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農場是政府選擇中國農業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及激活農村經濟基礎的有效形式,但是家庭農場的生存與發展存在多重限制。應破除家庭農場進入的身份障礙,賦予農戶家庭選擇的自主權;破除家庭農場發展的規模限制和政策限制,明確家庭農場發展導向;破除農地分散細碎化束縛,讓家庭農場發展張弛有度;破除錯位的農業補貼政策限制,彌補政策對家庭農場公共政策的缺位。
家庭農場是農戶家庭經營的升級與擴展, 是集家庭化、專業化、規模化、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特征為一體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我國政府選擇家庭農場作為復活中國農業與激活農村經濟基礎的形式之一, 是因為其具有延續家庭經營的生命力與競爭力特性, 適宜中國農村大雜居、小聚集的地理多樣性特點, 既不與傳統小農生產經營方式相對立, 又能與現代先進生產力相承接, 能夠有效解決中國農村“有地沒人種”與“有人沒地種”的現實困境。
“家庭農場”的雛形自古就有, 而蘊涵現代意義的家庭農場則是20世紀80年代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戶規模經營, 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首次提出該概念, 200年在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 2013年至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反復提到“家庭農場”, 2014年2月農業部又專門印發《關于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指導意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家庭農場, 各地也加大力度采取措施推廣實踐, 大量家庭農場應運而生。然而, 家庭農場發展過程中一些政策實踐某種程度上反而抑制了家庭農場的發展。家庭農場進入的多重限制和制約了家庭農場的發展, 追崇規?；筠r場會讓家庭農場陷入困境, 禁止流轉土地承包權會導致家庭農場低水平發展, 不合理的補貼制度及公共政策將會延誤家庭農場的發展。本文試從家庭農場進入、規模選擇、土地制度、補貼政策等方面探討家庭農場存在的限制問題與破解之道, 為當前學術界深化該問題研究提供思路借鑒, 并為政府發展家庭農場提供政策決策參考。
一、破除家庭農場進入的身份障礙, 賦予農戶家庭的自主選擇權
目前學界和政界對家庭農場概念的界定主要依據農業部《關于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中的定義, 即“以農民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 以農業經營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 利用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轉土地, 從事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農業生產。”該定義對家庭農場作了比較規范且寬泛的界定, 但在各地實踐中出現了將其標準硬性化、過高化的現象, 忽視了家庭農場發展的動態性, 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農民戶籍”“經營者年齡”“雇工收入”和“經營規模”設置了較高的門檻極大地影響了家庭農場的持續發展, 因此, 必須破除以上門檻帶來的限制。
第一, 破除本村戶籍的單純限制, 允許外來人員進入家庭農場。
