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實體主義的政治分析框架
摘要：村莊政治具有獨立的研究價值。經由倫理政治、階級政治到土地政治的演化，村莊政治逐漸達致成熟形態，成為國家制度建構的產物。以集體為制度框架，村莊政治為地方性與國家性的互動融合提供了基礎。經由動員機制、平衡機制和分類機制構造的政治過程促進了村莊政治性的生產和內生性秩序的達成。然而，以“農民權利”為導向的國家政治調控弱化了村莊政治的制度基礎，壓縮了村莊政治的實踐空間，導致村莊政治的依附和蛻變，政治系統漸趨失衡，這是近年來鄉村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源。國家政治應該從戰略原則的高度和制度整體的層次調控村莊政治，修復并實現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的良性循環，維持政治系統的均衡。
關鍵詞：村莊政治；鄉村治理；國家政治；集體制度
進入21世紀以來，農村進入“資源下鄉”時代，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模式發生根本變化。取消農業稅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世紀之交的農民負擔問題，但農村社會治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例如，村民選舉形式化、項目落地困難、農民“上訪”失控、農村灰色化治理等。有學者對比稅費改革前后的鄉村治理，認為資源汲取時代的“基層政權內卷化”轉化為資源下鄉時代“基層治理的內卷化”。鄉村治理場域逐漸形成“分利秩序”和“耗散結構”。農村改革的制度目標與意外后果之間的落差意味著需要進一步反思鄉村治理的深層基礎和鄉村治理轉型的深層邏輯。為此，筆者試圖透過“村莊政治”這一概念，闡釋基層“善治”的政治基礎，以理解鄉村治理困境之根源。
一、被遮蔽的村莊政治
鄉村政治研究是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對象。然而，鄉村社會的政治學研究雖然開辟了多條研究進路，卻始終未能聚焦于“村莊政治”本身。村莊政治被遮蔽在紛繁多樣的村莊政治社會現象中，喪失其作為獨立研究域的意義。縱觀既有研究，村莊政治或顯或隱地浮現在以下三種研究路徑中，分別是國家政權建設路徑、村民自治路徑和鄉村治理路徑。
第一，國家政權建設的路徑。近代來的民族國家形成過程打破了傳統中國的“雙軌政治”結構，開啟了國家政權建設的進程。杜贊奇從文化的權力網絡視角出發考察了中國近代國家政權建設的策略與困境。張靜基于基層政權研究，認為國家政權建設的目標形成基于現代公共規則與合乎程序正義的規則之治。國家政權建設旨在消解村莊政治的地方性與自在性，重構鄉村的權力結構和治理資源。這樣一種鮮明的問題導向湮沒了村莊社會的內在特性。在官僚化和理性化的國家理想型映照下，基層政治呈現出“半正式行政”的特征。事實上，“非正規化”“半正式化”的概念隱含了村莊政治在學術話語中的對象化。村莊政治作為非正規治理的源泉，成為監控、規訓和改造的對象。
第二，村民自治的路徑。村民自治始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來，村民自治逐漸主導了農村基層政治的研究。村民自治包含著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四個要素，以上四者共同構成村民自治的完整意涵。村民自治關于鄉村政治的研究一開始即表現出濃厚的現實關懷，試圖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約束國家權力的單向度擴張，推進中國社會的民主化，最終建立基層社會的規則之治。因此，村民自治日益化約為村莊選舉。然而，突出選舉的實踐傾向和突出民主的價值傾向導致村民自治內在結構失衡，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治理功能，降低了農民的政治效能感，進一步加劇了選舉的形式化。來自田野的研究發現，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村莊富人通過組團拉票乃至賄選的方式參與村莊政治，而中西部地區的村莊選舉往往流于形式?？梢?，以選舉政治替代村莊政治，偏離了村民自治的原初目標。如何重塑村民自治的實現方式，拓展村民自治的政治基礎，是一個緊迫的實踐命題。
