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村莊社會變遷及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村民自治制度實施及鄉鎮不干預是派性競爭的條件。派性競選中的利益動員，派性執政中的利益主導，帶來派性間關系惡化，及與民眾溝通的危機。民眾被在野派性動員抗爭，及維護權益的反應型抗爭，既說明派性政治的區隔效應，又說明民眾抗爭的非政治性。民主政治在村莊發芽，需要政府和村組織踐行群眾路線，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達渠道暢通。
【關鍵詞】利益密集；派性政治；社會抗爭；村莊民主
―、問題的提出
目前學界關于農村派性問題的研究，從內容上看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派性的社會基礎研究。如賀雪峰認為，每個人特殊占有的關系資源狀況，為派性的形成及特征提供基礎。陳柏峰認為，派性在北方農村普遍，主要與小親族結構有關。二是派性的組織特征研究。盧福營認為，派性作為“非社團性利益集團”具有利益性、易變性、松散性等特點。仝志輝認為，派性內部具有穩定的私人關系，派性不僅追求利益還追求面子。三是派性間的關系研究。如盧福營認為，派性競爭不僅影響公共權力配置，而且影響鄉村治理運作過程。孫瓊歡等人認為，派性競爭的政治社會功能是復雜的，通過引導和規范可更好地發揮其正功能。
已有研究深入農村派性的各個領域，較為完整地展示了派性特點及現狀。其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對組織間關系著墨較多，對派性內部關系探討少；二是對派性競爭的社會功能探討多，對派性與非派性成員互動探討少；三是對派性政治的形式探討較多，對派性政治的政治后果分析較少；四是對農村派性新情況新問題探討不足，對派性政治與村級民主政治關系分析較少。有鑒于此，筆者試圖從村莊政治的角度，梳理派性產生的政治社會基礎，派性政治展開的邏輯及問題，派性與其他社會成員的互動機制，民眾反抗派性的緣由及類型。以期將派性政治的全貌完整清晰展示出來，揭示派性政治與社會抗爭的關聯機制，探討社會分化條件下村莊民主政治展開路徑。
本文的經驗材料源于浙北D鎮的派性調研。筆者對D鎮的調研分兩個時間段，分別是2013年10-11月和2014年4-5月，調研主要方式是田野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D鎮戶籍人口6.4萬人，外來人口1萬余人，下轄23個行政村（社區）。全鎮有4000多家企業，其中包括5家上市公司，是全國著名的“五金之鄉”。發達的個體經濟造就了劇烈的村莊分化，派性政治與經濟精英分派逐利有關。我們以金、湖兩村為主論證，兼及其他村莊派性資料。
二、派性形成的機制
村莊是人們生于斯、長于斯的社會，人們出于自我保護和關系拓展需要，會以血緣、地緣等關系為紐帶分派生活，“派”作為非正式利益群體在農村很常見。有學者指出派性與家族政治本質相似，卻忽略了對派性興起機制及政治屬性的考察。
（一）派性形成的社會基礎
D鎮的傳統人際關系結構與費孝通論述差別不大，即以己為中心形成的網絡有個范圍，范圍大小依照中心勢力的厚薄來決定。盡管集體化時期D鎮歷經多次政治運動，鄉村“差序格局”網絡遭遇階級斗爭的解構，但國家權力滲透能力有限，加之強大的社會反滲力量，使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發生分離，以家庭為核心的差序格局關系網絡因此延續。