《意見》中強調以“農民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 “農戶家庭經營”為內核, 堅持“家庭經營”基礎地位。然而, 由哪里戶籍的農民實施經營活動, 則提出由各地“縣以上農業部門”對“經營者資格”進行確定, 盡管各地的政策實踐有所差異, 但理論與政策實踐對家庭農場的戶籍要求大多強調以本村戶籍的農民家庭為主, 甚至提出“家庭”僅指“父母子女之間組成的家庭, 不包括其他親屬或者好友”[1]的狹義家庭, 其理由是“保護農民作為社會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勞動就業權”[2], “防止城鎮企業或其他人員利用資金優勢惡意圈占耕地, 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1]。因此, 僅以本村戶籍的家庭農場至少排除了三類真正需要從事農業的經營者:一是需要從事農業的外村農民家庭;二是本村或他村農轉非家庭;三是愿意從事農業的城市家庭。以本地村民戶籍為限限制了家庭農場發展, 因為自20世紀80年代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變革開始, 農村“人戶分離”現象就已顯現,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強力推進, 這種分離狀況與日俱增, 老一代農民逐漸逝去, 新生代農民又后繼無人, 僅靠本村農民很難應對未來的農業變局。所以, 發展家庭農場強調以家庭為經營單位, 關鍵是發揮家庭經營農業的績效, 而是否以本村戶籍為準, 則應該尊重農民的自主選擇。本村農民可以選擇自己經營家庭農場, 也可以流轉讓他人經營家庭農場。至于是轉讓給外村農民還是農轉非的農民家庭子女經營, 亦或非農業人口經營, 如“城市居民通過合法途徑流轉土地, 致力于農業經營, 并且符合家庭農場的其他條件, 就應該允許其創辦家庭農場”[3], 這完全取決于談判雙方的市場價值判斷, 這與當前農地流轉的本質與農業發展的客觀現實是不矛盾的。
第二, 破除經營者年齡與雇工限制, 賦予家庭農場主體動態變化性。
有的學者提出家庭農場主要求“年齡50歲以下,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5年以上務農經驗”[4], 然而當前中國農業經營主體年齡在“50-65歲之間的農民”, 強調農民年輕化、科技化是對今后家庭農場發展的要求, 但以此作為硬性條件將會排除正在發展轉型的許多農民家庭經營, 也是一種年齡歧視。有的學者強調家庭農場以“夫妻或父子”為主, 可以雇傭“少量季節短工”[4], 《意見》規定家庭農場“主要依靠家庭成員而不是依靠雇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因此, 許多地方以雇工不超過家庭人數作為硬性條件, 雖然強化了家庭農場與其他經營主體的區別, 但是忽略了家庭農場主家庭成員變動狀況。從經營農場的家庭現實來看, 其主體成員主要為家庭內部不假, 但隨著家庭代際更替的成員不足抑或代際斷裂, 以血緣關系以及婚姻關系維系的家庭農場經營也隨之出現變化, “少量雇傭季節工”或常年雇工都將成為家庭農場存在的狀態, 有些作物如蔬菜、果樹等經濟作物種植不適用大面積機械作業則需要大量人工。因此, 雇工的多少、規模的大小取決于耕地資源稟賦狀況、經營者的經營能力、經營物種和經營技術含量等綜合因素, 不能教條地規定雇工人數。
第三, 破除收入限制, 正視家庭農場經營條件的差異性。
《意見》規定家庭農場要“以農業經營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 許多地方根據這個指導意見提出“農業凈收入要占總收入的80%以上”, 甚至指出家庭農場人員的收入要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以農業經營收入為主”成為排除是否是家庭農場的重要條件, 但是家庭經營條件的差異性、產業鏈條的多樣性、經營關系的復雜性、經營種類的多變性決定著家庭農場收入不可能絕對地“以農業經營收入為主”。現今家庭農場的經營范圍早已超出過去單一的農作物范疇而經營多樣性品種, 并形成收入來源的多樣性格局。既有傳統以谷物、蔬菜、水果、園藝作物和水產等多樣性的種、養或種養結合項目, 又有與現代技術運用相結合的農產品及服務提供, 還有與新興產業或行業相連接的休閑、觀光農業;既涉及農業產業的上游產業, 又涉及農業產業的下游產業, 還涉及農閑時期的農林副牧漁等行業。因此, 以高額的農業凈收入為主判斷是否為家庭農場有悖于農業經營的客觀現實。在許多發達國家的家庭農場反而農業收入呈現下降的趨勢, 如美國家庭農場主收入中農收占比越來越小, 兼業經營成為農場經營的重要部分:1979年小農場農收僅為6%, 非農占94%;中型農場農收占59%, 非農41%;大型農收入占85%, 非農收入占15%。所以, 靜態的農業收入為主的規定無視農業生產的狀況變化。
總之, 應破除戶籍、年齡、文化、雇工、收入等家庭農場準入的緊箍咒, 讓農戶家庭隨著人口自然更新及市場發展外部環境進行自我動態選擇。
二、破除家庭農場發展的規模限制和政策限制, 明確家庭農場發展導向
