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農村婦女參政方式主要通過村民委員會中女性委員和村民代表大會中女性代表“專職專選”制度來實現的。該制度是對男性與女性在參政領域不平等地位的現實承認，打破了女性在既有政治格局中的從屬地位和結構性障礙。通過對浙江省C縣X村三種不同類型參政農村婦女以及該縣婦聯與民政部門領導的訪談發現：雖然部分參政農村婦女被動地走上了參政的道路，被分配以計劃生育、環境保護等社會性別角色，但是她們利用這個契機培養了自身的參政和施政能力，并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同時在與男性成員的博弈中，不僅完成了性別間權力的重新分配，而且比男性參政者更加重視權力在女性間的傳承。
關鍵詞:婦女參政；能動性；權力分配；權力傳承
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上，與會各國提出了要全方位促進男女平等。該會議上通過的《北京宣言》明確指出：“賦予婦女權力和她們在平等基礎上充分參加社會所有領域，包括參加決策進程和掌握權力的機會，是實現平等、發展與和平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女性在經濟、教育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婦女參政的總體數量與比例較低，仍然是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2010年修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2011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都明確提出，村民委員會和村民代表會議中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女性成員。國家的相關法律與規定為農村婦女參政提供了很好的法律與政策基礎；在實際操作層面中實行的村委會和村民代表大會中女性成員“專職專選”的選舉性別配額（Electoral Gender Quota）措施也切實有效地保障了村民委員會和村民代表大會中女性成員的數量。雖然選舉性別配額制度因其見效快，實施方便等優點在許多國家得到推廣，但是利用這種制度安排來促進婦女參政也受到了許多學者的詬病，特別是參政婦女的主觀意愿與實際作用受到了質疑。有學者認為，通過“專職專選”推舉出來的農村婦女委員，可能會讓一些主觀上不愿意參政或者不具備足夠政治素養的農村婦女被動參政。她們絕大多數擔任“虛職”或者只承擔與計劃生育相關的婦女工作，成為村級政府中的擺設。農村婦女參政只是為了響應上級政府推進男女平等參政的政策，而沒有真正實現鄉村治理中的男女平等。因此，現有的促進農村婦女參政的政策到底是促進了農村婦女實質意義上的參政，賦予她們更大的權力和責任，還是將婦女作為“點綴”、只給她們性別化的工作角色和提供有限的發展空間，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目前，絕大多數關于農村婦女參政的研究多將國家的相關制度作為宏觀背景，且將農村婦女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鮮有在微觀層面上將農村婦女作為獨立個體來進行研究。本研究旨在通過對承擔不同工作職責的三代農村女性和相關部門領導的訪談，讓參政的農村婦女講述她們自己的參政故事和經歷，借此考察農村女性參政的歷史變遷，研究農村婦女在參政過程中的能動性、兩性權力分配與代際傳承。
一、問題的提出：能動性與性別權力
在Emirbayer和Mische發表于《美國社會學雜志》的名篇《什么是能動性》一文中，他們將能動性定義為，不同結構環境中的行動者（Actor）在時間維度構建下的參與（Temporally Constructed Engagement）。人們如何理解自己與過去、將來和現在的關系將會影響他們的行為。主觀能動性并不僅僅意味著要主動抗爭，接受和適應環境也是行動力的一種形態。只要擁有行動的能力都可以被視為能動性。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martya Sen指出：“女性不斷發展的能動性是經濟和社會變革的主要中介變量之一，它的結果和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許多核心問題密切相關。”女性的能動性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影響。而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構建不僅與性別分工和傳統觀念息息相關，也受到社會轉型與市場經濟的沖擊。Aili Tripp認為，在傳統性別角色影響深遠的社會中，引進女性賦權制度可以有效破解原有的性別權力格局。