D鎮的人際關系變遷與農村改革有關。1980年代以來社隊企業迅速瓦解，以銅加工為主的家庭小作坊崛起。得益于市場機遇及家庭成員勤勞，小作坊在1990年代獲得大發展。除個別企業離開D鎮轉戰上海外，大部分企業在本地實現成功轉型，逐漸形成大企業在鎮工業園落戶、小企業在村莊占地建廠房、小作坊依托宅基地生產的現實。
D鎮五金產業市場鏈的形成，打破了過去單一的關系網絡，改變了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人們為了追求更多利益和更高地位，以家庭為基礎向外結成不同圈子。“圈子”與“團體”有區別，團體組織邊界清楚，組織內一般有等級；圈子無嚴格的界限卻是實在存在，圈子內的人具有一定的平等互利性。圈子數量多少及范圍大小，依賴于個體的選擇和建構，它從側面說明了村莊原子化。圈子不同于以血親倫理為基礎的家族，人們可以在圈子內表達和交換利益，卻難以將圈子作為集體行動單位，主要是圈子沒有正式結構，非正式關系的政治屬性弱。派性作為“非社團性利益集團”，既具有對內組織動員能力，又具有對外利益表達能力，因此，圈子不是派性的主要社會基礎。
D鎮不同村民在產業鏈中獲利不同。我們依據家庭收入差異，將D鎮戶籍人口劃為四層，最上層是富裕階層，他們或者開廠，或者搞物流，少部分人從事房產開發，多數年收入在100萬元以上，少數人從事的經營項目多，年收入在1000萬元以上；其次是中間階層，他們多開小工廠，或者在外開門店，也有從事特色養殖的，年收入40-100萬元；再就是中下階層，他們或者從事公司管理，或者自己開家庭小作坊，年收入20-40萬元；最后是貧弱階層，他們主要靠進廠打工謀生，有些經營適度規模農業，或者從事小攤小販生意，年收入在20萬元以下，成員殘疾、突發事故帶來的貧困家庭也被歸入該階層。
人們是否以分層為基礎建立關系，取決于是否有彌散利益可供追求。筆者及其團隊在上海農村調查發現，盡管宅基地置換等帶來巨大利益，村民沒有以分層為基礎結盟謀利，主要是政府對項目實施環節嚴加監管，對村級組織的行政控制程度異常深入。D鎮特殊工業化道路，使村莊利益內生且彌散。D鎮的村莊利益包括三類：一是企業發展所需的土地資源，二是政府征地帶來的巨額補償，三是集體山林、魚塘等資源的發包。在階層分化背景下，不同階層的權力稟賦不同，權力大的階層清楚地知道，要想高效地攫取村莊公共資源，不僅需要與本階層成員建立關系，還需要動員其他階層成員來參與。共同的謀利需要及可交換的資源，使富裕階層與其他階層建立聯盟，以利益為核心的派性雛形開始形成。
我們將村莊政治分為三類，分別是家族政治、派性政治、政黨政治。雖然三類組織都有互利性和層次性，都能動員組織成員實施集體行動，但它們在權力來源、行使及性質上有差異。具體說來，家族形成的基礎是血緣關系，家族成員對內要講血親倫理“親親尊尊”原則有強約束力，對外支持家族成員具有天然正當性，哪怕為家族謀利損害更大范圍公益M。派性的基礎是利益關系，組織邊界不清晰、成員可自由進退，組織內關系松散、成員有搭便車傾向。政黨形成的起點雖是利益關系，但政黨內部體現的是公共理性，權力行使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對外的利益追求要合乎正義原則。
（二）派性形成的治理基礎
即使在集體化時期，村干部并非被動執行者角色。他如何利用國家政策創造政治空間，既取決于外在權力與村莊結構的互動，也取決于其與上級政府建立的關系狀況。1987年《村委會組織法（試行）》頒布，使得村莊自由政治空間大大增強。另外，D鎮在經歷市場化洗禮后，村莊沒有演變為張靜所謂的“公眾社會”，而是類似于賀雪峰所說的“半熟人社會”。“半熟人社會”的典型特點是村莊關系的去公共性，公共輿論約束力的下降及人際交往的“圈層化”。它一方面帶來精英行動空間的擴大，一方面使普通人淪為“無政治階層”。
