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的兩會重要“熱詞”之一：扶貧。不少政協委員高度關注“精準扶貧”，并紛紛拋出“產業扶貧”、“電商扶貧”、“三農扶貧”等治理良策。
為何關注扶貧？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是中國乃至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難題。改革開放四十年間，中國已有7億人口摘掉貧困的帽子，這項成績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總量的四分之三。作為有擔當、有情懷的媒體，鳳凰網在2016年重磅發布了《宣戰2020——中國扶貧報告》。扶貧這場攻堅戰，被標記為一場“必須贏的戰役”。
兩會代表為何高度關注“精確扶貧”？扶貧資金到底應該怎么花？精確扶貧，是政府與市場的“二人轉”、還是政府的“獨角戲”？
本期由鳳凰網國際智庫出品的訪談節目《大國小鮮》中，鳳凰網總編輯鄒明對話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結合“兩會”熱點解析精準扶貧。
“老弄堂”變身商業區，上海浦東的脫貧史
1986年，我參與浦東改革開放的前期研究，十四年后，我出任浦東新區首屆政府的副區長。那時浦東最高的樓是金茂大廈，隔兩條馬路便是破舊不堪的居民區。如果一天連續下5小時的雨，那片居民區就將面臨被水淹沒的情境，當時我便意識到中國的發展的極大不平衡性。
2001年，我被任命為中國駐國國際展覽局代表，參與世博會的相關工作。一直到2010年世博會完成，這整十年間都很少有人提出：世博會5.28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底具備何種用途？黃埔江兩岸的這塊土地，實則承載了一萬八千戶居民以及兩百七四家工廠。用如今標準來衡量，這一萬八千戶居民屬于相對貧困，可謂“弄堂之小無立錐之地”。
國際展覽當局表示，中國提出申辦世博會定會接受國際標準的審查。國際展覽局的西班牙秘書長質疑：“若是把世博舉辦權交給中國，這點一萬八千戶居民能否遷走？”2002年12月3日，當中國取得世博會舉辦權后，政府做的第一樁事情便是大規模拆遷，在上海建立浦江新鎮，居民遷移過去并開始投入使用。
我在浦東任職期間，經歷了上海外高橋保稅區一事。當時那里全是農田和農民，如今卻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尖兵所在區。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理念，定位十分準確。何以見得？
2017年，中國的經濟總量82.7萬億，合計為12.6萬億美元，是世界第一。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去年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率達到30%，超過了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總和。但我認為，中國對世界的貢獻遠不止此。最震撼的貢獻是過去40年，我國脫貧人口是世界同時脫貧人口總和的四分之三，占世界總人口的近六分之一，這對世界的貢獻絕無僅有。
如今，我們仍舊需要咬緊牙關前行。中國當下的絕對貧困人口還有四千多萬。提出精準脫貧和扶貧時，中國擁有七千萬貧困人口，若平均每年減少一千萬人次，在不到2020年底，13多億中國人將一同邁入小康。通過五年的調研，我認為精準脫貧和精準扶貧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也是我在全國政協九個提案中提到脫貧問題的重要原因。
中國從不輸出社會制度，也不輸出發展模式，但中國在扶貧上的做法卻如同大地上的一本百科全書。百科全書的價值不在于必須閱讀，而在認真閱讀，我認為這是中國對世界的第三大貢獻，也是中國最好的經驗。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等地時，我曾目睹到脫貧是人類共同的任務，中國經驗對世界的扶貧工作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
貧困的根源：一、疾病；二、人才流失
河南千年古城商丘雖已發展得現代化，但其下屬的虞城縣仍屬國家級貧困區。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生活方式日新月異，但他們與我們的差距依舊遙遠。我在縣城感受過兩戶人家，其深受貧窮所困的第一個重要原因是源于疾病。第二個共同原因是年輕人離鄉進城的現實性。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孩子會選擇去更大的城市追逐美好生活。
廣西百色的田陽縣很出名。而田陽縣的最大問題是自然環境不適宜人類居住，這與上述提及的貧困原因又不同。過于貧瘠的寸草不生之地，讓扶貧工作難以展開，我們的首要目標便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解決方法便是教育。我們請孩子到山下接受教育，每年資助每名孩子兩千塊錢，保證他們在學校接受10個月的教育，暑期回家幫忙務農。