能動性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詮釋在劇烈社會變動中人們的行為。能動性的發揮受到能動者（行動者）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的影響。一個人過去的社會經歷、現在的工作體會和未來的期望對他（她）的能動性會產生影響。改革開放以后，勞動力流動、選舉制度和村民自治的引入等社會大背景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婦女參政的獨特背景。農村婦女微觀的個人軌跡與宏觀的社會背景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農村婦女的參政現狀。
通過對三代參政農村婦女的研究，把能動性放在時間的框架（Temporal Framework）里進行考察，可以加深我們對農村婦女參政能動性的理解。同時在婦女參政“專職專選”制度下考察婦女參政，可以更好地審視從上至下引入的外部機制對傳統鄉土社會的影響。農村婦女如何在現有框架下，克服傳統的性別偏見，需要找到契機，并發揮她們的主觀能動性，與既有制度和傳統的性別觀念進行互動博弈。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問題：在現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下，婦女的參政能動性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響？她們是怎樣發揮她們的能動性的？能動性的發揮是否激發了她們能力的發展？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婦女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又是如何影響性別權力結構和農村政治環境的？
二、研究對象與概況
筆者于2013年2月至2014年4月在浙江省C縣X村進行了四次田野調查，對該村的三位參政婦女——村支書老楊、村委會委員兼婦女主任大周、村民代表兼村計劃生育指導員小周進行了多次訪談，了解她們的參政意愿和經歷。同時訪談了該縣的婦聯主席和民政局副局長，調查她們對農村婦女參政的看法以及該縣為促進農村婦女參政所采取的具體措施。
C縣位于浙江省北部，是典型的魚米之鄉。2016年，該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602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909元。X村與太湖接壤，由11個自然村組成，共有21個村民小組。2012年村里的人口為1800人，全部為漢族。人均年收入約為18000元。村里大約有200名村民在外經商，還有一些村民在附近村鎮工廠打工。村里的支柱產業是養殖業，主要養殖淡水魚蝦、螃蟹和水鴨。2012年村里的集體收入約為280000元，主要來自村里集體土地的流轉和水塘的出租承包。村里共有45名黨員，其中女性黨員5名。X村三位受訪農村婦女的基本情況如下，見表1。
三位參政的農村婦女雖然在年齡、學歷和家庭經濟狀況等方面各有差異，但是也有一些相同的特點：她們在同齡人中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家庭收入以非農業收入為主，而且她們本人都不是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提供者。
三、參政的契機：主動參與還是被動接受
三位不同年齡段的參政農村婦女的講述揭示了農村婦女參政隨著時代的發展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逐漸完成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的轉變過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經濟背景對不同年代的參政農村婦女的主觀能動性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老楊、大周和小周分別于20世紀90年代初、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三個時間節點開始參政。20世紀90年代初，村民自治制度實行不久，一些政策仍然處于摸索階段，但同時也是一個全民經商的年代。大批農民特別是男性離開土地外出經商，留守的農村婦女被動地承擔起村莊治理的主要工作；90年代末，正好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召開不久，男女平權被提上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而21世紀初，促進農村婦女參政的政策制度已經施行十余年，農村婦女參政已經建立了良好的政策基礎，同時中央倡導的新農村建設為農村發展指出了新的道路。隨著浙江農村鄉鎮企業和工業園區的蓬勃發展，村莊內部和周邊的掙錢機會越來越多，浙江農村地區的男性陸續開始回流，并積極參加村兩委的競選，導致男女競爭變得異常激烈。