我國憲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群眾自治性組織”，其他法律如《村委會組織法》規定，村民自治是“村民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鄉鎮政府不得干預屬于村民自治的事項。因此，有學者認為村民自治既是行政分權又是憲政創新。實際上，鄉村關系的復雜性遠高于文本規定。從鄉鎮政府角度看，國家賦予村莊以自治權，不過是行政控制方式改變，若鄉鎮真想介入村政，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介入。村莊精英要以派性為單位爭奪利益，還需要行政權力的不插手甚至保護。我們調查的上海農村，鄉鎮政府不僅全面推行“村財鄉管”制度，而且通過選舉介入和行政授權控制村組織。于是，村民自治變成政府管治，村莊政治空間不復存在。D鎮與上海農村均為利益密集型村莊，但鄉鎮介入村政的方式有差異。
相較于中西部一般農村，D鎮財政在1990年代就很充實，沒有產生“三農”問題帶來的治理危機，農業稅費的取消對鄉村關系影響不大。影響鄉村組織關系的，主要是以下三類事務：一是自上而下的宅基地分配。宅基地既可作為居住用地，又可作為一般建設用地，還可作為階層表征的載體，要順利將宅基地分配下去并非易事，鄉鎮需要村干部配合以保持村莊穩定。二是城鎮擴張帶來的農村征地。一方面，鄉鎮一級意欲順利完成上級任務；另一方面，征地利益博弈和沖突不可避免。出于轉移矛盾，保護自身考慮，鄉鎮會將村組織推向征地前臺。三是鄉鎮主體也有逐利訴求。它會在監督不力條件下進行權益性治理，常見的方式是利用權力去交換利益。D鎮干部年收入在20萬元左右，與富人村干部相比還是顯得少了些，有些鄉鎮干部會利用治理體制縫隙逐利。三重因素影響下的D鎮政府，會在危及穩定情況下介入村政，一般情況下則放縱派性利益爭斗。畢竟，經過競爭上臺的派性，于公于私符合鄉鎮利益。
精英可分為經濟、社會、文化精英，村莊政治表層由精英間關系構成。村莊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不同，政治分層強調政治關系的穩定和重復性，與社會評價及地位高低差異有關。當村莊公共性逐漸喪失、經濟分化效應越發顯著，文化、社會精英很難作為政治分層的頂層，經濟變遷帶來的影響力差異構成政治分層基礎。從某方面講，達爾劃分的有權者階層、謀求權力階層、政治階層和無政治階層，與筆者劃分的富裕階層、中間階層、中下階層、貧弱階層，在D鎮的政治分層結構中大致一一對應。強調經濟分層與政治分層同構，是想說明，盡管派性組織結構松散，行動去政治性，但權力分層及共同私利追求使其有行動力。
三、派性治理的邏輯
如果說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權力分散及權威虛化則是派性特征。派性組織要想獲得最終利益，不僅要在選舉階段參與競爭，還要在治村階段規避監督，更要在謀利同時保證村莊穩定。處理好與其他派性的利益關系，是派性上臺和正常治理的前提。
（一）派性競選的邏輯
雖然派性以利益為核心，以自愿交往為載體，但派性的松散并不意味著組織邊界的無限擴大。畢竟，不同主體在村莊政治中的位置不同，稟賦較低者一般難有獲利機會。相對于無止境的逐利欲望，密集的利益永遠是相對稀缺。由此，大部分中下階層及貧弱階層，因其影響力弱會被排擠出派性，被派性吸納的是權力稟賦豐富者。