第三，鄉村治理的路徑。鄉村治理的路徑始于對村民自治研究的反思，倡導立足村莊社會基礎理解鄉村治理的內在邏輯和基層治理的復雜性。這一路徑強調村莊政治社會現象的總體性和全息性，突出了村莊的方法論意義。不過，村治研究側重于對鄉村治理場域中主體的行動及其實踐后果的“過程—機制”分析，進而解釋政府治理和政策執行在遭遇基層社會時的扭曲和異化?！斑^程—事件”的分析策略有助于展現“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呈現出村莊政治的復雜面向。但是，“過程”的本體論傾向可能導致研究者陷入事件之流，忽視村莊政治的制度基礎。村民自治的目標退縮為以權力實踐規則為基礎的“局部秩序”建構，遮蔽了村莊政治的整體性。
由此可見，國家政權建設路徑旨在以國家政治塑造村莊政治，形成國家主導的縱向一體化的行政治理結構。村民自治路徑突出了選舉政治的實踐形態，強調農民政治參與的重要意義。二者分別展現了村莊政治的國家視野與村莊立場。但是，這兩種思路均未能跳出“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理論框架，難以避免鄉村社會的邊緣化和村莊政治的形式化。這樣的村莊政治研究就其實質而言是非農村的。鄉村治理的研究路徑雖然體現了對村莊治理的主體性關懷，但其局限在于村莊政治始終是作為治理實踐展開的背景，未能在根本層次上揭示治理的制度基礎和政治邏輯。因此，如何從鄉村治理的實踐機制出發，深入鄉村治理的村莊政治基礎，便構成了提升鄉村治理研究理論層次的重要方向。本文主要承接鄉村治理的視角，并基于對國家政權建設路徑和村民自治路徑的反思，闡釋鄉村治理的村莊政治基礎，以揭示鄉村治理轉型的深層邏輯。
本文旨在去除對村莊政治的遮蔽，將村莊政治建構為一個直接、獨立的研究域，討論村莊政治之于鄉村治理及其轉型的意義。村莊政治指的是村莊內部多元主體通過協商、斗爭和妥協等方式實現利益再分配和秩序再生產的過程。村莊政治以村莊作為場域，其實踐過程既是對村莊資源、關系和規范的動員，同時也再生產了村莊的資源、關系和規范，并賦予村莊以政治性的實體內核。政治性是指一致性規則的自我制定和公共性原則自我實施的能力和狀態。政治性的內核鑲嵌于其中的村莊政治，即實體性的村莊政治。為了展開本文的分析，筆者有意識地引入實體主義的分析視角。在此，實體主義主要區別于形式主義的政治分析路徑，后者往往將政治抽象為基于利益的權力互動過程。村莊政治研究的實體主義視角不僅注意到村莊內部的利益分配和利益斗爭的形式，而且關注到這些競爭、沖突等權力互動背后的社會基礎。深入村莊政治的實踐邏輯，有助于拓展鄉村治理研究的視野，進而洞察鄉村治理轉型的深層基礎。
二、村莊政治的歷史譜系與制度構成
將村莊政治視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域，必然涉及村莊政治的構造。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語境中，“村莊”不僅是一個空間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個富有社會文化底蘊的政治單元。就形式而言，村莊政治是在村莊中展開的政治活動，它體現了村莊的規定性。然而，村莊政治日益深深卷入國家政治體系，在與國家政治互動的過程不斷豐富自身的形式和內容。因此，村莊政治是特定的社會基礎與制度結構的沉淀。追溯村莊政治的歷史譜系，進而探究村莊政治演化的社會基礎與制度脈絡，有助于揭示村莊政治的實踐內涵。
（一）村莊政治的歷史譜系
傳統的中華帝國因基礎性權力不足，“皇權不下縣”的權力分配格局為地方社會發育和地方性規范生成提供了空間。歷史進程中的地方秩序源于不同的村莊政治形態。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村莊政治從地方自主轉向國家制度建構，并具體呈現為“倫理政治—階級政治—土地政治”的歷史譜系。村莊政治的譜系不僅折射了國家政權建設的演進脈絡，表現為村莊政治對村莊公共性和地方性的吸納和超越，而且沉淀了國家政治調控的歷史印跡。
1.倫理政治
梁簌溟將傳統中國社會概括為“倫理本位”，突出了傳統社會濃厚的規范性。這種文化界定植根于作為鄉土熟人社會的“村莊”。倫理本位的社會基底塑造了倫理化的村莊政治。因此，“政治的倫理化”不僅體現在大傳統層面，而且體現在地方小傳統層面。具體來看，地方視野中的倫理主要是生存權的保障和共同體的互助，倫理作為規范性的力量制約了村莊的資源型權力及其運作，村莊內生性精英的權力受到地方性規范的約束，權力的運行因而嵌入文化網絡。依靠村社倫理和道義經濟的支撐，村莊內部可以實現有序的秩序供給，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莊利益分化對于村莊共同體的撕裂效應。倫理化政治構成了“雙軌政治”中相對獨立的一個軌道，它充分釋放了基層社會的自主性。村落精英內在整合和村社自發合作形成的“實體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家直接進入可能對地方秩序的沖擊。
