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把農業農村擺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戰略高度，實現了從優先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需要到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這樣一個歷史轉軌。從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出發，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鄉村振興戰略的時間表路線圖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因此，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不僅伴隨著全面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更是一個自然歷史的發展進程，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具體任務、發展思路、實施路徑決不相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靠運動式發展我們也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強調，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因勢利導使之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進程。 “人類社會發展史告訴我們，通過人為強制、超越發展水平和自然稟賦推動的社會進程，最終是要付出代價的”（《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91頁）。
一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樣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中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稟賦、歷史基礎、政策取向等多方面原因，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發展呈現出多元形態，處于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各個地方存在的主要問題不盡相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階段不一，發展的目標和歷史任務、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式就必然不同，不可能一個目標、一個模式同步發展。為了防止出現一哄而上、急于求成搞 “一刀切”的“大躍進 ”運動，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和發展走勢分化特征，做好頂層設計，注重規劃先行、突出重點、分類施策、典型引路。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不搞層層加碼，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義，久久為功，扎實推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開始就要制定并堅持好正確原則，一旦走偏，房子造起來了，路開通了，水泥地鋪上了，要走回頭路就很難了（《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92頁）。對于有些錯誤的做法，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過嚴厲批評：有些地方干了一些“以城吞鄉、逼民上樓”的事，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05頁）。
山東出現強迫農民上樓運動，地方政府動用各種手段逼著農民拆舊房搬遷：“拆除農民住房，合并原有村莊，建立新型農村社區，讓農民集中住進樓房”。山東作為農業大省而非工業化、城鎮化發達地區，多數地方缺乏江浙地區那樣具有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以支撐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能力，而且在當前經濟背景下連財政自身運轉都十分困難，卻沒有量力而行，不顧客觀實際盲目大規模大范圍推進所謂的“合村并居”，先拆后建，拆遷補償款又不足以購置新房，不少農民無家可歸撿破爛似的在野地里搭窩棚安身，生產成本與生活成本立時大幅增加而生存難以為繼，帶來大面積返貧風險。如此折騰農民折騰農村，來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政績，就明顯違背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不要搞大拆大建的要求：搞鄉村振興，不是說都大拆大建，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
工業和城市的邏輯，一是集中，二是大量，三是高效率；相應的農業和農村邏輯，一是分散，二是適量，三是永存性。農業和農村的邏輯是一種分散的邏輯，是一種生命的邏輯。因為生命邏輯要求分散，沒有分散就不可能發展下去，許多生物的生活只是為了生存而不是為了高效。農村散居也許是全面現代化后最優的人口分布方式，現在拆了村莊容易再恢復就難了。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吸取城市城鎮化“大拆大建”的教訓，防止鄉村振興演變成另一場“房地產運動”，“把農村都變成城市，把農村居民點都變成高樓大廈”（《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05頁）。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又提醒，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功成不必在我”，就是要求山東領導干部不要搞急于求成、短期見效的大躍進“跨越工程”，跑步“建設美麗宜居鄉村”，以避免偏離本地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而導致發展目標的盲目性。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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