老楊最初當上村支書，其實是有歷史原因的。X村所在的C縣毗鄰上海，改革開放后，當地很多男性前往上海等地做生意。外出經商成為X村村民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并持續至今。一位村民說，最高峰的時候，全村大約有60%的人在上海做建材生意。老楊作為原來村集體班子成員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留在村子里的班子成員，自然而然地成為村主任的候選人選。老楊說：“我是16歲到村里當團支部書記的，那時什么事情都不懂。后面結了婚，1994年到村里當婦女主任，兼財務。后來我們村里老百姓群眾思想認識比較高，到外面做生意經商的人很多。C縣我們是第一個村到外面做生意。他們能干的人都到外面做生意了，書記、主任、會計全部都走光了，就剩我婦女主任一個光桿司令了。那時候公糧、兵擁費、教育費，亂七八糟有五六個費要收。鎮里面干部和我整天在村里跑來跑去。那時候收公糧不收錢，稱稻谷的。如果他們不去交公糧，我們要到每家每戶去稱。拿稱和袋子，拉著車子去家里稱的。到了1995年，（村委會）沒有人，鎮里下來一個書記到我們村，當了一年。后面培養了一個書記，又在村里工作了幾年，他的收入比不上人家在外面做生意，他也走了，又沒有人了。1995年，村里任命我當村主任。那時候我壓力挺大：我一個婦女整天在外面拋頭露面，整天和男人打交道。我家里老公也不說的，支持我的。”
但是老楊的參政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她在申請入黨時遇到了一些困難。老楊說：“我1984年申請入黨，1990年才正式獲得批準。因為村里有派系，對我入黨的事情意見不統一。”成為共產黨員，讓老楊獲得了成為村支部成員的資格，并為日后擔任村支書奠定了基礎。2002年，在老楊所在的村和鄰村合并以后，她開始擔任村支書，另一個村的男性書記擔任村主任。隨著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C村的許多男性村民回到村里發展，越來越多的男性候選人開始參與村支書的競選。老楊說：“上一次選舉，有五六個男性候選人競選書記職位。”自己當選的原因是“為老百姓干實事，苦干，老百姓很滿意”。大周在訪談中也提到了老楊的情況：“我們楊書記當書記很多年了，她很有魄力，比男人還有能力。這次換屆選舉，她年齡到了，準備退下來。村里的群眾和黨員都不肯，聯名寫信到鎮里，讓楊書記再干一屆。鎮里也批準了。”
和老楊被歷史推上政治舞臺不同，大周成為村委會委員，既是村委工作的需要，也是國家推行農村婦女參政制度的必然結果。大周講述了她成為村委會委員的經歷：“原來我在家里搞家庭副業。在我當婦女主任之前，楊書記覺得她既當主任，又要兼婦女主任（忙不過來）。以前村里是很貧困的，當主任也沒什么工資。我進村（當婦女主任）的時候（1998年），只有60塊錢一個月。我還兼經濟保管員，加在一起120元一個月。說實話，我們家庭有男人，就自己這點工資是不能養家糊口的。后來，老楊當了書記，村里另外選了一個村主任，我就進了村班子。為了村里的工作，我還放棄了家庭工業。”通過擔任婦女主任一職，大周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鍛煉。2008年，浙江省推行村委會婦女委員實行專職專選的措施，并提出要將婦女主任百分之百選進村委會。大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被選進村班子的。大周坦言，如果沒有專職專選，她很難被選為村委會成員。
小周2011年當選為村民代表，2014年開始擔任村里的計生指導員，并連任村民代表。她平時積極參加排舞、保潔、綠化和計生工作。作為村級政府的編外人員，小周也參加村兩委委員的值班和其他日常工作。她是村級政府中唯一的大學畢業生，參加村委工作后，充分發揮了她的特長，幫助村兩委整理和起草文檔，在微信等社交媒體上發放招工、體檢等各種通知。小周是村里唯一聘用的人員，她的工資和村兩委委員是一樣的。
此外，老楊和大周都提到了丈夫對她們工作的支持和鼓勵。老楊說：“丈夫很支持我，經常自己燒飯吃。對我說干一件事就要干好。”大周說：“丈夫很支持。不支持是堅持不下去的。”自己在遇到工作上的困難時，想過辭職，但是丈夫鼓勵她。可見，丈夫及親人的支持是農村婦女參政的另一重要條件。
