她三兒的病，以至我們想了解的家庭生活史的其他內容都沒怎么涉及。來平是村中少有的“愛念書的好娃娃”，考上了當地最好的綜合性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大學所在城市的市政公用局（村民們都說那是個“可好的單位”）工作；來平在大學時交往了一個女朋友，但分配時女朋友卻去了當地的另一個縣，二人因沒能在“一搭里”而分手。這次失敗的戀愛成為來平精神分裂癥的誘因，自此“他的腦子一下子難活（難受）了，到了辦公室呀一滿（完全）睡不成，又怕，難活得甚也解不開（不明白），乍他不想活了。西安上去，就用那個電片片（電擊療法？）呀”（以上為來平母親講述）。經過住院、電療、吃藥等治療過程的來平沒有能夠康復和回到工作崗位，而是回到家里，至今每天在村里游蕩；因失眠有時半夜三更還到村民家中要和人拉話。而三年前滿面愁容地講述兒子病情的母親因為過度操心、難過加上自己患了重病，已經撒手人寰。我查了一下三年前的訪談記錄，她當時也只有63歲。如今剩下70多歲的老父親無力照顧患病的兒子，只好任由這位“總書記”在村子里“游串”。
第二天早飯后，當我們再度走下山坡去村民家中訪談時，“總書記”已經在路邊等候了——他今天衣著光鮮，臉也洗得干凈；色彩明亮的襯衫上打著簇新的領帶，外著舊式警服，衣兜中還露出錢夾。更為難得的是，他今天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總書記”，并且準確地向我們介紹他名叫×××，小名叫來平。依舊是走上前來握手，但握住后就不肯松開；這樣握著手走路很別扭，于是我費了好大勁才把手抽出來。“總書記”說：“你搽的是大寶（護膚品）嗎？噴鼻的香。”接著又是比身高，說“個子高了不好看”。（據研究心理學的朋友說：這種表現是典型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癥，一般在青春期起病，亦常與婚戀受挫有關。其癥狀多為急性驟起失眠興奮，行為紊亂、幼稚，常沖動打人毀物；情感不穩，無外界誘因而獨自喜怒哀樂變化無常，瞬間即轉變。思維明顯破裂，言語增多，無論唱歌或講話都是雜亂無章，可有片斷離奇的幻覺妄想，等等。）與昨日不同的是這次他把自己當成我們中的一員，執著地跟著我們走家串戶，插話打岔，有時讓人哭笑不得，嚴重影響了我們的訪談工作。
豈止是來平一家的困境
面對這位村莊里的“總書記”，聽到村民講述他的遭遇，著實讓人嘆息不止。人們議論說，一個聰明娃娃，書讀的好，大學都畢業了，好工作都有了，就因為一次“戀愛失敗”成了“憨憨”（精神殘障者）。農民家庭供出這么一個大學生多么不易，這下家破人亡，他本人前程也毀了。村民們感嘆這是多么不值，也多少會埋怨這個年輕人太過脆弱，經不起一點挫折。但人們不易想到的是，一個農家娃，被全家含辛茹苦地供成大學畢業生，要以怎樣的方式回報家人，又承受著多么大的責任和壓力。
先看農村的教育資源匱乏情況：前幾年，驥村的孩子們在完小畢業后，可以選擇在鄉鎮中學或者在縣中學讀初中，畢業后多數人選擇外出打工，少數準備考大學的升入縣城高中就讀。由于鄉鎮中學質量低下，一種趨勢越來越明顯：縣中學人滿為患，一個班通常有100多個學生；而鄉鎮中學因生源減少而日漸萎縮甚至難以為繼。
我們房東家的小姑娘村小學畢業后在相距20多公里的縣城上初中，在校住宿。因學生太多，不僅上課的效果受影響，連食宿甚至喝水都成了問題，她母親就曾抱怨說，“孩子生病了連口熱水都喝不上，只能喝涼水”。
現在這一現象已經出現在村莊小學：許多農家為了讓孩子以后能通過考大學跳出農門，從小學開始就在縣城上學，以至當年我們發現，村小學二年級只剩下一個學生，沒法開課，三年級只有十幾個娃娃勉強維持。娃娃在縣城上小學一般還需母親跟過去在縣城“賃房子”，照看、做飯，于是我們也發現一些村干部已經不在村中居住而是在“街里生下”（在城里居住）了。由此不難知道，在國家日益加大義務教育投資的情況下，農民的教育負擔并沒有減輕。這還只是中、小學的情況，供孩子上大學當然更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與上述農民教育負擔加重的情況相關聯，在農民看來，從高中到大學要多念七年書，不僅多花了許多學費、生活費，而且少掙了七年的錢，被供出來的大學生如果不能很好地回報家庭教育投資，當然是得不償失的。從大學生的角度來看，首先是人數極少，比如驥村許多年才出一兩個大學生。如此，他們身上更是擔負著盡快安身立命、成家立業以回報父母、供養弟妹乃至讓全家脫貧致富的重任。相形之下，整個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卻一年緊似一年，畢業未必能馬上找到合適的工作，努力工作也不一定能得到升遷，更不一定能在短時間內收入豐厚回報家庭。如果把供娃念書看作是一種期待較好回報的投資，那么，對于普通農家來說其實更像是一種押寶賭博，而且獲得回報的不確定性即風險日漸增大。
了解了這一背景，我們不難想象，來平的“處對象”失敗很可能只是壓垮他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們無法感受這個可以算得上優秀的農村后生經歷了怎樣的心理崩潰過程，也無法真正設身處地體驗一位農家母親所經歷的痛苦。這一過程中可能不無他個人性格弱點等方面的原因，但我們能夠意識到，這病癥、這不幸的原因是個人的、家庭的，更是社會結構性的。這個村莊里的“總書記”是不是能讓人想得更多更深呢？
城鄉一體化的悖論