奧爾森將組織利益分為兩種：“排外”利益和“相容”利益。當組織目標不具有公共品性質時，排外組織的規模應該是越小越好。一旦組織規模擴大，搭便車行為不可避免。除非外界因素刺激及內部“選擇性激勵”，否則排外組織不會既擴大規模，同時具備一定集體行動能力。派性屬于“排外”型組織，成員獲益會對其他成員產生影響，派性獲益會對其他派性產生影響。
精英出于有效謀利的需要結成派性，并根據其他派性力量確定本派邊界。離城鎮越近，利益越密集，村莊精英越聚集、利益競爭越激烈，派性規模就會越大、組織關系越緊密。相反，區位優勢弱、利益不太密集的村，派性規模越小，組織關系不穩定。D鎮部分村莊的派性因此變成利益集團，部分村莊的派性則依據時勢凸顯和退隱。
社會壓力和社會激勵只在小規模派性中起作用，這是因為組織成員可以面對面接觸，相互信息對稱。大規模派性的組織權力結構是分化的，若同一個派性的成員權力稟賦差異較大，就會出現上層寡頭化及少數剝削多數現象。學界和政策部門熱議的“富人治村”，其實源于利益密集度弱、派性內部權力分化大。為了更清晰地描述和分析派性競選，我們考察利益流量大的村莊派性。
王某在鎮村都辦有工廠，是湖村較有影響的富人。他參與競選不只是想獲得常規利益，更想通過體制位置與政府建立關系，使其違法占地和漏稅問題得到關照。在D鎮大部分村莊，家庭之外的交往雖然存在，主要關系紐帶早已不是血緣地緣，而是以實力為基礎的自主建構。即使信息對稱也難產生公共性的現實，這為以王某為核心的派性動員提供了條件。王某在分析村莊權力構成及投票人分布后，很快確立起拉票重點對象并成立競選指揮部。指揮部以王某為核心，由王某與階層富人擔任，他們是王某的“智囊團”。下轄宣傳部、后勤部、信息部等機構，機構以中間階層為主，負責動員和拉票。工作人員由與王某相識的中下層構成，他們主打人情牌，以獲得關系要好者支持。成員的付出與回報是匹配的，他們現在為王某選舉多做事，將來就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所有派性成員在正式選舉前，都會努力工作去爭取更多的選票。
我們將村民手中的票分為四類，分別是鐵票、中間票、偏向票、對方鐵票。鐵票是與派性利益直接相關的固定票，派性成員及其家人、親屬、核心層的鐵哥們等屬于鐵票，他們無需被動員即給候選人投票。當然，傳統村莊關系的理性化意味著鐵票不一定“鐵”，D鎮其他村莊競選就發生過鐵票被“挖”走的情況。王某所在派性為防萬一，不斷動員派性成員看好鐵票。中間票主要集中于中下、貧弱階層，他們的利益表達渠道受阻、被拉入派性的可能性不大，派性動員方式和力度決定其投票方向。家計狀況不佳使其對些微利益敏感，貧弱的處境使其對村級公正治理有訴求。于是，王某所在派性一方面釋放對方派性劣跡，尤其對競選者的私人生活問題大加暴露；另一方面把為村民造福作為施政方針不斷宣傳，給予貧弱階層小恩惠以滿足其訴求和尊嚴，使搖擺不定的中間票有偏向并最終確定方向。偏向票主體是對村情有認識的中間階層，中間階層的政治社會影響力不可低估，競選雙方會一方面由情至理、由私及公不斷做工作；另一方面會通過現實利益及執政許諾俘獲他們。村莊公益意識的缺席，使中間階層投票偏向易受賄選影響，賄選價格的高低決定了偏向票方向。
（二）派性治理的問題
依據賀雪峰對利益密集型村莊的劃分，D鎮的村莊治理邏輯既有別于城郊農村，又有別于集體經濟發達的蘇南農村。具體說來，城郊村的利益密集由征地拆遷帶來，村治主要工作是“擺平”邊緣勢力、滿足民眾利益。蘇南農村的密集利益掌握在村級組織手中，村治主要工作是協調組織決策與執行的關系。D鎮的村莊密集利益因其內生且彌散，村治的重點是縷順精英間的利益關系。