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老楊和60年代出生的大周出于歷史的原因和工作的需要被動地接受了組織的安排，又在參政過程中逐漸提高了自己的參政能力，主觀能動性也得到極大地發揮。從最初的被動接受，逐漸轉變成積極主動地參與，并與男性村民進行競爭。她們主觀能動性的提高又反過來促進了她們的能力提升，使得她們能更好地勝任自己的工作，并能夠在與男性村民的競爭中勝出。農村婦女參政的能動性與能力發展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當然，村民委員會女性成員和村民代表大會女性代表“專職專選”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農村婦女參政的制度障礙和傳統的性別偏見，為更多的農村婦女參政打下了政策基礎，并創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婦女參政環境。而作為80后的小周從參政之初就表現出極大的主動性。她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擅長電子化辦公并熟練使用社交媒體等能力，使她成為以50后、60后為主體的“村兩委”成員的有力補充。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農村婦女而言，她們面臨著傳統性別角色的束縛，因此在參政過程中比農村男性遇到了更多的挑戰和束縛。參政的農村婦女并沒有完全擺脫“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模式。家庭中的經濟地位對于農村婦女參政似乎是把雙刃劍。擁有較高經濟收入的農村婦女更有可能參政，因為其經濟能力決定了她們在家庭和村莊中更具發言權。但是在多數情況下，她們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創造者。她們的參政不會造成家庭收入的太大損失，且能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所以也更能夠得到丈夫的支持。
四、權力的分配和傳承：性別角色還是代際差異
由于傳統的原因，絕大多數參政的農村婦女都有承擔婦女主任職位的工作經歷。無論是參政的農村婦女本人，還是該縣的主管部門領導，都認為農村婦女在某些工作上存在著天然的性別優勢。這些優勢有助于參政的農村婦女更好地開展某些工作，但是對這些優勢的過分強調與肯定，強化了農村婦女的性別角色。
“三代參政”農村婦女的歷史軌跡是相同的。她們都是先承擔性別化的工作角色（Gendered Working Roles），負責婦女與計劃生育工作，然后加入村委會，承擔更大的責任。從“三代參政”農村婦女的敘述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隨著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整和經濟的日益發展，農民生活越來越富裕，她們的職業身份和利益訴求也變得日漸多元。隨之而來，村級政府的工作重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的征糧征稅到90年代的計劃生育，再到21世紀初開始的新農村建設。這些變化對村級干部的工作任務與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也給農村婦女參政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和更大的舞臺。
老楊和大周都有多年擔任村婦女主任的經驗。因為歷史的契機，老楊先是擔任婦女主任，然后擔任了村里的主要領導角色。大周擔任婦女主任幾年后，通過“專職專選”成為村委會中的女性委員。小周是村民代表兼村計劃生育指導員。老楊對此解釋道：“女性當村干部一般都是從婦女主任開始干起。當婦女主任，對老百姓基本都了解。時間長了，村里每家每戶都認識。很少有婦女沒當過婦女主任就擔任村干部，除非是大學生村官。”
老楊不僅肯定了女性委員的工作，還強調某些工作，比較適合女性如創建衛生工作。老楊說：“兩委（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自治委員會）總共六個人，村主任兼黨支部委員。女的委員兼婦女主任。她工作蠻多的，全村創建衛生這塊工作就是她抓的。男同志抓得不實際。”大周在介紹她的工作時說：“我的主要工作是計劃生育、環境衛生和垃圾處理。我還負責組織婦女們跳廣場舞。我自己先從電腦視頻上學，然后教她們。”雖然大周的主要工作是計劃生育和環境衛生，但她也需要參與村里的其他工作。比如說，在建設“美麗鄉村”工作中，她需要和其他村干部一起說服一些村民同意拆遷，讓村民了解拆遷后的土地用于道路或者公共設施。