2.階級政治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通過權力的組織網絡全面重塑基層政治格局，其核心方式是以階級劃分和階級動員消解村莊內生性精英的權威基礎，建構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倫理，并依靠“翻身”的底層形成階級斗爭主導的基層政治秩序。階級政治依托“人民”與“敵人”的階級話語激發政治能量，打破了相對保守和自足的地方社會權力結構，且通過強大的動員能力將鄉村社會納入“集體”結構，實現國家在鄉村社會中的政治在場。通過階級動員，村莊的地方性結構和規范被吸納進階級政治的運行邏輯，村莊政治的自主性弱化，成為國家政治在村莊的呈現。中國共產黨由此實現對基層社會的組織重構和意識形態的建構，培育了農民深厚的國家認同和國家觀念。在這一階段，階級政治成為村莊政治的主要形態，通過階級動員，村莊政治成為“全能主義”國家政治的直接延伸和具體表達。
3.土地政治
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和階級話語的退潮，村莊政治重新回歸其日常生活的基礎，展現出更為復雜的面貌：一方面，“政社合一”的集體體制瓦解和釋放了鄉村社會內生倫理規范的政治效應；另一方面，集體土地制度以“兩權分離”的形式重構了村莊政治的基礎。村莊政治逐漸嵌入土地，呈現為土地政治的形態。土地政治表現為以集體土地制度為基礎的土地政治化機制，體現了集體的自主性。集體的自主性蘊含了國家政治與村莊政治相對均衡的關系：土地政治既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傳統的倫理政治形態，又具有面向國家的開放性，集體因而構成農民與國家互動的政治媒介。可見，經歷了階級政治的洗禮，村莊原有的地方性內容糅合了集體的制度性內容，形成“集體社會關聯”。土地政治形態下農民、集體與國家的政治關聯是理解轉型期鄉村治理的基本線索。
（二）村莊政治的制度構成
國家政權建設主要關注國家權力和現代規則滲透基層社會的程度，試圖從國家自主性出發建立理性的科層治理模式。然而，回顧鄉村治理轉型過程，“規則下鄉”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從倫理政治、階級政治到土地政治，村莊政治的演化過程是其實踐內涵逐漸豐富的過程，因而并非前后相繼的否定和替代關系。倫理政治之下的“村莊倫理”經歷了階級政治的重構，在土地政治的形態下獲得了重新表達的空間。同理，隨著階級話語的消逝，階級政治以“利益分化”的形式進入土地政治，并持續推動村莊政治的演進。就其實質而言，這是一個“正—反—合”的辯證發展過程，是長期以來國家與鄉村、中央與基層之間互動與磨合的實踐產物。
土地政治是村莊政治演化的成熟形態，體現了地方性與國家性的融合：它既植根于鄉村熟人社會的歷史社會文化基礎，糅合了具體靈活的地方性規范，同時也接納國家政治的制度調控，服從于國家政治的意志。如潘維所言，“農村集體往往只具有國家的部分特征，卻具有社區的全部特征”。相對于具體治理規則自上而下的輸入，基于集體土地制度的村莊政治強化了以土地政治為基礎的規則自我制定的能力，奠定了鄉村治理的基礎。
實體主義視角并不否定村莊政治的開放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國家制度塑造了村莊政治的形態，而且面對基層社會的復雜性和差異性。事實上，集體土地制度是國家政治調控鄉村社會的重要載體。村莊政治納入“集體”的制度框架，形成以“集體”為核心的村莊政治生態。具體而言，作為理想型意義上的村莊政治，其實踐內涵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村莊政治的主體。農民以集體成員的身份參與村莊政治過程。群眾與精英的分化服從于集體成員的共同身份，村莊精英因而內在于集體。第二，村莊政治的動力。村莊政治不僅是主體基于自身利益的權力博弈，而且是以農民與集體土地關聯為基礎的公共協商，村莊公共利益是村莊政治可持續的基本動力。第三，村莊政治的架構。村莊政治依托特定的組織模式。在“政經合一”的集體制度框架下，村級基層組織既包含“村兩委”的政治組織形態，而且也包含“經濟聯合社”的經濟組織形態，二者在實踐中具有一體性。村莊政治過程因而是一個組織過程。第四，村莊政治的規則。村莊政治既嵌入鄉村社會，又承載國家的制度調控。所以，村莊政治的實踐過程中，可援引諸如人情、面子等傳統的本土性資源，而國家的制度、意志和政策也是村莊政治實踐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傊迩f政治的主體、動力、架構和規則共同定義了村莊政治的獨特性，賦予其豐富的實踐內涵。
三、村莊政治過程：實踐機制與本土路徑
