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上訪者群體的研究，帶動了對這一領域的關注。
據我們調查，上訪者群體中，有近48%是因為房屋強拆或土地強征造成的，差不多也可以這樣說，今天社會諸多復雜的、影響巨大的群體事件中，差不多也有48%是在土地財政驅下使誘發的。
作為一塊奶油豐盛的蛋糕，總有美味散盡的時候。歷經20年“住宅改變中國”的巔峰運動后，土地財政正在走向歷史的盡頭，特別是美國稅收改革的到來和國內產業矛盾積累不解的疲憊，以往發貨幣批項目的央行和發改委，今年紛紛祭出了明斯基、灰犀牛、黑天鵝的警告，看似穩沉的中國經濟巨輪，在土地財政轉型困境中，波濤洶涌，危機四伏，這將觸發中國社會不容遲疑的結構性嬗變。
土地財政喚醒中國城市化運動
從宏觀經濟學來看，經濟積累是推動社會快速發展的最有效方式，雖然這很殘酷——資本主義原始集累時期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都是這么干的。
1949年后的新中國貌似完全奪回稅收主權，但依靠強權掠奪去實現原始資本積累的外部環境已然不存在。而中國一邊倒的站位，決定了政治意識形態下社會體制的選擇，經濟領域幾乎完全臨摹蘇聯計劃經濟色彩，并以國家強權方式向大陸地區無差別推廣。
積累是從內部單向階級暴力掠奪開始的，所謂改天換地，其實就是沒收地主豪紳們的土地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公有制改造，以此幫助新政權快速建立計劃經濟體制，進而全面邁入政治所宣稱的“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時期”。
鄉村士紳階層的消滅，農村既失去了建設與發展的規劃者和推動者，又從政治上清除了鄉村倫理層面的利益代言人，這是日后中國一系列農村復雜問題的起始。
計劃經濟的本質就是通過自我輸血，強行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一種模式。此后，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不斷將農業的積累轉移到工業部門，從而導致中國農村的長期赤貧和城鄉差距的不斷拉大，長此以往，窒息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使生產和消費無法實現有效的平衡和良性循環。改革開放前，中國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幾左右。
像浙江溫州，因為地處臺海前沿，國家長期沒有投資，經濟崩潰，有十萬多溫州人如同盲流竄散到全國各地謀生，被戲謔地稱為“十萬細菌部隊”。
及至鄧小平時代農業大包干后相當長時期，這一“以農補工”的局面仍沒得到根本性扭轉。
我在魯迅文學院作家班的同學，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創作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就是對那一時期中國農村社會危機與沖突的全景式掃描，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潘凱雄評價說：“這部作品平實地記錄了中國農村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
困境之后必會突圍，“貓論”代表重新出發時最具現實主義的價值觀，為四圍受困的中國殺出一條血路，這種被稱為新長征的東西，實質是資本積累模式的轉型，帶有深刻的官僚資本主義色彩。
經濟學者趙燕青在“罪過與榮耀”一文說：中國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于八十年代后期。當時，依靠農業部門為中國工業化提供積累的模式已難以為繼。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被迫仿效香港、新加坡，嘗試通過出讓城市土地使用權，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從而開創了一條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積累城市化原始資本的“特色”道路。
但真正激發并點燃地方土地財政烈火的，卻是緣于分稅制的實施。
1994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找到每個省的主要負責人面談，就分稅制的實施和相關工作的落實，尋求地方支持。中國是中央集權制國家，與其說上下協商，倒不如說是通報中央決定，分稅后中央拿大頭，地方拿小頭，理由就一個：集中力量辦大事。各地諸侯雖有內心抗拒，但胳臂總是擰不過大腿。
中央政府因著分稅制的正式實施，把地方政府逼上了“自我救贖”之路，作為GDP政績考核的鋼需，缺錢缺糧的地方政府要發展，又不能違背法律直接向市場借貸，怎么辦？于是各地紛紛成立國有投資公司，以此為信托平臺，向市場融資，土地成為政府資源壟斷中最大的金融抵押品。
有人說土地財政來路不清，沒人負責，這其實是不準確的。
事實上，在停止姓社姓資爭論后，政府的政治責任就是“全民總動員，大家都搞錢”，作為資源的壟斷者，政府凡是優先，炒熱土地形成的滾滾紅利不僅逐步還清政府欠賬，甚至還有部分用于超前發展（高鐵、機場、行政中心——趙燕青語）。而戶籍制度松動后，巨大的人口紅利又強力激發了房地產市場的饑渴，使成百上千的城市，排山倒海般崛起。無論城市化的速度還是規模，都超過了改革之初最為大膽的設想。