在討論男性村干部與女性村干部的區別時，老楊說：“男性的膽子大。在村里開展工作，肯定膽子大有好處的。但是，男性開支也比女性大，他們又要抽煙、又要喝酒。總之，男的人情開支比女性大。我從來不請客吃飯。鎮里面的干部到村里來，從來沒有請客吃飯、喝酒、到外面唱歌。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這些事情。”C縣婦聯主席和民政局副局長的說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這種差別。縣婦聯主席說：“男的干脆利落，女的考慮更周到細致。有時候女的工作要比男的多花十倍力氣，但后遺癥更少一些。男的更理性，女的更感性，更具有同情心。”民政局副局長說：“女性更精打細算。”
當問及為什么女性村干部人數較少時，老楊說：“主要還是舊社會思想，要跟現代觀念接軌，還是有一定距離的。不過現在女性這種想法也很少了。以后女性參加村里的工作會多起來的。”大周也同意老楊的看法，她說：“我們老百姓傳統傳下來，有點影響。好像男人有能力去擔任這個責任的。觀念逐步在改造，老的思想一下子轉彎轉不過來。”我們也訪談了C縣的婦聯主席，她坦言在剛開始推行女性委員“專職專選”制度的時候，的確遇到了一些阻力：“一些男性村干部說，婦女對參政議政熱情度不高，選進來干嗎？但是在實行了兩屆之后，政策推動對人們的觀念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提高了大家的性別意識。婦女進兩委之后，對我們推進婦女工作也有很好的效果。”此外，農村婦女參政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有的村里女性委員比較多，有些村子只有一名女性委員，婦聯主席對此進行了分析：“（農村女性的參政情況）受到經濟發展狀況、村書記和主任的觀念、區域差別等因素的影響。因為歷史原因，山區不如平原地區。山區男的做勞動主力，要砍柴、挖筍等。平原地區婦女打工收入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C縣婦聯主席總結說，女性村主任和村支書普遍都存在以下特征：“參政意識強、個人綜合素質高、有熱情。她們直接面對群眾，個人威望高，有些小事只能靠威望解決。致富能力強。有個村支書，帶頭養河蟹，帶領村民致富。而且家里比較和諧，不然群眾不服。”“女主職絕大部分曾經擔任過婦代會主任，她們對婦女的工作有一定偏好。”如果說老楊參政完全是歷史原因，是組織指派的結果，那么大周的參與則是由于實際工作的需要和老楊的有意培養。大周說：“我沒有進入村委會的時候，村里有些事情或者婦女有困難，楊書記會和我聯絡，讓我去幫忙，有情況向楊書記匯報。有些事情，楊書記托我之后，我去幫她料理一下。”而小周能夠擔任村里的村民代表和聘任的計生指導員，主要是因為她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并且自身非常積極主動。她還是村里的重點培養對象。小周說：“我是村里的后備干部，楊書記有意培養，我自己也有意愿。”
老楊、大周、小周三位婦女之間表現出了在工作上的互相鼓勵和支持。大周說：“自己也被罵過、哭過，受委屈很多。我向楊書記提出辭職，書記告訴我工作需要人做，堅持一下。”小周說：“有一次村民代表會議上，楊書記提出要為婦女買音響（用于村民跳廣場舞），有人不同意。我站出來支持。我說婦女跳舞，可以少搓麻將，給家庭帶來和睦。”然而，與兩位前輩不同的是，小周并不愿意從事只和計劃生育有關的婦女工作。小周說：“下次換屆選舉時，我打算競聘村委會委員。我大專學的是會計專業，所以我打算發揮我的特長，做分管會計的委員。”
C縣民政局副局長在接受訪談時提到，組織部門會開展工作，公開選拔村里的后備干部。年輕、能力強、文化程度高的人通過筆試和面試進入組織部門的視野。他們會提前參與村級管理事務中，如發現優秀的人才，建議他們參加下一屆選舉。此外，鄉鎮一級政府會篩選有參政議政能力的女性，從而有目的地培養。該副局長還說：“現在當村干部有報酬。對于婦女而言，當村干部既能取得報酬，又能照顧家庭，何樂而不為呢？”
從表面上看，大多數農村婦女參政仍然局限于性別化的工作角色，并且與男性成員相比，無論是上級政府還是村民對參政農村婦女的要求顯然更高。她們不僅要具有治理村莊的能力，而且要擁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睦的家庭關系做支撐。此外，雖然參政農村婦女的能力得到了上級政府、同事和村民們的一致認可，但是這種認可并不是全面客觀的。要么過于強調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強化女性特質，如“男的干脆利落，女的細致周到”；要么干脆將參政的農村婦女“去女性化”，聲明女性與男性一樣能干，或者更加能干，如“老楊比男人還有能力”等。
當然，農村婦女參政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長遠來看，通過從事計劃生育、環境衛生等性別化角色，農村婦女的參政能力和參與村莊治理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鍛煉與提升，并且得到了同事、村民和上級政府的認可，這為她們在今后從事非性別化角色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特別是隨著農村工作的重心從計劃生育向新農村建設的轉變，農村婦女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有了更加廣闊的空間。所以，參政的農村婦女顯然并不是村級政府中的“點綴”或者“擺設”，而是“村兩委”的中堅力量。