新制度主義視野中的制度往往被等同于組織、規則與文化，制度主要是政治過程的表達載體。政治因而外在于制度，制度演化的政治而非制度實踐的政治自然成為研究的焦點。隨著村莊政治形態的演化，集體土地制度在鄉村社會場域中釋放了濃厚的實踐屬性，即集體對農民分散利益的協調與整合成為集體在場的主要方式。在土地政治的形態下，村莊政治不僅依托集體的制度基礎而具有穩定性與可控性，而且，其嵌入鄉土社會的形態又賦予其靈活性和具體性，二者統一于集體內部的政治過程。在鄉村社會場域中，村莊政治的實踐過程是“集體”持續再生產的基本機制，“集體”由此成為一個政治實體。
（一）動員機制
組織動員是村莊政治展開的最為基本的機制。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強調基于個人理性和偏好基礎上的政治秩序，特定的政治均衡是多元主體之間利益妥協的產物。與此不同，組織動員強調集體對農民的組織和塑造?！凹w”本身是一個“小公”的政治單元，是村莊公共性的制度載體。在村莊日常生活中，“私用”之“私”可能侵蝕集體之“公”，扭曲村莊的公共性。組織動員是主體之“私”向集體之“公”敞開的過程，這是農民的政治主體性被激發的過程。組織動員扭轉了集體之“公”的制度沉寂狀態，開辟了“內在超越”的村莊政治共同體再生產路徑。中國鄉村社會中的公私關系不是通過“領域”界定的，而是通過“關系”界定的。公共性體現為“公”對“私”的調控能力。在集體土地制度框架下，村莊公共性產生于集體內部的組織動員過程。組織動員的基本目標是促成由“小私”向“大公”的主體轉換，基于“崇公抑私”的原則否定個體“一己之私”的正當性。動員因而是“改造人心”的政治實踐，而非個體之間的競爭博弈。
政治動員是農民集體的內部動員。它并不否定農民的權利，權利恰恰經由全面深度的政治動員而具體化，進而為權利配置的優化提供了可能。農民集體的制度框架賦予政治動員以顯著的內生性和主體性。具體而言，動員機制主要通過“開會”的方式展開。筆者在農村調查時，村組干部講到如何“做工作”，必然提及的經驗就是“開會”。會不會開會，開不開得起來會，會開得好不好，是衡量一個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標。會議機制既是公共性的生產機制，以清晰地界定公私邊界，確立政治原則，同時也是群眾的政治參與機制，為群眾多元利益的集中表達和協商磨合提供了平臺。動員的目標是“以公克私”“化私為公”。通過公私關系的調節，動員機制成為私人性向公共性躍升的重要環節?？梢姡越M織動員為基礎的公共性生產既嵌入又超越了村莊熟人社會內生的秩序機制和交往邏輯。村集體是動員機制本身的組織者和實施者，也是動員的方向、策略、資源的引導者、實施者和供給者。
（二）平衡機制
“結平衡賬”是村民自治的核心機制，也是村社共同體的基礎?！敖Y平衡賬”指的是集體內部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這里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結平衡賬”不是即時性平衡，而是具有歷史縱深的平衡；第二，“利益”不僅指經濟利益，而且包括情感、社會、價值等層面。在熟人社會中，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具有可轉化性與可通約性，使村莊政治的利益平衡機制在不同層次和較長周期中展開。
“結平衡賬”的本質是平衡村莊內部的權利義務關系。由于各個主體將不同事件之中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關聯和捆綁，從而形成縱橫交錯的權力關系束，使得當事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形成“交互式平衡”的局面。政治平衡的核心機制是“化私為公”“以公克私”。“化私為公”是指通過將私人之間的問題公共化，并通過公共性的協商討論，實現公共治理?！耙怨怂健笔侵竿ㄟ^塑造合乎公共利益的集體共識，瓦解個體之私的正當性，以模糊和消融私的邊界。面對集體之“公”，個體之“私”暫時隱遁，進而為集體之“公”對個體之“私”的配置和調控提供空間，以重建農民集體的內在統一性。主體的敞開是政治平衡達成的內核。在這個意義上，公私關系定義了政治平衡的倫理脈絡，使政治平衡呈現為一種公共治理和公共狀態，而非即時性和片段式的博弈平衡。因此，平衡狀態本身便具有政治生產的意義，即促成政治性的析出。
“結平衡賬”觸及了村莊政治的內核，也構成了評估基層“善治”的重要標準?；鶎又卫硇ЧQ于“連帶式制衡”的權力運作方式是否能夠結成“平衡賬”?！敖Y平衡賬”不僅發生在集體成員之間，而且也發生于村民與集體之間，村莊內部的矛盾調解、利益分配在具有時間延伸性和關系連帶性的情境中。從土地政治的運作邏輯來看，土地調整則是“結平衡賬”的重要機制，作為集體制度的主要實踐形式，土地調整過程是村莊政治性的生產過程。
（三）分類機制