在中國快速城鎮化的進程中，人們一邊驚異于城市面積和人口的急劇擴張，一邊又感嘆著鄉村精英的流失和鄉村社會的凋敝，悲哀著鄉愁無所寄托，并時常將其歸因為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農村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問題越來越突顯，且似乎的確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的。但如果我們將眼光放長遠，并用結構性視角去看待分析這些問題，就無法回避這樣的思考：今日鄉村的困境包括老人自殺率上升、兒童認知能力偏低、家庭生活不正常等等僅僅是由于人口流動、青壯勞動力外出打工造成的嗎？
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通常是一個“農民終結”的趨勢。“農民的終結”曾經是一個法國及西方國家的命題，而今天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命題。我們不妨先看一下《農民的終結》的作者是在什么意義上講“終結”的。他所說的終結并非指農村消失了，農業不存在了或居住在鄉村的人不存在了。其書再版時（1984年）法國正在經歷作者所言的“鄉村社會的驚人復興”，其表現為：（1）農業人口的外流仍在繼續，同時鄉村人口的外流卻放緩了。1975年以后流動方向發生逆轉，有些鄉村地區的人口重新增加了。（2）農業勞動者在鄉村社會中成為少數，工人、第三產業人員經常占大多數。（3）家庭與經營分離，從事多種就業活動的家庭經營成倍地增加。（4）通訊和交通網絡進入鄉村系統。（5）鄉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質條件和舒適，他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70年代完成的）。“法國社會的這個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國家中都看不到：鄉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差別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從城里溜走，仿佛只有這一點才賦予生活一種意義。”傳統意義上自給自足的農民已經不存在了，當前在農村中從事家庭經營的是以營利和參與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的農業勞動者，這種家庭經營體從本質上說已屬于一種“企業”，但較工業企業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特殊的運行機制。永恒的“農民精神”在我們眼前死去了，同時滅亡的還有家族制和家長制。這是工業社會征服傳統文明的最后一塊地盤。于是“鄉下人”——成為化石般的存在物（【法】H. 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1964 1984），李培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相較于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國所面臨的現實是農村趨于凋敝，而農民卻并未“終結”。農民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是最沉重也是最嚴峻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表述。其一是城市化制約：長久以來制度安排形成的結構性屏障限制了城市化的正常進程，農民作為國民人口的大多數、糧食商品率穩定在35%以下，是持續已久的現實。直到2011年底，中國城鎮人口才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51.27%。而農民進入大城市的制度瓶頸依然存在，并且已經城鎮化的農民在就業、生計、保障和后代可持續發展方面也依然存在困境。已故的三農問題專家陸學藝先生曾經批評到：“城市在擴張過程中需要綠化美化，在農村看到一棵大樹很漂亮就要搬到城里去；連大樹都城市化了，卻不讓農民城市化。”
其二是農民工困境：與城市化問題相關，改革開放30多年來形成的農民工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以解決。相關統計數字顯示，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7395億，其中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這支流動大軍的主體。我們可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例。所謂“新生代”并非僅僅是年齡或代際概念，而是揭示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身份認同交織在一個“世界工廠”時代的勞工群體。與其父輩相比，其自身鮮明的特點折射出“新生代”作為制度范疇，與鄉村、城市、國家、資本所具有的不同于上一代的關系。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不愿認命，有著更強烈的表達利益訴求和對未來更好生活的要求。而他們所面臨的似乎無解的現實卻是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