只要村莊利益流量不斷，派性斗爭就不會因選舉終止。一旦某一派性的候選人成功競選，該派性則會呈現圈層化的結構特征。核心層一般為富裕階層，他們占據村莊主要領導位置。中間層多為中間階層，包括少數社會精英，他們盡量占據體制位置。外圍層與富裕階層是熟人關系，他們或者撈得體制身份再謀利，或者按位次獲得利益后隱退。權力分層使得即使規模擴大的派性也能分化成若干小集團，社會激勵能在小集團發揮作用，派性行動的搭便車問題能被避免。派性作為村治組織，分工有序、權責明確，與以利益為核心、行動無原則互為表里。
派性上臺并不意味著其能順利謀利，它不僅要處理與在野派性的關系，以保證村莊權力結構的表面穩定，還要協調好與村民自治的關系，以使村莊權力監督體系失效。依照《村委會組織法》，村民會議是村莊最高權力機構，擁有對村務的決策權、監督權，重大村務不由村兩委決定，而應由村民代表會議協商決定。理論上講，村民代表由群眾認可和推選，能表達村民利益影響村莊治理，實際并不如此。當前的村民自治并非代表性自治，派性有能力結成權力的利益之網，以排斥村民代表的公共參與權利。當村民代表政治效能感不足時，村民代表會議就可能流于形式，村民代表就可能被派性利益俘獲。
村民代表來源有兩類，一類是村莊中間階層，他們或者未被派性吸收，或者直接被派性吸納，當選的原因是自身具有影響力。一類是與村組織有關系的人，執政派性為了謀利不受掣肘，會動員派性成員競選村民代表。選出的村民代表，除非與在野派性有利益關系，否則多會與執政派性合作。村民代表在村務上附和派性以換得實利，派性擴大則帶來對村民代表的支配權。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執政派性無法籠絡所有代表，但只要有2/3村民代表同意，村組織的提議就能通過，少數代表即使棄權和反對，意義也不大。我們訪談湖村某村民代表時，他說：“自己不同意，別的代表同意，就得不到好處。”其實，只要執政派性采取手段各個擊破，大部分搖擺的代表能夠被爭取到。某些有悖于村莊公正的利益分配，也因此在代表的簽字下順利實施。那些權力稟賦弱的階層，既憤懣于自身的權益受損，又沒有渠道查證事實真相，村莊流言不經意擴散開來。
從《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看，黨支部應該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書記在村莊享有最高權威。但是，D鎮實施的是“兩推一選”的選舉制度，鄉鎮政府在矛盾突出時才會介入選舉。開放的黨支部選舉，使競選者不僅要獲得黨內優勢，還要獲得黨外社會力量的支持。它擴大了村莊精英的政治活動空間，派性競爭隨之蔓延到黨支部選舉中。一般說來，只要派性控制村委會，就可以基本壟斷黨支部。當村支書位置由派性領導人占據時，村支書就有比村主任更高的權力，村莊體制性權力結構表面因此更穩定。
執政派性很清楚，若不發展勢力鞏固自身地位，在野派性就可能找機會鬧事。就調查看，村書記會采取三種手段強化權力。一是發展本派性的黨員，拒斥另一派成員入黨。湖村2009年以來發展的黨員，一半以上是村支書的“關系戶”。婦女主任向我們抱怨說，自己早就交了申請書，三年后才獲得村書記同意，最后能否入黨還不一定。二是對于將組織關系遷回村的黨員，村書記根據其政治傾向決定是否接收。不少村莊利益流量巨大，在外人員或者難將戶口遷回，或者遷回戶口也難以分得利益。湖村有村民曾辦假黨員證再回遷，村書記即使發現也不立刻舉報，斟酌的關鍵是看對方是否支持自己。三是對于老黨員揭露的問題、呼吁正義的行為，村書記先是利益俘獲，待換屆時再進行賄選。有些老黨員年齡大、生活清貧，村支書會施予些政策性好處。村莊黨員也就幾十人，只要派性提早下手、處置得當，村支部極易成為自己的勢力范圍。
四、社會抗爭的類型