長期以來, 農村勞動力外流使農業內卷化逐步轉為農村空心化狀態, 農地閑置拋荒日益嚴重, 促進農地流轉、盤活農地資源迫在眉睫;同時, 隨著農業經營成本逐年攀升, 特別是近年來國際資本與國際農業參與國內農產品市場競爭格局, 傳統家庭小農經營盈利空間逐漸縮小, 小農經營舉步維艱, 提高農業現代科技含量以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勢在必行。兩種并存的向心力迫切需要我國農業走向規?；?、現代化、集約化經營。順應農業發展的客觀需要, 各級政府極力推進規?；洜I, 包括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企業等在內的眾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呈現蓬勃發展態勢。目前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成為“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核心主體”[5], 但政府在規模選擇上傾向于通過招商引資造就大的規模化經營, 忽略甚至取消家庭農場發展的主體地位, 讓家庭農場發展自生自滅, 致使農業發展走向誤區。因此, 必須破除兩種發展限制以明確家庭農場的發展導向。
第一, 破除過度拔高家庭農場規模標準, 賦予農戶自我選擇適度規模。
家庭農場規模標準硬性框死了農場自身謀求發展的空間。《意見》對家庭農場規模發展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防止脫離當地實際、違背農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規模經營的傾向”。學界對“適度規?！倍汲挚隙☉B度, 并認為適度經營最有效率。但是“適度規模”到底多大為宜, 《意見》中未具體標明, 但在實踐當中, 家庭農場適度規模被賦予明確的衡量標準, 農業部統計調查的家庭農場規模最小在50畝以上, 各地對流轉土地規模沒有上限, 但將低線設置為有的100畝以上, 有的450畝以上, 有鼓勵越大越好的政策導向。學者則根據自己的理論認知、調查對象、所處區域提出了各自所認為的適度規模面積:有的學者認為家庭農場規模適應在“100-300畝”[4], 有的學者則強調“50-100畝”[3], 有的地區設定最低標準, 如土地經營面積達到100畝以上[6];有的提出小型家庭農場30-70畝, “大戶”經營“數百畝上千畝”, “小大戶”規模一般在“13.33公頃至20公頃之間”即200-300畝[7]。各地家庭農場規模的不同標準只會限束農場自身謀求發展的空間, 因為農場規模的大小是農戶根據自我條件自行決定, 絕不是主觀隨意或外部強加規定的, 它會因人而異、因地而宜、因技而異, 是眾多約束條件共同決定的結果;同時, 家庭農場的規模又是發展可變的, “在較高技術水平條件下規模越大效率越高”[8], 相反, 規模過小則會出現效率降低;而“在較低科學技術水平約束下的農場經營不可能規模越大效率越高”[9](P68-155), 它會“隨著農場規模的擴大, 單位土地的產出則明顯下降”[10], “效率損失越大”[11]。這種“IR關系” (inverse relationship) 表明:農業經營主體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自我選擇, 自我謀求符合自己實際的規模經營, 同時也要求家庭農戶不斷地改進農業設施, 提高農業科技水平, 適當調整自己的經營規模。
第二, 破除歧視或取代家庭農場的政策偏見, 確立家庭農場的現代農業主體地位。
家庭農場的發展如火如荼, 受各地方政府大力推崇, 但更受政府青睞的是通過招商引資引入大的農業企業化經營。不僅是緣于傳統的慣性思維, 更有理論的認識誤區。馬克思經典理論關于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與西方古典經濟學關于農業產業化理論, 認為大農場是代替小生產最有效率的經營方式, 許多國家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對農業大規模企業化經營視若圭臬, 我國部分學者與政界人士也奉若神明, 紛紛提出大“規?；薄皺C械化”“產業化”發展之策。實踐中農業企業化是“通過擴大規模進行持續擴張的一種農業方式”, 具有“生產高度專門化”, “完全面向市場”, 并建立在“信貸、工業投入與技術等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基礎之上, [12](P13)特別在政績工程與晉級升遷的驅使下, 急功近利的心理助長政府以快速農地流轉、低息農業貸款、各類補貼項目等惠農政策予以扶持, 以迅速推進大的規模經營。但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決定了對農業雇工的監督成本大、農業自然風險高、農業企業化經營模式的高效率面臨著不確定性。所以, 政府大的規?；洜I政策導向, 不僅排擠了部分需要經營土地的農民, 而且許多農業補貼傾向于大的農業企業, 部分企業虛假經營而坐享補貼利益, 擠占了真正需要經營土地農民的資源。愈演愈烈的大規?；洜I政策導向某種程度上反而消解了家庭農場發展動力, 擠壓了家庭農場的發展空間。