從人類歷史的角度觀察，這樣的高速增長，用驚嘆來描述也不為過。
誰動了土地財政的奶酪？
今天，凡與土地資源相關的基礎產業，比如高速公路里程、高鐵發展、機場建設和房地產投資價值等，中國都超越了老牌資本主義大國美國，土地財政功不可沒。
地方政府都在慶幸與中央的角力中，把土地使用與出讓掌控到了自己手上，這完全是中央有心摘花，地方無心插柳的結果。
亦或從上層建筑角度觀察，今天毛澤東思想仍在兩個互不否定中得以成為指導思想，其誘因也與土地財政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如果不是土改的暴力掠奪和農村合作化運動時期，將普天之下重歸王土，你很難想象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造城運動會發生在九十年代后的中國。
這個藍色的星球上，沒哪個政府像中國政府這么“錢程廣闊”，進而富甲四海，威加海內。但人類有史以來的各樣邪惡，也充斥漫延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它的摧毀力與它的發展力幾成正比。
幾乎所有貪腐，都與土地資源及其延伸的各樣產業相關。權力與資本的相互結合、利用，造就了一個貪腐集團和權貴階層，并使得階層固化，社會底層往上層流動的渠道被堵塞，機制被弱化，由此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公平正義的法律法秩序受到破壞，少數人擁有絕對權力和大量財富的現實狀況與多數人渴望卻無法平等參與政治，獲得經濟利益的社會基本矛盾日益惡化，社會的再次轉型，已成為共產黨繞不過去的嚴峻的時代課題。
因著巨大的暴利，強拆與強征在去法制化方面也越走越遠，利益關系的角逐，使紅道與黑道互相滲透、彼此交織，叢林法則大行其道，以人民的名蠶食權益者豐盛的利益，乃至發展才是硬道理差不多在市場扭曲的轉換中成了見縫插針的搶劫，馬克思的“銅臭論”在西方漸行漸遠時，在當下的中國社會卻是如火如荼。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今天土地財政衍生的啟示，就是如此。
以房地產為例，房子的基本功能和產品屬性就是安居樂業，但在土地財政的推動下，所有不動產卻成為市場首選的投資、保值產品，最早購房的那批城市人群，近水樓臺先得月，他們相當于購買了上市公司的原始股，度日如年，坐以待幣，成為人生贏家。而越到后面，購房更像是在購買“空中樓閣”，權力、金融與開發商在市場上翻江倒海，制造了大批房奴和絕望人群，中產階層難以崛起，橄欖型社會遙遙無期，官民對立情緒日甚。
弱者要么成為上訪者，要么成為絕命抗爭者，這已縷見不鮮，社會群體糾紛從胡溫初期的2萬多起，上升到2016年的近18萬起，完全沒有遏制和弱化的任何跡象。
這種政府主導下的產業異化，如今像吸毒上癮，怎么剎也剎不住車，政府每年的投資和金融市場上的借貸，差不多近40%流向了房地產業，這使其它實業受到了資本的羈絆和肘制，在投資和投機上躊躇不前，企業科技研發弱化，更容易依托官商關系，走一步看一步，產業升級遲緩，失去了很多做大做強的機會。
而量化寬松的結果，中國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吉尼斯世界印鈔紀錄，以確保過剩產能有存續和維持，并使越吹越大的地產泡沫不致破滅。
這正是恩格斯在《住宅問題》中所嘲笑的那個“破敗的包袱”。
今天，我們從東西方現狀的對比中可以看到極其反常且落差巨大的經濟表現，美國公共消費對GDP的貢獻高達75%左右，而中國卻不到35%，咎其原因，根本還在于通貨膨脹和房地產雙雙卷走了底層百姓僅存的“家底”，消費成為絕大多數家庭精打細算的一部份，教育、醫療和房產三座大山早就將中國人壓得喘不過氣來。
如今，我們每年都會在城市夏天看海，冬天吸霾，這都是城市化和后工業化跨越式發展的后遺癥，而土地和生態狀況的持續惡化，似乎正在應證美國的經濟學者Laurence Brahm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的斷言，他說，中國所面臨的水危機甚至要比任何金融危機都要嚴重得多。
上帝不會同情違規越界卻不知悔改者，透支的繁榮必須償還，土地財政的衰落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若一體同發，社會必將面臨一場后果極其嚴重的金融風暴，危卵之下，必是百業蕭條，這樣的際遇似乎正日復一日地臨近。
轉型危機與國運共生
今年是特朗普“反全球化元年”，而中國通過杭州G20峰會、年初的達沃斯論壇和之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高調鼓吹全球化帶來的共同利益和美好愿景，是有國家目的的，中國是一個以投資和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國內消費乏力，如果經濟全球化演變為區域經濟割據，對中國來說簡直就是一場天災人禍。
那些天天嚷著抵制美貨日貨韓貨的愛國者們，其實是在用愚蠢把火盆烤到自己頭上；而天天嘲笑天朝大“撒”幣的人呢，實也沒看懂世界經濟深刻、復雜的內涵，只要中國當局仍堅持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立的原則，那么國家當前所持守意的識形態價值觀，就沒法融入國際社會，如果再不撒幣出血，中國根本就沒法在國際社會混下去了。