同時，老楊對大周和小周的有意培養，雖然是出于更好地開展某些性別化工作角色的目的，但這從客觀上鍛煉了大周和小周的工作能力。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農村婦女參政的梯度和后備力量，以及女性成員之間的權力傳承。農村婦女參政“專職專選”的制度安排以及當地政府推行的村級后備干部選拔及培養措施，從政策層面上支持并強化了這種權力傳承。因此，隨著農村婦女參政“專職專選”制度的進一步推進，參政婦女人數在未來會逐漸有所增加。如果參政農村婦女選擇抱團合作、互相支持，并有意識地培養未來的女性接班者，則能夠更加有效地打破婦女參政的結構性障礙。
五、結語
婦女參政與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也和婦女自身的經歷和選擇有關。婦女參政既有歷史的契機、政府工作的需要，也受婦女主觀能動性的驅動。村民委員會中女性委員和村民代表大會中女性代表“專職專選”制度的引入，是對男性與女性在參政領域不平等地位的現實承認，但也打破了女性在既有政治格局中的從屬地位和結構性障礙。這種集體性的策略不僅提高了婦女的主觀能動性，還顯示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集體能動性（Collective Agency），從而積極主動地推進女性參政的平權政策。正如Nar：e所指出的，能動性并不是指從完全無能到主觀能動，而是指在適應和接受的過程中培養了行動的能力。“三代參政”農村女性從最初接受歷史賦予她們的角色，到慢慢適應這個過程，直到最終培養其參政能力，并逐漸顯現自己的能動性，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除了小周之外，老楊和大周都經歷了一個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的思想歷程。她們在工作過程中培養了自己的能力，工作得到了村民和上級政府的認可，為贏得今后的選舉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能動性和能力是相輔相成的。具有主觀能動性，就會有意培養自己的能力，并激發能力，而能力的培養反過來又強化了能動性的發揮。雖然最初參政的農村婦女缺乏主觀能動性，但是在參政過程中，她們培養了相應的能力，能力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她們的能動性。從短期看，農村婦女參政的確存在著承擔計劃生育和養老等性別化工作角色的問題；但是從長遠看，參政的農村婦女在這個過程中培養了各種能力，并學會和男性同事進行談判與協調，為她們實質性的參政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與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婦女相比，80年代出生的農村婦女更有主觀能動性。年輕的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觀念更開放，也愿意主動接受挑戰，不再滿足于承擔傳統的性別角色，婦女參政從客觀的制度安排轉變為她們的主觀能動選擇。老楊、大周、小周三位農村婦女在共同工作中，互相扶持，逐漸形成了合力，激發了她們的集體能動性。
但是，我們不應該僅僅滿足于目前取得的成績。當前的性別配額制度，只是保證了參政農村婦女的最低人數，而傳統的性別觀念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影響。為了更大限度地發揮婦女參政的能動性，除了在選舉時引入性別配額制度之外，還要在村民中大力宣傳農村婦女參政的重要性和政策措施，積極培養農村婦女參政的后備力量，并在農村婦女當選后，培養她們參政施政的能力。因此建議逐漸增加性別配額比例，為更多的農村婦女提供政治舞臺，讓她們在基層民主建設和鄉村治理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原載于：《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
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學中國研究系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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