邊緣人是村莊政治過程展開之不可或缺的內容。邊緣人是組織動員無效，難以“結平衡賬”的主體，其訴求往往超越了集體的消化和承載能力。治理邊緣人的政治過程主要體現為對邊緣人的識別、壓制和孤立。倫理政治（“君子”與“小人”的區分）和階級政治（“敵”“我”的區分）同樣要面對和處理邊緣人的問題。政治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慈善。通過分類機制離析出邊緣人，并通過社會性隔離的方式封存他們的村莊在場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果，從而再生產了村莊政治正義，保障村莊政治過程的有效運行。
在村莊政治語境中，邊緣人一般以“釘子戶”的身份出現，其行為邏輯具有典型的“私”的導向。在農業稅費時期，區分“困難戶”與“釘子戶”是基層組織工作有效開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平衡村莊利益關系的基礎。“奸猾者占便宜”和“困難戶吃虧”都將損害村莊的“常識性正義衡平感”。因此，對特定主體的邊緣化是一種軟性的社區性制裁，促進了“氣”的排泄。由此可見，在村莊政治的框架下，集體可以調動村莊規范孤立邊緣人，進而實現對邊緣人的有效治理。邊緣人的分類和治理有利于激活村莊規范，是村莊政治性的再生產過程。
（四）政治過程的實體性
通過動員機制、平衡機制和分類機制，村莊政治實現了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村莊政治不僅表現為村莊權力和利益斗爭的形式，而且是利益整合與共識達成的復雜過程，村莊由此獲得政治性。政治性即村莊內部圍繞特定原則、規則達成共識的能力，是村莊政治過程的歸宿。政治性構成了村莊政治的實體內核，使其區別于以利益為導向和以權力為媒介的政治過程。實體主義的政治分析框架致力于從村莊政治的社會基礎與制度脈絡出發，從鄉村社會的內部視角出發，呈現村莊政治性的生成機制。在集體土地制度的實踐過程中，政治過程得以通往政治整合，展現了基于公共利益而非個體利益的政治邏輯。
村莊的政治性奠定了鄉村社會簡約治理的基礎。簡約治理強調的是鄉村生活中小事的低成本治理。黃宗智認為，簡約治理主要源于基層“半正式行政”框架下鄉村社會內生的精英合作。簡約治理不僅局限于其村莊社會基礎，而且延伸至社會主義的政治傳統。政治過程的實體性提供了重新審視中國鄉村政治轉型和變遷的參照系統，它在鄉村社會的場域中重構了民主的內涵與治理的模式。與之不同，西方理論視野中的政治過程植根于利益相關的行為主體均可介入政治過程，并以利益集團的形式影響政治過程。利益分配的政治過程分析往往被轉化為“有限理性”基礎上的利益博弈過程。
問題在于，“國家—社會”理論的引入在中國倒是基于各種經驗悖論呈現了一種“地方秩序”。地方不只是相對于中央的附屬性存在，而是具有自在的屬性。中國基層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實質性差異呈現了中國村莊的微觀政治過程以不同的形態、路徑和邏輯。村莊政治的系統位置意味著理解村莊政治需要有兩種視角，一種是地方性的內在視角，一種是國家性的外部視角。西方政治的重心是權責利橫向的溝通、協調與制衡，行為主義政治學中的“系統理論”是其極端體現；中國政治的重心在于權責利在中央、地方政府與基層社會之間的縱向配置和均衡，這種縱向、立體的均衡結構有賴于村莊政治內部的均衡。因此，透過基礎層面的村莊政治過程，可展現政治過程的本土路徑，深化對中國式的政治整合路徑的理解和認識。
四、村莊政治嬗變與鄉村治理轉型
村莊政治的狀態決定了鄉村治理的績效。隨著村莊政治的演化，村莊政治日益卷入國家系統，鄉村治理嵌入農民與國家關系。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政治調控決定了村莊政治的實踐效能，且主要體現為政策空間與制度基礎的兩個維度。政策空間是指國家政策施加于村莊政治的壓力和負擔。制度基礎是指國家對于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的定位與方向。大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政治調控可以粗略劃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是制度基礎強而政策空間小，主要對應于改革開放至取消農業稅以前的階段，第二種是制度基礎弱而政策空間大的狀態，主要對應于取消農業稅以來的階段。在前一個階段，國家以農業稅費的形式從農村汲取資源，資源汲取的壓力轉化為鄉村治理的負擔，壓縮了村莊政治運作的合法空間。在后一個階段，國家不僅取消農業稅，而且通過資源下鄉向農村輸入資源，但是集體土地制度改革日益強調固化農民的土地權利，虛化集體土地所有權，從而弱化了集體土地的政治屬性。國家政治調控導致村莊政治的變異，簡約治理漸次向灰色治理和過密治理轉型。
（一）村莊政治的依附與灰色治理
