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個戊戌年（1958年），在中華大地上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
對于“大躍進”和同期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寫道：“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這段話，認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消極后果，也簡要指出了這兩場緊密相連的運動得以發動的原因。
此后,中央黨史研究部門、學界和民間對這場運動進行了多視角的研究、回顧和反思。
大量史實表明，“大躍進”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并延續多年，除了“經驗不多”、“急于求成”等因素以外，還有兩個更重要的原因：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所說的“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的家長制現象”；一個是農民自主權缺失。而這兩大因素，都是通過一系列運動形成的。
1、農業“合作化”及緊隨其后的“社會主義大辯論”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確保私有財產”等觀點，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5年春，由于農業合作社發展太快太猛，加之政府多購了70億斤糧食，全國出現了緊張情況。中央農村工作部在國務院副總理兼部長鄧子恢主持下提出“停止發展，全力鞏固，適當收縮”的方針。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了這個方針和具體計劃；毛澤東主席也表示同意，并提出“停縮發”的三字方針，但到五、六月，他改變了態度，要求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原有基礎上翻一番。同時，嚴厲批評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對農業合作化的態度是“右傾保守”、“小腳女人”；批評浙江省的收縮方針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犯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立場上替少數人打主意”而“犯出的右傾的錯誤”。
1955年10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說：“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
在不斷反“右傾”的壓力下，各地不擇手段地強迫農民入社。到1956年11月底，原計劃用十五年或者更多時間才能完成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不到四年時間就宣告完成了。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既為而后的“大兵團作戰”提供了載體，又為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調”創造了條件。
但是，由于所謂“合作化”沒有建立在農民自愿基礎之上，“合作社”管理混亂、分配上平均主義等問題很快凸顯出來。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社員不滿情緒凸現，很多地方出現“拉馬退社”風。到1957年春夏之交，退社風潮有增無減。如，仙居縣全縣33個鄉鎮中竟有29個鄉鎮先后發生了退社和鬧事事件；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掉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到19%。
當時，我們已經將整風運動轉為反右斗爭。在農村，則針對“退社風”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叫“社會主義大辯論”。由于把這場運動定性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并要求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反動煽動言論必須及時地有力地給予反擊”。所以，實際上的“大辯論”演變成對農民鳴放出來的各種意見進行蠻橫壓制和批判，并發生了亂打亂斗。如：河北省清苑縣打了230多人；陜西省咸陽縣斗爭了158人，有79人被捆綁吊打；云南省宜良縣斗爭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殺15人。一些地方還隨便給所謂“落后”分子扣右派帽子。河北省邢臺縣的王快村有居民400戶，就抓出了右派65戶。這場運動雖然剎住了拉馬退社風潮，促進了糧食征購。但其負面作用更為突出、影響更為深遠：一是掩蓋了農業社規模過大、公有化程度過高和干部作風等方面的問題，使整風整社的一些措施難以得到落實。二是這場運動既是“八大”正確路線遭到改變的結果，也是“階級斗爭為綱”路線得以確立的一個主要因素。三是這場運動既是反右擴大化的延續，也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先聲。通過大批右傾保守，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躍進得以順利發動；通過大批資本主義傾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1958年普遍建立起來。四是通過大辯論，壓縮和關閉了糧食市場，為高征購掃清了道路，埋下大饑荒隱患（詳見本號微文《千萬不要忘記“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歷史教訓》、《三次農村“社教”的歷史回顧》）。
2、反對“分散主義”和批判“反冒進”
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說：“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
早在1953年初，因為國家政務院按照《共同綱領》的精神頒布了《全國稅收實施要則》，取消了原先對國營經濟及合作社經濟稅收方面的若干優待，遭到毛澤東主席的批評。毛主席認為政務院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分散主義”的錯誤。所以，剛剛進行一個多月的“新三反”(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在中央人民政府內轉為反對“分散主義”運動。隨后，中共中央作出“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
1955年底，毛澤東主席要求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并強調“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1956年初，國務院各部召開的專業會議紛紛將原先規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務，提前到5年甚至3年，急躁冒進傾向越來越明顯。同年2月至5月，周恩來總理強調“冷靜”，認為反保守、反右傾“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一年后，1957年9月，在確立階級斗爭為主要矛盾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指責1956年“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松勁”。11月，他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時，給國內打電話，說1956年的“反冒進”是不對的，搞社會主義就要冒一點。1957年12月和1958年1月初，他在杭州召集兩次會議，嚴厲批評了周恩來等人反對急躁冒進的主張。接著，又在南寧會議、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強調反冒進是“政治問題”，反冒進的同志已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今年下半年你們就會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了”。 周恩來、陳云等與“反冒進”有關的國務院領導人先后作了檢查。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chongbai”。但一年半以后，毛澤東主席卻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對個人chongbai作了另一番解釋。他說：反個人chongbai，“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在毛主席講話后，中央和地方大員紛紛發言，對他進行頌揚。