破除對家庭農場的認識誤區, 必須清楚家庭農場自身的本質。家庭農場是繼承千百年來農民家庭經營的基本內核, “不計時間、不計薪酬、默默奉獻”的“勤勞理性”的充分發揮[10]使農業規?；?、現代化克服高監督成本的短板, 促使農業生產成本內部化、最小化。所以, 在整個農業現代化的基本導向上, 必須從農業企業化大規模經營轉向農戶家庭經營的升級改造上來, 正如黃宗智所言:“當前關鍵性的第一步也許是在概念上的轉移, 從基本忽視小農經濟而寄希望于城市化和大規模產業化農業, 轉向設想相當長時期的小農經濟的延續及其逐步改善?！盵13](P101-102適度經營規模家庭農場作為家庭農戶經營的升級版, 主要表現為家庭經營的規模上升, 規模的大小則自身是發展變動的, 是適應中國農村的經濟、自然和社會生態, 是農戶家庭根據土地屬性、自然條件、技術狀況、資本狀況和勞動力等狀況進行自我規模決策, 不同情況下適度規模表現內涵不一樣, 而且家庭農場有生有死, 有時是小中大共存一體的。因此, 明確家庭農場的基礎與主體地位必須從求大的農業經營規模政策導向中走出來。
三、破除農地分散化與細碎化束縛, 讓家庭農場發展張弛有度
農地是家庭農場發展的關鍵依托, 沒有農地的獲取, 家庭農場不可能生存與發展。目前農地“分散化”“細碎化”的狀態成為阻礙家庭農場形成與發展的關鍵。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直接拋荒與間接拋荒為家庭農場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物質條件, 現實中有較多的農戶有強烈意愿擴大規模經營為家庭農場。然而, 不合理的制度對家庭農場的發展起著延緩或阻撓作用。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地產權虛置造成的農民主觀惜售心理;二是流轉機制不暢阻礙著農場規模的形成。因此, 必須破除農地分散化和細碎化的束縛。
第一, 破除產權虛置造成的惜售心態, 讓農民敢于出租土地。
農地產權虛置是制約“三農”問題的癥結, 它表現為“集體地權主體多元難確造成農民土地利益橫向面分割”“城鄉地權主體二元分隔轉化導致農民地權利益宏觀面虛化”和“地權四至邊界模糊與被規模化股份虛設導致利益流失”。虛置狀態最容易帶來的問題是農民利益虛化。其一, 承包土地的農民害怕流轉土地。盡管目前政府承諾土地長久不變, 但政府文件中的長久不變只到“2018年”左右, 之后變與不變難以說清;而現實農地流轉中, 農民害怕長期流轉, 更怕政府強制流轉, 擔心一旦流轉出去, 隨時可能發生的土地政策變化, 將使自己擁有的土地一去不復返。其二, 農地受讓方也擔心流轉后的土地隨時有可能被收回。狹隘的市場化觀念長期改造農民, 農民的契約精神與市場道德也被異化, 農地流轉呈現無序化狀態, 加上許多小農并未徹底非農化, “有限的城市化水平, 卻使大量的農村人口仍需依靠農業支撐家計”[14], 或者隨時有可能打工不善或者外部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使農民收回土地回家務農。其三, 農地承包權不許徹底流轉, 從根本上堵死了農民城鄉分化。許多農民本可以徹底主動脫離農業, 實現“宜農則農, 宜商則商”的城鄉分化, 但是由于農地是集體所有制, 農地不允許徹底流轉, 更不允許買賣, 農民放棄農業意味著放棄土地, 土地將會被無償地收回集體, 因此, 農地不可能實現更多的要素價值, 僅能流轉租讓出去獲取地租收益, 或者獲取土地補貼而坐享土地福利, 成為實實在在的農業食利者階層, 有的甚至根本不在乎這些福利, 哪怕土地被拋荒也無所謂, 只要土地是自己名下的, 只要土地是自己將來可繼承的財產。農地產權虛置帶來的農地流轉的不確定性制約了家庭農場經營升級與擴展, 清晰確權、科學確地、合理確利以破除產權虛制的限制, 才能從根本上暢通農地流轉, 家庭農場所依賴的土地才能連接成片。
第二, 破除農地流轉市場多重阻隔, 促進家庭農場用地有效集中。