所謂船小好調頭，今天中國的經濟體量，再也不是39年前用“貓論”的槳，打個舵就可改變全社會航程的了。
很多人寄希望讓土地財政回歸到社會透明的稅收上來，比如開征房產稅，以此抵銷土地財政退出后，社會資本總量的平衡。事實上，這無異于自殺，因為過早刺穿房地產泡沫，資本市場必將迎來一場“水漫金山”式海嘯，那時真的就如郎咸平所言，百分之九十的中產階層，一夜之間重返赤貧。
事實上，中國稅賦痛苦指數一直居于全球榜眼，在全球減稅已呈大勢所趨時，中國倒行逆施，無異于自取滅亡，因為任何加稅的想法，都會把全社會逼上梁山。
也有專家建議“它山之石，也可攻玉”。當年荷蘭就是通過工會、資方、政府三方協商達成共識，采取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以激活休眠的勞動者，創造多元、豐富的社會財富，來治愈因過度依賴能源積累而染上的“荷蘭病”，并重新創造了荷蘭經濟奇跡。但觀察者應當明白，荷蘭是高度民主政府，是自由經濟國度，自我修復力本來就很強，中國沒有這樣的體制優勢。
也有學者建議學習美國經驗。美國從建國至1862年近百年間，依靠也是“土地財政”，直到林肯在1862年5月簽署《宅地法》后，美國的稅改才取消聯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財產稅，納稅人以低微的價格從聯邦政府處獲得土地，然后向地方政府繳稅……這意味著中央必須向地方政府大規模讓利，這在中國是犯大忌的，即使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稅改也是通過南北戰爭來實現的。
中國不是沒有成功的城市，今天，深圳幾乎無地可賣，但由于科技的引擎，深圳對房地產的依賴度僅僅只有5%，是內地從土地財政完全轉型成功的城市，但深圳從它脫殼兌變那天起，就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所有條件，全國保深圳，中國任何城市都與其沒有可比性。
筆者以為，中國所有問題都緣于中國特色，土地財政的轉型，首當是特色的改變。
一、建立真正意義小政府。筆記曾在《大政府治理為何輸給小政府》一文就已指出：“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包羅萬象，功能齊全的世界政府航母，政府的主旨就是要領導一切，從本質上講就是政府在凡事上都要擁有社會特權，社會也就成了政府自己的江湖，社會治理規則與江湖浪蕩之間的矛盾，一體同發，就是今天那些形形色色社會問題的根源！”
那么，小政府到底有多小呢？中國吃財政飯的人口約7000萬，至少有5000萬人應“放虎歸山”，政府集中了大量社會精英階層，他們若進入社會參與競爭，其活力不可限量。
二、政治體制改革全方位啟動。土地財政是和平轉型還是顛覆性逆轉，主要取決于操盤手們對時局的領悟，如果等到危機爆發時再轉型，必是硬著陸，是地球撞火星，從這一角度講，政治體制改革是先導，沒有任何退路。“進亦退亦憂”時，唯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擔當，中國才能找到解決當前問題的政治智慧和勇氣。
三、私有化是唯一出路。今天的中國國計做得油頭粉面，民生卻差強人意。本質上講是將“以人為本的現代化”扭曲成了“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而土地財政帶來的社會腐敗和社會沖突，又加劇了中國法制的倒退和人權淪喪。套當下主旋律的調子，就是把正能量逐漸轉換成了負能量。
土地私有化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共同的選擇，因為這樣更加符合土的使用價值和市場主體交易原則，也是為所謂70年產權解困，利于藏富于民，而民富則國強。
結論
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核心，就是土地財政。
這一模式是否可以持續？由于土地財政被房價、腐敗、泡沫、成本和社會穩定等敏感社會話題所綁架，摒棄土地財政，幾乎成為學界和輿論界一邊倒的共識。
未來五年，將是土地財政轉型的關鍵時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而前幾年，政府一直在強調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那么，是什么是顛覆性錯誤呢？大躍進？文革亦或是28年前那場史詩般的運動？這些都不是平地驚雷，是理想與危機在時代演進中的必然。
即所謂無風不起浪，無潮水自平。
土地財政掀起的“城市化大躍進”，因其簡單粗糙，給后續消化提出了巨大而長期的挑戰，有人形容這是：埋雷是城市化，引爆是政策，彈片殺傷的是居民財富，受傷的是投機者，遭亂的是秩序，倒地的是市場機制。
政府用粗壯有形的手苦撐危局，但在市場無形深處，必是早有定數。
除了改革和轉型，沒有任何退路。市場不相信井岡山，也不相信小米加步槍，相信的是堅實的法制基礎、契約精神、廉潔誠信與科技創新。
做實業的需要有工匠精神，搞政治的呢？依然需要，而且是更需要。
還是孫中山那句百年老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伊甸書童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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