從鄉村治理的歷史脈絡來看，簡約治理具有不穩定性。看似完美的簡約主義在現代官僚制度實踐中卻造成了鄉村治理危機。簡約治理的不穩定性植根于村莊政治對國家治理的相對開放性。通過權力的組織網絡，國家從鄉村社會汲取資源。國家必須面對如何有效地控制基層社會這一難題。
國家對于鄉村社會的控制主要遵循兩條路徑：一條是顯性的，主要通過鄉村社會內部的政治過程實現秩序供給和目標達成，例如以村社集體為單位分攤稅費負擔，維系農民與集體之間相對平衡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以凝聚群眾的國家政治認同。在這種模式下，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恰恰源于對村莊政治的主體性和實體性的承認和尊重。另一條是隱性的，即對基層代理人的非正式激勵，使村莊政治的運作服從于地方政府的治理需要，避免村莊政治目標的偏離。在這種模式下，村莊政治往往成為國家監控的對象，被局限于特定的邊界之內。上述兩種方式并不互相排斥，就鄉村治理的實踐過程而言，隱性的權力運作方式始終貫穿其中，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策略性底色。同時，若資源汲取主要源于農民的政治認同，自然降低了地方政府對于利益和權力的策略性使用。
然而，資源汲取強度增加日益壓縮了村莊政治的政策空間，可能弱化農民的政治認同，扭曲村莊政治的主體性。為了激勵基層組織完成稅費任務，縣鄉地方政府傾向于默許村干部的“揩油”行為，形成鄉村利益共同體。隨著國家政權體系的科層化，隱性的利益分配構成激勵鄉村組織的重要方式。其后果是村莊政治逐漸依附于地方行政，其自主性和正當性受到侵蝕，“簡約治理”異化為“灰色治理”。簡約治理異化具體表現為基層政權的內卷化?；鶎诱鄡染砘母拍钪干娴氖菄夷繕耍ㄍㄟ^地方政府執行和落實）對村莊政治的調控，而非對村莊政治本身的否定。“灰色治理”的問題最終引起國家政治的重視和回應。
（二）村莊政治的蛻變與過密治理
面對“灰色治理”引發的問題，國家政治對村莊政治的回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固化農民的土地權利，主要通過《土地承包法》的出臺，明確了“30年不變”，否定了村集體土地調整的合法性，從而消解了村莊政治實踐的制度基礎；第二，取消農業稅，不僅解除了村莊政治面臨的資源汲取的重擔，而且開啟資源下鄉，釋放了村莊政治的政策空間。以上兩個方面從不同層面強化了農民的權利觀念，瓦解了動員、平衡和孤立的政治過程，導致村莊政治的蛻變。當蛻變的村莊政治遭遇資源下鄉，鄉村社會面臨密集資源的裹挾，容易出現治理失序。
村莊政治的蛻變奠定了后稅費時代鄉村治理的基礎。因脫離村莊政治過程，農民的權利失去義務的制衡，抽象的權利難以凝聚為村莊的政治性。村莊政治內容逐漸外溢，鄉村社會走向去政治化。國家資源下鄉和邊緣人的崛起（借助權利話語，并通過“釘子戶”的身份進入媒體和公眾的視野）成為相伴相生的現象。由于集體逐漸虛化，國家不得不直接與千家萬戶的小農打交道，面臨著自上而下的資源分配困境和自下而上的矛盾化解困境。在基層治理中，前者體現為“典型治理”和“分利秩序”的格局，后者體現為上訪失控和基層的維穩壓力。
面對村莊政治蛻變引發的治理困境，國家試圖通過“行政治理”的方式替代“社會治理”。行政治理具有較高的經濟成本和政治風險，并對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財政資源具有較高要求。在財政實力雄厚的長三角地區，政府部門通過“條線干部”直接深入村莊社會，村莊治理高度行政化和職業化。密集資源和復雜制度成為東部發達地區鄉村治理的基本配置，其目標是盡可能廣泛地回應甚至發掘群眾需求，降低鄉村治理風險。在中西部地區，村干部的公職化和村級組織的行政化也早已開始推行。但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因財政資源有限，村干部職業化超越了地方財政的承載能力。因此，中西部地方政府主要依賴自上而下的項目資源提供公共品服務。在項目實踐過程中，往往通過打包項目的方式進行典型治理，形成以項目落地為導向的“鄉村治理結構”。可見，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雖然其資源密度存在差異，但均形成了“過密治理”的形態。
過密治理指的是政府通過厚重的資源投入來充實基層原有的半正式空間，替代動員式治理，彌補村莊政治的缺位。過密治理具有濃厚的事務治理特征，反映了事本主義的治理邏輯。由于陷入具體治理事務，治理主體的特點、需求和偏好難以有效進入治理實踐。過密治理源于村莊的去政治性，村莊中富有主體性的具體“政治人”演變為國家政治視野中對象化的抽象“政治人”。面對抽象的政治人，基層治理越來越失去原則，從而喪失了分類治理的能力。由此可見，“過密”和“內卷”略有差異：內卷化的主體是基層政權本身，它反映了國家政治與村莊政治互動方式的變異。即使內卷化的基層政權的治理過程仍然要依靠村莊政治過程完成，這實際上是對村莊政治的剝奪性利用。不同的是，過密化的鄉村治理秩序幾乎不再有村莊政治的運作。利益激勵和利益俘獲甩開了村莊政治這根“拐杖”，侵蝕著基層治理。