難以化解的矛盾表現為新生代與舊體制之間的沖突：“舊體制”是指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并延續了30年之久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就是“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將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完整過程分解開來：其中，“更新”部分如贍養父母、養育子嗣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住宅、養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們所在鄉村地區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鎮和工廠只負擔這些農民工個人勞動力日常“維持”的成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困境與行動——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民工生產體制”的碰撞，《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六輯，2013年）。這種體制特色造成并維持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以及與之相伴的留守兒童、老人、女性的悲劇和每年“春運”的獨特景觀。
上述困境讓人無法不思考的問題是：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到底是誰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質是什么？政府主導的城鄉一體化格局如何實現？顯而易見，只要人手不要人口，只要勞力不要農民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和現代化。人們常說，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意為農民、農村和農業是中國社會轉型中最大最難的問題；人們也常說，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這并非同義反復地強調，而是說所謂“三農”問題僅僅從農村和農業范圍著手是無從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全局性的而且必須在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制度中去思考和解決。
從農民的概念出發，我們很容易理解，中國農民從來不是作為Farmer存在的，他們不是農業經營者或農業企業家，而是作為peasant 的小農，他們從事的只是家戶經濟。農民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區別根本上不是從業的、職業的區別，而是社會身份、地位的差別。在中國語境下，無論將農民放在社會分層的什么位置上——工人階級最親密的同盟軍也好，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也罷，中國農民都不是勞動分工意義上的類別，而是社會身份和地位上的類別。
從中國農民的結構位置看，農民在歷史上一直處于被剝奪的位置，在特定時期甚至被剝奪殆盡。長久以來，他們總是社會變革的代價的最大承受者，卻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小獲益者；其二等國民的待遇勿庸諱言。農村一直是被抽取的對象——勞動力、農產品、稅費、資源（土地）。如同一片土地，永遠被利用、被開采、被索取，沒有投入，沒有休養生息，只會越來越貧瘠。不難看出，農村今日之凋敝，并非緣起于市場化改革后的勞動力流動，農民作為弱勢人群的種子早已埋下：傳統的消失，宗族的解體，信仰的缺失，地方社會之不存，這些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已經注定。
經歷了長久的城市與農村的分隔狀態，所謂城鄉二元已經不止是一種社會結構，而且成為一種思維結構。剝離了農民的權利所進行的城鎮化，是缺少主體及其自主選擇權的城鎮化。在這一過程中，農民的權利被忽略或被輕視，農民被作為喪失了主體性、自己過不好自己的日子、不能自主決策的弱者群體。解決農民問題，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必須給農民還權賦能（empower），即還他們本應具有的生存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此，來平一家的悲劇，驥村農民的困境，鄉村社會的頹敗之勢是否可以避免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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