農地市場流轉遭遇多種限制, 致使出租土地的承包戶與承租土地的受讓方難以有效對接, 進而阻礙家庭農場適宜規模的形成。其一, 農戶流轉意愿各異, 流轉雙方訴求各異。由于各地區地理屬性不一, 有的是平地連綿, 有的溝壑縱橫, 有的山河相間, 大雜居、小聚集、分散化、細碎化的土地耕種格局, 大農與小農相間而長期并存, 使農地流轉雙方信息難以對稱:有的愿意流轉, 有的愿意部分流轉, 有的根本不愿流轉, 甚至讓其拋荒也不愿流轉, 流轉需求雙方難以有效對接必然導致農地連片難。其二, 不斷攀升的租金制約了家庭農場發展。隨著市場行情的變化, 承包戶不斷提高租金, 無形之中縮小了租佃者的經營利潤, 出現租金吞噬利潤的現象, 針對大部分農戶出租土地獲取租金的事實, 隨著租戶的增多, 租金必然上漲, 但由于經營農地的利潤非常有限, 不斷增加的土地租金, 制約了農地經營者的積極性, 另外, 政府或其他地方強勢力以較低的租金長期強勢壟斷土地, 即便市場租價方式上升, 農地租金也長期不變。其三, 租地期限的不確定性造成農地難連片。市場租賃時期過短和時有發生的租期中斷, 對家庭農場造成沖擊甚至解體。多數農戶簽訂的土地租賃合同一般1-3年, 過短租期讓家庭農場經營面積呈現波動性, “一旦農民把承包地收回去, 家庭農場就得解體, 而且租期短也不利于對耕地整治和肥力提升的長期投資”[4], 部分流轉單方抵制或雙方阻撓, “各地時有發生的原承包者眼紅接包者收益而干擾接包者經營, 甚至哄搶接包者農副產品的現象”[15];承租戶租賃大面積土地, 由于經營不善而虧損, 跑路走人的現象屢見不鮮, 有些地方對農地破壞較大, 致使農地無法復耕, 對原承包戶造成較大損害。
四、破除錯位的農業補貼政策限制, 彌補政府對家庭農場公共政策的缺位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是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依靠, 但它處于產業鏈的低端, 是比較利益相對較低的弱質性產業, 既有自然風險, 又有市場風險。因此, 農業產業自身的弱質性必須依靠有效的農業補貼予以彌補。絕大多數國家的農業發展離不開政府補貼, 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國家對農業的補貼名目更多。同樣, 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階段我國, 工業反哺農業的指導思想意味著農業補貼政策開始實施, 現實中農業補貼政策存在“扶強抑弱”的傾向, 應根據在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調整錯位的農業補貼政策。
第一, 破除農業補貼低水平化限制, 抵消農業成本上漲的擠兌效益。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 我國農業補貼不僅總量偏低, 而且因農業人口眾多而人均較低。據OEDC評估, 中國農業政策的補貼支持總量2007—2009年平均為878億美元, 絕對水平僅次于歐盟 (1478億美元) 和美國 (1092億美元) , 高于日本和韓國;相對水平而言, 中國農業總支持率平均 (國民收入用于農業補貼的比率) 為2.05%, 低于土耳其 (3.5%) 和韓國 (2.4%) 。就美國而言, “美國產業化農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政府補貼, 最近10年農業補貼較1995年增加80%”, 即“平均每100美元的農業產值中, 有20-30美元來自政府補貼”;而中國“農民直接補貼對家庭純收入貢獻不超過5%”。低水平的農業補貼導致“中國農產品競爭力差”, 并且長期以來維持“國際貿易逆差”。不僅如此, 近年來包括種子、化肥農藥、機械使用、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等在內的農業生產成本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而農產品出售價格上漲幅度較小, 農產品收益率自然呈現下降狀態, 農民增產不能增收, 如糧食價格“在2004年至2009年間有所上漲, 但是整體上糧食價格的漲幅低于糧食生產成本上漲的幅度, 粳稻的價格在2004至2007年間價格未變, 一直是0.75元斤, 2009年價格為0.95/斤, 微漲27%, 白小麥的價格漲幅為25%”[16]。因此, 長期低水平的補貼政策只會進一步造成農民不斷逃離農業, 特別是當外出務工變得越來越容易、限制越來越少的時候, 農戶選擇務工還是種地更多地取決于務工和種地的比較效益, 當務工收益高于農業生產邊際收益時, 理性的農戶會選擇放棄農業生產。當前,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快速發展背景之下, 農民外出務工收入越來越高, 而農業生產比較效益則嚴重下滑, 許多農民只有被迫選擇放棄農業, 家庭經營升級為家庭農場必然受阻。所以, 必須提高農業補貼水平, 抵消農業成本上升造成的擠兌效應, 才能激活家庭經營改造升級的動力。