五、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的互動
上文立足村莊政治過程探討了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治理轉型的基本邏輯，展現了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互動的基層視角。村莊政治是政治系統的基石，也是維系政治系統均衡的基礎。這一節將從政治系統的層次提煉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互動的一般模式，進而反思政治系統的均衡之道。
（一）政治系統的均衡模式
政治系統的均衡是國家治理和基層治理有效的基礎性條件。鄉村治理內在于政治系統，鄉村治理轉型本質上是政治系統的轉型，進而具體表現為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互動模式和交互方式的變遷。例如，賀雪峰以農民上訪為例，討論了農民、地方政府與中央之間的互動模式，并揭示了農民上訪的平衡機制。上訪實際上屬于農民的政治行動，同時，上訪也是勾連村莊政治和國家政治的重要媒介。農民上訪為國家政治修正和平衡村莊政治運行中的偏頗和錯位行為提供了介入的可能，有利于修復國家政治的合法性，強化“新德治政體”。上訪的平衡機制對于理解政治系統的平衡模式具有啟發性意義。
中國政治的運行模式是特定歷史傳統和特定治理格局的產物。國家政治具有超越利益集團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國家的人民政權定位賦予上訪這種不合官僚體制的政治表達方式以政治正當性。問題是，從基層的視角來看，國家政治的實質正義恰恰需要依托村莊政治才能獲得具體實現的根基。因此，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的均衡構成了中國政治系統運行的理想模型。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之間的默契表現在：一方面，村莊政治以簡約主義的方式生產和再生產了基層秩序，構造了國家政治運行的緩沖空間，村莊政治的組織動員和篩選分類機制是國家政治實現實質正義的基礎；另一方面，國家政治權力主要通過“樹典型”的方式延伸和貫徹到基層社會。“典型”本身即具有濃厚的道德性和先進性，“樹典型”的目標是以點帶面，通過群眾路線的方式貫徹國家的政治文化和政策目標?！皹涞湫汀笔菄覍鶎由鐣膭訂T方式，也是國家政治與村莊政治對接的重要方式。
村莊政治嵌入基層社會，因而偏重實踐性和具體性，與之不同，國家政治偏重抽象性和原則性。抽象的國家政治難以直接進入復雜具體的基層社會。村莊政治的具體性與國家政治的抽象性密切配合，既照顧和適應了地方社會的復雜性，也維持了國家的原則性。因此，政治系統的均衡可以概括如下：村莊政治是國家政治的基礎，且村莊政治又受到國家政治的引導和托底，維持政治系統的統一性。國家政治的原則性和道德性憑借村莊政治維持，國家政治有原則，村莊政治也就有底氣和硬度，從而在基層社會復雜性的前提下支撐起富有彈性的政治系統。
（二）政治系統失衡與鄉村治理危機
隨著村莊政治的蛻變，政治系統的均衡逐漸瓦解。村莊的去政治導致了國家的去政治，進而形成系統性的治理難題。基層自主秩序供給能力弱化，村莊政治內容大量外溢，村莊矛盾問題化，并主要通過上訪的方式涌入國家政治領域。問題是，抽象的國家政治根本難以直面和處理這些具體事務，也就難以有效甄別“上訪”主體的訴求和梳理矛盾的具體緣由，只能向地方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盡可能解決。面對基層事務，國家政治喪失了原則，變成了慈善，呈現出“老好人化”的傾向。沒有原則的老好人主義通過壓力型體制必然轉化為地方政府的策略主義，“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也就成為鄉村治理的必然選擇。這就可能刺激基層社會中邊緣人的崛起，進一步瓦解村莊政治的平衡機制。與此同時，伴隨著村莊政治的蛻變和村莊政治性的消解，群眾路線漸趨式微，動員越來越成為官僚體制內部的動員。當運動式治理深入基層社會的鏈條斷裂，以行政動員為基礎的過密治理成為彌補村莊政治缺位的重要方式。國家政治在村莊社會的表達越來越受到地方政府的政績邏輯的扭曲，地方官員熱衷于打造典型，典型的異化導致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分離。如此一來，地方政府便成為自下而上的矛盾和自上而下的壓力的主要承受者。地方政府分擔了國家政治的道德風險與合法性危機，問題是，國家政治的老好人化也導致地方社會治理資源的耗散和治理能力的疲軟，并可能最終影響國家的政治效能。