扶貧，其實是政府、民間、企業三股力量的中和。政府必須承擔起不讓一個國民掉隊的責任，這是國家領袖彰顯赤子之心的方式。然而單靠政府力量很是薄弱，必須要有廣泛的社會發動。最后一股力量定是社會最活躍的細胞——企業。舉個最典型的產業扶貧案例，貴州畢節景色雖美但人民窮困。一個企業家到地考察后發現此地適宜魔芋生存，并符合自身企業生產的魔芋制品。于是他當即投資三千萬，將當地變成魔芋種植的產地，提高了當地人民的生活質量。
我在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任主任時，曾和同事們共同推動過“智慧眾籌”的項目。這個項目是中華職業教育圈每年給在上海苦讀的來自新疆、西藏、貴州、云南、四川的學生們提供“中華助學金”，每人每年兩千塊。去年我們一共資助五百個學生，共花費一百萬，但這些助學金都是社會眾籌所得，這與政府直接出資給錢是兩碼事。
扶貧的很大目的是增強人的幸福感。聯合國曾討論過普羅大眾的幸福感應包含哪幾大要素，第一是就業，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換言之，在萬不得已之時輸血是必須的，但自我造血才是長久之計。我們所提倡的產業扶貧就是在開拓就業的門路和機會。第二要素便是教育，知識和智慧最能改變貧困的樣貌。
第三是就醫，許多貧困是疾病造成的，所以醫療能把疾病造成的貧困可能性降到最低。第四個要素是交通。記得年初的那位“冰花男孩”，頭頂風霜上學的照片令大眾動容。第五是通訊。當人類社會邁入大數據時代，通訊設施現代化顯得關鍵。第六，需要建造必要的文化設施，例如圖書館、科技館。第七，要對未來有穩定預期。
在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工作中，市場行為正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即便是政府的扶貧項目，市場同樣可主導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1993年修改憲法至今，中國在這25年間強調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其核心便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我認為，適當調整扶貧和脫貧的核心是“不再重復”。例如，政府投入項目，不一定指定某家企業來做，應當遵循市場法則，市場招投標。
中國人的“精神貧困”有解嗎？
關于“精神扶貧”，今年我給全國政協其中一個有關扶貧的提案中，特別提到了“扶志”。扶貧不光是精確地了解環境，撥款到戶。比如某地的高山上不適宜人類居住，需要將人口遷移下來。某些時候修建基礎設施的方案很機械，有“資源浪費”的現象。例如按照修建公路的標準，修一條利用率極低的路，是很不值得的，因為石板路的鋪設更符合居民生活習慣。
再例如安裝通訊設備。當信息時代手機早已普及時，將固定電話線移到山頭，實際上非常徒勞。我認為，扶貧要讓貧困人口意識到，這是人生發展的階段性過程，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尤為關鍵。于年輕一代，我提議將此類“立志”元素融入到文化文學藝術的表達中，讓其難以忘懷。
“扶智”的第二層意思也可寫作智慧的“智”。著眼于中國當下，所有貧困、或非貧困的人群都需將學習作為終生的任務。如果能夠積累知識，正確思考，這將是我們面對紛繁復雜、風云變幻的世界的最大優勢。媒體對于扶貧的力量是無窮盡的。治大國如烹小鮮，這不是說找到最簡便的方法，而恰恰是用最精細的方法來治國，是對各要素的精準把握。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階段性任務是我們要在2020年“全面打贏”，也叫做“決勝”。但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因為貧困現象還有可能返貧。貧困現象主要基于現實的窘迫現狀，但若上升高度，我們還需注意要精神世界里的“貧瘠之地”，這也是媒體傳播可以做到的。再者，媒體對于扶貧工作需要充滿激情，一臺好的節目總能給人帶來一種正能量的傳遞。
2020年，當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將建成。我認為“強國夢”是具體的，它看得見摸得著。國家的目標是富裕，縱使扶貧這條攻堅之路充滿坎坷泥濘，只要推動中內心有光，便一定能堅持到底。世界歸根到底是青年的，我非常欣賞年輕人投入到扶貧事業中，如此國家的事業才能代代相傳，攻克萬難。
在不久的將來，我希望全體中國人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邁進了新時代，我們都獲得了滿滿的幸福感。國家的未來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便是我最大的期許。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網國際智庫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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