通過反對“分散主義”和批判“反冒進”運動，并重新肯定個人chongbai，消除了高層不同聲音，掃清了發動“大躍進”的障礙。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
3、“拔白旗、插紅旗”
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15年鋼產量超過英國）。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批語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同年5月，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表揚了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某某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發言，點名批評講真話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犯了路線錯誤，決定免去潘的職務。
就在這次會議（八大二次）上，一位國務院副總理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毛澤東主席在批語中將其修改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一個月后，毛澤東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們3年基本上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提出“拔白旗、插紅旗”的要求。隨后，經過6月1日《紅旗》雜志創刊號的宣傳，全國上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很多對“大躍進”、浮夸風持懷疑態度的黨員干部甚至普通工人農民被當做“資產階級白旗”遭到批判、處分。僅在江蘇省，1958——1960年受到錯誤處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干部黨員就有21萬人，群眾22萬多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被當做“白旗”拔掉的。
與此同時，從中央到地方一批跟風浮夸的官員得到重用和提拔。
4、人民公社化
1957年冬，四川瀘縣為興修水利，決定將全縣3000多個中小型農業合作社合并成700多個大社，毛澤東主席得知后，指示起草有關并大社的文件。
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談到并社問題時說，除了地廣人稀的地區外，五年內逐漸合并。4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了成都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把小型農業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1958年4月下旬，毛澤東主席在談到未來農村的組織形式問題時說：那時我們的鄉村中將有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
1958年8月，毛澤東主席到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農村視察，所到之處，都鼓勵并社、辦大社。他稱贊河南省新鄉縣剛成立不久的七里營人民公社，說“人民公社名字好。”在歷城縣北園鄉，他聽到畝產4萬斤稻谷的離奇消息，卻鼓勵說“好”，你們“一干就干大的”。在河北徐水縣，他肯定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的做法，還和吹牛皮的縣委書記探討起“糧食多了怎么辦”來，讓農業社社員“一天吃五頓飯”。隨后，中央派工作組到徐水，開展“共產主義試點”；《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歌頌徐水人民公社的文章。
當月（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印發了毛澤東主席親自審閱修改的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章程》，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毛澤東主席在會上說“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
會后不到兩個月，全國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隨后，共產風和浮夸風緊密呼應，全國上下掀起了大煉鋼鐵、大辦公共食堂和爭先恐后放“高產衛星”的狂潮。廣西環江縣畝產水稻13萬斤的消息，竟然被當做特大新聞刊發在《人民日報》、《廣西日報》等眾多媒體上。
5、廬山會議開始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實際上，大躍進運動進行不到半年，各種嚴重問題就顯現出來。從1958年11月鄭州會議開始，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召開，毛澤東主席提出了一些“壓縮空氣“、“去掉虛報、浮夸”的要求，上上下下開始有限度地“糾左”。但是，毛澤東主席又反復強調，大躍進成績偉大，缺點是“十個指頭中一個指頭的問題”，是群眾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同時，批評“下面的同志”“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還以個人名義發出《黨內通信》，直接發給省至小隊六級干部。信中措辭嚴厲地批評了“大躍進”以來的某些左的錯誤，并要求省以下六級干部不要講假話。至于他老人家本人一意孤行的嚴重問題，卻沒有涉及；而且他老人家仍然對“吃飯不要錢”情有獨鐘。1959年4月初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仍然通過了1959年“實現國民經濟大躍進的宏偉計劃”。
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同志的一封信，引起毛澤東主席的震怒。會議改變了原定議程，中斷了有限度的“糾左”，在全國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一大批敢說真話的干部再次被打倒。左上加左的“五風”更加變本加厲地刮起來，終于釀成了三年大饑荒的悲劇。
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指出： “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chongbai、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60年前的經驗教訓必須認真總結、吸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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