（三）政治系統視野中的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是黨的政治路線，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與基層社會關聯的方式。群眾路線的基本內涵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群眾路線的視野下，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的關系轉化為黨群一體化的“魚水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群眾路線設定了國家與鄉村社會互動的節奏和模式，村莊政治雖然卷入國家政治，卻構成了群眾路線實踐的重要載體。
村莊社會是農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基本單元。在村莊中涌現出的彌散、細微、動態的需求，很難完全依靠國家自上而下的回應和供給。事實上，在當前國家大量資源下鄉過程中，因偏重于群眾的服務而非動員，農民常常成為村莊公共事務的旁觀者。群眾路線包含兩個維度，即群眾觀點和群眾方法。當前的政黨建設和制度建設通常強調的是群眾觀點，即黨員干部如何聯系群眾。群眾觀點只有與群眾方法結合，群眾路線才能避免形式化。在鄉村治理的視野中，群眾方法凸顯了農民作為政治主體的實踐意涵，不再僅僅是一種黨員干部的政治策略或治理技術。群眾路線充分承認群眾主體的異質性和群眾利益的復雜性。在群眾路線視野下，農民是現實和豐滿的政治主體，而非抽象和孤立的權利主體。在這個意義上，群眾路線不僅蘊含了對于村莊政治主體性的承認，而且蘊含了政治系統均衡的必然性要求。
六、結語：找回村莊政治
巨變時代的大國治理模式并沒有前路可以因循。中國的厚重歷史與復雜國情意味著研究者需要立足中國真實且具體的基層社會探討基層治理的機制與出路。在本文中，筆者基于村莊政治的概念建構了一套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治理及其轉型的初步框架，以揭示鄉村治理轉型的深層基礎。村莊政治是國家政治的基石，它是在鄉村社會的歷史、制度與政策的互動中逐漸形成的。基于村莊政治的分析，本文呈現了與國家政權建設、村民自治和鄉村治理不同的闡釋路徑：首先，相對于國家政權建設視角預設的國家自主性，本文強調了以集體為內核的村莊政治的主體性；其次，相對于村民自治研究的權利本位和選舉導向，本文通過面向農民生產生活的政治過程分析，揭示了村民自治的政治基礎；再次，不同于鄉村治理的事件視角，本文堅持村莊政治的制度基礎和系統框架。由此可見，在實體主義的視角下，村莊政治并非村莊中的政治活動，而是富有歷史、社會與制度的深厚意涵。經由集體土地制度的實踐過程，村莊政治獲得政治性，決定了鄉村治理的形態和效果。
在國家政治層面，村莊政治為大國治理注入了靈活性，促進了國家政治的具體化，同時，國家政治對村莊政治的制度調控再造了村莊政治運行的條件。隨著鄉村治理轉型，村莊政治日益面對復雜多變的基層社會和行政科層體制，逐漸改變其實踐路徑。它典型地表現為村莊政治依附導致簡約治理的灰色化，并最終觸發了權利話語主導的國家政治調控。這極大地弱化了村莊政治運行的基礎，不僅導致了村莊內在政治性的喪失和村莊政治的形式化，而且打破了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的良性均衡，形成過密治理。問題是，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和基層社會的復雜性極大地限制了過密治理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國家意志和國家能力并非必定要通過現代國家的規則輸入的方式實現。國家能力并不必然體現為規則直接滲透和輸入的能力，而且也體現在調控和引導的能力。后者要求國家政治相對超然于地方社會具體的規則制定和秩序達成過程，從原則戰略的高度和制度整體的層次調控地方社會治理。國家的制度調控能力是復雜治理系統平穩有效運行之不可或缺的要素。村莊政治與國家政治的相輔相成意味著，只有找回村莊政治，才能恢復整體政治系統的均衡，促進“善治”的真正實現。同時，國家政治應該主要從原則和方向層面調控村莊政治過程，不宜具體介入村莊政治的復雜性和細節性之中，以維持相對均衡而富有彈性的政治系統。
作者簡介：杜鵬，男，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