從社會權力來源角度看“權力并不是社會行動者所擁有的一件‘事物’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發生在社會生活的全部領域”。即使不同階層的權力稟賦差異大，普通民眾可以依托具體情境生成權力，他們也有能力影響村莊政治進程。D鎮的社會抗爭既與派性動員有關，又與基本權益被忽視給民眾所帶來的不滿有關。
（一）動員型社會抗爭
形式上看，在野派性會監督執政派性的權力行使，一旦發現對方違規即動員村民抗議，它與多黨制下的權力制衡機制相似。問題是“在政治關系和法律關系未經區分的制度結構下，不存在包含統一原則和限定性的合法性聲稱的法律系統”，即使村民自治體制障礙消除，相關程序性法律不斷完善，依然難擋在野派的利益政治行為。具體說來，在野派會搜集當權派的執政劣跡，但其權力監督并非源自公共性原則，而是出于對利益和規則的有意取舍，目標是將執政者趕下臺而非糾正過失。
一方面，在野派會伺機取證當權派的不利信息，打出本派性上臺宣言并向外散布，于是，一些“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語快速擴散。如與湖村相鄰的金村，相對于其他參選的大老板，上臺的李某只能算中上層。李某執掌村政不久即有傳言說，他為了當村書記先到外面貸款，然后以三年為期賣土地還款，普通村民因此質疑李某執政正當性。
當政的村莊領導大多屬于富裕階層，他們出于居住舒適和企業發展考慮，會憑借體制身份多拿地建別墅、建廠房，在野派性從中嗅到了檢舉對方的機會。李某主政金村的第一年，因處事穩重，村治相對太平，他誤以為在野派性已自動解散，就填平一塊廢地建一幢房屋。房屋分成兩戶，他和弟弟居住，因占地面積較大，房屋造價300多萬。他開建沒多久，吳某即到鎮里上訪，因吳某家庭條件差、社會影響力弱，李某并沒太當回事。他自信地以為，鎮政府不會理睬吳某。沒想到吳某不斷上訪，且威脅說去省里上訪。終于，李某房屋建成后，政府派人將其拆除。
按常理，房屋一旦造好，一般不會被強拆。李某倍感困惑，動員派性成員調查，終于發現吳某上訪源于在野派性動員。吳某上訪是有“務工補貼”的，額度依照當地工資標準。如果他告倒李某，還能得到些獎金。吳某的交際網不大，信息獲取能力有限，他對李某違建的了解及屢屢上訪，主要來自在野派性張某的告知和教授。張某開始為李某所在派性服務，李某上臺后對張某兒子參軍設卡，張某心生不滿，隨之與在野派性合作。張某要在制度內實現自己利益，最佳策略是利用貧弱階層抗爭。吳某作為貧弱者與張某并無交集，他上訪并非源于派性建構出的共同體利益，而是源于他和派性之間私人利益的交換。因此，當李某的房屋被成功拆除，吳某又恢復原有的生活程式。
貧弱階層被精英動員抗爭的方式有差異。除開吳某憑借弱者身份上訪，還有一類可稱為邊緣人抗爭。他們與執政派性并無嫌隙，家庭清貧，但為人游手好閑，愛“打抱不平”，又對利益敏感。邊緣勢力為在野派性效勞，斗爭方式更暴力、拿到的“補貼”更高。常見的現象是執政派性擴建廠房，他們會上前阻撓并以暴力相威脅。若是到政府上訪，他們的行動更專業，政府的神經更緊張。如金村有個“賴皮”，他去政府上訪的理由是，李某在村里開廠噪音太大，他母親的心臟病因此加重。環保部門下來調查無證據，他又去上訪并大罵相關人員。他不斷纏鬧政府，要求解決噪音問題，政府深知此人秉性，擺平很是耗費成本，于是責令李某自查，要求其停工一段時間。