第二, 破除農業補貼部門化傾向, 讓農業直接經營者真正受益。
農業補貼部門化傾向事實上阻礙著家庭經營向家庭農場的深層次轉化。農業補貼有直接部門化和間接部門化。直接部門化, 即直接將農業補貼補給相應部門。目前農業補貼有種糧直補、農資綜合、良種購買、農機購置、農機報廢更新等近50多種補貼政策, 在眾多農業補貼項目之中, “只有農業經營項目補貼和家庭農場經營者的關系較大, 在農業經營項目補貼中良種補貼、化肥農藥等與農場主收益直接相關的補貼只占少數, 而農機補貼占的比重較大, 在農業生產工藝化的情況下, 農機的擁有者已經不是農場主本人了, 而是農業服務者或者農業服務公司”[16];“定價購價”和“臨時收儲”等補貼政策直接的利益取向者是農產品流通環節的商人, 而真正補貼給農民的部分很少。所以政府的直接補貼政策對家庭農場發展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農業補貼間接部門化, 即農戶通過購買生產資料間接地將補貼轉給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目前中國農業已經進入“生產成本高速增長時期”[17], 農業補貼更多地用于彌補農藥、化肥、種子等生產資料和租金、人工費等“生產成本上升”, 也就是說補貼用于抵消與農業生產相連部門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費用。盡管近年來中國加大補貼力度, “從2006年的120億元增至2011年的860億元”[18], 但是“快速上漲的農用生產資料價格”直接將補給農民的費用抵消或抹去。據袁隆平對湖南農戶水稻種植成本和收入進行的估算, 扣除成本后, “2011年農民每畝水稻凈收入116.6元, 其中農業補貼109.1元, 如果不算農業補貼, 則純收入僅為7.5元”[18]。因此, 有效化解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 合理地運用多樣化的補貼政策, 讓農業經營者直接受益, 家庭農場發展優化升級才能真正長久奏效。
第三, 破除農業補貼傾向極端化, 矯正長期錯位的農業發展取向。
農地補貼實踐有兩個極端化表現:一是補貼傾向平均化, 造成農民長期兼業或坐享其成;二是補貼傾向大型化, 對家庭農場經營造成擠壓。前者由于采取“撒胡椒面”式的無差異化補貼政策, 使農民“種多種少一樣補, 種好種壞一樣補, 甚至種與不種一樣補”, 如許多農戶拋荒后“在沒有任何農產品產出情況下仍可獲得全額補貼, 有些農戶甚至將補貼資金用于購買糧食及其他生活用品, 這顯然與農業補貼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馳;有些地方耕地轉包、轉租農戶, 轉出或轉租耕地后, 仍可獲得農業補貼, 而轉入、租入耕地的農戶或其他生產經營組織, 實際種植糧食卻不能獲得應有的補貼”[18], 受益平均化、均等化, 使得農業經營者將補貼視為長期享有的國家福利, 并沒有將其作為促進農業發展的動力支持, 反而強化了“兼業者、小農戶、老農戶與農地”的密切程度, 農民的社會分化難以實現, 甚至出現農民長期兼業化;同時, 也助長部分農民“不種地也獲益”的投機心理和依賴補貼的消極心態。后者由于許多補貼有是有條件要求的, 如資金投入、技術運用、規模經營、項目新穎等準入條件, 對一般的農戶是難介入, 大多數情況下是被許多大型的農業企業或進入農業領域的工商資本擄走或被大企業瓜分, 或有關系的農業經營者巧立名目肆意劫取, 而許多種植大戶、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獲取的相對很少, 這無疑起到了扶強抑弱的作用?！罢f不要支持資本打敗小農”[19], 這樣只對“資本擁有者”才有好處, 而對“適度結合土地和勞動力使用, 和 (人多地少的中國的) 農業總體布局來說, 乃是不經濟的行為”。[20]錯位的補貼必然造成農業錯位發展, 長期“小農化”與異化“大農化”將使農業難以走出發展困境, 適宜中國發展需要的家庭農場卻難以得到優化發展。因此, 當今政府必須矯正補貼極端化的偏向, 既要對真正從事農業的農戶家庭采取普惠制, 實現有約束的平均;又要對轉型發展的未來處于主體地位的家庭農場予以大力扶持, 而不是單純地“扶大抑小”或“扶強抑弱”。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西社會科學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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