還有一類派性動員民眾抗爭的情況。他們是派性骨干的親友，派性競選時發揮過力量。既然支持的派性在野，自己又屬于普通村民，就會更加主動去抗爭。與前兩類利益誘導的間歇性抗爭不同，他們作為普通反對者彌散在村莊社會，只要執政派性的常規治理有差池，他們就會利用所謂“民意”進行抵抗。如金村村組織動員拆遷，他們不僅自己不簽字，而且鼓動其他人反對，不簽字的理由各種各樣，如有人對筆者說“征地以后，生活怎么辦”，又說“幫忙搞清楚，反應下，伸伸冤”……該類抗爭與斯科特筆下底層政治的日常抵抗有區別，他們不是基于“生存倫理”和社會公正感受侵犯，其反抗雖是個體自助，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反抗形式不需要事先協調規劃，反抗本身卻是明顯的利益政治行為，依賴的非正式關系與在野派性有關，表面的村莊治理問題極易被泛政治化。
查特吉認為，底層意識、行動能力及其所受結構限制，決定了底層只是社會精英動員的對象，只要精英目標實現、權力分配完成，底層將繼續淪為被支配的對象。上述派性動員的底層抗爭，與查特吉的論述有相似之處。派性精英既不認同公共規則，也不完全代表普通群眾，他們利用村治問題及私人資源進行動員，使群眾利益表達從開始就有政治色彩。普通人進入村莊政治的路徑，并沒有取代由精英主導的政治空間，民眾的從屬色彩、群體意識的分裂，決定了其抗爭方式是策略性、具體性的，實難以達到“被治理者的政治”的高度。
（二）反應型社會抗爭
我們將村莊利益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公眾利益，它是不排他和不競爭的共同利益，公眾利益受損影響全體利益，但對個體的私人性利益沖擊不大。第二類是共同私人利益，它是低排他低競爭的共同利益，共同私人利益受損影響個體的利益。村莊各類資源如山林水塘，派性間建立聯盟共同瓜分，普通村民因無法參與，會產生相對剝奪感，但它尚不能激勵其發起政治反抗。引發民眾以推動村政變遷為目標的反抗，源于派性對共同私人利益的過度侵占，擠壓了民眾基本利益空間和生存倫理。
D鎮的共同私人利益主要有兩類，分別是宅基地分配和政府征地拆遷。一方面，宅基地的多重功能使其需求一直很旺盛；另一方面《浙江省農村宅基地管理辦法》明確宅基地集約利用原則，它造成宅基地供給總量的減少及價格的驟升M。不少執政派性盤算著，將宅基地賣給外村人，如此可獲得高級差地租，但如此行為有一定風險。D鎮是有前車之鑒的，有位村書記直接賣地給城鎮居民，因村民舉報，賣地錢被繳，村書記被記過。李某為安穩獲利，找到派性成員，分配給他宅基地。該戶與父親分戶，但住在一起，他拿自己的戶口本去申請，再轉賣給村外富人，因此得到5萬元中轉費。我們訪談時，李某解釋說該戶不是賣地而是賣房。
一般派性成員的小微利益，可以通過上述方式滿足。派性骨干要求的是宅基地，李某就暗箱操作優先安排，獲得他們同意后再謀求利益。李某采取競價方式，將宅基地分級再出賣。李某為方便搜刮財富，要求凡購買宅基地的先繳納5萬元資格費，上面分下宅基地后再按資格先后分配。李某想著“一般人根本翻不起大浪”，就以5萬元資格費為基礎人為提價。待村民拿著指標找實地建房時，發現自己與他人共享同一地基。生存尊嚴被羞辱帶來的憤怒，加上居住空間狹窄引發的怨恨，帶來民眾的憤怒及紛紛上訪。
我們將民眾的上訪原由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要求公開村務信息、徹查集體資金賬目；第二類不僅要求上級政府滿足其基本居住權益，還要求上級調查主要村干部的違建行為；第三類以維護集體資產的名義上訪，要求按自治原則分配公共利益。在封閉的村莊中，民眾屬于無權階層，但只要他們具備基本行動意愿和能力，正式制度保障的權利就能產生權力，上級為保證權力合法性和國家制度權威，就要對下級代理人的越軌行為進行必要制裁。因此，當民眾因“常識性正義平衡感覺”被打破而不斷上訪，D鎮政府在抓-放之間循環良久后終于將其替換。新任村書記雖然依托派性有謀利訴求，考慮到大眾政治的影響，謀利行為會有所收斂。
如果說，宅基地問題根源是派性貪得無厭，只要民眾生存倫理得到政府惠顧，上訪就將是弱政治性和弱組織性交織，那么，當征地將鄉村組織利益牢牢關聯起來時，“權力-利益之網”就會阻隔民眾利益表達渠道，村民不斷退讓中積累的怨氣使其行動易暴戾。湖村地處鎮郊，經濟發展帶來城鎮擴張，湖村被征地的范圍不斷增多。眼看村里土地即將被征完，政府既不采取留地安置措施，又不解決村民關心的失地保險問題，村民收入來源少，對土地依賴度高，對政府低價征地行為很不滿。湖村有塊地2011年被征，政府當時承諾安置失地農民，拖了幾年沒有出臺實質方案，企業拿地后沒有馬上開工。2013年企業請來挖機平地，村民因補償低早就有情緒。有個村民以賣菜為生，一旦失地，生活即喪失來源，他很是激動和憤怒，鼓動父親共同阻工。有人起頭并行動，其他村民也坐不住了，他們或動員自家人阻工，或自發捐錢支援。很快，工地上搭起棚子拉上橫幅，中老年人輪流住棚子里阻工。
企業請求政府出面解決，政府要求村組織化解矛盾。王某所在派性上臺后攫取宅基地利益，讓本就居住緊張的底層倍感憤怒，王某做思想工作自然遭到他們的拒絕。一方面，政府交待的任務不能推脫掉；另一方面，王某找不到制度化解決辦法，他就找本派性邊緣人物去擺平。一些“賴皮”過來與阻工者撕扯，引起村民大規模聚集和反抗，D鎮以維護社會治安名義，將肇事雙方抓去審訊并處罰，企業再對被處罰者給予暗補，此事隨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D鎮現行村莊權力結構中，民眾無論能力還是意識均是一盤散沙。以扳倒執政派性為目標的抗爭即使發生，普通人的行動也是若即若離、聚散不定，確定自己身份和團體邊界，對普通村民來說并非易事。但當權力秩序通過特定事件綿延至村莊，它就會被結構中的普通村民模糊感知形成類意識，D鎮因此出現村民聯合起來阻止征地的現象。但是，民眾以群體形式表達利益不意味著就有政治性，D鎮后來出現的上訪圈子被派性“收買”，部分人得到利益滿足后陸續退出，本身說明了普通村民抗爭的非政治性。
五、余論
從秩序角度分析派性整合及與村莊溝通危機，我們會從加強制度建設、強化組織管理方面擬定解決方案，引導派性利益表達、規范派性權力監督，就成為學界探討的重點。問題是，村民自治制度是治理與政治合一的制度，如果村民自治過程淪為“治理吸納政治”，則統領治理的基本政治原則存在哪里呢？D鎮普通村民反應型抗爭及動員型抗爭出現，說明了精英政治將民眾整合進既有體制的困難。如果執政派性只為自己利益負責，政績喪失及政治正當性衰微，就會引發其他精英與民眾的反抗。
當經濟發展帶來的精英-大眾分化不可避免，當民眾政治理性不足，要求威權型村治存在，我們應警惕派性政治的政治社會區隔效應。要保障民眾的參與權利，使民主政治在村莊發芽，不僅需要以民主教育提升村民的政治素質，以社會建設增強村民政治信任和參政意識，更需要政府和村組織踐行群眾路線，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達渠道暢通。如果說前者是長期目標，需要逐步地實踐；那么打擊派性賄選、強化權力監督，理應引起當權者重視，畢竟，它是村級民主政治開展的前提。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系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特聘副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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